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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价值教育伦理与教育实践

教育价值、教育伦理与教育实践

  凌宗伟,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校长、中国教育报刊社签约评论员、《中国教育报》“2012年度十大读书推动人物”之一。

江苏省教育学会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民国教育家刘百川研究者,学校行为文化建设的倡导者,践行者。

语文教学主张“遇物则诲,相机而教”。

有专著《好玩的教育:

学校文化重建五讲》《阅读,打开教育的另一扇门》《有趣的语文:

一个语文教师的“另类”行走》《语文教师的使命》《你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编著《校长之道和人格修炼》《健康教育》《成长的烦恼》等。

中国论文网/9/view-12986509.htm

  剑男:

凌老师好,很高兴你能接受我的访谈。

从哪里谈起呢?

最近有位初二女生写的作文《愿你》走红网络,其中“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愿你有盔甲,也有软肋”“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等既被大家广为传诵,也因其袭用他人名言名句而广受诟病,我们就从这一现象谈起吧。

你作为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你是如何看这篇文字以及各方的评价的?

  凌宗伟:

好的。

这篇作文我也有关注,关于这篇文字,我觉得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当下作文教学应该如何改善的问题;二是如何应对网络学习与影响的问题,三是教育(教学)评价的价值取向问题。

  从作文教学的视角看,我觉得中小学作文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转,习惯了让学生模仿范文。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也是作文教学亟须解决的问题。

  因为招生的考试功能就是选拔,而不是水平测试。

招生考试主要就是凭一张试卷说话,这就使得基础教育的各科教学,自觉不自觉地受“应试教育”的胁迫,紧跟高考“指挥棒”,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高分就怎么教。

语文教学自然也逃不脱这样的”必然”,尤其是作文教学,高考作文的形式以及评分方式催生了宿构、抄袭、套写等不良风气,这风气往大处说破坏了正常的�Z文课堂生态和教学序列,往小处讲严重影响了学生写作能力甚至思维能力的提高。

这样的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行为带来的后患是,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系统的作文训练形成的基础的表达能力和功底,这样的结果,也造成了他们往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捉襟见肘――大学生、研究生写不出像模像样的文章,更别谈人文情怀、审美情趣和思辨能力;甚至不少人会出现在公开场合不能离开文稿表达观点或者所言让人不知所云的尴尬局面。

  从教育层面看,有考试,就要有应试,这是常识,却很少会在常识的基础上往前一步:

考试的应然本不该成为教学的“指挥棒”。

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常识,其教学就难免双膝骨骼缺钙,奴性地将应试之术归于素质的一部分;从语文学科的视角出发,也就难免把重复训练、宿构、抄袭、套写奉为圭臬。

因此,我们总是将提升各科教学水平的重担寄托在中高改革“指挥棒”肩上。

殊不知通过“应试”来摆脱“应试”,只是一种梦想。

  剑男:

通过“应试”来摆脱“应试”,只是一种梦想,说得太好了。

但这却是我们语文教学难以摆脱的一个悖论,我甚至看到一些老师教学生怎样模拟和仿写名家作品以及中高考中所谓的满分作文,我觉得这就是问题了,好在这篇作文不是通篇的模拟或仿写。

  凌宗伟:

对。

就作文教学而言,依据范文套写似乎在刚学写作时无可厚非,但学范文,如果不能摆脱范文,到头来也就只能是鹦鹉学舌了,就如学书法,描红、临帖不是目的一样,作文的最终的目的自然也是要走出范本,形成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书写自己的生活与思考。

  回过来看这篇网红作文确实有如一些评论所言,文笔流畅而细腻,逻辑清楚,切合主题,是值得表扬的。

至少它在形式上没有落入应试作文的窠臼。

而我以为这一点恰恰是当下作文教学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

考试作文的窠臼难免导致学生作文的千篇一律,格式固化,久而久之让学生习惯于说套话、说空话,乃至在追求华丽的辞藻上费心思,绞脑汁。

所以,对形式的创新必须给予肯定。

只不过我们在肯定这篇作文形式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它的问题:

空洞无物,尽是他人言的整合。

我以为作文教学的要义从内容上看就是让学生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

因此光鼓励学生作文形式的创新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作文不仅要有话可说,并要说得有感情,有思想,还要有实际的内容。

比如如何“平安无事地度过青春期”;如何做明媚的自己,而不是被迫的成长;如何活成自己;如何活得有趣一点……就要说得具体一点。

当然,也无需每一个方面都讲透,但至少可以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说得具体一点,展开一点。

  日常的教育要尽可能为学生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因为没有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与体验,作文内容就难免会东抄西摘;但更要提醒学生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经历与体验做一点深入的审视,想一想得失,理一理经验与教训,或许这样坚持下去,当自己拿起笔来,就不只是搜肠刮肚,寻找辞藻了,至少想起的也不只是过往的阅读与浏览,更有自己实实在在的生活与思考,就有可能避免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毛病。

  剑男:

没有自己的生活和思考应该说是这篇作文的主要问题。

有很多人也由此谈到学生的网络阅读问题,你觉得这和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有关吗?

