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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战略理论
地緣戰略理論的回顧與前瞻
TheReviewandForesightofGeostrategyTheory
作者：
羅慶生Lo,Max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地緣戰略學（geostrategy）是個具高度爭議性的學科，因為其主要經典有來自軍事學者馬漢（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的軍事史觀點、地理學者麥欽德（HalfordJ.Mackinder1861–1947）的地理學觀點、國際關係學者史派克曼（NicholasJohnSypkman1893-1943）的國際政治觀點，其概念經常與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或政治地理（politicalgeography）混用。
目前較通行的說法是將地緣政治歸類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學派，而地緣戰略則視為地緣政治的子學科，正如布里辛斯基（ZbigniewBrzezinski）的界定，地緣戰略是「對地緣政治利益作戰略上的掌握」。
然而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HansJoachimMorgenthau）曾批判地緣政治為「偽科學」，使其學術的科學性被質疑，當代學者在編輯國際關係理論通論之類著作時，大多排除地緣政治理論，依附在地緣政治學的地緣戰略理論因而也有相當爭議。
一、概念緣起與其爭議
地緣戰略的概念約略從19世紀中期就已出現，西方列強在爭霸世界的過程中，探討如何從全球地理的相對優勢位置部署戰略動線，起初並無特定詞彙，1916年瑞典學者克哲倫（RudolfKjellen）首創「地緣政治」一詞，著眼於地理與應用政治學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成為顯學，經德國學者豪斯禾佛（Haushofer）等學者引申並進而提出「生存空間」的概念，成為二戰時希特勒的侵略與擴張政策的理論基礎，因此被視為具有侵略意涵而在戰後被汙名化。
1942年舒曼（FrederickL.Schuman）提出「地緣戰略」的詞彙，強調國家安全與國際互惠合作，並主張以地理因素來設計國家戰略政策，史派克曼因此將地緣戰略定義為：
以地理因素為基礎的國家安全計畫作為。
1950年代後在摩根索的現實主義論述取得國際關係理論主流地位，以及核子嚇阻理論佔據大多數戰略學者心靈後逐漸沒落。
1990年代起則因中國的崛起再度受到重視，美國學者布里辛斯基在1997年出版《大棋局》（ThegrandChessboard：
Americanprimaryanditsgeostrategicimperative）一書，其副標題即使用geostrategic一詞，顯示「地緣戰略」詞彙再被美國部份學者接受，並使用於國際政治的領域中。
鈕先鐘因此稱之為「地緣政治的復活」。
除了美國部份學者之外，中國大陸的學者也經常使用「地緣戰略」一詞，然而我國三軍大學（國防大學前身）則使用「軍略地理」的詞彙，泛指：
「研究地理條件對政治、經濟、心理、軍事四大國力因素之建立、運用與發揮之相互關係的科學」。
這是因為據三軍大學的老將軍們的理解，由於「地緣戰略」和「地緣政治」等詞彙都被翻譯並簡稱爲「地略學」，為免混淆，故另採「軍略地理」一詞以資區別。
從各個有關的論述來看，雖然地緣政治、地緣戰略或軍略地理使用的詞彙與主要著眼點或有差異，但其指涉均依據從馬漢、麥欽德以至史派克曼以來的地理與國際政治運作相關的論述，在學術上有其傳承而成為一種典範，因此本文界定其為大戰略領域對國際政治權力運作中所受地理因素，尤其是大國相對位置的影響下所做的相關研究，並以地緣戰略一詞負載其概念。
無論地緣戰略或地緣政治，其理論最受爭議之處在缺乏經驗檢證，以致成為規範性學術而無法為邏輯實證主義者接受，其推論或主張對邏輯實證主義者的標準來說都只是無法檢證的「預言」，甚至是政治信念；然而，也正因如此，從布里辛斯基在《大棋局》一書引言中的論述：
