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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批判理论
传媒批判理论
人类进入到21世纪，电视、报纸、广播、电脑网络等传播媒介无疑成为世界的宏大景观，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交流信息的方式，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全新的体验和感受，甚至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它已经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
人与人的创造物之间的对话与对立、物对于人的解放与限制、人主宰于物与人被异化为物、文明成果的享受与失控，在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最大快乐与最大焦虑之中，传播媒介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因此而成为最为人们所关注的众矢之的。
遗憾的是，一直以来，人们惯于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视境来看待传媒，只是将传播媒介作为媒介传递工具，对传播活动和行为的价值、文化意义视而不见，这无疑已经远远不能解释传媒所带来的全新问题。
为此，就要求我们必须转换视角，借助于另一种视境——批判的视境去看待传媒，从而更深刻地领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这又首先必须去对西方的传媒批判理论本身加以了解，而这，就正是本书的目的。
一
大众传媒的兴起，应该说，是社会发展及人类传播技术发生发展的结果。
1837年，美国人塞缪尔?
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
1844年，当美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开通。
当时，莫尔斯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其电报内容是《圣经》中的一句话：
“上帝，你究竟创造了什么？
”。
这句话无疑是人类自身对自身创造——电子传播媒介的由衷惊叹和赞美。
它预示了即将到来的传媒奇迹。
毫无疑问，电子媒介为人类传播带来了空间距离和速度上的突破，使人们在传播的效率和质量上获得了质的飞跃。
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但它作为电子媒介的开端，为大众传媒提供了快速有效的技术手段，使大众传媒的发生和发展成为可能。
在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以《纽约太阳报》和《先驱报》为标志）深入到大众阶层之后，广播便利用半导体的电子技术随之跟进，到40年代，美国家庭收音机的普及率已经超过80%。
而电视的出现更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吸引的大众数量超乎想象，1969年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的实况转播全世界估计有5亿人观看，电视成为了人们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电脑网络等也被收纳到大众传媒的领域之内，使大众传媒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主要方面。
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无不感受到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以及电脑网络对我们的包围，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以及电脑网络构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的宏伟景观。
不仅如此，正如施拉姆所说：
传播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
传播媒介一经出现，人类社会生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鲍德里亚的例子更令人醒豁：
“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
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
在大众传媒刚刚兴起之时，大众传媒诸如广播、留声机、电视、电影等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引起了当时美国和欧洲等地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且开始着手研究。
然而，由于地域、历史、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原因，这种研究一开始就分裂为两条路线：
一条为美国学者所持的传媒经验实证主义研究路线，一条为欧洲学者所持的传媒批判理论研究路线。
现在，一般将传播学学科的建立归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传播学的美国经验实证主义研究，该研究以施拉姆和四大传播先驱：
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卢因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并通常被归为传媒经验实证主义学派。
经验学派倡导的是美国传播学研究最主要的范式——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最早正式以传播学面目出现的传播学思潮，在随后的四十年里占据了传播研究的学术正统地位，确立了传播学及传播学的研究方式，并被赋予了“传播学的主流学派”的头衔。
实证主义路线在历史上发展比较顺利，一般来说，传播学研究的最初阶段几乎都是经验实证学派的成果。
梅尔德弗勒等人在《传播研究里程碑》中研究了美国传播学的13项里程碑式的理论学说，发现传播学“13项研究里程碑均依循北美功能理论之传统，属于纯粹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
