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1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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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13
第一章公共经济学的基础
主要介绍了与本学科相关的几种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
从研究方法讲有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演绎与归纳方法、博弈论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从基本原理讲主要有：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伦理观、公平与效率观、边际效用论、帕累托原理、委托--代理原理
从研究方法讲本章主要掌握什么是博弈论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而从基本原理讲则都较重要对后面的学习影响较大。
名词解释：
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所谓实证分析，指是与事实相关的分析，而规范分析则是指与价值判断有关的分析。
博弈论: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者在某种竞争下，当结果无法由个人完全掌握，而结局须视局中人共同决策而定时，个人为了取胜应采取何种策略的一种数学理论和方法。
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就是指这种自我实施协议的非合作博弈论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若其他局中人不改变其策略，任何一个局中人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来增加自己的效用。
换言之，在其他局中人的策略已定的情况下，一个人只能采取某种策略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任何策略的改变都不能使他的得利进一步增加，达到这种状态就称为纳什均衡。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
利己主义是从经济人的解释出发说明人总是追求身利益最大化为考虑问题出发点的；利他主义是从合作创造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人要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就必须考虑他人利益。
公平与效率:
公平，它是指如何处理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所谓合理分配。
效率，它是指人们工作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
机会成本:
是指当把一定资源用于生产某一种产品时所放弃的另一种产品的数量，这一概念现在已被延伸到很多领域，表明人们为获得某一利益而牺牲的其他利益水平等。
边际成本:
等于边际收益（MC=MR），它的含义是指生产厂商处在投入品与收益之间的最佳状态，在边际收益MR大于边际成本MC时，说明增加投资可继续获利；相反当MC>MR时，继续增加投资成本就增加更快了。
边际效用论:
以消费者消费某一产品所感到的满足程度即效用作为出发点，他们将效用看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产品自身客观存在的效用；另一方面是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感受的效用。
产品的边际效用是指该产品的消费量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所引起的总效用的增加或减少的量。
换言之，边际效用是指所消费产品的一定数量中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提供的效用。
边际效用有两种衡量方法，即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帕累托原理:
是指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在其他人（至少1个人）的效用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1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帕累托原理的定义表明：
一切资源配置的状态都可以通过是否留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分为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无效两种状态。
如果可以改进叫的话，不影响其他人的效用，说明这时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无效状态，就把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称为帕累托改进。
在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情况下称为实现了帕累托效率。
帕累托效率是判断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的依据，认为只有使资源配置达到了无改进的余地那就是效率。
委托代理关系：
被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
在这种契约下，一个或一些人（委托人）授权另一个人（代理人）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其中包括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力。
问答题：
1、实证分析开规范分析在公共经济学中运用的意义：
的研究自然既离不开实证分析，也离不开规范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可能提示出公共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效率、公平、福利的增加与损失等范畴与原理。
而规范分析可以给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共产品供给实施主体，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定位等问题以明确的答案。
2、什么是演绎方法与归纳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弟和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既有抽象的基本原理推论，又有历史的统计资料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更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高度统一。