「制訂一項全面和完整的歐亞大陸地緣戰略是本書的目的」，可見地緣戰略的概念仍相當程度的影響國際關係及戰略學者的心靈，縱然其論點無法以實證檢驗，但其論述的預測性或將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而影響國際政治的發展，也因此而有研究的價值。
二、地緣戰略理論的基本假定與推論
地緣戰略的典範基本上建立於馬漢、麥欽德、史派克曼等學者的論述。
但在討論這些學者的論點前，本文試圖指出這些論述所共同具有的假定，雖然這些學者本身並未明確說明，但依據孔恩（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指出理論負載（Theory-Laden）的概念，他們共同建立地緣戰略典範必然有其共享的假設前提，先釐清其理論的假定有助更理解他們的論點。
1.國際無政府狀態，國家追求權力、利益或安全，
國際無政府狀態與國家追求權力與利益是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典範的基本假定，在馬漢以及麥欽德的時代現實主義論述尚未成形，因此他們並沒有提到此一假定。
然而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中開宗明義即提到：
「國家間的競爭最後常導致戰爭的行為，人們早已清楚的認識到海上貿易對各國財富和實力的深遠影響」，其所謂國家財富與實力，可說是當時對國家利益與權力的認知，海權（seapower）的概念本身即為國家權力的蘊含，在這種論點下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假定更是不言自明。
而史派克曼雖提出「安全」的概念，但同樣強調「權力」是主宰國際關係的真正力量，並認為國家在爭取安全的同時，將導致其他國家的不安全。
地緣政治（戰略）理論的假定與現實主義典範相當類似，應是被某些學者歸類於現實主義的主因。
2.國家以戰爭作為獲取權力、利益或安全的最後手段
誠如馬漢所指出：
「國家間的競爭最後常導致戰爭的行為」，即認為國家爭取權力及利益，與戰爭發生之間有因果關係。
至於麥欽德在1919年出席巴黎和會時發表其著名的「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演說，基本論點即認為歷史是各國與各帝國間權力鬥爭的記錄，可見其對權力概念與戰爭發生的假定。
戰爭是地緣戰略學中非常重要的主題，無論基於追求權力與利益，或為爭取安全而採取預防性作為，都必須關注戰爭發生的可能過程，所有推論都著眼於地理對戰爭作為的限制上。
地緣戰略學雖非假定戰爭不能避免，但都認為和平是建立在對戰爭的準備之上。
3.地理位置決定軍事力量的運用
地理位置決定軍事力量的運用是所有地緣戰略學者的信念，最初（如馬漢）的論述是基於軍事學術上的推論，但隨後的發展逐漸成為地緣戰略學者毫不懷疑的假定，以致非軍事出身的學者同樣也可以依據地圖論辯，這因此成為地緣戰略學的特徵。
在馬漢、麥欽德與史派克曼這三位主要學者的論述中都充滿了地圖。
除了麥欽德本身是地理學者外，馬漢雖然是位軍事史學者，但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中所繪製的兩張全球地圖：
「帝國時代的各大帝國版圖1776年以前」與「英國皇家海軍巡邏點與商船航線圖」卻非常具有經典的意義。
身為耶魯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的史派克曼所著的《和平地理》一書中，只不過短短60頁的篇幅卻有51張地圖，而且幾乎都是不同投影方式下的世界地圖。
也正因此一信念，摩根索才會批判「它把地理因素提高到絕對地位，認為地理決定國家的權力，因而也決定著國家的命運」。
4.國家資源有限
國家資源有限是地緣戰略學的另一個基本假設。
因為國家資源有限，所以必須集中投射軍事力量和指導外交活動。
這也是所有討論戰略有關論述的基本假定。
在以上的基本假定下，地緣戰略學者描繪出一個奠基於地理相對空間的國際權力結構。
大國基於權力、利益或安全的理由，在資源有限並預防戰爭的情況下，必須集中投射軍事力量和指導外交活動在特定的地區之中。
這成為一種結構性因素而影響大國行為，不涉及動機、意識型態或決策過程。
因此，關鍵在軍事力量投射的限制因素考慮下如何解讀地圖。