传播的经验学派对传播学的最大贡献就是遵循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鼓吹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传播现象，尤其是对刚刚兴起的大众传媒如广播、报纸、电视等着力关注，为广告代理、新闻制作、公关活动等树立起标准的具有数学公式特性的知识模型，让人们明白了传媒是可以策划、预测、组织的，传播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可以成立的。
在经验主义的思潮之中，传播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如“社会责任”理论、“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二级传播”理论、“知识沟”理论以及各种传播研究的模式。
这些理论是在拉斯韦尔等人开创的传播学框架内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到的，并使传播学作为20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得以站稳脚跟，持续发展。
但是，经验主义研究并非属于传播学唯一的研究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学者也关注到大众传媒的兴起，同时投身到传媒研究的热浪之中。
由于学术背景与历史的原因，欧洲学者所走的道路与美国学者有很大差异，他们一开始就将传播学的研究定位于批判主义的研究方式之中。
这种差异阿多诺足可以见证。
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阿多诺在1938年流亡美国期间，受拉扎斯菲尔德之邀到普林斯顿大学作音乐部门的负责人，参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普林斯顿广播研究”，分析美国大众收听广播的行为和态度。
但很快阿多诺就意识到他的思想与美国传播研究受财团资助的现状、为商业服务的目的格格不入，同时对抽象肤浅的数据调查方式极为不满；在工作一年之后，便提前离开了这一项目。
他事后解释：
“自然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的架构之下，并没有多少空间可以从事这种‘批判性质’的研究。
它是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明白地表示它需要的调查是在美国现行的商业广播制度的范围之内。
这也就是说，有关这个制度本身、它的文化、社会现行状况以及它的社会经济基本前提都不需要再加以分析”。
阿多诺的感受是一个批判主义学者所特有的感受。
他指出了，擅长实证分析的美国经验主义学派学者们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经验的内容层面上，注重“影响力”和“效果”的分析，没有去思考所持理论的前提、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及社会“权力”的问题，决定了他们只是在体制内进行着一种“御用”的研究。
主流学派的研究方法只是传播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主流学派的研究前提明显过于狭窄，研究方式过于保守。
但是对阿多诺的理解不能仅仅限于上面所说的内容，阿多诺的指责更重要的表明了：
传播的批判主义研究和经验主义研究不只是程度上、范围上的不同，而是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根本分歧。
作批判主义的研究必须持与经验研究不同的社会理论观，批判理论为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和主流实证学派截然不同的社会研究典范，对传媒本质的研究只能从“传媒批判理论”入手。
但是，阿多诺的提醒在当时大众传媒最为发达的美国基本上无人理睬，只能黯然离去，传媒主流学派继续着一统天下的旅程。
这样，虽然传媒批判理论与传媒主流学派的思想同时发生，并与之相碰撞，但是传媒批判理论的发展却并顺利。
可以看到，传媒主流学派与传媒批判理论的命运在历史中展现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经验主流学派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才是传媒批判理论阶段。
换言之，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媒批判理论研究才由于理论的自身建构及时代的发展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扮演了很重要的理论典范角色。
一般而言，所谓经验主流学派往往从“事实陈述”出发，坚持从功能主义、行为主义、行政主义出发去考察错综复杂的传媒问题。
因而，假设现存社会机体的合理性，就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前提。
也就是说，现存社会机体是没有问题的，它所发出的声音也都是公正、公平的，问题只是如何通过传媒去传达这一公平、公正的声音。
结果，经验主流学派就仅仅从体制内来考虑问题，仅仅从受委托的、御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充分发挥“作为工具”的传媒的功能之上。
而所谓传媒批判理论则往往从“价值判断”出发，坚持从批判的视境出发去考察错综复杂的传媒问题。
因而，假设现存社会机体的不合理性，就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前提。
也就是说，现存社会机体是大有问题的，它所发出的声音也都是不公正、不公平的，更何况，传媒作为现代技术的产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生命意志。
那么，传媒在传达现存社会机体的声音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传媒如何将统治阶级的利益“装扮”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传媒的意义生产如何为权利体制所左右？
传媒如何放逐、压抑弱势阶级、阶层的声音？
弱势阶级、阶层如何利用传媒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同时，传媒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何在？
这一切，正是传媒批判理论所孜孜以求的。
结果，传媒批判理论就必然从体制外来考虑问题，必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对“作为世界”的传媒加以批判之上。
当然，在批判传媒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之中，伴随的争论一直不断。
