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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东亚的文化交流论文

21世纪东亚的文化交流

1999年第三次10+3领导人会晤所发表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曾经明确地将文化列为东亚合作的八个重点领域之一。

十年来在东亚各国的共同努力下,10+3合作机制框架下的文化交流渠道不断拓宽,内容日渐丰富,东亚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加强对东亚地区文化交流,深化与东亚各国的文化合作,历来是中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战略重点和优先方向,让我们关注这样的现实。

  第一,东亚是与我国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仅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每年与中国各类文化交流项目的总量就多达1000起左右。

  第二,东亚是与我国高层文化往来最为密切的地区,东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化高官互访一直居于前列。

  第三,东亚还是与中国启动区域文化合作最早的地区。

自2003年首届10+3文化部长会议在吉隆坡举行,创建10+3文化部长会议机制开始,东亚各国就主动推进区域的文化合作。

在2005年8月举行的第二届10+3文化部长会议上签署了《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与世界区域组织间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合作文件。

2006年和2007年,中国文化部连续举办了两届“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和“10+3文化人力资源研讨班”,加强了与东亚各国文化官员和专家间的交流。

2008年1月,中国代表团在“第三届10+3文化部长会议”上,提出制定《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执行计划》的倡议,得到了各国代表的支持。

同时,中国文化部还通过10+3文化高官会、东亚文化网络会议等对话机制与各国文化高官、专家、艺术家开展了多层面的对话与交流。

  为搭建一个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亚洲国家集中展示各自文化艺术成果的平台,向世界展示全新的、整体的亚洲文化形象,中国于1998年创办了首届亚洲艺术节,一年一度的亚洲艺术界,为亚洲艺术家充满展示亚洲艺术的风采和魅力提供了良好的舞台。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积极地推进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

2005年11月,中国文化部在广东佛山举办的第七届亚洲艺术界上,同期举办了包括东盟、中日韩各国在内的23个亚洲国家文化部长和文化官员出席的亚洲文化部长论坛,并共同签署了《佛山宣言》。

2006年8月,中国文化部举办了以“为东盟喝彩”为主题的第八届亚洲艺术界,同期还举办了首届亚洲美术馆长论坛10+3主题会议。

2007年9月,中国文化部在江苏南通举办的第九届亚洲艺术界上同期举办了中日韩文化部长论坛,三国文化部长就建立中日韩文化部长对话机制达成共识,并签署了《南通宣言》。

 伴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地区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今天的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较为繁荣,发展极具活力并引人注目的重要地区。

如何构建一个以和平、发展与合作为主旋律的东亚,是我们在座各位共同关心的命题。

令人高兴的是今天我们已经从文化的角度找到了继续扩大和不断深入与东亚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的新的源泉和新的动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交流与合作将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东亚文化交流与合作应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提倡文化多元发展的合作。

文化的多样性源于不同民族、地域、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各国文化有历史长短之分,但绝不优劣、高下之别。

正是文化的多样性产生了交流和借鉴的必要性。

人类文明也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汇中不断得到推进的。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是多元文化的摇篮,多样文化的沃土和多彩文化的家园。

包括东亚在内的亚洲各国,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精彩纷呈的文化,这种独到的文化既是我们的身份也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尊重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差异,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求同存异中交相辉映、共同繁荣,以达到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二,继续推动东亚各国的文化产业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产业已经成为21世纪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之一,并逐步成为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方式和主要渠道。

它与信息产业并称为21世纪两大新兴支柱产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东亚各国发展文化产业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东亚各国对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已形成共识,文化产业合作对话机制基本建立,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主办的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迄今已举办了6届,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已举办了两届,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的指导下,不断引导东亚文化产业的合作向纵深和务实方向发展,目前这两个论坛已经成为区域内文化产业信息交流、产品展示和项目合作的综合平台。

  发展东亚文化产业合作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和打造品牌产品的合作,这些都需要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相信在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东亚文化产业将会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这将对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从而为提升亚洲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增进东亚文化认同,是媒体和文化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一个区域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一种深层次的维系力量,即彼此之间的认同,认同是国家和民族彼此间的接纳、信任和理解,是对共同利益一致的认识和追求,而文化认同则是国家之间信任、地区和谐的基础,因此,和谐东亚的建设,应从文化认同开始。

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东亚各国形成了神采各具的文化特色,同时在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中,也有着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比如重视家庭、勤俭节约、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关注社稷、天人合一等等,这些是我们共同的情感基础和文化纽带,在推进东亚各国的文化认同中这种基础和纽带是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取代的。

