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局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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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局势
亚太地区局势论述
亚太地区一直就是全球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博弈的核心区域，其间任何地域、任何性质的风吹草动都会吸引整个世界的全面关注----亚太“态势指数”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经济、军事、政治变动的风向标，同时自然更会牵动各个大国的敏感神经----亚太已经成为大国战略争夺与利益角逐最为激烈的地区。
一、当前亚太大国关系的基本特点
冷战后亚太四大国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94年美俄宣称两国关系进入以平等互利和相互承认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2001年中俄两国在1996年建立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上，又签署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发展了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美在1997年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后，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虽有过变化，但目前两国政府仍表示双方是“合作伙伴”。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双方领导人共同表示，两国将致力于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1996年4月美日两国首脑签署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次年9月两国出台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建立针对冷战后亚太局势变化的相互协同和联合行动的两国安全体制。
当前亚太大国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亚太大国彼此对抗的关系。
在目前亚太大国框架内，四国之间相互关系密切，彼此依存又相互竞争，形成了错综复杂、相互制约的网状关系。
第一，双边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进行协调和合作，而同时又是非针对第三国的排他性国际关系。
四国在建立这种相互关系时都宣称，尊重对方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搞互相敌对和对抗；双方通过平等对话和协调磋商，进行利益合作；在合作中既要谋取本国利益，同时又要尊重对方的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利益；不针对和不伤害第三国。
第二，各对大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对其他大国关系都具有互动性。
尽管任何大国关系建立时都声称不针对第三国，但事实上在当前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地球村”内，任何一对大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都会对其他大国外交政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致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不同方向和不同力的互动效应。
因此，冷战后无论是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调整，还是亚太大国关系框架的形成，都是这种互动效应的结果和体现。
第三，亚太大国关系框架内的六对伙伴关系发展不平衡。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较早，且稳步发展。
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不仅尚未真正建立，而且两国关系还时常发生“麻烦”。
中日伙伴关系因两国间的历史认识和钓鱼岛主权等问题而徘徊不前。
美俄由于在核军备和战略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在短时间内成为真正的伙伴。
日俄伙伴关系因北方四岛领土没有解决而举步维艰。
而美日两国由于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大于双方的经济摩擦，形成了目标较为一致的同盟关系。
这种大国关系之间的不平衡，表面上显示各国关系密切程度的不同，而实质上反映出各大国在亚太地区所追求的国家利益目标的差异。
因此，亚太大国关系的不对称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局势稳定。
第四，由于地缘政治、各国综合国力的差异和各大国对亚太地区国家利益的关注程度的不同，各对亚太大国关系左右亚太地区局势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
〖HT〗美俄关系虽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对重要关系，但是当前美俄关系的焦点是全球战略安全，而不是在亚太地区。
目前美俄关系处于僵持状态，即使有变化也不会对亚太局势产生太大的影响。
中俄目前的友好关系主要体现在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认识基本相同和在中亚安全的区域合作，对亚太局势影响力并不是很大。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则对亚太局势有着很大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日益重视它在亚太地区的存在，逐渐增强它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布什政府曾一度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中国一方面重视与美国发展关系，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稳定亚太局势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在一些亚太问题看法上有分歧，尤其是坚决反对美国当前的对台政策。
因此，美国目前的亚太战略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中美关系的状况而制定或调整的。
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因而在当今亚太大国关系中，日本与其他大国发展关系虽有自己的利益目标，但总体上处于一种从属地位。
中日关系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美关系；日俄关系也将受制于美俄关系。
而美日安全合作关系对中国的影响，同样要取决于中美关系。
二、亚太大国关系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缘和太平洋的西海岸，周围临近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
中国与15个国家陆地毗连，隔海相望的国家有6个（包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美国）（沈伟烈：
《中国未来的地缘战略之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
）。
中国周边环境虽然十分复杂，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与亚太大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如前所述，当前中俄关系是亚太诸大国关系中的一对较为友好和稳定的大国关系。
冷战后中俄在诸如维护《反导条约》、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干涉别国内政、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由于认识相同而加强战略协作。
这一战略协作关系的加强，从世界宏观层面看，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从地区宏观层面看，有利于亚太大国关系的良性调整，也有利于亚太局势的稳定，尤其是抵制美国借反恐为名，插足中亚地区；从双边关系的微观层面看，将进一步夯实两国目前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并使友好合作能逐步扩大到经贸、科技和人文领域，增强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俄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睦邻友好，而且还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建立。
由于俄罗斯对前苏联中亚国家的传统影响，在中俄关系发展的同时，1996年中俄两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个中亚国家共同建立了旨在“维护地区安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和民族分裂三股恶势力”的区域合作——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
2001年6月，“上海五国”加上乌兹别克斯坦共同签署宣言，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该组织的建立，既加强了成员国之间在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友好合作，也大大有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2001年1月美国布什总统上台前后，声称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
这一战略定位不仅引起许多国人为中美关系的前景担忧，而且也担心中国的周边环境将会由此而严重恶化。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中国周边构筑了新月形包围圈，使中国安全环境极为险恶。
中美关系的状况之所以会影响中国的周边，一是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超强实力；二是由于美国在亚太国家中具有较强影响力而引起的联动效应。
因此评估中国周边环境，必须正确认识美国的亚太战略，尤其是其对华政策。
当今美国的亚太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以美国为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以美国与部分亚太国家的双边安全机制作为骨干，形成美国操纵下的亚太地区安全网络；以亚太大市场作为保障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稳定增长的重要依托，在亚太地区建立以美国的民主、人权为标准的泛地区价值观念体系”（林晓光：
