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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电波的升级之路1

3G电波的升级之路

基于网络升级带来的新业务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其他国家尚未真正赚钱的3G业务,能否只凭一个杀手锏——高带宽就引导出有中国特色的3G文化?

我们拭目以待。

2009年1月15日,这是业界对3G牌照发放日期的最终断想。

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亲手为数年来有关3G的诸多疑问画上了句号。

3G终于上路。

然而对于中国的手机用户和运营商来说,这中间经历了10年的漫长等待。

“TD拖累了中国3G”,这曾经是一种业界和民间的普遍看法。

作为中国高技术领域中少数进入了国际主流的自主标准,TD-SCDMA早在1997年就在大唐移动的实验室里诞生,但是始终没有进入商用测试。

一个被国际电信联盟认可的3G标准,缘何在自己的出生地长期“办不上户口”?

这当中,除了等待技术成熟外,或许与主管部门的态度不明有关。

直到2003年,国家发改委向TD划拨了7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电信厂商才开始对TD表示支持。

在这个国家意志与市场选择共同发挥作用的市场上,技术选择慎之又慎的背后,是为巨大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博弈。

而CDMA则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间挥之不去的一个话题。

能否绕过CDMA所有者高通设置的技术陷阱,一直是贯穿2G与3G,乃至下一步演进技术发展中的技术原动力。

如果你曾关注过CDMA,你会发现它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二战时开发的扩频技术。

如果将技术比作人,那么CDMA坎坷的经历正造就了其日后咄咄逼人的性格。

抛开这些不谈,基于网络升级带来的新业务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其他国家尚未真正赚钱的3G业务,能否只凭一个杀手锏——高带宽就引导出有中国特色的3G文化?

我们拭目以待。

3G新标准背后的CDMA

TD有没有绕过高通设置的专利陷阱?

到现在,这竟成为了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

这一切依然归因于CDMA——它仍是一个没有被打破的传奇。

随着3G牌照的发放,硝烟弥漫的3G战场上派生出3大标准。

三分天下的格局似乎消弭了所有矛盾。

但其实,不管选择哪一种标准,不管使用语音服务,还是数据传输,注定了一切仍与那个被称为CDMA的空中接入方式相互纠缠。

CDMA的好莱坞式开局

如果不是刻意地关注这项技术的发展历程,很少人会注意到CDMA的故事根本有一个好莱坞式的开始。

事实上,它就发生在好莱坞。

1933年,女演员海蒂·拉玛出演了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露两点”影片《神魂颠倒》。

这部片子让她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奥地利著名军火商弗里兹。

弗里兹是纳粹的坚定支持者,当时正在为德军研制基于无线电通信的“指令式制导”系统,用于精确打击目标,但为了防止无线电指令被敌军窃取,需要开发一系列无线电通信的保密技术。

估计与当时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弗里兹除了知道拉玛长得很美,除此外对她一无所知。

弗里兹不知道,拉玛是一个彻底的反纳粹分子,更没有想到拉玛居然对他所从事的保密通信领域有深刻的了解,甚至在这方面是一个天才。

1938年3月,拉玛用麻药将女佣麻倒,自己逃到了伦敦,顺道还带走了关于保密通信技术的相关资料。

海蒂·拉玛回到好莱坞,很快结识了第二任丈夫,音乐家乔治·安塞尔。

拉玛向乔治提起一个秘密通讯系统的想法,想要研发出能够抵挡敌军电波干扰或防窃听的军事通讯系统。

而乔治所要做的,就是借鉴他所熟悉的自动钢琴,按照拉玛的想法,最终开发出一个能够自动编译密码的设备模型。

乔治很积极地配合她进行这项研究。

最终他们完成了这项研究,并且得到美国的专利权。

这就是“扩频通讯技术”。

拉玛与安塞尔将这项专利送给美国政府。

不久,世界听到了从月球传回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声音,还有后来美国人骄傲地宣称,这只是“一小步”。