正是由于差异,才有必要进行交流,正是由于共性才能更好的进行交流,我们期待的不仅仅是东亚各国文化的彼此欣赏和认同,更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心灵的日益靠近,相信在这方面媒体界的朋友,你们一定能够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协孙家正副主席的形容非常贴切,“人类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播史,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使传媒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和影响越来越突出,它改变着信息的传播,也深刻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艺术家达芬奇有一名言,“艺术借助科技的翅膀才能高飞”,开展促进文化认同的有效合作,并以此作为我们的共同责任。

中日韩三国拥有不同的政经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目前仍有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其体现是:

美日防务协定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两极对抗格局崩溃以后不仅没有弱化和逐步消亡,反而有强化扩大的趋势;日本由于近代历史上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至今某些人未能对历史问题采取正确的态度,如何在东亚地区获取信任仍有待解决;中国面临着实现国家最终完全统一的问题。

这些情况决定了东亚安全的脆弱性,也决定了安全对话的必要性。

一、和合精神:

东亚文化发展的基本理念

文化对话是一种相对缓和的交往方式。

就历史而言,东亚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建立于文化共同体事实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意识深厚而悠久。

但在现代性转折过程中,东亚文化的整体性已经离散。

现在要探讨的是,如何承继传统,构建新的东亚文化共同体。

21世纪是文化多元化的世纪,这是由人和人类社会的特性决定的,也是现实的人的生存境况决定的。

在多元文化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文化抉择成为可能。

这种抉择的根基是个体或群体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传统,但是这种抉择过程本身却具有两重性,既可能是对传统的坚持,也可能是对传统的反叛。

无论是坚持还是反叛,抉择过程必然是价值评估和择优(适合自身需要者为优)过程。

因而,抉择实际上带来文化竞争。

不同群体争取自己文化被承认的斗争的结果,将导致某种普遍主义的文化原则或者说精神价值的被肢解。

人们强调自身的精神价值、传统习惯等与他国、他民族不同,进而要求获得应有的认可与尊重,从而拒斥文化一元论或文化普遍主义,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

但是,人们总希望将其所认同的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与价值的文化。

因此,文化认同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限定文化认同的,应当是文化宽容,即文化认同不应当违背文化宽容的原则。

文化宽容是基于文化多元的现实,也是为了多元文化能够共存而良性的发展。

然而,如同必须将文化认同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一样,文化宽容也应该有其前提。

如果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复活,难道人们也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待之,认可并容忍其进一步发展?

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文化需要宽容,但文化多元或者说文化的歧异性并不能够作为文化宽容的前提。

文化宽容是对具体的文化的宽容,是否应当宽容应该随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定。

因此,只靠文化宽容并不能避免文化之间的冲突。

要避免冲突的发生并使文化之间良性互动,从东亚的情况来看,还是要植根于东亚自身的传统,现实的选择就是挺立和合理念。

和合就是主张不同文化的兼容,多元文化的共生。

和合精神应该成为人们最低限度的共识,应当成为东亚文化发展的基础性理念。

和合理念的具体化,就是和生与和处。

和生是在意识到人类的依附性及互动性的基础上而发展出的强调和谐的生存方式。

和生拒斥剥夺,但并不拒绝竞争。

事实上,和生必须有竞争,否则就没有发展。

但和生的竞争,不是适者生存而不适者被剥夺生存的基础的竞争,而是以和谐、融合为导向的良性竞争。

这种竞争的结果,是使适者更强,而不适者亦逐渐增强适应力与竞争力。

因此,和生必须以和处为基础。

和处强调以宽容为基础的责任,这种责任意味着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有责任怎样对待别人。

和处并不是互不相干的并存,它重视交往与交流,但更强调交往中的节制。

交往或交流,往往会将参与交往的各方的异见暴露出来。

异见的暴露,可能导致冲突,这就需要节制。

和处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节制原则。

只要东亚国家的人民有一种和合精神与共生意识,东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统合期。

二、日韩居中:

东亚文化流行的当下症候

近几年来,“日剧”、“韩流”(KoreaWave)风行中国。

日剧在中国各大城市走红,原是因为香港凤凰卫视有个专门播放日本电视连续剧的栏目叫“偶像剧场”,日剧遂以青春偶像剧闻名。

木村拓哉、松隆子、竹野内丰、常盘贵子、龙泽秀明等偶像明星随着《悠长假期》、《恋爱世纪》、《爱情白皮书》、《麻辣教师》、《邂逅》等日剧红遍大江南北。

2000年是日剧在中国最疯狂的一年,不仅那年每季都产生众多好作品,而且在中国大城市几乎能够与日本电视播放同步买到盗版VCD。

而大多“哈韩族”则是从迷恋韩国流行音乐开始的。

1998年,韩国的“酷龙组合”,以《摆脱城市》这种无论在内容还是演唱风格上,令中国青年耳目一新的韩国流行音乐,成功敲开了中国文化市场的大门。

而后,H.O.T、N.R.G、BabyVox、S.E.S、神话等青春演唱组合相继来到中国并成为疯狂追逐的对象。

伴随着这股韩国流行音乐热,韩国电视剧、韩国的电影也开始抢滩中国。

《爱情是什么》、《爱情泡沫》、《星梦奇缘》、《妙手情天》、《火花》等韩剧深入人心,《八月照相馆》、《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JSA》等韩国电影走进中国人的视野。

在音乐、电视、电影的三重攻势下,安在旭、车仁彪、沈银河、金喜善、李英爱、安七炫、刘承俊等等韩国偶像已成为青年男女时新的谈论话题。

中国广告商也瞄准了韩国偶像,TCL集团耗巨资邀请韩国顶级女星金喜善拍摄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飞歌”洗发水则邀请安在旭拍摄广告,安在旭的巨幅广告还在上海东方商厦边墙悬挂了很长时间。

毫无疑问,日本、韩国的大众文化是以中国的青少年作为基地,逐渐引起众多中国人关注的。

这种现象固然可以在年轻一代一贯向往追求新颖而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寻找其原因,但这种原因无法解释风行中国的为何是“日剧”“韩流”而不是“欧剧”“美流”。

真正的原因应该是:

“日剧”“韩流”为中国青少年提供了文化消费的某些需要,而中日韩文化根基的相近又为“日剧”“韩流”劲袭提供了基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对于新颖而形式多样的文化现象有了更多的需求。

但是,中国人最终难以直接接受文化与历史背景完全相异的欧美现代文化。

日本、韩国社会文化是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作为根源的东方文化为基础,浸淫着欧美和世界的现代文化而形成的,所以对中国的青年既有足够的新鲜感,又有相当的亲和力。

也就是说,中国与日本、韩国地理的相邻性、文化的相近性、审美情趣的相似性是“日剧”“韩流”劲袭的基础。

此外,日本、韩国流行文化涌入中国并赢得许多青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的文化市场不能提供,或者说给予青年和青年所需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于是年轻人必然要在社会上寻找其他自己喜欢的作替代。

因为消费有它自身的规则,消费的前提就是要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如果自己不能提供这种满足,就只能让位,让别人来填补这个巨大的文化空洞。

中国的文化市场上,“戏说”的故事太多太乱,一些正剧离青年的审美情趣相去甚远,现代爱情剧中的许多情节让观众难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生活,不能没有浪漫的轻松,不能没有调侃的幽默,但也不能没有理性的深刻,不能没有思辨的过程。

“日剧”“韩流”的风靡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区域表征。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文化市场必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外文化商品还将大规模进入。

但在可预见的不短时间里,中国不必为此而担忧:

首先,国家对文化的内容部分会继续保持管束,国外资本能够直接进入的多是文化生产的下游部分;其次,WTO只是为资本的进入和资本运作方式的进入打开大门,而资本的逻辑是利益取向而不是价值取向;第三,文化交往应有“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在包容中消解霸权,在协作中增益互惠。

三、文化产业:

东亚文化合作的经济图景

文化产业是21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这样判断的依据是:

首先,在高科技、数字化的条件下,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平衡已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发展文化产业,以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其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人们的闲暇时间大为增多,而闲暇时间的增多,必将大大增加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第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单一的货币资本逐渐转化为货币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等多元资本形式,而文化资本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最后,从全球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经营管理水平较弱,潜能尚未释放出来。

有鉴于此,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

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其中就包括文化产业;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就职演说中宣布要“文化立国”,强调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21世纪核心骨干产业。

中国的文化产业领域也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十五”计划纲要都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

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发展阶段上有差异:

日本已进入后工业时代,韩国是新兴工业国家,中国是加速成长的发展中大国,因此三国在经济结构上有较强的互补性。

就文化产业而言,现在日本、韩国的文化产业比较发达。

日本的动画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进入了前6名,成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