而从大卫·李嘉图开始一直到马歇尔（除历史学派外），经济学家基本上只注重理论的演绎而忽略历史的归纳，从而使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史学逐渐变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分支学科。
以后在以现代经济学家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中，才又恢复了归纳方法与演泽方法相统一的历史传统。
演绎方法的标准是：
理论是否能够容纳或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
经验内容越多，越具有可检验性（证伪性），从而越是较好的或进步的理论。
归纳方法的标准准则是：
理论与经验证据是否最相符合，即理论越是符合经验证据就概率越高，从而就越好。
按照这一标准，一个理论所对应或包含的事实或经验内容越少，其概率就越高；相反，事实越多，其中可能与理论不相符的部分也就越多，从而理论的概率越低。
这与演绎方法的标准正好相反。
演绎方法认为经验内容越多，理论的概率越低，越能证伪，理论的科学成份越高；而归纳方法则认为经验内容越少，理论的概率越高，越能证实，理论也就越好。
3、为什么说博弈论在公共经济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公共经济学作为主要研究政府行为方式的科学，它的研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社会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交易等问题，这一系列的“相互”加到一起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
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每个人，每个集团，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都想通过自己的某种行动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但作为公共经济学其出发点是要使社会福利（利益）达到最大化，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不影响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的效率，它就要处理好在一定量的资源状况的合理配置问题，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应该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考虑解决你有政策别人有对策的问题；你要想使自己的政策有效，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别人可能采取的各种对策，以使你的政策本身符合纳什均衡的要求，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人们不能认为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这是件坏事，你该做的只是要想出更好的办法与他博弈。
要承认博弈对方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平等权利，而不是简单地付诸道义，幻想他能自动退出利益的角逐。
4、影响经济人行为的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包括哪些？
（1）C=C1+C2=f1（r,w,c）+f2（p,q,d）
式中C1——交易成本，它由所消耗的人力r、物力w和财力c所决定：
C2——心理成本，它由机会主义行为被查处的概率p、发生次数q和惩罚强度d所决定。
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C2上，即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资本的人对p和d的主观评价不同，从而有不同的C2和不同的总成本C。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博弈对手拥有意识形态资本的多少，将直接决定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从而对自己的C1产生影响，只是这不是从自己这一方面能加以有效控制的，属于外生变量，但据此可以对C1做出预期。
（2）经济人行为的收益函数可表示为：
R=f（s,m）
式中：
s——物质因素；
m——精神因素。
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s和m上，即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资本的人对s和m的主观评价不同，从而有不同的R。
我们这里所讲的意识形态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受教育的程度、思想水平、文化水平等综合，是人的一种精神素质。
5、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的观念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1）嫌犯的两难选择来证明的，当每个个人都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来行事时，将使所有的人都蒙受损失，其结果被称为零和对策（ZeroSum—game）或纳什均衡（Ｎashequalibrium）。
假设有两个人（Ａ和Ｂ）因共同犯罪而被捕，两人被分开关押不能串谋，警方要他们分别交代罪行。
警方告诉他们，根据已有证据可判每人１年监禁，如果有１人坦白交代，则此人可以释放，另一人因不交代则要判10年监禁；如果两人都坦白交待则各判4年监禁。
对A和B两人来说，都有交代与不交待两种选择，每种选择则因为对方的选择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
例如，对A来说，当不交代时，如果B也不交代，则各判1年，如果B已交待，则A要判10年；当A交待时，如果B不交待，Ａ可以释放，如果此时Ｂ已交待，则两人各判4年。
对这两个嫌犯而言，应如何选择呢？
这就是嫌犯的两难选择（Prisoners’dilemma），用表表示：
表一
Ｂ的选择
Ａ的选择
交待
不交待
交待
（1）4，4
（3）0，10
不交待
（2）10，0
（4）1，1
最终的表现是两种选择四种结果：
（1）都交代各判4年；
（2）A交待，B不交待，A获释，B判10年；（3）A不交待，B交待，A判10年，B获释；（4）都不交待各判1年。
对A来说最好的结果是
（2），最差的结果是（3）；对B来说最好的结果是（3），最差的结果是
（2）；对他们双方来说最好的结果是（4），最差的结果是
（1）。
如果A、B两人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选择，即都为了得到自己最好的结果而坦白交待，结果就是两人都得到了最坏的结果