地緣戰略學者是憑藉著其戰略修養，在世界地圖或地球儀之前發揮無窮想像力，勾勒出在大國關係位置下必須爭取或確保的地理空間，以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指導。
三、主要經典與其主張
有關地緣戰略的論述很多，然其典範主要為馬漢、麥欽德與史派克曼等學者所建構，雖然其他如喬治・肯南的圍堵理論也被視為地緣戰略的重要論述，但那些基於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集團對抗的形勢下所勾勒的論點在基於篇幅限制的理由暫且不論。
馬漢、麥欽德與史派克曼等人的論點雖然「古老」，但對今日的全球戰略形勢仍非常具有啟示意義，亦是研究地緣戰略者所不能不知的論點。
（一）馬漢
馬漢被地緣戰略學者視為「海權論」的代表或始祖。
其經典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InfluenceofTheSeaPowerUponHistory1660-1783）。
馬漢是美國軍官，畢業於西點軍校，曾參加過南北戰爭。
1884年美國成立海軍戰爭學院即赴任教，1886年升任上校，並任戰爭學院院長。
《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的許多資料應來自其授課的講義，主要記述從1660年的帆船時代到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的海軍史，但他提出「海權」的概念作為分析戰爭勝負的概念架構，以至成為第一部探討海權的專著。
馬漢認為戰爭的結果決定霸權的興亡，而影響戰爭勝負的關鍵則是控制海洋。
《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中絕大多數篇幅都是透過戰史解析論證這一點。
例如他在分析1756到1763七年戰爭時的結論：
「英國能在這一場戰爭中取得勝利，是由於在和平時期利用海洋獲得財富，戰爭期間利用其強大的海上力量和眾多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作戰基地來空制海洋」，因此，「一個是通過海洋尋求權力，亦或是通過陸路進行擴張，哪一個更明智些呢？
戰爭將作出答覆」。
馬漢認為透過海洋尋求權力較通過陸路更為明智的理由是經濟，而關鍵則是運輸，因為陸權所依靠的陸上運輸體系，無論從商業或戰略的觀點都不足以與海上運動相競爭，他在論述構成海權的第一個因素：
「地理位置」時即特別強調海洋運輸的優勢，這也是馬漢的海權論最重要的推論依據。
（二）麥欽德
麥欽德是英國的地理學家，西元1904年他提交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一篇題為：
「歷史的地理樞紐」論文（TheGeographicalPivotofHistory），以歷史的角度探討地理因素對國際權力鬥爭的影響，開創了現代地緣政治理論的先河，也被地緣戰略學者視為陸權論的代表。
麥欽德在這篇論文中，將歐亞內圈的重要地區，視為世界政治的「重心地區」，其特色是地形平坦，海權所不能進入。
他認為「重心地區國家因不斷向歐亞邊緣地帶擴張，因而在權力均勢方面享有優勢，此一狀況有利於利用豐富的大陸資源建造艦隊，於是世界帝國就會出現」。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麥氏對參加巴黎和會得出席人員，發表了其著名的演講：
「民主的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IdeasandReality），更進一步闡揚其理念。
這篇演講摘要自其同名的200頁钜著，是現代地緣政治學的經典。
他認為「歷史」是各國與各帝國間權力鬥爭的記錄，而影響這種權力鬥爭的關鍵因素則為地理。
世界是由佔一個全球面積十二分之九的海洋，一個面積佔全球十二之二的大陸，以及很多個總面積佔全球十二分之一的島嶼所組成。
於是他將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陸稱為世界島（WorldIsland）。
世界島的中央戰略位置，即前稱之為重心地區的內圈地域則改稱為心臟地帶（Heartland）。