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理论不象经验主流学派的学说那样可以检验，没有科学的严格性；有的学者认为理论太过偏激，并没有什么现实的有效性；有的只是认为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传媒经验学派的理论补充，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的补充等。
其实这些争论包含了主流学派的研究者对传媒批判理论者的质问，包含了两者之间分歧的根本性问题：
对于传媒研究而言，最为适宜的方式是自然科学的方式还是人文科学的方式？
批判理论的研究方式为什么更适宜于传媒研究？
在象阿多诺这样的批判理论学者那里，既然认定对传媒本质的研究只能从“传媒批判理论”入手，回应这些问题，就成了首要的迫切问题。
应该说，传媒批判理论与主流经验学派的两种理论倾向不仅在表面上不同，而且在“后设理论”（metatheory）的层面上具有根本的不同；对批判理论的理解不能仅仅从表层理解，还要对传播媒介及社会研究背后的一连串后设理论上的问题，如“何谓社会”、“何谓传媒”、“何谓理解”、“何谓客观”等问题作重新的彻底验视。
只有通过检视其后设理论才能真正明了其中的差异，解答以上的争论，了解批判理论的真谛之所在。
二
首先，我们先进入到传媒经验学派的后设理论的考查之中。
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仍然信守着实证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心论点，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现象，由此建立客观的社会规律。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情况也基本如此，传媒经验学派的理论正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其思想基础，虽然现在许多学者不承认自己是实证主义的固守者，但其研究模式仍然以传播经验学派的模式为主，对那些专注于实务研究的学者而言，传媒批判理论对他们的触动微乎其微，用经验学派的方式考察传播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他们决不会考察传媒的本质及传播学的后设层面的问题；一些强烈信奉自然科学模式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非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传媒研究其实是不存在的。
考察传媒经验学派的后设理论是明了传媒经验学派的本质内涵的重要途径，也是通达传媒批判理论的必要环节。
虽然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包括主流的传播学家对实证主义的看法不太一致，但是总的来说，以下两点基本上是所有实证论者都统一的论点：
一、用自然科学的模式研究社会现象，其目的是要确立客观的社会规律和知识。
二、“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可以作逻辑上的划分；前者可以客观地验证，后者是个人的主观选择，没有真假值可言。
传媒经验学派的论点也不外乎以上两点。
很多传播学的研究者认为，实证论规定了传播学以自然科学的模式进行研究，不但给予传媒研究者严格的研究方法与技巧，并且建立了一个客观的验证程序去检视研究结果的真假值；而非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似乎缺乏相类似的严格准则，也因此难于建立客观的理论。
但是问题是，实证模式的社会研究能否真的给与研究者一套严格的验证程序和研究准则呢？
一般的理解在很多时候是指量化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实务中可以直接应用。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方法学上的技巧是不能用来划分实证和非实证社会研究的。
无疑，实证论者较倾向用量化方法作社会研究，但这并不表示这些研究方法是他们的专利。
严格的验证程序和研究准则只能从逻辑上去规定，不能只是看实际的效果或方法。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进入到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概念：
“发现逻辑”（logicofdiscovery）和“验证逻辑”（logicofjustification，有的翻译为“辩护逻辑”）。
在实证论者那里，“发现逻辑”是处理概念形成和研究方法及技巧运用上的问题，是建立假设、方法、技巧的准备性工作及问题。
而“验证逻辑”是涉及如何客观有效的验证一个科学理论或研究成果。
“验证逻辑”层面上的问题是实证社会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核心，实证社会研究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否建立一套严格的验证程序（在卡尔纳普和赖欣巴哈那里为“证实”的问题，在波普尔那里为“证伪”的问题）。
在经验主流学派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学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5W”模式基础上的，包括效果研究、受众研究在内许多研究领域的具体观点和理论都与“5W”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就以“5W”理论为例，来看看传媒主流学派的“验证逻辑”问题。
“5W”理论由美国学者H?
拉斯韦尔1948年提出，5W指代英语中五个疑问代词的第一个字母，即：
谁（Who）、说了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向谁说（Towhom）、有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提出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结果将之排列。
此即是后来的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效果的研究雏形，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
传播学的五大研究领域：
传播者研究、渠道研究、受众研究、内容分析和效果研究与之有莫大关联。
“5W”理论主要是一个验证的问题，换言之，传播学的经验学派所作的传播研究主要是“针对媒介内容所作的特定的、可测量的、短期的、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效果’研究”。
