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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棋王》分析
阿城---《棋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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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城，原名钟阿城，著有中篇小说《棋王》、《孩子王》、《树王》集道与儒于一体，阿城的故事被视为文化寻根的上乘之作。
现居美国。
阿城的小说以传统文化哲学观为基础，努力于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续接”，着力表现的是传统中国的儒道文化思想。
以“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张扬了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道统思想。
一、 论述题、简答题
二、参考答案
1.分析王一生的形象及意义
王一生是《棋王》的主人公，“文革”期间的农场知识青年，外号“棋呆子”。
他出身清贫，对象棋爱好到痴迷的程度，又受到一位捡废纸的老者的指点，具有高超的棋艺。
他由呆所体现出一种特别的处世之道，他说：
“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他不同意别人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
表现知道衣食是本。
但对物质生活不奢求，不囿于其中，养成一种崇尚实际、淡泊无争的性情。
王一生认为邦斯故事是馋的故事，很不赞成。
体现了他对物质生活不奢求的思想。
小说细微地描写了王一生的吃。
火车上简陋的饭食，他吃得虔诚而精细，饭被他吃的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些“惨无人道”。
在精神生活方面，耽迷象棋，“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
”他还从棋道当中悟出了为人之道，即所谓“生不可太胜”；又进一步悟到：
“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
”他为人正直，珍视人间至情，“为棋不为生”，有人品和棋品。
他母亲给她用牙刷柄磨成的无字棋，他一直性命一样保存着
王一生虽然耽迷象棋，但他说：
“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他不同意别人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
表现了衣食是本的思想，但他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认为“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
小说写到两个吃的故事。
一个是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书中的主人公因为在荒无人烟的野地里曾极度饥饿到垂危状态，被人救起后精神还处于怕失去食物的饥饿状态中，而把许多饼干藏于褥子底下。
王一生认为这个人做得太有道理了，是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的人，认为他有神经病是不对的。
这也体现了王一生衣食是本的思想。
另一故事是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邦斯嗜好吃美食。
王一生认为邦斯故事是馋的故事，很不赞成。
体现了他对物质生活不奢求的思想。
小说细微地描写了王一生的吃。
儿东西，才叫活着”等等，又兼有儒家思想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因此，这篇小说又表现了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很深，例如在王一生与九人下棋时“我”的想象：
“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在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
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
忽然又仿佛见了棋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页一页地折书页。
”体现出下层人民为本的思想。
“我”在作品中具有结构功能，是以“我”为视角展开叙述；而“我”的某些想象、思索、议论，又体现出小说主题的某些方面，如小说结尾的一段。
３、简析《棋王》通达的叙述态度对表达主题、刻画人物性格的意义
小说以一种通达的态度叙述故事。
这种通达态度，主要表现在叙述的客观性，对故事中人物悲欢离合的遭遇，不掺入主观感情，仿佛一切都不在意，只是关心如何尽可能准确地把故事讲明白。
即使写“文革”中家庭惨变，例如小说开头的一段：
“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
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
我野狼似的转悠了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按：
指知青离开城市到边疆农场去）。
”这是何等练达的口气。
这种通达的态度正符合主人公王一生的棋道以及为人之道；但作品后半部分，叙写王一生一个人与九人同时下棋，九局连环，车轮大战，作者的主观感情时有露出，未将通达的态度贯穿到底。
这种通达的叙述态度增强了小说的独特意蕴。
如上引的一段，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我”，父母惨死家破人亡，叙述时竟如此平静，也反映出这种事情在“文革”中太多了，多得几乎让人麻木，从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文革”浩劫的惨重。
“我”和王一生都为能到农场去而高兴，只因为那里有饭吃每月有二十几元工资，也反映出国家是多么贫困，人的生活欲求是多么低下。
这沉重的历史以通达的口吻出之，字里行间令人唏吁深思。
这种通达的叙述态度和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吻合的；而后半部分叙述使作者主观感情的流露，其实和王一生的为人之道以及作品主题也是吻合的。
因为王一生的性情除淡泊无争外，最后悟到“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
后半部分作者赞赏、感叹的感情流露，和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相符，予以了肯定。
４、简析《棋王》语言文字的生动传神对表达主题、刻画人物性格的作用
这篇小说文字新颖，力破俗套，简洁有力而又生动传神。
许多形容词和动词都用得颇为奇特。
例如写王一生：
“他的瘦脸上又干又脏，鼻沟儿也黑了，头发立着，喉咙一动一动的，两眼黑得吓人，”“眼平视者，像是望着极远极远的远处，又像是盯着极近极近的近处，瘦瘦的肩挑着宽大的衣服；”下棋中间，喝了一口水后，“眼睛望望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里面游动，苦甜苦甜的。
”棋将结束时，王一生“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
……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相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众人都呆了，……眼前却是一个瘦小黑魂。
”这都是极好的肖像描写的文字，简洁有力，形神毕备。
其中许多形容词动词，用得颇为奇特而生动传神，如“头发立着”，“肩挑着宽大的衣服”，“铁铸一个细树桩”，“苦甜苦甜的”，“灼得人脸热”，“瘦小黑魂”等等，眼神描写尤为出色，刻画了王一生的形象及其内在精神。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
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
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
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
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新时期伊始，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所以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以致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现象。
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
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了重要内容。
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
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并非只有其思想上特点，其实也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
在艺术上，由于感情的觉醒比思想的觉醒总是来得更迅速、更灵敏，所以当时感情的渲泄比思想的表达更明显，而且由于这种悲痛的情感的流淌而使之出现明显的“伤痕”格调。
同时，既曰“伤痕文学”，这势必也使之出现一种悲剧性的美学风格。
文学理论、文学史界过去多只关注伤痕文学的思想内涵，忽视其美学特点、价值和意义，这是有失偏颇的。
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
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
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
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以20世纪80年代初陕北“城乡交叉地带”农村青年的爱情故事为背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描述了小说主人公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回到乡里当了一个民办教师。
不久又被别人挤回家当了农民。
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农村姑娘巧珍炽热的爱情使他振作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来到县广播站工作，当他抵挡不住中学同学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断绝了与巧珍的爱情后不久，组织上查明他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进城的，于是取消其公职，重又打发他回到农村。