植根于坟场的新接入方式

扩频通讯技术一直被局限在军方发展。

直到1985年,52岁的美国人艾文·雅各布在圣地亚哥一个不知名的坟场边租了一间小屋,成立了高通公司。

在创立高通之前,艾文·雅各布除了本职做教授,还兼职提供有关信息技术的咨询服务。

西雅图的休斯公司就曾是艾文·雅各布的主要客户。

高通成立几个月之后,艾文·雅各布突然想到军用的扩频通讯技术也许能商业化。

作为CDMA的核心技术——扩频技术并不给每一个通话者分配一个确定的频率,而是让每一个频道使用所能提供的全部频谱,从而增加频谱利用率,对于运营商,可以缩减网络搭建和运营的成本,而用户则可享受优异的话音质量、更高的保密性和更可靠的接通率。

灵光乍现很难,要将这灵光乍现做成实在的产品更难,特别是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GSM挡在前面。

当时,高通只有CDMA的想法,没有任何产品,而GSM标准的制定者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三家公司却已经开始提供现成好用的网络和设备,GSM正奔向整个欧洲,甚至同时还在向亚洲方向全力冲刺。

高通想推广CDMA异常艰难。

1986年,高通注册了自己的第一个CDMA专利。

很多通讯业内人士认为CDMA从理论上说确实很好,但实际应用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时候,甚至高通二代继承人,现在3G王国的国王,保罗·雅各布的妻子都不看好CDMA手机:

CDMA的通话质量不好。

没有一家移动运营商愿意为CDMA花钱。

高通只能独自研发,独自累积专利,然后自制网络设备和手机终端,独自推广CDMA。

艾文·雅各布面临巨大压力。

“我经常会在凌晨4点醒来,问自己是否遗漏掉什么要点,疏忽了什么重要关节,我必须坚持下去”。

随即,艾文·雅各布带领公司的一些顶级工程师投入民用CDMA技术的开发。

在高通最困难的时候,这些顶级工程师甚至没法拿工资,艾文·雅各布鼓励大家坚持干下去,如果因为没有工资没饭吃,随时可以去他家吃饭。

也许就是因为早期严酷的成长环境,形成了高通后来咄咄逼人的个性。

1988年10月,高通公司第一次向公众介绍了CDMA蜂窝移动通讯概念。

随后,艾文·雅各布又花费了一年时间艰苦地开发出一个样板系统,并于1989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电信行业会议上,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并推介这种技术。

11月,在太平洋电话公司(现沃达丰公司的一部分,当时美国西部最大的运营商)的协助下,高通公司在圣地亚哥成功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CDMA呼叫试验。

试验成功,高通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艾文·雅各布深知,要想让CDMA成功商业化,尽早成为2G标准是关键。

作为移动通信的领导者,美国的摩托罗拉自然地垄断了第一代移动通信市场。

第一代移动通信是基于模拟信号的,天线技术和模拟信号处理技术的水平决定了产品的好坏。

在第二代移动通信刚开始时,松散的欧洲联合起来了,并利用GSM成功地在第二代移动通信上超越了美国。

GSM已经提前成为欧洲和美国的2G标准,电信工业协会认为CDMA至少在商用成熟度上落后GSM两年。

因为通话质量不佳,厂商和运营商也对CDMA持怀疑态度,即使CDMA在技术上的确比GSM更强,但GSM已经有成熟的产业链,在短时间内再引入另外一种新的技术标准,基本是不可能。

高通必须要用大量的事实去说服标准制定机构,让他们相信CDMA技术要大大优于GSM。

在此间的几年中,高通都是在各种方式的演示和说服中渡过。

终于,1995年,CDMA被指定为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之一,并在香港建立第一张CDMA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CDMA在韩国、日本、印度、中国等市场蓬勃发展,并造就了KDDI、SKT、三星、LG等一批新型全球领先运营商和厂商。

