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若干思考.docx
《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若干思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若干思考.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若干思考
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若干思考
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而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对滞后。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细化和深化专业化分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对于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第一、二产业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和特征
我国“十一五”纲要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分类，即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是市场化的中间服务而非最终消费服务，它作为其他产品或服务生产的中间投入服务，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知识密集的特点，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等重要行业和部门。
根据钱纳里的多国模型，三次产业之间的经济增长率有依次替代的关系。
首先是工业增长率先超过农业，接着是服务业超过农业，最后是服务业超过工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重大转变，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为劳动与物质资本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并改进了商品与其他服务的质量，有助于促进产业集聚和工业化进程，成为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经济变革与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
如果说服务业增长是节约社会交易费用从而提高交易活动效率的制度创新结果，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则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入有关。
经济增长过程从最初依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到依赖物质资本，最后到依赖人力和知识资本，勾勒出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工业化进程的基本阶段。
工业或农业中的生产服务职能一直存在，只不过随着实物生产部门内部服务职能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逐渐从“内部化”转向“外部化”，原先工业和农业中的服务职能转由外部专门化服务企业来承担。
引入“内部化”和“外部化”概念，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种子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在种子期，各种生产性服务基本上由企业内部提供，但知识密集型和创新型制造业企业已经对生产性服务产生了极大需求。
在成长期，外部生产性服务市场逐步形成，制造企业的内部活动逐步开始外部化，且表现为两类特征：
一类是成本驱动成长模式，主要是标准化和日常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另一类是差异化驱动成长模式，主要是信息和知识更加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
在成熟期，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细分程度和专业化水平更高，既有标准化服务，也有定制化和创新型服务，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来自各类企业。
从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验来看，生产性服务对制造领域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
即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以辅助管理功能（财务、存货管理、证券交易等）为主的润滑剂作用，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以管理支持功能（物流服务、管理咨询、金融服务等）为主的生产力作用，再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转向以战略导向功能（信息技术、创新和设计、科技合作、供应链管理等）为主的推进器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精髓，同消费者服务业相比，它是一种高智力、高集聚、高成长、高辐射、高就业的现代服务产业，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知识性。
生产性服务业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入商品生产部门，能够提供高智力、高效率的知识技术服务，成为加速二、三产业融合的关键环节。
第二，创新性。
生产性服务业是高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的重要推动者，并能引导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推动制造企业向服务企业转型。
第三，专业性。
企业根据核心业务决定边界和规模，将自身不擅长、或者盈利性较弱的业务外包（BPO）出去，因而专业知识和技术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
第四，国际性。
跨国界生产网络和营销网络将制造业和配套服务业联结起来，使得在“全球生产”的同时，逐步实现“全球服务”。
第五，协同性。
处于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种服务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服务提供与客户消费密不可分，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使得敏捷制造、零库存、虚拟企业成为可能。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及国际经验
目前，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在服务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已达40%左右，占GDP比重接近30%，发展速度非常引人注目。
（一）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国际趋势
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趋势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向制造业渗透。
制造企业的产前服务除研究开发外，还包括人员培训、经营管理、会计服务、信息服务等能够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服务；产后服务则包括运输、仓储、通信等能够创造价值、满足消费者最终需求的服务。
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附加值的投入，并决定着该产品的质量和档次。
生产性服务业支撑起制造业的循环架构，帮助制造业增强作业连续性，提高生产率，降低可变成本，促进规模化生产。
2产业融合导致最终产品的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
一是传统服务的非实物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存储性以及不可贸易性特征受到空前挑战。
比如，信息技术使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存储性一并被打破，同时服务也被大量用于跨国和跨地区贸易。
二是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使服务与商品越来越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
技术、信息、知识等“软性”投入的价值比“硬性”投入或者物质资源的价值更为重要。
例如，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不仅销售产品，而且还销售与该产品配套的电子控制、信息系统、软件包、操作程序以及维护服务等完整的服务系统。
3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方式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外包化趋势。
信息技术使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虚拟化、网络化成为可能，促进了企业智能化水平的明显提高。
在一个虚拟化框架中，不同产业、不同厂家的不同产品或某一职能可由一家企业提供，并以服务业为中心将分工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从而完成对传统“内力”和“外力”资源的高效整合或疏散，使相关联的结构性要素充分发挥其市场价值，体现出企业的核心优势。