（1），如果两人都从对方的利益出发进行选择，即都为了对方得到最好的结果而不交代，结果就是两人都得到了最好的结果（4）。
嫌犯的两难选择说明，如果每个人都仅仅从自己利益最大化出发来行事，则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会得到最坏的结果。
（2）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是一种公共产品，集体中的每一个经济人都具有“搭便车”的动机，而不会为集体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从而使集体行动陷入困境。
这时利益主体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可能是负和博弈。
为此，要组织成功的集体行动，必须具备如下四个条件：
第一在拥有潜在共同利益的人们之间，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奖惩规则，或是“有选择性的激励”，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以此来超越集体行动的障碍。
第二拥有一致潜在利益的人数必须足够地少，从而一方面可相对地增大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可降低奖惩制度的实施成本。
第三拥有潜在共同利益的个人之间进行的交互行为是重复博弈，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再次交易的机会。
第四必须拥有领袖人物，其勇气与献身精神是唤起人们的共同潜在利益的意识，激发起人们参与集体行动之热情的重要条件。
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利益或预期收益量上的差异或曰不对称，通常构成领袖们“奉献”的动机，同时也有一些领袖人物具有与众不同的效用函数，他似乎更看重精神上的需求。
（3）作为传统经济学假设的利已主义，越来越受到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挑战，至少认为利已主义对人的行为的假设是不完整的，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公共经济学更加倾向于将利已主义与利他主义统一起来，嫌犯的两难选择就是有力的说明。
现代经济学家所认为当个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认识到了采取集体行动的潜在或预期收益时，分散的个人行动才有可能汇聚成为集体行动。
这时利益主体之间是一种正和博弈。
因此，集体行动是多位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共同制定，并承诺要一道遵守特定制度安排的一种合作式选择。
事实上利他的重要性、集体行为对他人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显见的，不考虑利他还会造成相互损害而得不到修正。
6、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目标，抽象地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究竟如何，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观点。
我们这里只从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公平，它是指如何处理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所谓合理分配。
效率，它是指人们工作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
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将公平从属于效率，只能表明提高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保障，而公平是提高效率的社会环境。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往往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方式相联系，要是一个国家的国有资本在生产活动中所占比率很高，政府资本大规模地介入生产过程，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提出效率优先的原则。
因为只有提高效率，鼓励先进，发展生产，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真真实现公平。
另一方面提出效率优先的国家，在政策措施上为了实现公平也会对过高的个人收入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调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财富的福利最大化和社会稳定，为进一步提高效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公平与效率在同一时空上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政府调控如果过多地向公平倾斜就会牺牲效率，过多向公平倾斜，就会使一部分生产要素的价值得不到实现，劳动者与资本在市场上的活力就会下降，从而降低效率。
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劳动效率的提高，是受分配是否合理影响的。
政府假如将劳动者或者资本在市场上获得的正常收入（可能差距很大），过多地通过税收集中起来，重新进行有利于低收入者的分配，意味着对一部分劳动者劳动收入的剥夺，久而久之这部分人的劳动效率就会下降。
但如果过份向效率倾斜，任凭市场机制作用的调节，因种种原因，不同社会或员间的收入差距无限扩大，出现贫富过度分化，穷人生活水平不断恶化，那样不仅市场消费会出现萎缩，而且社会稳定也会受到威胁，更谈不上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
假定我们将公平看作是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效率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那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多考虑讲效率，而发达国家则更应该讲公平。
假定一个社会的盈利性生产活动是由私人企业进行的，政府只是从事非盈利性活动，那么这个政府的首要出发点就是讲求公平而不是效率，效率由市场来决定，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和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必然会提高效率，政府只要管住社会公平就行了，这类国家讲公平的同时才是去兼顾市场或企业的效率问题，比如不要有过高的税率，毕竟过重的税负也是要影响市场或企业的效率的。
判断公平与效率处理是否得当的一般标准可以是这样的，当向效率倾斜影响了公平最终使效率也不能提高时，就表明政府需及时调控原有政策而向公平倾斜了，因为这时很可能已是消费持续走低，货币的边际总效用下降，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企业面临破产了。