高通威胁力

6年前,人们还预测2008年全球GSM用户会达到10亿,但这个数字2004年就实现了。

眉开眼笑的GSM运营商接着把目标定在了2010年实现20亿,并且相信这20亿中的相当部分会顺利保持到3G时代。

然而,未来这20亿用户在3G时代所使用的技术,都是基于CDMA。

在2G时代还处于弱势的高通,一下就成为3G的“税务官”。

这个税务官很强势,在通向3G的每个路口都安置了收费站。

诺基亚、爱立信等公司研发的3G技术标准WCDMA非常不希望和CDMA沾上边,但面对高通的入侵,却万般无奈。

因为高通拥有WCDMA标准中30%的核心专利,世界上每卖出一台WCDMA手机或网络设备,都需要用到高通的专利。

申请专利的目的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保证自己不被别人告侵权,即防御性的。

第二种是进攻性的,一个公司申请一些可能以后有用的但是自己未必使用的专利,专门来告别人侵权。

高通的专利很多是后一种。

高通公司有一面厚厚的专利墙,里面镶嵌着3000多项CDMA核心技术专利。

为保护专利墙上的能带来巨大利润的专利,高通有一支庞大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队伍,专门去告那些可能侵犯高通专利的公司,例如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

每年高通从专利费挣来的钱是数十亿美元。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买卖。

高通公司的专利费极其昂贵,平均每一部手机4到8美元,超过一部手机所有芯片能带来的利润。

诺基亚实在不愿意向高通缴纳那么多钱,它不认为高通在WCDMA中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于是,诺基亚联合了高通的竞争对手博通挑战高通。

高通则威胁诺基亚不再做WCDMA的芯片,这样它将以WCDMA专利的净拥有者身份阻止诺基亚进入3G市场。

诺基亚不得不低头。

2008年7月15日,两家公司和解,诺基亚乖乖地拿出25亿美元的专利费。

当然,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早在2003年,高通公司就宣布拥有TD-SCDMA的核心专利。

高通公司首席律师、高级副总裁罗帑平态度十分强硬——如果任何公司在没有缴纳专利费的情况下推出这一产品,他们将为此进行抗争。

作为在TD-SCDMA上地位举足轻重的大唐,一直不承认使用过高通的技术。

早在CDMA进入中国前,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就对高通高额的专利费很有看法。

后来,周寰担任大唐总裁,TDSCDMA就进入了全力研发。

但TD-SCDMA真能绕过高通吗?

这实在很难说清楚。

这好比一座建筑,第一层是完全由高通的CDMA建造,其他看房者都看上这座建筑,希望修个二层三层。

于是,以诺基亚为首的WCDMA占据了二层,中国的TD-SCDMA住进了三层,但高通拥有几乎所有房间的钥匙,而且这些房间尽是财务重地。

高通可以随便进入二层、三层的财务重地,拿取它需要的金钱。

无论这座大楼建多少层,无论所处的楼层和一层的高通距离多远,都很难不让拥有房间钥匙的高通不进房,不收取房租。

在成立20多年后,艾文·雅各布创立的高通公司在通信领域独占了超过3000多项重要专利,90%的通信芯片都由它提供,顺理成章坐拥了广阔的专利领土,让你怎么也绕不过去。

除此以外,借助CDMA技术,高通顺利成为了无线移动通信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市场不可逆转地向着有利于高通的方向发展。

靠着制定和解释规则,在很短的时间里高通占领了无线移动通信领域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市场。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高通的气场已经影响到整个通信业。

闪开,CDMA!

V-cdma-1000网络视频编码系统

显然,没有一家厂商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于是“3G只是一个过客,4G就要到来,LTE即将登场”的提法出台了。

作为一个准4G技术的研发阵营,LTE阵营一边希望绕过高通的主要技术,削弱高通的主要地位,一边联合起来高喊让高通闪开。

在LTE正式到来前,联盟确实起到一定效果。

2006年6月23日,韩国的ThinMultimedia科技公司向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递交一份诉状,指责美国高通公司滥用其市场优势地位,给业界造成不公平竞争格局。

在韩国遭遇起诉后,高通紧接着在印度市场上也遭遇两家CDMA运营商的联手对抗。

作为印度最大的CDMA运营商,Reliance通讯拥有2100万CDMA用户,约占全球CDMA用户总数的8%,强烈要求高通将其在印度的专利收费标准降低一些,否则转投WCDMA的怀抱。