同时，相关的专业外包公司则能提供更加专业和优良的服务，降低企业成本。
4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这条产业链为企业提供了从产品立项到产品营销与服务的全方位支持。
无论是诸如IBM、HP等大公司的成功转型，还是小型企业的异军突起，都必须在这条产业链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位置，并保持自己在上、中、下游三个生产活动阶段的服务优势。
生产性服务，无论是“内化”服务（即企业内部提供服务），还是“独立”服务（从企业外部购买服务），都已成为生产者所生产产品增值的主要源泉。
（二）美、日、德、英等国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面的经验
1以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法规，逐步放宽对公路、铁路、航空、航海等运输市场的管制，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运输费率下降、服务水平提高。
另外，在促进商务服务业发展方面，美国、日本、德国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或专业资格认证程序，从制度上保证商务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运作的规范化进程以及契约签订的严谨程度。
2组建行业协会以加强和完善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管理。
美国、日本、德国的物流协会不仅协助政府做好物流规划、制定政策、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还开展物流研究，指导行业发展，举办交流活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各种专业培训，为物流业发展输送人才。
日本的信息处理振兴事业协会、信息服务产业协会、日本数据处理协会等行业组织都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和职责。
它们是政府联系企业的桥梁，在促进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3以完备的基础设施作为重要支撑。
德国政府不仅提出长距离运输以铁路和水路为主，两头衔接与集疏以公路运输为主，做到宜水则水、宜路则路，多式联运的运输战略，还把大力培育和建设货运中心作为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到2021年，全国总共将建设30～40个货运中心。
日本政府认定的结构改革特区中，有关发展国际物流特区构想的就有15项。
美国政府先后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和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倡议，旨在建立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通过卫星通信和电信光缆连通全球信息网络。
4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增值更多地体现在专业服务人员与客户之间的不断交流和沟通上。
因此，提高生产性服务人员的知识储备、专业化水平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都建立了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和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体系。
同时，在行业协会的组织和倡导下，还全面开展在职教育，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日本、德国还通过确立专业人才能力开发和客观评价体系引导培训教育工作，并从世界各国引进生产性服务专业人才。
三、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在逐步形成相对完善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1生产性服务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21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到*****.0亿元，是1990年的5.7倍。
到2021年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共有从业人员3122.9万人，占全部服务业从业人员的20.3%。
1997—2021年，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6%，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随着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的逐步放开，外资在这些行业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2生产性服务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
电信、航空、金融等原来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垄断强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电信业已从原来的独家企业分拆成现在的6家企业，民航业管制逐渐放开，非公有制经济占金融业比重逐渐增加，物流、信息服务、科研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了发展的步伐，现代技术型、知识型新兴生产服务业蓬勃发展。
以上海为例，截至2021年6月，上海已有527家金融机构，2021年物流业货运总量近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三。
目前，上海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比重已达到75%～80%，服务经济水平与国际大都市相比已相差无几。
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出现产业融合趋势，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效应日趋显现。
以“9+2”区域经济合作为例，内地9省市在合作框架内充分利用港澳金融、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势，促进内地制造业转型升级。
同时，内地制造业也为港澳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国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向主要表现为服务环节附加值比重逐步提高，制造产品售出更多地变现为知识和技术服务。
金融、物流、专业性中介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紧密结合，并日益向中心城市聚集。
而制造业则从中心城市逐步退出，构成了产业集聚的服务支持体系，促进城市功能不断转型和优化，形成了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4各地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本着“重点突破、差异布局”的思路构建主导型生产性服务业。
如上海提出“加快自身发展，主动服务全国”的口号，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创新发展金融业、整合会展业、加快发展和培育中介服务业、全面发展信息服务业、提升商务服务业，使上海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国际购物中心和贸易中心，并全力发展物流业、特别是第三方物流。
江苏省提出要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打造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积极发展工业设计服务和第二方研发机构，推进社会服务信息化，推动商务服务产品和方式创新，力争到2021年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0%左右。
（二）存在的问题
1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发展动力。
工业企业产业链过于侧重实体产品生产，物质材料消耗成本较大，外包服务不多且涉及面窄，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市场销售、人力资源、外购信息技术等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偏小。
2021年在我国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中，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为12.0%，远低于美国的32.6%、德国的28.4%和日本的26.6%。
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高于工业，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问题较为突出。
其中，反应强烈的主要是服务业用水、用电和用地政策与工业政策存在巨大反差。
2外资制造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程度较低。
在外资制造业中，加工型、出口型、生产型企业居多，大多处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的封闭环节中，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呈现“二少一多”特征。
即外资企业对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需求少；产品设计、关键技术、零部件依赖于进口，对本地研发或技术服务需求少；产品直接出口多，而且多进入跨国公司营销体系。