这时只有向公平倾斜，增加转移支付，提高社会公平程度才能提高效率。
而当政府在向公平倾斜的时候，牺牲了效率最终社会公平也得不到实现时，这说明原来的政策已过多地向公平倾斜，应该考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整各种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允许不同劳动者、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收入的不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条件。
公平与效率作为一对矛盾需要不断地加以调整，不能认为这对矛盾在一定制度下可以一劳永逸地自我运作。
7、试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分析货币的边际效用问题。
一般有两种解释：
一是生理和心理的原因。
对消费者来讲增加同一物品的消费，由于重复使用，生理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刺激效应就减弱了。
再是说，假定一种商品有多种用途，这些用途的效用又是不同的，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肯定是将物品首先用于效用最大的地方，依此办理，这样物品被消费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用来分析货币边际效用递减上，货币边际效用在穷人与富人间的不同，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分析生产、分配等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我们认为穷人货币的边际效用区别于富人货币的边际效用，虽说现代社会消费品的种类繁多，富人的货币可以有多种用途，不会在某一商品上无穷使用，但不可忽视的是现代经济条件下，贫富分化非常严重，作为市场势力又在不断推动这种分化，一些人可以有上亿美元的货币财富积累，另一些人则食不裹腹。
究其原因讲
（1）人的生活消费在一定阶段并不是象人们认识的那样是无限的，而是有终极的。
（2）投资环境较差，资本利润率存在递减等。
对于富人来说现金与其它财富最后成为“遗产”是常有的事，所以不能因此否定货币边际效用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同效用。
穷人货币的边际效用大是因为穷人拥有的可支配收入少，每增加一个货币单位的支出对自己的需求而言，满足的效用大。
富人货币的边际效用小是因为富人拥有的可支配收入多，每增加一个货币单位的支出对自己的需求而言满足的效用在不断下降，其最后的边际效用就小。
为进一步说明穷人货币的边际效用区别与富人货币的边际效用，我们作下面举例：
从静态看，如果将1000万现金货币分给一万个刚开始生活的人，每人1000元，与将1000万元分给新开始生活的一个人，货币的边际效用前者为90%以上，后进则只有20%左右。
要是从动态看，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假如将1000万现金货币，分给一万个只有1000元存款的一千个穷人，那这些人有可能为了享受生活而去取出存款，连动新增加的1千元钱买一台彩电，要是真的那样话，新增货币的边际效用就超过100%了。
而将1000万现金货币，给一个有1000万存款的富人，那么这新增1000万元的货币边际效用就趋向于0了。
有人或许会说富人不花钱，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就提高了吗？
如何看待这一点呢？
我们说
（1）富人节欲不是不存在的，但不是普遍现象；
（2）我们说富人的“节欲”使货币支出减少，影响了消费，导致商品流通不畅，部分商品的价值得不到实现；（3）货币边际效用不同表明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异，使生产和消费达到两旺。
8、试用图标分析交换的帕累托最佳条件。
假如有两种商品、两个人，如图1-1所示。
现在决定在两个人H和J之间分配X和Y两种商品。
如果两者开始时的分配决策是D点，那末可以进一步改变交换点而不会使任何一个消费者失去什么福利。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图表上来说明，如果消费者H从D点开始沿着他的无差异曲线向下移动，对于他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仍然处在相同的无差异曲线上，而对于消费者J却会增加福利，因为向下移动使消费者J处于比D点来得高的无差异曲线上。
也就是说，对消费者H没有坏处，对消费者J却有好处。
所以说，D点不是福利最佳条件所规定的点。
再看图中的E点，它不同于D点。
如果再作变动，无论向哪个方向移动都会对其中一个消费者不利。
例如从E点开始，沿着H的无差异曲线移动，结果就会使消费者J处于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对消费者J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沿着J的无差异曲线移动，结果就会使消费者H处于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对消费者H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最佳消费者福利的条件是：
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如果再作任何一种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另一个人的境况变坏。
图1-1最佳消费者福利
从数学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在E点上消费者H和J的两条无差异曲线正好相切，因此这两条无差异曲线的边际替代率恰好相等，即
MRSXYh=MRXYj
这里MRSXY就是商品X替代商品Y的边际替代率，h,j代表消费者H和J。
把消费者H和J这些无差异曲线相切的点连在一起，可得到最佳消费条件的“契约曲线”，如图1-1连接两个原点的曲线所示。
9、委托代理关系是如何的产生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早期企业那种靠个人投资与管理越来越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及资本的不断积累，企业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于是，由资本所有者完全独立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受到所有者所具有的精力、专业知识、时间、组织协调能力的局限性的限制。
当所有者不能在进行风险决策的同时又圆满地从事上述活动时，就可能去委托专业人员代理执行监控企业的职能，这时便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Principal-agent）。
委托代理关系被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