这时，即将迁居南方城市的黄亚萍也与他分手，而遭遇心灵打击的巧珍则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孑然一身回到农村，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下了痛苦、悔恨的泪水。
小说凝聚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和诸多的社会生活变动的信息，通过对主人公高加林这一人物性格的全面塑造，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话题，即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上进行选择和思考。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就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物性格作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乡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象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
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作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
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
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
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
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
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
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
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
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
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
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
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
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
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
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
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
他减少了狂热而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
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
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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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王愚：
《人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全国各
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我读过你的三部中篇后，感到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每
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你在构思《人生》时，窨有些什么具体设想？
路遥：
这部作品，原来我写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
我写农村题材，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我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大
概是一九七九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
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
笔都搁了下来。
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我，一九八一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
来。
我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当作品发表了以后，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支持，
收到了上千封来信。
我自己实在不想说什么，主要是想听听评论家的意见。
王愚：
你写《人
生》，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人生，搞评论的人谈起来，不免"隔靴搔痒"，也计只有
你自己更清楚这种探索的甘苦。
路遥：
根据目前发表的评论文章看，评论家们还是敏锐的，对这个作品内涵的东西，都
基本上看到了，有些地方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提出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有些意
见秀有价值。
即使那些反面意见，对我也很有帮助。
王愚：
你的《人生》，给我最突出的印
象，是对当前这个转折时期中划综复杂的生活矛盾的把握。
面对当前整个文学创作的进展来
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也不仅是《人生》，你的三部中篇，在这个问题上都有
比较突出的表现，最初发表，后来又得了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尽管有些地方不免精
疏，但对于十年浩劫时期那虔诚混合着狂热，惶惑交织着冲动的复杂状态的描绘，尤其是挖
掘主人公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的性格发出闪光，内容是比较厚实的。
你的《在困难的日子
里》也是这样，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样一个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
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撞，回响着悲壮的基调。
在《人生》中，对这
个转折时期的诸种矛盾，从人物的命运，从人物的内心活动中完整地展现出来，比前两部更
为深刻、广泛。
你在好几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你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要写交叉地带，胡采用
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是很同意这个观点的。
在当前这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现实生活
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渗透、互相交织，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状态，作家要反
映这个时代，就要从这样一个视角考虑问题。
以我个人的偏见，当前有些作品其所以单薄，
或者狭窄，或者肤浅，主要的恐怕是局限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写农村就是农村，写城市就是
城市，待业青年就是待业青年，就呈论事。
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实感，但
很难通过作品看到时代的风貌，常常是有生活而没有时代。
当然，也有的作品，只有空喾的
时代特点，没有具体的生活实感，那也不行。
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你在反映矛盾冲
突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
路遥：
这方面我是这样想的。
生活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态，有些现象，矛盾、冲突浮在
表面上，一眼就看得到，有些作家常常被这种表面的东西所吸引，所迷惑，不少作品就是描
写这些东西的。
但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有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
主要在于拨开生活中表面的东西，钻探到生活的深层中去，而不能满足于表现生活的表面现
象，这样，作品才能写得深一些。
王愚：
你这个见解很深刻。
不少作家到生活中去，一下子被生活的表面现象吸引住了，
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没有经过反复的思考、消化、酝酿，常常是描写有余，思考不足，就
很难深下去了。
路遥：
像农村生产责任制，这是现行政策，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有着很大的反中央委员，
从表面上看，农民富起来啦，有钱啦，有粮啦，要买东西。
但作品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描写
上，写他们有了钱，买电视机，飞翔高档商品，写他们昨样把钱拿到手，又花出去，这样写
当然不参说没有反映农村的新变化，但毕竟不足以反映新政策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个作家，应该看到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
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
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
的调整。
总之，整个农村生活经历着一种新的改变和组合，应该从这些方面去着眼。
从表面
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