  凌宗伟:

互联网给人们打开了视域,但因为种种原因网络也催生了更多的鸡汤文字,这些文字难免影响青少年学生乃至成人的表达方式、学习方式。

通观这篇文字,之所以会给人似曾相识、东抄西摘的感觉,恐怕是小作者长期受网络表达的影响缘故。

如果学生有了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与体验,如何将这些阅历与体验自然而然地融进来,自然离不开老师的引导。

所以,我觉得,指导老师对此文光有“实在酣畅又深刻,阳光又温暖,说出了很多人到中年的人想说的话!

”这样的评语远远是不够的,还要告诉这个孩子,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内容远比形式重要。

在语言表达上有条有理地整合他者的言辞,融通他者的言辞,固然是一种能力,但在整合的基础上更要注意学会将他者的表达化为自己的认识,至少要学会转换,而不能只是简单的组合。

在具体表达的时候更要用真实生动的言语将生活与思考呈现出来。

雅思贝尔斯说,“只有当我们不是故意遣词造句时,语言才是真实的。

但是要有纯熟的语言,我们就必须不断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语言,最有力的、最真实的、最坦白的语言是我们完全成为自己并且熟悉事物时,自然流露出来的语言”。

初学写作,能够将他者的言辞拿来为己用确实也是一根可以救命的稻草,但需要明白的是,当教师的给了学生这根稻草,或许可以救他一时,但却救不了他一世。

将来的文章还是要他自己写。

  剑男:

对学生的评价应更多的考量教育价值,这个价值的核心就是“成人”。

由此我想到雅思贝尔斯的一段话,――“教育必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

教育的目的在于让自己清楚当下的教育本质和自己的意志,除此之外,是找不到教育的宗旨的。

”――我觉得这其中我们教师必须对此有明确的认识。

  凌宗伟:

是的,教师的认识非常重要。

作为教师,我们必须明白,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在日益浮躁的教育生态下,我们需要的是要静下心来,思考教育的使命所在,学科教学的使命所在。

就语文教育而言,我以为它不仅是工具和载体,更是人的生命和精神活动,是作为人生命体验与提升的文化表征。

因而,语文教育要从关注人的生命生长的高度出发,在帮助学生提升语文素养的过程中丰富学生生命的色彩,用教师的生命润泽学生的生命,而不只单单教会学生应试的技能。

语文教育首要的是要让学生肯读书,想表达。

阅读可以使人开阔视野,丰富阅历;阅读可以触发联想,产生灵感;阅读还会使人发现不足,调整方向。

表达可以厘清思路,清醒认识;表达可以丰富想象,分享思想,涵养生命,认清道路。

当然,这阅读不只是网络的,还包括纸质的。

我更想强调的是,作为教师,无论你是教哪个学科的,在今天,最为重要的还是理念的转变,观念不转变,其思考与行动自然只能在“术”的层面徘徊。

  剑男:

这也是“道”与“术”的问题。

  凌宗伟:

对。

有人说中国教育最不缺理念,最缺的是实践,不少前辈也说“知易行难”。

但实际的情况往往是“行易知难”,甚至是“行难知亦难”。

其实,关于教育的理念许多大家在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几乎早已经说完了。

问题是我们对这些理念的认知与解读往往是肤浅混沌的,于是在具体选择的时候又往往就莫衷一是。

至少当我们回过神来审视当下各种盛行的模式、技术、经验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原来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似乎除了“人之常情”之外,还缺少一点价值取向、道德伦理。

因此,我以为时下的教育所缺的恰恰是超乎“人之常情”的合乎人伦的、贴地而行的理念。

  有一些教育人,总是告诫人们少些空谈,多干些实事……凭什么判断那些谈论教育问题的人就没干、不干实事呢?

我要说的是,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说不定哪一天就淹死在河中了。

  比如去年河北有位“悲情局长”不惜以辞职来表明不合作的态度,来对抗家长及行政体制对其强推教学模式的否定,并以一席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了舆论的普遍关注和声援。

可以说,一名局长为了推动教改,特别是在其认定的方向上,抛弃个人名利,以辞职的方式反讽教育,以情绪化的呐喊诘问教育,多多少少包含了些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色彩,并极容易感染情绪,形成大众与媒体对教育制度和行政方面的反噬。

这种“受害人心理”在传播学上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一个被许多人忽视了的问题是:

当被情绪发泄遮蔽了双眼的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理性可以保持清醒?