表面上看，5W强调的是严格客观程序，但如果深究其实质，主要是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一些基本假设，而这些基本假设是和研究者对社会科学本质的看法有很大关系的。
实证论者认为一个理论的真假值，纯然取决于该理论能否正确描述相关的外在世界，并不受价值判断的影响。
比如在“有什么效果”这个层面上，提出“电视有效”这个命题，一般的方法就必须核定电视节目与受众之间的数量关系（即收视率），如果是真的收视率达到一定的数量，就是“电视有效果”这个命题就是真的，否则，这个命题就是假的。
在这种验证过程中，参加命题检验的个人主观价值成分不予考虑，因为主流经验学派认为大家对电视的感觉基本上是一样的，看电视会看色彩、图像、声音、情节等，而不是在看内部的电子元件；而不同的人所看的电视在他们的评价中可能不是一致的，但是这些评价是不可验证的，是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因此不是实证的研究范围，或者是价值判断已经包含在行为方式之内，不需另行考虑到实证研究的范围之内。
以上的分析显示了实证社会研究如“5W”理论的几个基本假设：
一、语句的真假值取决于该语句和该语句所描述的外在世界是否吻合，这是“符合真理论”。
二、外在世界的现象是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这是一种“简单实在论”。
三、人的感官所感觉的事物是相同的，这是说感官是客观的或起码是基本相通的。
“5W”理论问题的关键在第二及第三点上。
感官的客观性或共通性是建立于由“基本现象”存在这一个假设之上的，在电视效果的研究上，“受众看电视节目”就是一个基本现象，是复杂现象的基本单元，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持任何赞同或反对的观点看电视，都可以还原至“受众看电视节目”这个基本现象，研究者对“受众看电视节目”这个基本现象不用深究，对受众如何看电视这个问题不用演绎，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用纯感官去了解及认知这些基本现象。
在实证论者的眼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根基是由于有不用演绎的基本自然现象的存在，亦由于此，纯感官的观察支持者客观验证的可能。
实证论者用同一个模式看待社会现象，认为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至不用演绎的“基本现象”或“基本社会现象”。
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实证论者所强调的严格客观验证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谓着他们对社会现象的基本假设。
社会包括传播基本现象的设定表明了遵循主流经验学派的研究者必须做着传媒的“价值中立研究”，这亦是构成了实证与非实证传媒研究的基本分别。
对很多非实证论者而言，是没有不用演绎的基本社会现象的存在，了解社会现象必然要加入研究者的演绎，任何理解都是演绎的理解。
在传媒批判理论研究者那里，主流学派所作的收视率只能表明特定的节目在特定的时间占数量上的统治地位，却不能说明它们以什么方式被收看，以及电视收看中的意义和价值，在分析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
在这里，本文并无严厉诟病经验实证主义及经验学派的研究的意思，它有它更深层次的道理，但是，在传播学研究中，我们必须在思想观念上有跳出主流经验学派思想框架的意识，因为它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
并不是说经验实证主义没有意识到其理论的局限性。
50年代中期，一些论者引用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上的论点来解释社会科学的本质。
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本质上绝不同类。
社会研究不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而是类似哲学般的学科，需着重于概念上的分析。
但从整体上说，首先，这一派别的论者对自然科学的理解，仍然采纳逻辑实证论的观点；其次，他们也设法提出一套较有系统的非实证社会科学观；只是通过分析“意图”、“动机”及“原因”等概念，来显示出在社会行为，或在人的行为上所涉及的因果关系的解释跟自然科学的解释的不同之处。
这种理论没有使主流的社会科学观受到真正的考验。
发轫于六十年代，由奎因的科学哲学及语言哲学所引发，经库恩在科学哲学上进一步发展，开创出一套与实证理论截然不同的后经验主义科学观，较大的冲击了主流的社会科学观。
这个论点强调自然科学的理论及知识，是必然有理论或价值介入的，绝对没有如实证论者所提出的价值或理论中里的自然科学研究。
就这点上，这派学说与实证的科学观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然而，另一个方面，虽然和实证论者对自然科学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此派学者大多数都认为社会研究仍要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一个后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模式。
因此，我们可以说，就这些后经验科学哲学家而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仍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可以说，从总体上而言，经验实证主义内部并没有对传统的研究思想和方式作根本的改观，其理论的局限性得不到改变，只能期待其他的理论来弥补其根本的缺陷。
在传播学主流学派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上述类似的情况。
“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二级传播”理论、“知识沟”理论等理论表现了主流学派意识到了传播中价值判断的意义。
例如怀特在1949年在验证卢因“把关人”理论之时，本来是想通过对新闻选择的调查，来确认新闻学和新闻专业主义中的那些金科玉律：
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等等，但是他失望和惊讶地最后发现新闻选择是建立在高度的个人主观基础上，传播者受到了种种外在压力。
在之后的“二级传播”理论中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将他人价值观念的影响放入了理论预设之中。