我自己原来也是这样，所以写的作品很表面。
这样的作
品，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地思考。
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不能被生活
中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你刚才提到关于交叉地带的问题，就是我在现实生活感受到的一种新
的矛盾状态。
我当时意识到的是城乡的交叉，现在看来，随着体制的改革，生活中各种矛盾
都表现着交叉状态。
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
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
各种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年
轻一代和老一代，旧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间矛盾的交叉也比较复杂。
作家们应从广阔的范畴
里去认识它，拨开生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更深的底层和内部，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
去考虑整个社会矛盾的交叉，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我的《人生》也
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但还做得很不够。
王愚：
就目前来看，《人生》展现的矛盾，是很不单纯的。
路遥：
回过头来看，有些地方显得很不满足，这个作品就主题要求来说，还应该展现得
更广阔一点，现在还有一些局限。
但就这部作品来说，再增加点什么已经很困难了，只有等
将来再补救。
主要是还要更深一步的理解生活。
王愚：
也计正因为这样，对《人生》的评价就有一些不同看法。
我以为，你写《人生》
是要剥开生活的表象，探索生活内在的复杂矛盾，因此，《人生》的主题就是单纯一句话能
说清楚的。
从作品的内涵看，你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究竟应该走
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
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
但也有历史的
情性加给青年一代的负担，有十年浩劫加给青年一代的狂热、虚无的东西。
这些都在高加林
的身上交织起来，因此，认为作品回答的问题就是高加林要不要改造，高加林的人和观是正
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嫌简单了些。
《人生》的主题应该是交叉的，是从一个主线辐射开来反
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路遥：
这方面的争议多半集中在高加林身上，这是很政党的。
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老实
说我也正在研究他。
正因为这样，我在作品中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
谈
到作品的主题，过去把主题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总要使人一眼看穿，有点简单化了。
当然
也不是说让读者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的意思是，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生活
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
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真实的反
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有一种复
合的色调。
我在《人生》中就想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主要表现在高加林身上。
至于作
品的思想性，我觉得，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渗透着思想，而不是只在作品的总体上有一个简单
的思想结论。
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在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渗透着。
王愚：
对！
这个问题题得好。
当读者读作品时，应该处处都能引起他的思考，而不是读
完作品才证明了某个结论的正确或谬误。
路遥：
就是这样。
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处处都会引起读者的深思。
《安娜·卡列尼娜》
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人们的思索。
优秀的作品，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
度，应该这样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王愚：
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
像高加林这样的人
物，就不能够简单地去理解他。
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
他想在当民办
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
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
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
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
的胜利者和失败者。
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
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
总之，这是一个多侧面的性格，不是某些性格特点的平面堆砌。
路遥：
我觉得，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
冲突，有些评论对人物的看法比较简单。
往往把人物思想的先进与否和人物的艺术典型性混
一谈，似乎人物思想越先进，典型意义就越大，衡量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是否塑得成功，主要
看它是否是一个艺术典型。
至于根据生活发展的需要，提倡写什么典型，那是另外一个范畴
的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样的观点，在读者和初学写作者中间已经引起某
种程度的混乱。
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
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
现在有些评论
家也看出来他身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一般地从好人坏人这个意义上去看待高加林，我是很
同意的。
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
不可避免的。
不仅高加林是这样，任何一个刚走上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
的、完美无缺的人，更何况高加林处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能表现出正确的
认识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
我自己当民这个人
物时，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
因为我比高加林大几
岁，我比他走的路稍微长一点，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
地描写出来。
我希望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目前出现
在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
这并不是说我护短，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
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
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
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
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构
中。
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同加林批评一顿。
王愚：
这一点，有些评论文章没有讲得秀充分，我觉得你最后那样的结尾，或者辩不是
结尾的结尾，已经指出来，对于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的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
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对高加林是寄予厚望的。
路遥：
这里面充满了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审美
态度，这是很明确的。
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
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
我相信，随着我
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过，类似高加林这样的青年，最终是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的，但今后
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
王愚：
对。
他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路遥：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
王愚：
你创造高加林这个形象时，是有原型呢，还是从很多青年人身上概括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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