而自1997年以来,游戏产业正在逐渐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整体业界已经形成依托于以200名专业游戏选手为核心的数量庞大的游戏玩家和3亿美元出口规模的消费群体,由1496家游戏制作及经营业、46882家包括网吧和其他娱乐场所在内的游戏提供业(以上数据引自世宗大学映像研究院院长金东贤《韩国游戏市场和全球化战略》报告),8个包括韩国政府部门下属的韩国尖端游戏产业协会KESA、韩国游戏支援中心KGPC在内的游戏协会、在288家有IT相关学位的大学中由政府指定赞助的10家游戏大学及研究院、六家包括OnGameNet、GameTV在内的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专业游戏频道等组成的庞大的游戏产业群体。

中国文化产业起步晚,但中国是21世纪世界最大的市场。

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成长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众多国际资本一齐瞄准了中国,准备大举进军出版业、广告业乃至体育文化市场。

韩国这次热切希望中国队世界杯期间前去比赛,决不是因为中国足球的水平有多高。

事实上,韩国政府已建立了官方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和民间的“亚洲文化交流协议会”,以促进高品质的文化商品打进中国市场。

此外,韩国政府还专门就中国加入WTO及举办2008年奥运会可能给韩国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和预测。

预测的结果认为:

到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189亿美元,2010年则会增长到394亿美元。

韩国方面称,如果占有10%的中国文化市场,则韩国文化商品对中国的出口,2005年将达到19亿美元,2015年将达到67亿美元。

由此,加强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合作,具有非常广阔的经济前景。

这个合作现在已经开始。

2001年12月21日,韩国三星电子在北京发起了在业界有E-sport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称的首届世界网络游戏锦标赛(the1stWorldCyberGames,简称WCG)中国区选拔赛。

2002年1月17日,国际游戏界大名鼎鼎的台湾大宇资讯有限公司和日本艾尼克斯(Enix)株氏会社共同投资在北京成立一家新的游戏公司——网星艾尼克斯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他们之所以抢滩数字娱乐市场,意在争当新娱乐文化的旗手。

据有关研究表明,近两三年内整个数字娱乐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

DataMonitor公司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随着网上游戏用户数量不断增长,到2004年欧美网络游戏产业总值可望达到49亿美元。

仅就中国市场而言,目前已有超过50万的用户在付费玩网络游戏;按照平均每月只玩一款游戏,每月平均支付25元计算,这个市场估计会达到近10亿元规模。

当然,数字娱乐产业只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领域,中日韩发展文化产业也不只是经济上的增值(对于改变目前具有很大的不平等和不平衡的全球化格局,创造与目前这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不同的、能更多地照顾到弱者的全球化模式,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类的历史上,地理上的接近曾是人民互相来往的坦途,也是国家间因抢夺资源而战争的方便场所。

在人类进入信息化、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资源争夺的意义在消减,国家的兴盛更多地取决于其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力。

中日韩三国人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经济上已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在新的世纪中应该加强合作,为亚洲的文化复兴开辟道路。

各国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的相同相近,是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重要条件之一。

东亚各国人民共同繁衍生息于世界的东方。

东方的山川水土,地理环境,养育和塑造了东亚人,并产生东亚变化。

东亚各国人民历史上长期广泛的文化交流,使其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颇相近。

人文决定于自然,环境是人的母亲,相似的各民族的自然地理条件产生相近的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东亚各国文化的相近,是其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和长期文化交流的结果。

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传统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它作为人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生活习惯,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道德等各领域,在家庭、地区、民族和国家中都有表现。

下面让我们通过对东亚各国在文字、文艺、宗教、制度、家庭、企业、社交、饮食、衣着等方面的文化传统的趋同性分析,来说明东亚各国实行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文字东亚各国文字多为方块形的或近似方块形的单体字。