有的学者还对近年来的主流传播理论做出这样的阐释：
“1．比以往更强调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
随着向更新型传播媒介的转化，受众行为的重要作用将变得更清晰。
2．向认知科学或信息处理思路的转变。
这种思路至少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a．自变量由说服变量（比如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向表述概念（即所用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本质（在媒介中事件是怎样包装和表现的）转变。
b．因变量由态度（对一个对象或反对或支持的评价）向认知（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或信念）转变。
c．对传播结果的强调重点由改变（比如，态度改变和行为改变）转向重构（包括我们建构关于事件的图解或模型，或者对真实的社会建构）。
”
这些都表现了传媒经验实证主义学派对自身的调整。
但是这绝对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改变，传媒主流学派遵循的仍然是实证主义的思想，研究的立足点仍是可测量性、可检验性，预设了基本现象的存在，研究者必须保持“中立价值研究”。
从根本上而言，这些调整没有与主流的传媒科学观相冲突，而调整的不成功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实证主义的缺陷是本身无法克服的。
只有孕育于欧洲大陆的批判理论，才会正面冲突着主流的实证社会科学观，动摇主流研究的根基。
批判理论其中一个主要论点，是强调社会研究或任何对人的现象的理解，必然介入理解者的价值观。
传媒批判理论是一个强烈的价值介入论，彻底的反对了实证论者强调的“价值中立社会研究”的观点。
批判理论者认为社会现象是由文化意义和价值构成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成分是文化意义与价值，而文化意义和价值构成人的人格、自我认同和人际沟通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
近年来，许多非实证主义者都宣称自己的学说是批判理论，吉登斯的“结构理论”就认为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具有批判社会的意义，原则上是批判理论的一种。
社会研究必然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
但这些学者所强调的价值介入和批判理论所倡议的，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后者强调的是一种“强烈价值介入论”。
即是说研究者要有意识地介入自己的价值判断，才可以清晰地理解它所要研究的社会现象。
批判理论与之不同的最重要一点就是，研究者自觉地加入自身的价值判断，这也是传媒批判理论的本质内涵。
传媒批判理论正是借着这种思潮的流行而汇聚起来的。
特征最为明显的莫过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别于其他社会学说的地方，是它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认为社会研究必然蕴含着对社会批判。
他们的论点和吉登斯等批判理论不同之处，是前者强调社会研究内的批判，是研究者自觉地加入的价值判断。
这样，传媒批判理论者否认了主流经验学派将“发现逻辑”和“验证逻辑”作截然划分的可能，认为不论在问题的形成阶段，或研究中的理解过程，以及研究的成果里，都必然有价值介入。
同时，他们与早期的德国理论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强调社会研究中的价值介入，是指谓研究者自己的价值判断。
但是，批判论者强调在社会研究里介入的社会批判，同时这也是批判理论者所要面对的困难。
如果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介入的社会，如何客观地验证具有强烈价值介入的社会理论或研究呢？
研究者作为社会的一员，具有价值信念、判断的个体，如何才能保证理论的严格性、客观性呢？
带有主观性的客观理论是否存在？
理论是否可以证成呢？
这些是一直以来纠缠批判理论研究和理解的最困难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地解答。
四
在进展我们的讨论之时，我们将重点放置到一般意义的批判学派的意义探讨之上，因为后设理论的问题带有一般性。
当然这里还要考虑传媒与批判学派的关系问题，传媒和批判理论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问题，赋予传媒（包括其作用已经大得惊人的现代大众媒介）以什么“中心”的地位，声称传媒拥有什么“决定性”的而不是“中介性”的力量的问题。
如果赋予传媒的中心决定性位置，现代批判理论本身就是传媒批判理论。
现代部分学者持这种观点，但是有的不同意，认为批判研究与传媒理论研究不是同一性的关系，两者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
但是两种看法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在研究上存在一定的区分，但在本质上却都是一致的。
因此，无论持什么观点，现在对于传媒批判理论的解释必须放置在批判理论这个更广阔的理论脉络中，而批判理论也要与传播的研究紧密相连。
这里将简化这个问题，直接来探讨批判学派的问题，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中心问题，而传媒与批判理论的关系问题是个次要的问题。
批判理论的问题涉及到一个社会理论的证成问题，这不单是依赖该理论是否能正确描述当下的社会情况，也要涉及理论的内在严格性和客观性。
就传媒批判理论而言，就是要保证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内在是正确的，而这问题是取决于该理论能否令有关的人觉察到自己的意识、信仰、甚至是自我理解是部分的构成现存的社会制度及其不公正的地方。
简言之，个人的信仰及自我理解正好是部分地促成了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控制着个人的行为。
从历史上看，并非只有批判理论这才提出社会研究必然有价值介入这一论点，很多德国传统的社会理论学家也持有同样的论调。
不同之处是他们只强调社会研究不能避免有价值介入，但有关社会科学方法学上的讨论，则不应牵涉任何价值判断。
十九世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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