《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与战略格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
）。
在这一大战略目标中，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是第一位的（《“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学术研讨会纪要》，载《国际展望》2001年第14期。
）。
美国为了建立这一安全体系，首先，近年来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部署，在以日韩为中心的东北亚，经台湾至东南亚菲律宾、新加坡一线，构筑“军事锁链”，监控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海区域的局势；其次，调整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关系，通过出台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扩大日本军力的活动范围，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威慑力；第三，不断提高对台湾的军售力度，谋求与台湾建立安全合作关系，企图通过台海两岸的军事对抗，加大对我国的军事压力；第四，鼓噪与日本，甚至还有台湾，一起在亚太地区研制部署TMD（战区导弹防御体系）。
冷战后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加大对亚太区域的军事部署，固然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如防止亚太地区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扩散；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目前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已占其贸易总额的36%（夏立平：
《新世纪美国全球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10期。
）；维护波斯湾石油通道的安全；防止亚太地区众多热点问题激化，以致局势失控。
但遏制中国、防范中国成为未来美国的对手，也是美国当前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
克林顿的对华“遏制”+“接触”，布什上台前后将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都是出于这一战略考虑。
然而，从克林顿执政后期主张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和布什政府近来对华态度的渐渐转变看，美国并非要一意孤行地与中国对抗。
因此，未来中美关系走向仍有恶化、和好、僵持等多种可能性。
三、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
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热爱和平、善邻容恕的传统文化。
亚太地区有不少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和为贵”，即天下太平、和睦相处最为重要。
儒家伦理奉行了两项基本原则。
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发展自己，亦同样要发展周围的人。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强调善待自己的邻邦是治国的法宝。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素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与邻为善的国度。
在亚太地区，既有东方文明，也有西方文化。
释迦牟尼、孔子、耶稣、穆罕默德等无不影响着亚太地区人民大众的思想与行为。
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但并无优劣高下之别。
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交流、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文明本身自我完善、延续发展的要求。
中国倡导的是一个各种文明和各种文化兼容并蓄，相互借鉴的社会；中国主张的是一个所有国家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互相宽容的大家庭；中国维护的是一个绚丽多姿的地球村。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近代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凌辱，从鸦片战争的炮声到圆明园的硝烟，再到南京大屠杀的积血。
这是一段悲愤无比的历史。
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珍惜和平，捍卫和平。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为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中国很早就做出了“三不”的庄严承诺，即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参加军事集团，不谋求势力范围。
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在与印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谈判边界问题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积极倡导万隆会议精神。
邓小平先生在南海问题上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
中国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建立互信，开展合作。
一言九鼎。
中国人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
我们正在身体力行。
一个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国家只会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不会制造任何的不安与不稳。
从经济领域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政局稳定、社会安宁、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解决了近13亿人口的衣食住行，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进而迈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但是，中国的人口众多，经济底子还很薄，仍有3400万人生活在贫困落后之中。
我们正在不懈努力，估计到本世纪中叶才能达到现在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因此，改革开放将是中国的长期基本国策，在长时间内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中国实行全方位开放，面向全世界，其中首先是面向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既有经济高度发达的北方国家，也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南方国家。
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各国一道，致力于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与亚洲的经济融合非常密切。
2000年，中国与亚洲各国及地区的贸易额超过2500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
中国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三分之二以上来自亚洲的国家和地区。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亚洲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继续增大对亚太地区的投资，也有利于增强世界对亚太地区的信心。
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只会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锦上添花，而不会雪上加霜。
从亚太地区形势看，亚太地区局势总体上是稳定的。
区域合作也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亚太经合组织和“10＋3”在区域合作的大潮中脱颖而出。
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依然是本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主要政策取向。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与亚太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逐步形成了以政治互信为基础的新型睦邻关系，对话合作正在积极开展。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在经历了一段困难后正在走向改善。
中国与东盟10国分别确定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框架，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稳步、全面发展。
中朝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中韩合作伙伴关系深化，中日韩三边合作势头良好，中蒙合作进一步加强。
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发展顺利，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中国基本上与所有陆地邻国解决了边界争端。
中印已签署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信任措施协定。
中国与越南已完成北部湾划界，与东盟国家就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取得积极进展。
四、中日关系
在亚太地区中中日关系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两者关系对于亚太地区的局势有重大影响。
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
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两强并起。
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
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
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
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