在这种契约下，一个或一些人（委托人）授权另一个人（代理人）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其中包括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力。
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只是在股份公司，尤其是股票上市公司中才成为普遍的现象。
资本所有权与控制完全分离的上市公司的产权结构具有以下特征：
（1）投资者资本的自由转移；
（2）股东承担有限责任；（3）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4）经营控制权高度集中。
法律规定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拥有剩余索取权，享有经营利润，并承担有限责任。
可以说，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但是，代理关系并不必然导致代理问题（agencyproblem）。
代理问题的核心是动力问题。
如果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完全一致，则不会引发代理问题。
因此，代理问题的产生还依赖于另一个条件，即代理人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性。
10、代理成本包括哪些内容？
如何降低代理成本？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这就很难避免代理人利用委托人的授权从事与委托人的根本利益不相一致的活动，从而导致委托人利益的损失。
这种损失便被视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下的“代理成本”，它包括：
（1）向代理人支付的薪金、资金等费用；
（2）代理人为追求非货币物品所导致的企业成本上升和利润减少；（3）由代理人的决策与委托人利润最大化的最佳决策之间存在的差异所导致的企业效率的损失。
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委托人就需要通过契约关系和对代理人行为的密切监督来约束代理人的那些有悖于委托人利益的活动。
问题是这种契约关系及监督规则能否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将直接影响约束成本的大小。
如果不能在契约关系中充分考虑到环境的各种可能变动，那么为代理人规定一般的行为规则或决策程序就会限制代理人的经营活动，使代理人丧失适应无法预料的未来的不确定性。
契约关系中确定的约束规则越是完整、明晰，代理人的选择空间就越是狭窄，企业行为就越僵化，可能丧失的获利机会就会越多。
因此，为了有效地通过契约关系从外部约束代理人的经营行为，契约双方必须掌握足够的信息，能预见到环境的各种可能变化。
信息理论告诉我们，收集、传输、贮存、整理信息是需要费用的，信息需求越大，信息费用就越高。
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环境下，若要获取真实和充分的信息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代价常常是很高的。
此外，通过谈判传递信息、起草合约和签约还要支付谈判费用；为保证契约的履行，还需要支付对双方行为进行调查、监督和检测的执行费用。
以上这些旨在规范代理人经营行为的交易费用，以及代理人的经营行为受限制而产生的效率损失被统称为约束成本。
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必然存在正值的约束成本，且随不确定性程度的增长，约束成本也相应增加。
一般来说，契约越是完整、明晰，越能约束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代理成本就越低，但也会带来更高的约束成本。
代理成本和约束成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这种替代关系就有可能使委托人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调整约束强度。
如果约束成本大于代理成本，宁可放松约束；反之，当约束成本低于代理成本时，就会强化约束。
理性的委托人将在约束成本在边际上等于代理成本的水平上实现对代理人的外部约束均衡，这一均衡调整过程将使约束成本和代理成本之和达到最小化。
这个最小化的约束成本和代理成本之和也可以称之为代理成本，它是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时，委托代理人经营的交易成本。
代理成本的大小显然与监督和约束的难易程度及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的一致程度有关。
监督越容易，利益越一致，代理成本就越低；反之，代理成本就越高。
通过获取代理人行为的信息，设计出最优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代理人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转化为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可以有效地控制代理成本。
除此之外，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条件下，还可通过以下途径降低代理成本。
⑴经理劳务市场的竞争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
法马（Fama）认为，经理劳务市场的竞争将对经理施加有效的压力。
如果经理在任职期间被发现有严重的侵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或者因决策失误造成企业亏损，那么在经理劳务市场上，他的人力资本价值就会贬值。
由于经理市场会根据经理过去的表现计算出他的将来价值，经理要顾及长远利益，就必须努力工作，因此即使不考虑直接报酬的作用，代理成本也不会太高。
霍姆斯特龙（Holmstrom）根据法马的上述思想建立了如下模型：
假定经理的实际能力未知，并且假定时间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经理有可能努力工作，尽管没有任何监督。
这是由于市场根据他过去的表现，对他未知的能力作出估计。
虽然在某一均衡点上，市场不会被欺骗，但是由于经理害怕市场对他作出不利的判断，为了长远利益考虑，他会努力工作。
⑵产品市场的竞争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
哈特（Hart）认为，如果企业面对的产出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这种竞争会对经理形成压力。
假定同一产品市场上有许多企业，它们的生产成本是不确定的，但统计是相关的，这样，产品市场的价格便包含着其他企业成本的信息。
同时，相关性使得这个价格也包含了被考虑的企业的成本信息。
如果被考虑的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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