  抛却情绪的外衣,回到事件本身的逻辑来看,我们或许会发现他所主张的教改模式严重背离了教育常识与规律:

教学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一定是主体性的,它是基于具体的学习内容与具体的人的。

作为教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套看家本领,这本领于他而言就是他的模式。

作为学习者同样有一套他自己的学习方式,这就是他的学习模式。

不同的学校有它不同的传统与文化,不同的学科也有其不同的教学特点,在一所学校,一个学科,不同的主体自然会有不同的模式。

要求一个学科,一所学校,一个区域用同一种教学模式教学,就是“模式化”,模式化就是不承认教学主体的反教育的意识和行为,是应该改警惕和批判的。

全县以行政手段推行一种教学模式本身就是反智行为。

杜威早年就有这样的告诫:

“如果我们把一个所谓统一的一般方法强加给每一个人,那么除了最杰出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碌碌庸才”,模式化的巨大风险性,就在于抹杀了教育价值的多元化表达,令整个生态衰退为单维度的同质化,乃至劣质化趋向。

身为教育局长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视家长的意见于不顾,对政府的叫停不理解,以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围观者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理性的审视,而不是简单地为其不平或对其谴责?

  剑男:

许多情况下,我们就是没有认识到“摸着石头过河”的危险,一味地顾及学业的提升与升学压力的“人之常情”而不愿意沉下气来审慎、独立、自省地行走乃是处事之大忌。

更没有意识到实利主义――只重视形而下的操作之术,却不论形而上的价值支撑和哲学观瞻可能给一方教育乃至一代人带来的灾难。

  凌宗伟:

就“悲情局长”愤然辞职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提醒各位教育同仁回到对价值的认识上来寻找相对合适一点的教学理念,而不只是一味地在操作层面思考?

搞教育的本该明白,教学本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更多的是教师个人的创造,当然这创造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也是要讲究科学与艺术的,至少是要尊重常识的――脑神经科学、教育学、课程论等。

所谓改革者,至少要读读加涅的《学习的条件》、《教学设计原理》或者乔伊斯的《教学模式》,或者《教育与脑神经科学》之类的专著,而不是只听专家和领导的,更不能是凭自己的感觉的。

  所以,我以为“中国教育最不缺理念,最缺的是实践”这样的表述是不是可以更完善一点,即:

“中国教育不缺理念,缺的是科学的、理想的、可以落地的理念,最缺的是在科学的、理想的、可以落地的理念指导下的实践”。

  剑男:

那么您觉得怎样的理念才是“科学的、理想的、可以落地的”,有衡量标准吗?

  凌宗伟:

我以为,所谓科学,就是建立在哲学、伦理学、脑神经科学、心理学、政治学、社��学、经济学等教育科学理论的上位学科理论基础上的;所谓理想,就是结合古今中外那些思想家、教育家所倡导的教育理想与时代与未来接轨的教育追求,而不只是一味迎合“人之常情”的教育追求;所谓可以落地,虽强调的是操作性,但更强调各种操作背后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说方式方法要符合教育教学原理。

总之,这一切必须是从教育的价值出发的,是为实现教育的功能服务的。

  著名教育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是这样诠释教育的价值的:

“我所说的‘教育的价值’中的‘价值’,有两层含义:

教育是有益的、很重要的和有效的,但却是一种勇者之为,是人类迈出的勇敢的一步。

”这两层意思我的理解:

一是希望我们认识到教育对于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有效性,是有助于“使人成为人”的事业。

二是说当下的教育是一种异常复杂的工作,许多时候我们会遭遇冷嘲热讽,以至打击压抑,需要勇气去坚守教育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理解学科价值的话,就是任何学科教学的教育价值都是指向人的,而不只是指学科知识。

  康德在谈及教育功能时说,“教育最大的秘密便是使人性完美,这是唯一能做的”,“改善人性完全在于良好的教育”。

换个说法,能使人性慢慢变得完美才是教育的功能所在。

“经过教育继续改善人性,提高品格,使人性具有价值,是非常可喜的”这就是教育的最大功能。

  剑男:

凌老师说得非常有道理,无论怎样的理念,怎样的实践都不能背离“使人成为人”“使人性完美”的价值追求与教育功能,但如何衡量呢?

  凌宗伟:

如何衡量?

我以为民国教育家刘百川早年所言可以参考:

“我们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内在的活动,就是让其成为生命的活动。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

所以,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

”而今天的实际情况,也如刘先生所言,“今天,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

”我们的教育管理与举措,总是希望通过制度、条文来实现我们期待的效益,但是我们在考虑制度、条文的时候,又很少考虑具体内容和具体对象的实际。

这恰恰是今年的教育管理者乃至于大多数教师逃不出的困境。

即便是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教师,当遇到具体的教育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上,往往也难免趋同与“人之常情”而抛却美好的理想。

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知难行亦难”。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今天的教育人首先还是得在转变观念上下功夫,唯有观念改变了,行为方式才有改变的可能。

  剑男:

唯有观念改变,行为方式才有改变的可能。

�@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愿凌老师的思考能够引发更多有识之士及我们广大语文教师的思考。

我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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