此外，外资制造业所需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物流服务、法律服务、广告策划、市场调研等商务服务，也表现出明显的外向化特征。
3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和协作机制，城市化相对滞后，工业布局相对分散，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形成有效集聚。
在各城市互设壁垒的制度背景下，受地方利益驱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例如，以长三角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机场数已达每万平方公里0.8个，超过美国平均数0.2个；长江江苏段南京以下内河港口林立，现拥有万吨级码头泊位100多个，但大多货源不足、浪费严重。
2021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1.0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值。
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和工业布局的相对分散，导致了服务业面临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业态种类较少、集聚程度偏低等问题。
四、加快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对策思考
我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巨大需求，而要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战略转型，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以“硬性”投入为主转向以“软性”投入为主，即获得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支撑。
从党的十五大首次出现“现代服务业”名称，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再到国家“十一五”规划以及2021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出台，表明了党中央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的决心。
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既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融合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推动之力，实行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又要采取存量优化和增量引导，走循序渐进和跨越式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一）加快对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步伐，积极引入和强化市场竞争
对电信、铁路、民航、邮政等自然垄断性行业，允许非公有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但不能控股和独资；也可通过引入“特许经营权”拍卖和招标等机制按“准市场化”思路运作。
对教育科研等事业性垄断行业，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按公共性、准公共性、营利性进行分类改革。
改革意识形态垄断行业，对较强意识形态服务部门，如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等，由国有资本掌控；对较弱意识形态服务部门，如出版物的印刷、发行业务，新闻出版单位的广告、发行业务，广播电台的节目制作业务等，允许非公有资本以参股形式进入；对大量中介服务业、咨询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行政性垄断行业，按照中介、咨询和信息服务业的运作规律来运作。
此外，加强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统筹管理，建立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制定行业标准，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使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和有序发展
对于服务外包，可考虑允许服务外包企业将支付给承包方的营业额从计税依据中扣除，仅对实际取得的营业额征税；在营业税税率设计上，应逐渐拉开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税率间的差异，鼓励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对那些会计核算体系健全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内部分工比较发达的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税体系，以消除重复征税，提升服务业竞争力。
制造企业购买诸如专利等高端生产性服务时，可允许按一定比例抵扣进项税额，鼓励这些服务项目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出来。
研发、设计、创意等技术服务企业可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的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
经批准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从事担保业务的收入，享受营业税减免优惠。
各级政府可设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主要用于对影响大、带动作用强、具有示范效应的服务业重点项目的贴息或补助，重点加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现代物流、金融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建设。
（三）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
强化企业内部资源、业务整合的自主性，推进企业内置服务市场化、社会化，降低运营成本。
引导和推动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将发展重点集中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而将非核心生产性服务环节剥离为社会化专业服务。
同时，以核心竞争优势整合配套企业的服务供给能力，发展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体系。
对外资企业，要有针对性地吸引关联性外资服务业进入，集成制造与服务功能融合的产业链。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健全中介体系，推动相关企业间合作，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同时，塑造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品牌。
对于生产性服务企业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要鼓励建立各类研发机构和增加科技投入；第二，要加快电子化、自动化进程，用信息化改造传统服务业；第三，要鼓励以商标、专利等为纽带，进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和重组；第四，要引导中小企业灵活采用品牌特许经营、品牌租借、贴牌与创牌等方式，扩大规模和实力；第五，进一步鼓励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如软件、电信运营等），扩大服务外包出口。
（四）构建层级区域分工格局，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引导制造业向城市周边集中布局，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形成支撑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按照集聚发展、强化辐射的要求，考虑城市建设、交通、居住、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等因素，科学划分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功能区域，实现园区化管理、专业化服务和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新机制，并给予与工业开发区相同的政策扶持。
对区域协调中可能发生的地方利益流失尝试引入补偿机制。
超大和特大城市要突出在金融、物流、商务服务、信息服务、教育培训等行业上集聚要素和向外辐射的核心能级。
中小城市要利用产业垂直分工和产业链延伸，承接大都市产业扩散效应带来的发展机遇，形成城市间融合配套、错位分工、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正确处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聚集与农村生产性服务业覆盖的关系，既要通过空间集中发展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集群，主动发挥城市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还要重视通过城市辐射，带动农村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农业技术服务和产后营销服务等）的发展，进而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