CDMA2000普及率最高的韩国,也正逐步摆脱高通。

2005年之前,高通主导的CDMA2000以两倍于WCDMA的速度发展,而2007年1月,WCDMA商用网络数量则超过CDMA2000。

高通研发的4G标准UMB,至今没有任何一家运营商表示测试该项技术。

事实上,UMB的市场需求几乎为零。

高通公司于2008年11月24日宣布放弃继续研发UMB演进标准。

其实,不管设备商、运营商,还是终端制造商,都没什么可抱怨的,该抱怨的是用户。

移动通信的技术标准竞争,实质是疆土划分和利益分配的过程,坐在谈判桌前的绅士们遥控着各自背后的工程师的前进方向。

如果诺基亚手头CDMA专利很多,它收的入场费和门票不见得比高通少。

这些入场费和门票最终由用户买单,运营商、终端制造商、设备商只是少挣一点而已。

但是,千万别小看用户,有时候,就是这最底层的用户,会颠覆整条生态链:

1998年至2001年,美国铺设了超过6276万千米的光缆,光缆传输能力增加了500倍,而使用率还不到10%;欧洲各国运营商光在拍得3G牌照上的投入就超过1000亿美元,巨额牌照费使得众多的运营商债台高筑,因为用户不高兴为他们买单。

3G为什么这样快?

搭乘地铁,打开手机,发现老板又通过邮件交代任务了。

赶紧把任务给解决了。

还有3站才到目的地,看一会动画片吧,正看得欢,可恶的老板又来电话,说有紧急的事儿。

迅速下车,找到一块安静的地方,打开视频会议菜单。

视频会议一结束,按照老板的指示参加一个用户交流会,通过手机的GPS功能查看实时地图,找到一条最快最不堵车的线路⋯⋯这些不再是日韩剧中看到的场景,我们即将拥有速率至少达到384K/秒的3G网络。

有了3G,视频通话、下载影片、随时随地办公都不在话下。

那么,3G和2G有什么不同,是什么技术让3G实现上述场景中的视频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信息服务?

从技术的层面,3G和2G的最大区别在于无线网络速率的提高。

2G时代,无线网络速率是9k/s,而到了3G,无线网络必须能够支持不同的高速的数据传输速度,也就是说在室内、室外和行车的环境中能够分别支持至少2Mbps、384kbps以及144kbps的传输速度。

相应而来的就有了应用的多样化,以前在2G上不能实施的视频电话、高速的数据上载和下载、电话会议就能实现。

新的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速度能提高?

简单来说,由于采用了更高的频带和更先进的无线(空中介面)接入技术,3G标准的移动通讯网络通讯质量较2G、2.5G网络有了很大提高。

理论和定义听上去枯燥而费解,现在运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一切都可能变得相当简单。

在移动无线的世界中,每个传输的数据,都如同行驶在北京拥挤街道上的汽车,它们总想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

与此同时,街道上的汽车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交通情况更加恶化。

于是,就有了2G到3G的演变。

演变的核心在于拓宽道路和制定更为有效的交通规则。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把那条看不见的空中道路拓宽,并制定更完善的交通规则,以最大化道路的利用率。

道路的拓宽,就是采用更高的频带,3G的频带比2G宽。

但无线电频宽十分有限,不像有线网络,只要抽换或者加铺线路就能增加频宽,因此如何制定这条道路上的交通规则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我们无线移动通信道路上,到目前为止,核心的交通规则有3个,分别是FDMA、TDMA、CDMA。

FDMA,也就是频分复用技术,通过将频带分割成统一的带宽分块,将频带分成不同的语音信道。

也就是说,每辆汽车分配一条跑道,这样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因为这辆汽车并没有必要占据整条跑道,剩下的跑道完全可以分给其他有需要的车辆。

除此以外,频带与频带之间即使有间隙(保护频带),但相邻频带之间也会有一些频带重叠的现象发生。

如果哪条跑道上的汽车一不小心跑到别的跑道边缘,有可能撞车,撞车的后果是杂音的出现。

随着使用无线移动通信的人越来越多,FDMA渐渐没法应付,它不是有效的空中接入方法,容量低,信号差,安全性差。

这时,TDMA适时出现了。

TDMA,时分多址,它是通信专家制定的另外一种交通规则。

将频带分成信道,再将信道分成时隙。

根据指定的频率为每个呼叫分配一个特定的时间段。

这样能加大道路的利用率。

在语音信号传输之前,还会有一个压缩和数字化的过程,带宽从标准的56kb/s编码降低至8kb/s,甚至更少,就如同《七龙珠》中的魔力胶囊,本来是一辆汽车,但通过一些技术,将汽车压缩成一颗很小的胶囊,携带方便,等达到目的地,再将胶囊变成汽车。