两个核心大国中国和日本的文字,又有一半左右是相同的。

实际上,日本文字本来就是在借鉴中国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

在东北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中文,日文和朝文为各国许多人所相互认知。

在东亚各国,由于长期生活着大量的华人和华侨,以及中国与各国人民长达千年之久的广泛的历史交流,所以,使中文在东亚的使用非常广泛。

其广泛之程度,不亚于英语在欧洲。

文艺文艺是个相当广泛的概念,文学、戏剧、书法、音乐和美术等都可以归为文艺的范畴。

东方世界风和日丽,四季分明的自然环境,酿造了东亚各国以和谐、美妙为共同特征的文艺。

东亚各国的文学作品多以宣杨人类的和谐、仁爱为主题。

东亚各国的戏剧多以矛盾仇怨化解或者正义战胜邪恶后的男女主角的大团圆为结局。

东亚各国多讲究和热衷于书法特别是汉字书法,用书法的演练端正思想行为,陶冶道德情操。

东亚各国音乐多轻柔、和谐、细腻,广泛使用二胡、瑟琶、琴、笙、箫、笛等乐器。

东亚各国美术多偏爱自然景物,以山水、花木、鸟兽和虫鱼等为主要绘画对象。

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东亚都有分布,都有人信仰。

但以佛教的分布最为广泛,影响最为长久和深远。

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新加坡都是长期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

泰国95%的居民信仰佛教,并以佛教为国教。

缅甸85%的居民信仰佛教。

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有不少人信仰佛教。

马亚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

菲律宾以天主教为主要宗教。

佛教能在东亚广泛流行,并成为最主要的宗教,长期寺庙兴盛,香烟不断,这大概是佛教崇尚“和善,慈悲”的教义(皈以佛门的信徒称为和尚),与儒家文化的“和谐、仁爱”主旨有共性的缘故吧。

佛教在东亚的流行,是东亚各国长期历史文化交流的结果。

佛教在东亚的流行,也促进了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和趋同。

佛教是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是维护各国人民和睦相处的纽带。

日本阿倍仲麻侣不畏艰险西赴唐朝潜心学习钻研佛教,中国鉴真和尚九死一生东渡扶桑传播佛教,最终圆寂日本,千百年来一直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佳话。

趋同的宗教信仰,以及所信仰的佛教教义、教规的温和,在历史上使东亚无缘于宗教仇处烦扰和战争;在今天则构成东亚各国实行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条件。

家庭文化。

家庭文化是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

东方家庭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孝顺老人,爱抚幼小,强调每一个人特别是中年人的家庭责任。

重视与不重视家庭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区别之一。

东亚国家一向重视家庭,信守和实践家庭伦理文化,且至今不逾。

我们可以从下述4个方面看到东亚国家仍然重视家庭文化。

1、老人安乐。

老人的安乐体现在物质生活充裕上,更体现在精神生活的美满上。

东亚经济较之西方欠发展,东亚老人的安乐,却胜于西方老人的安乐,就是东亚家庭伦理文化起作用的结果。

2、离婚率、单身率低。

东亚各国的离婚率、单身率是比较低的。

低水平的离婚率、单身率主要是由重视抚育幼小、延续后代的东方家庭文化支撑的。

3、无决斗少自杀。

家庭观念淡薄、家庭责任不强,易使人们为了了结个人仇怨或摆脱个人逆境,而轻率地不负责任地选择决斗或自杀。

东亚人家庭责任感强,无疑是东亚无决斗少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4、居民存款率高。

东亚人少消费多存款,是为了存款者本人,也是为了家庭其他成员的今后生计。

芸芸众生,收入不高,终生潜心存款,存款额高过其本人的今生需要,在生命的黄昏也省吃俭用,矢志存款不逾,这无疑是为了家庭。

此外,东亚人几代同堂,望子成龙,也是东亚国家浓厚的家庭文化的写照。

东亚或东方的家庭文化始创于中国儒家,但今世之韩国、新加坡、朝鲜和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家庭观念之浓,家庭责任感之强不逊色甚至胜于中国。

在孝顺长辈上,韩国和朝鲜堪称世界之最。

当今世界最重视家庭文化的政治家新加坡的李光耀说:

“有家庭这个基本单位的巩固和团结,使华人社会经历了4000年而不衰,这是一个在延续方面的独特的文明。

企业文化。

东亚的企业文化与西方有明显的不同,并且因此而被称为东亚经济模式。

东亚企业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占有与管理,较强的国家行政干预指导,注重儒家人和、仁爱的作用等方面。

东亚的企业多由家族及其血缘亲属所占有或控制,并直接管理。

日本、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东南亚各国特别是这些国家的许多华人企业,都是由家族控制、管理的企业。

东亚企业文化的这个特点,是由东亚的家庭文化决定的。

东亚对企业较强的国家行政干预指导,体现在从企业组建到发展,从生产到营销的各方面。

日本战后重点扶持了一批大企业。

韩国则长期对其大企业给予国家偏爱。

东南亚国家和中国都对企业实行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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