而這一塊寬闊的陸地如果被一個強壯的民族加以有組織的統治的話，世界均勢將被扭轉。
他的結論非常聳動而引人注意：
誰能統治東歐，就能控制心臟地帶，
誰能統治心臟地帶，就能控制世界島，
誰能統治世界島，就能控制世界。
麥欽德雖被地緣戰略學者視為「陸權論」的代表，但其思想其實是馬漢「海權論」的延伸，基本論點並不衝突，因為他將歐非亞大陸視為「世界島」，如果這個世界島被統一起來並開始尋求控制海洋，以其龐大的資源當然不是海權國家所能企及。
和馬漢一樣，麥欽德同樣從經濟與運輸出發，海上的機動性所提供的貿易機會及運輸能量固然是大陸所不及，但他注意到當時工業與鐵路的發展，鐵路同樣能提供大量運輸的能量；工業化及鐵路網的發展，將可迂迴海權，而對海權提出挑戰。
1904年他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寫道：
「不要到這世紀終了，整個亞洲就都會遍佈鐵路網，在俄羅斯帝國與蒙古之內的空間是如此巨大，其在人口、小麥、棉花、燃料、及金屬方面所具有的潛力，都是大到無法計算的程度。
這必然會變成一個巨大的經濟世界，而是海洋商業所不能達到的」。
此一觀點，也就是地緣戰略學者重視鐵路網的發展，被視為具有高度戰略意義的原因。
1943年，麥氏再度撰寫一篇「圓形世界與和平的贏取」一文，登載於「外交事務」中。
在該書中他認為其心臟地區的觀念較20或40年前一樣有效。
不過他也增添了另一個觀念：
中間海洋地帶（MidlandOcean）。
他認為中間海洋地帶與心臟地帶幾乎同樣重要。
它包括：
法國的橋頭堡、英國防禦堅強的機場、美國東部與加拿大境內訓練有素的儲備人力、農業、與工業。
我們注意到在美、蘇對抗初期的發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概念和中間海洋地帶幾乎一模一樣，可惜北約在1949年成立時麥欽德已經去逝，未能親眼見到他理論的實踐。
（三）史派克曼
史派克曼是耶魯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
西元1942年他在《世界政治的中的美國戰略》一書，即對美國提出兩項建議：
1.美國必須瞭解「權力」是主宰國際關係的真正力量，所以美國必須採取現實政治（Realpolitik）。
2.美國必須瞭解歐亞權力均勢直接影響美國的安全。
第一項論點說明他思想中的現實主義本質，但第二項論點則使他成為地緣戰略的大師，反而在國際關係學界中很少提到他。
史派克曼基本上同意麥欽德的觀點，認為：
「就整體而言，美國對歐洲的立場等同於英國對歐洲大陸的立場。
歐洲保持均勢對美國有利，正如同歐洲大陸保持均勢對英國有利一樣」。
1944年，史派克曼所出版的遺作《和平地理》也是地緣戰略理論的經典之作，他先指出：
「美國唯有採取一種有力的外交政策，使歐亞大陸不會出現能統治歐洲與遠東的力量，才能維護其安全與獨立」，而後描繪了一個美國的「海權」與歐亞大陸的「陸權」，在未來世界權力爭霸中相互對抗的格局。
史派克曼同意麥欽德「心臟地帶終將出現一個強大的陸權國家」的推論，事實上當時的共產世界：
蘇聯、東歐與中共的結盟確實已具有此一雛形，同時他也認同馬漢所主張美國取代英國而成為偉大海權國家的主張，因此在海權、陸權的對抗中，權力的重心就已經不再是「心臟地帶」而轉移到對抗或衝突的交界地帶了。
他稱此歐亞沿海地帶，亦即麥欽德所謂的內新月形地區為邊緣地帶（Rimland），認為將是世界權力的樞紐。
因為陸權國家要求生存發展，必須要有出海口，否則經濟將被窒息；而海權國家又必須擁有港口基地，才能確保海權；因此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將比心臟地帶更為重要而富有潛力，它不僅是陸權與海權之間的巨大緩衝地帶，也同時對抗心臟地帶與沿海島嶼的壓迫，因此若能控制邊緣地帶，對內可控制大陸，對外可控制海洋。
他仿麥欽德提出另一句名言：
誰能控制邊緣地帶，就能控制歐亞大陸，
誰能控制歐亞大陸，就能控制世界。
雖然史派克曼在國際關係學界幾乎是被刻意忽視，但他的理論對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大戰略有深遠的影響。
喬治・肯南的圍堵理論基本上就是爭取邊緣地帶，以設法窒息共產同盟的經濟；而美國在1970年代千方百計要與中共建交以對抗蘇聯，就是要設法維持歐亞大陸的均勢，正如同英國在18、19世紀維持歐洲大陸的均勢一樣。
