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七章 元明清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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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七章元明清三
第七章 元·明·清（三）
第三节明代实物
一都市
北京城，今日北京市之规模，实明太祖以下诸帝所陆续经营，而有系统之计划，则定自成祖之时。
盖明之北京本元故都。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其后更展其南里许，遂成今日北京近似正方形之内城，其外城则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所建也。
成祖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改建皇城于燕王府之东，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遂形成明清之规模。
其制以宫城（紫禁城）为核心，周以皇城，最外乃为京城。
禁城西侧，皇城以内，就原有之太液池琼岛作西苑，以为游宴之所，即今之三海公园也。
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
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或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
城中街道相交处或重要地点往往以牌坊门楼之属为饰；而各街至城门处之城楼，巍然高耸，气象尤为庄严。
皇城诸门，丹楹黄瓦，在都市设计上尤为无上之街中点景饰。
我国自上古以来，营国筑室，首重都城计划。
汉唐长安规模尤大，而隋文帝所建之大兴城（即唐之长安城）皇宫，官府，民居，各有区域，界限清晰，树后世城市设计分区制之型范，高瞻远识，尤足钦敬。
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就近代都市计划观点论，庞大之皇城及西苑，梗立全城之中，使内城东西两部间之交通梗阻不便，为其缺点之最大者，然在当时，一切以皇室尊严为第一前提。
民众交通问题，非设计人所考虑者也。
二明代木构
大同城楼[1]（第124图）山西大同东南西三门城楼与城同为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所建，为现存明代木构之最古者，诸楼平面均为凸字形，后部广五间，其前突出部分广三间，全部周以回廊。
楼之外观，分上中下三层，檐三层。
下两层檐之上缘，即紧沿其上层窗之下口。
每层均较下一层收入少许。
屋顶前后两卷相连，均为九脊顶。
其各层梁架，均为月梁，各层梁间承以极低之驼峰。
外檐斗拱下檐为单杪重拱，上两层檐为双杪重拱，逐跳计心。
补间铺作正面三间用两朵，山面用一朵，梢间走廊不用，其斗拱之特点数事：
（一）上两层泥道拱与慢拱之上更施拱一层，成“三拱”之制，为罕见之例；
（二）上两层柱头铺作之耍头乃梁头之延长，其宽较华拱稍大，为后世明清梁头加大之始。
大同钟楼[见注1]（第125图）在大同城内。
平面三间，正方形；高两层，檐三重；上层周绕以腰檐平坐，上作九脊顶。
下层斗拱单杪重拱，每间补间铺作一朵；平坐双杪重拱，上檐单杪单昂重拱，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一朵，稍间无。
腰檐斗拱特小，单杪重拱，每间补间铺作两朵，志称钟楼建于明，今考其全部结构手法，与城楼诸多相同，想当时所建也。
开福寺大殿[2]（第126、127图）在河北景县。
寺建于明洪武中。
大殿则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
殿广五间，深四间，单檐四阿顶；但在前面另加廊，两端仅及梢间之半。
殿身中三间开敞，安装格扇，而稍间为雄厚砖墙，以接受廊之两端，权衡至为洽当。
殿身斗拱单杪双昂，昂嘴纤长，虽梁头不见加大，但补间铺作，当心间及次间均增至四朵之多，已渐呈繁琐之象矣，殿内藻井于斗八之上以交叉斜拱构成螺旋顶，至为精美（第127图）。
社稷坛享殿[3]（第128图）殿在社稷坛之北，建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今中山公园之中山堂也。
殿平面长方形，广五间，深四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简单阶基之上。
殿斗拱单杪双下昂，重拱造；其第一层昂为平置假昂，第二层则后尾挑起，其上耍头亦将后尾挑起，但在第二层昂尾之下，另施上昂一层。