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
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
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
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
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
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
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
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
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
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
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
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
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
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
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
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五、中俄关系
一、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发展最好时期
1991年苏联解体后10年时间里，中俄关系在政治和法律定位上连续上了四个台阶：
一是1992年12月，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关于两国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决定把双边关系提升到“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的新阶段；二是1994年9月，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三是1996年4月，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两国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四是2001年7月，两国元首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这步步升高的政治和法律定位，不仅使中俄关系高潮迭起，也为中俄关系指明了发展方向。
自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合作格局，成果丰硕，势头喜人。
可以说，我们两国关系步入全面、快速、深入发展轨道，其重要性、特殊性和成熟性更加凸显。
（一）两国建立起完善的高层定期会晤及其他各级别交流与会晤机制
1996年4月，双方决定建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
随着各领域合作的展开，两国还建立了议会领导人会晤机制、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委员会、战略安全磋商等高层次的合作机制。
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委员会框架下设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人文合作委员会和能源谈判代表会晤三大机制，机制下设的分委会和工作小组数量不断增加，基本覆盖中俄合作的所有领域，是中国对外合作中规格最高、组织结构最全、涉及领域最广的磋商机制。
如此完备的大国合作机制，对中国来说是唯一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见的，它为中俄双方开展合作提供了一个稳定、高效的制度框架。
（二）两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为解决两国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87年至2004年，中苏（俄）根据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进行了长期认真的谈判。
随着2004年10月《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最后签署，两国最终全部确定了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走向。
随后，两国又在2008年结束全部勘界工作，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全面彻底解决。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明确规定两国相互没有也不会有领土要求。
中俄边界成为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合作的纽带。
考虑到中俄关系史中边界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敏感性，两国最终能够本着和平友好、互谅互让的精神完全彻底地解决边界问题确实是来之不易。
这为中俄关系发展扫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三）两国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
中国坚定地支持俄打击恐怖主义及分裂势力，支持俄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
俄在台湾、西藏、“东突”等问题上也坚定地支持中方立场。
在去年乌鲁木齐“7.5”事件等问题上，俄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
中方坚决谴责恐怖势力在俄制造爆炸袭击等犯罪活动。
中方还在俄维护二战历史荣誉、反对改写二战史观等问题上坚决地站在俄一边。
中俄两国在对方最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与一些西方国家对两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证明在关键时刻两国彼此是靠得住的朋友和伙伴。
（四）两国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军事合作
根据中俄两国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有关协定，两国在边境地区建立军事信任措施，相互裁减军事力量。
回想中苏两国即使在50年代同盟时期，也从未举行过任何联合军演。
但2005年8月，中俄两国在中国境内举行首次大规模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演习。
2007年8月，中国首次派出成建制部队、携带重装备赴俄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这两次演习在中国对外关系史和军事史上都是第一次。
2008年3月，两国开通了国防部长直通热线电话。
2009年7月，两国举行了“和平使命”中俄联合反恐演习。
中俄军事合作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说明，双方已不再相互视为潜在的军事对手或军事威胁，两国间的互信程度已发展到很高水平。
（五）两国经济合作稳步上升，经济合作长期滞后的局面逐渐有所改观，中俄关系的物质基础开始增强
自2000年至200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从80亿美元增加到560多亿美元。
去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两国经贸额在保持10年连续增长后首次下降，但两国经贸合作基本面保持良好，相互投资有所增长。
随着两国经济逐步好转，今年第一季度两国经贸额同比增加60%。
近年来，两国相互投资也逐步扩大。
2009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超过2008年的3倍，俄对华投资新增项目超过2008年一倍以上。
双方签署了政府间投资保护协定。
至今为止，共举行了五届中俄投资促进会议。
达成的一系列投资项目已开始运作，涉及资源开发、木材深加工、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组装、农业综合开发、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
中俄能源合作稳步发展。
2009年中国自俄进口原油约1500万吨。
由俄承建的田湾核电站一期1、2号机组已投产，二期正在积极推进。
去年，中俄能源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签署了关于原油管道建设、原油长期贸易、长期贷款等一揽子协议。
两国天然气、核电等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
（六）边境和地方合作日益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
1983年中苏恢复边境贸易，当年边境贸易额仅为1000万美元。
2009年，中俄边境贸易额增加到57.3亿美元，在双边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983年的1.5%提高到2009年的14.8%。
边境贸易成为双边贸易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适应边境贸易发展的需要，两国边境地区口岸、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卢布和人民币已成为边境贸易中重要的结算货币。
两国地方合作已从毗邻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广东、山东、浙江、江苏等省区已位列中国对俄贸易的前列。
目前双方已建立友好城市和省州71对。
同时，边境地方合作已不仅局限于经贸合作，逐步向文化、教育等领域扩展。
为加强两国边境和地区合作，两国领导人就协调两国地方发展战略达成一致，批准了《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两国主管部门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建立了边境地方贸易合作常设工作组和边境地方贸易协调委员会，启动了边境地区经贸合作政府间文件的商签工作。
（七）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卓有成效
作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的两个大国，中俄两国始终把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作作为一个主要的合作领域。
1997年4月、2005年7月和2008年5月，两国元首分别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声明、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声明和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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