这样,就降低了空中链路的传输量,占用的传输空间减少。

相对传统的FDMA和TDMA,CDMA刚开始被提出的时候,业界对它的反应就如同当年哥伦布建议按照相反的方向航行到达印度时伊莎贝拉女皇的反应,现在,CDMA已经成为3G的基础。

WCDMA、CDMA2000、TDS-CDMA都是由CDMA发展而来的。

CDMA采用与TDMA完全不同的方法。

它并不是把整个可用的频带分成几百条窄带,而是让每一个频道使用所能提供的全部频带,利用编码技术将多个并发的传输过程分开。

CDMA的特点决定了CDMA频率的利用率很高。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汽车更形象的例子。

在机场大厅,许多人正在两两交谈,TDMA可以看作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大厅中央,却按顺序发表自己的看法;FDMA可以看作大厅里的人分散各处,两两扎堆,每一堆的话题同时进行,相互之间完全独立;CDMA可以看作大厅中央的每个人都在说话,但是每一对使用不同的语言,讲中文的这一对谈论中国的事情,并且把所有与中国无关的内容当作噪声。

因此,CDMA的关键在于能提取期望的信号,同时拒绝所有其他的信号。

这样,相对于FDMA、TDMA来说,CDMA更好地完成了指挥交通的角色,为我们带来高清晰话音、高速数据、多媒体、漫游等多项业务,实现了3G高速通信网络的需求。

什么是TD-SCDMA?

TD-SCDMA的体系结构完全遵循3GPP标准,并且由三部分组成:

用户设备(UE)、射频接入网(RAN)和核心网。

TD-SCDMA的RAN的设计原则是与其他的RAN共享相同的核心网,例如WCDMA系统,这样就大大简化了多模系统设计。

物理层(第1层)描述了基站(BS)和UE之间的传输,包括了两个方向的传输:

上行链路(从UE到BS)和下行链路(从BS到UE)。

在手机设计中,系统实现最复杂的部分在下行链路,例如接收机设计。

因为TD-SCDMA基于TDD模式,所以下行链路(DL)和上行链路(UL)共享相同的频带。

图1示出每个子帧包含7个常规时隙和3个特殊时隙(阴影部分),常规时隙用于数据传输和接收,特殊时隙用于时钟同步和其他控制目的。

图1TD-SCDMA子帧和时隙结构

TS0总是用于DL广播信道,TS1总是用于UL。

每个子帧中最多有两个UL/DL时隙切换点,第一个时隙切换点是固定的,而第二个时隙切换点可以灵活变化。

TD-SCDMA网络可以根据系统实际业务量动态改变第二个时隙切换点的位置重新安排UL/DL容量。

TD-SCDMA系统中的所有基站都是时间同步的,所以小区搜索和切换均可轻松实现。

UL也是同步的,意味着不同的手机必须以几乎相同的时间向基站发送信号以便所有信号会同时到达基站接收天线。

TD-SCDMA同时支持多种业务。

不同用户使用不同时隙,不同业务在同一时隙中使用不同数量的码道。

因此,不同时隙之间信号功率幅度(在DL或UL中)可能差异很大。

这意味着UE应该能够在不同时隙之间快速地调整接收增益和传输增益。

典型的数据时隙包括四部分:

数据部分1、数据部分2、用于信道估计的训练序列(midamble)和防止脉冲串间干扰(IBI)的保护间隔(GP)。

目前的方案是使用训练序列便于接收机无线传输信道估计。

训练序列码分配策略有3种,不同的码信道可以共用相同的训练序列或使用不同的训练序列码。

每个训练序列码序列都是按照这种方法产生,以便可以使用有效的算法用于无线传输信道估计。

在发射端,将二进制编码比特(bit)映射到QPSK(或8PSK)复数符号。

对于HSDPA技术还使用了16QAM调制。

为了降低信号的峰均比(PAR),每个物理信道的复数符号在用信道标识码—也称作正交可变扩频因子(OVSF)码—扩频之前先乘以一个信道标识码特定倍数(CCSM)。

在TD-SCDMA系统的下行链路中,扩频因子可以是1或者16。

在扩频之后,具有码片速率的信号再与扰码(16码片的复数序列)相乘。

最后,码片序列的实部(I)和虚部(Q)通过一个根号升余弦(RRC)滤波器,并且上变频到要求的载波频率。

联合检测接收机

接收机设计是UE开发中最困难的工作,因为在整个UE实现中该部分设计复杂度最高。

虽然LCR中的多个用户通过分配给它们的OVSF码实现多路复用,但是因为多路信道中存在延迟扩散,而且UE输入端的接收信号会受到多用户干扰(MUI)以及符号间干扰(ISI),所以并不能保证不同用户之间完全正交。

CDMA系统中采用的传统接收机(例如,RAKE接收器)在这种情况下的性能很差,所以最好是选用比较复杂的多用户接收机设计。

多用户接收领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它为多用户检测技术的开发与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

研究结果表明某些接收机结构,例如线性接收机,比较适合特定的链路情况。

特别是在TD-SCDMA情况下,一个时隙中最大码道数和扰码长度为16,所以很容易并行处理全部码信道。

在不同标准下可以获得不同的多用户检测(MUD)算法。

可以通过采用线性接收器结构应用准最佳的多用户检测器—通常称作联合检测—来降低MUI。

用于线性接收机设计的方法有好几种——最常见的两种优化准则是迫零线性块均衡器(ZF-BLE)和最小均方误差线性块均衡器(MMSE-BLE)。

ZF-BLE可以完全消除ISI和MAI,但会增强噪声。

MMSE-BLE则在减小ISI/MAI影响和降低噪声之间进行平衡。

联合检测的复杂度与符号星座图无关。

虽然联合检测算法是接收机结构的核心问题,但是影响性能的关键却在外围功能中。

一般包括信道估计、有效码检测、信噪比(SNR)估计和同步。

一个时隙中有多少有效CDMA码道,有哪些有效码道,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LCR接收机中的信道估计是基于结构化的训练序列完成的。

在标准中针对训练序列的设计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公共训练序列分配(CMA)方案的应用是通过高层将其作为物理信道配置的一部分以信令的方式发送给UE。

第一种训练序列分配方案是CMA,同一时隙中的所有下行信道使用相同的基本训练序列。

信道估计结构是根据训练序列的周期循环特性得到的。

信道抽头的数量和信道估计的长度直接影响了通用信道矩阵T的结构和尺寸。

信道估计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去除那些并不影响接收机效果的只有噪声的信道抽头。

另一个难题是判断是否存在具有特定移位的训练序列。

如果训练序列无效,那意味着所有相关的码信道都无效。

但训练序列有效并不能确定多少相关的码信道有效。

SNR估计可以看作信道估计的整数部分。

MMSEJD接收机需要进行SNR估计以便获得优于ZF对应的性能。

接收机设计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实现SNR估计—当然,要在估计质量和估计算法复杂程度之间折衷

集成解决方案

UE的典型功能划分如图2所示,组成该系统的芯片组成员包括射频发射和接收部分、包含混合信号和电源管理模块的模拟基带(ABB)部分,以及数字基带(DBB)部分。

一个完整的手机设计包括芯片组、存储器模块、应用模块(照相机、显示器等),以及其他的外设,例如蓝牙、SD卡和MMC存储卡。

每个模块的设计有不同的难题,然而,TD-SCDMA的系统要求给DBB设计带来了其特殊的问题。

图2基于集成解决方案的UE模块划分

为了获得稳定的性能余量,应当提供经过优化的完整信号链——RF信号、混合信号和数字信号。

如果单独设计信号链的每一环节,那么每一环节必须设计成能够与未知性能的信号链的其它环节集成。

如果对整个信号链优化,那么就要对各个环节之间的成本和复杂程度进行权衡以实现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如果可以使用数字滤波器补偿RF滤波器引入的失真,那么可以放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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