殿内梁枋断面高厚之比例，近于三与二；其阑额亦颇高，而普拍枋宽度，则与阑额之厚相等，皆明初显著之特征也。
长陵棱恩殿[见注3]（第129、130图）北京昌平县天寿山南麓，明十三陵所在。
长陵为成祖陵，十三陵中规制最宏。
关于陵寝当于下文另述，兹先叙长陵棱恩殿木构。
陵以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完成，殿亦同时物。
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较之北京清故宫太和殿深度虽稍逊，而广过之，两者面积大致相等，同为国内最大之木构。
其外观重檐四阿顶，立于三层白石陛上。
下檐斗拱单杪双下昂，上檐双杪双下昂。
其下檐斗拱自第二层以上，引伸斜上者六层，实拍相联，缀以三福云伏莲销，已形成明清通行之溜金科。
其补间铺作当心间加至八朵之多。
上檐斗拱则唯第二层昂及耍头后尾延长，压于下平榑之下；在比例上，其昂尾之长，尚为前所未见也。
殿全部木料均为香楠，当心间四内柱特大（径一点一七米），自顶至根，一木构成，为稀有之巨观。
殿梁额横断面均狭而高，不若后世之近乎正方形者。
殿内藻井当中三间较高，两侧三间较低。
殿于民国二十四年经北平市政府修葺。
北京护国寺[4]寺本名崇国寺，其创始无考，金元之际毁于兵。
元代重修，另营寺于大都，称崇国北寺，即今寺所在也。
寺中现存建筑物则大多为明宣德成化间（公元15世纪中叶）物，现有规模亦当时所增扩也。
寺平面布置，前后可分为三部，共九层，最前为山门三间内为广场，为其前部。
广场之北为金刚殿五间；殿之北计殿四座，曰天王殿，延寿殿，崇寿殿均为明构，最后千佛殿则元构也。
四殿前左右均有配殿，缀以廊房，自金刚殿左右折而北至千佛殿左右围绕，为寺之主体。
千佛殿之北为垂花门，入门至寺之后部，计有护法殿，功课殿，后楼，共三层。
此部地址较前部狭隘，无东西廊。
垂花门内东西各立舍利塔一，即第二节所述之舍利塔也。
寺现状极为残破，其中轴线上殿屋，中部除金刚殿外，无复有屋顶者，后部护法殿与功课殿则较为完整。
至于东西廊屋及各殿配殿，则东面诸配殿及钟楼已不复存在矣。
寺平面布置，以中部为主，殿数座在中轴线上前后相直而列，四周绕以廊屋配殿，盖历来佛寺之通常配置。
然如唐以前之建塔于中线之上者，明以后已不复见矣。
鹫峰寺大雄宝殿及兜率宫[5]寺在四川蓬溪县西门外里许。
其中轴线上自外而内，为牌楼，天王门，大雄殿，兜率殿及后堂。
兜率殿之前，左右建钟楼鼓楼，其后为廊庑杂屋，配列殿之两侧规制颇为整然，大雄殿之左则白塔凌空，高十三层，甚峻拔。
寺创造无考。
元末毁于兵灾。
明宣德间重修。
白塔为南宋时建，其余木构则明中叶遗物也。
大雄宝殿（第131图）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前砌月台。
檐柱间上施阑额二层，下施地栿。
外檐斗拱双杪，除当心间外，均无补间铺作。
其第一跳华拱之上施瓜子拱。
但第二跳华拱不与瓜子拱相交，而自其上齐心斗内出跳，同时左右更出斜拱。
在原则上此法与宣平（今武义）延福寺元代大殿斗拱第二层昂之位置相同；为木构中罕见之例。
屋顶前后坡均作一阶级，如汉阙所见为此殿重要特征之一。
殿建于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
佛像三尊亦皆明塑。
兜率宫建于高台之上。
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
斗拱单杪重昂，昂嘴细长。
泥道拱慢拱之上，更施长拱一层，成三拱之制，如大同城楼所见。
其两层昂跳头横拱，拱端不齐切，而斜斫作“出锋”状。
背面及两山将檐柱加高，上施栌斗挑梁以承檐。
殿之建造年代，无纪录可凭，但右庑枋下题明成化己丑（公元1469年）年号，想时代相去不远也。
七曲山天尊殿[见注5]四川梓潼县西北七曲山，山顶柏林中文昌宫，殿堂多座，为明代所建。
其中天尊殿在院内最高处，结构较为宏丽。
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
其斗拱之分配，前面单杪双下昂，背面及两侧则仅在柱头施栌斗挑梁，如鹫峰寺兜率殿之制。
其前面斗拱两昂不平行，第二层昂尾挑承下平榑之下。
内部梁架作叉手，襻间，替木等；梁栿上施蜀柱及十字斗拱，与元代宣平（今武义）延福寺大殿颇有相似之处。
殿营建年代文献无征，其结构样式，当为明初或明中叶所构也。
曲阜奎文阁[6]（第132、133图）曲阜孔庙本无奎文阁。
至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始建“书楼”，金明昌二年赐名“奎文”。
现存之奎文阁则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所重建也。
阁在大成门之外；广七间，深五间，高两层，中夹暗层，檐三重，九脊顶，下层四周擎檐俱石柱，立于砖石阶基之上。
阁之构架可分为上下两半，下半为下层，上半为平坐以上之全部。