四、後冷戰時期的論述
1990年代後冷戰結束，蘇聯瓦解，美國成為全球獨一無二的超級強國，在此一國際形勢下，地緣戰略學者也出現新的論述，本文提出以下兩項，認為有值得注意之處：
（一）布里辛斯基的《大棋局》
布里辛斯基寫作《大棋局》的背景是美國打贏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成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超級強國，聲勢如入中天的時期，因此他企圖擺脫傳統海、陸權對抗的概念，關注在如何維持美國的全球超強地位上。
他認為：
「今天地緣政治問題已不再是歐亞哪個地理部份是控制整個大陸的出發點，或陸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
隨著控制整個歐亞大陸成為取得全球主導地位的主要基礎，地緣政治已從地區問題擴大到全球範圍」，而因為美國已經擁有世界超強地位，因此要注意的只是「潛在對手可能在某一天崛起」，美國的地緣戰略就是要「有目的的管理在地緣戰略方面有活力的國家，並審慎對待能引起地緣政治變化的國家，以維護美國的兩種利益：
在近期內保持美國獨特的全球力量；在將來逐步把這種力量轉化為機制化的全球合作」。
因此，簡單來說，既然美國已是世界超強，因此要注意的就是如何管理可能出現的潛在對手，以維護美國的超強地位。
布里辛斯基把能在國境之外影響美國利益的國家稱為「地緣戰略棋手」，而因地理位置能影響地緣戰略棋手進入重要地區，或阻止得到某種資源的國家，則稱之為「地緣政治支軸國家」。
他列出5個關鍵棋手清單：
法國、德國、俄羅斯、中國與印度。
5個關鍵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家：
烏克蘭、亞塞拜然、韓國、土耳其與伊朗。
而爲保持並儘量延長美國在歐亞亦即在世界的主導地位，美國要依靠西方的大歐洲民主橋頭堡和東方必將成爲地區主導大國的中國。
而在內外因素制約下，美國對外不宜抱過高姿態，而應同5個地緣戰略棋手在不同領域、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增進或建立盟友或夥伴關係。
雖然布里辛斯基視中國為地緣戰略棋手，但卻認為只能成為地區性而不是全球性國家，這是因為他認為「即使中國能避免嚴重的政治動亂，即使中國能設法在25年內維持其異常高速的經濟增長，中國相對來說仍是很貧窮的國家，況且中國是否能作到這兩點還大有疑問」。
所以，「總的來說，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中國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國中真正具有競爭力」。
可惜布里辛斯基忽略了中國的經濟成長縱然有其極限，但美國的國力卻會相對性的衰落。
在成為全球唯一超強後的傲慢使美國攻佔伊拉克而耗費太多資源，未限制資本主義的貪婪也引發金融風暴更拖累全球性經濟，以致在2009年11月歐巴馬訪問中國時國際傳播媒體已不斷出現G2論述，說明了布里辛斯基理論預測性的缺失，也使美國的「大棋盤」，必須重新佈局。
（二）海陸合和論
「海陸合和論」是大陸的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劉江永在2006年於「人民中國」雜誌所提出的一篇約2,800多字的簡短論述，雖然其理論的演繹並不完善，學術價值或有爭議，但他提出一個新的概念，也因此值得我們注意。
劉永江認為，雖然「傳統的地緣戰略理論在國際政治學界是沒有什麼地位的。
然而，至今，傳統地緣戰略學說仍然是美國制定全球戰略的重要依據。
美國一些人仍在主張，美國應與日本、澳大利亞等海洋國家聯手遏制中國」，因此提出「海陸合和論」，基本論點如下：
1.將人類歷史視為陸上勢力與海上勢力的鬥爭史並不符合歷史發展的事實，傳統的「海陸對立論」是人為的製造「威脅」與「對抗」，只能導致中美、中日之間產生地緣戰略對抗，已經過時。
2.在21世紀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正確的地緣戰略必須擺脫殖民主義時代思維方式的束縛；東亞是由海洋國家和陸地國家組成的，沒有「海陸和合」，建立所謂「東亞共同體」就將是一句空話。
3.「海陸和合」是亞洲地緣經濟關係決定的，陸、海國家有共同利益與互補性。
唯有「海陸和合」才能確保海、陸能源通道安全，應對非傳統安全領域各種威脅和挑戰的需要。
4.只有和平與合作，才能為海洋國家和陸地國家帶來可持續的共同繁榮與發展。
劉江永提出「海陸和合論」顯然是為了避免中國崛起後引起國際間的緊張關係，正如其文章所言：
「中國奉行海陸和合的地緣戰略，將有利於減少一些人對中國崛起的擔憂」。
但傳統地緣戰略有其根深蒂固的影響力，尤其中國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中亞國家組成「上海合作組織」，雖然其不斷強調非軍事同盟，但仍有麥欽德論點中「統治心臟地帶」的意味，美國仍會擔憂其是否進而向控制世界島發展，以「海陸和合論」試圖化解海權國家憂慮，其後續的效果與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五、結論
地緣戰略論雖然古老，美國戰略與國際關係學界也很少宣揚其論點，但正如劉江永所言：
傳統地緣戰略學說仍然是美國制定全球戰略的重要依據。
因此對我們台灣的命運來說，也不得不受這種地緣戰略的結構性因素限制。
從地緣戰略的觀點，台灣屬於海、陸對抗的邊緣地帶，美國如果採取維持歐亞大陸均勢的策略，也就是：
「中國強，支持俄國；俄國強，則支持中國」，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就降低。
但是如果中國崛起且與俄國聯盟的話，台灣的戰略地位就非常重要：
台灣如果加入陸權這一邊，則亞洲陸權就可以東出太平洋而挑戰太平洋海權；如果加入海權這一邊，則太平洋海權就可以封鎖亞洲陸權。
事實上，個人認為，「台灣要成為海洋國家」的論述，是表示台灣某些政治人物認同「海陸對抗論」，並提出其戰略選項。
然而，戰略地位重要並非可喜之事，因為「其人無罪，懷璧其罪」，這表示除非中國與俄國發生對抗與衝突，台灣將沒有機會在海、陸對抗的格局中置身事外，而且正如前所論述：
這成為一種結構性因素而影響大國行為，不涉及動機、意識型態或決策過程。
或許，支持「海陸合和論」是台灣一個較佳的戰略選項。
參考書目：
專書：
中文：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ZbigniewBrzezinski，《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8。
王恩湧，《政治地理學-時空中的政治格局》，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屈彥遠譯，NicholasJohnSypkman，《世界政治地理上冊》，台北：
教育部，1984。
林爾蔚、陳江譯，HalfordJ.Mackinder，《歷史的地理樞紐》，1985。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北京：
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
五南，2003。
教育部學生軍訓處，《軍略地理》，台北：
幼獅文化，1996。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
揚智文化，2003。
範利鴻譯，AlfredThayerMahan，《海權論》，陝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英文：
HansJoachimMorgenthau（6thedition），《PoliticsAmongNations:
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NewYork：
McGraw-Hill，1985。
NicholasJohnSypkman，《TheGeographyofthePeace》，NewYork：
HarcourtBraceandcompany,1944。
期刊：
鈕先鐘，〈地緣政治的復活〉，《國防雜誌》，第15卷9期（2000），頁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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