盖下层诸柱之上施列斗拱，以承平坐柱，而自平坐以上，则内外诸柱均直通上层，虽平坐柱头铺作，亦由柱身出华拱。
其制已迥异于辽宋古法矣。
在柱之分配上，下层当心间减去前面两内柱，而上层则前面内柱一列全数减去，以求宽敞。
三层檐均承以斗拱，并平坐斗拱共为斗拱四层。
但上层腰檐之外缘平坐四周施擎檐柱及绦环楣子。
平坐斗拱掩以雁翅版，故骤观唯上下两檐斗拱为显著。
阁所用昂均为平置假昂，后尾不挑起，为明清标准做法。
但柱头铺作上所出梁头，已较华拱宽加倍，清式桃尖梁头之雏形，已形成矣。
太庙今北京故宫太庙主要建筑，多为明建。
庙在天安门内之东侧，今辟作公园。
庙周以围墙两重；外垣正南辟琉璃花门三道，内垣正南为戟门五间。
戟门之内，正面为前殿，左右为东西庑。
前殿之后，更有中殿及后殿，亦各有东西庑。
太庙之初建，在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其后则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所建也。
至嘉靖二十年太庙灾，二十三年重建，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完成，以后未再见重建纪录。
考今太庙诸建筑，独戟门斗拱比例最宏，角柱且微有生起；前殿东西庑柱且卷杀，作梭柱，当均为永乐原构。
其余则嘉靖重建也。
今存前殿十一间，重檐四阿顶，立于三层白石陛上（第134图）。
其正中三间，梁柱均金饰，清代飨祫行礼在焉。
中殿九间，平时奉安历代帝后神龛。
后殿亦九间，奉祧庙神龛。
建极殿[7]（第135图）今北京清故宫主要殿宇中，唯保和殿为明构，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所重建之建极殿也。
殿于明初名谨身殿，至嘉靖间改名建极殿。
明末李自成焚烧北京宫殿，建极殿得幸免。
清代未见重建保和殿纪录，而著者于民国二十四五年测绘故宫时，发现藻井以上童柱标识，楷书“建极殿右（或左）一（或二三）缝桐柱”墨迹，足证其为明构无疑。
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重檐九脊顶。
斗拱纤小，当心间补间铺作用至八朵之多，已与清式难于区别矣。
三陵墓
长陵[见注3]（第136图）明代陵寝之制，自太祖营孝陵于南京，迥异古制，遂开明清两代帝陵之型范。
按自秦汉二代，皇帝陵寝厚葬之习始盛。
始皇陵建陵园游馆，汉陵有寝庙之设。
自唐太宗昭陵设上下二宫，上宫有献殿，仍如汉陵之寝；降至南宋犹有二宫。
明太祖营孝陵，不作二宫，陵门以内，列神厨，神库殿门，享殿，东西庑，平面作长方形之大组合。
其后成祖营长陵于昌平天寿山，悉遵孝陵旧法，而宏敞过之；献陵景陵以次迄于思陵，悉仍其制凡十三陵。
清代诸陵犹效法焉。
十三陵之中，以长陵为最大。
陵以永乐七年兴工，十三年（公元1415年）完成。
陵可分为二大部：
宝顶及其前之殿堂是也。
殿堂东西南北三面周以缭墙，在中线上，由外而内，为陵门，棱恩门，棱恩殿，内红门，牌坊，石几筵，方城，明楼，宝顶。
陵门为三道砖券门，单檐九脊顶。
门外，明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五间，今已不存。
门内中为御道，东侧为碑亭，重檐九脊顶，有巨碑。
亭东昔有神厨，御道西有神库，今俱毁。
棱恩门五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白石阶基上。
中三间辟门，阶基前后各为踏道三道。
棱恩门内广场御道两侧有琉璃焚帛炉各一。
东西原有东西庑十五间，久毁无存。
其北为棱恩殿，巍然立于三层白石阶上，即上文所举之木构也。
殿北为内红门三洞，门内复另为一院，院北方城明楼，巍然高耸。
方城为正方形之砖台，其下为圆券甬路，内设阶级以达城上明楼。
甬道北端置琉璃照壁，照壁后即下通地宫之羡道入口也。
明楼形制如碑亭，重檐九脊顶，楼身砖砌，贯以十字穹窿，中树丰碑曰“成祖文皇帝之陵”。
楼后土阜隆起为宝顶，周以砖壁，上砌女墙，为宝城。
地宫结构，文献无可征，实物亦未经开掘调查，尚不悉其究竟，但清代诸陵现存图样颇多，其为模仿明陵地宫之作，殆无疑义，亦可借以一窥明代原型之大略也。
长陵以南，为长七公里余之神道。
其最南端为石牌坊（第137图），五间十一楼，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建。
次为大红门砖砌三洞，单檐九脊顶。
建造年代待考。
次为碑亭，及四华表，再次石柱二，石人石兽三十六躯，均宣德十年（公元1453年）建。
自石柱至最北石人一对，全长几达八百米，两侧巨像，每四十四米余一对对立，气象雄伟庄严，无与伦比。
次为棂星门，俗呼龙凤门，门三间并列，石制，更次乃达陵门。
十三陵之中以长陵规模为最大，保存亦最佳，民国二十四年曾由北平市政府修葺，其他各陵殿宇多已圮毁，设不及早修葺，则将成废墟矣。
四明代佛塔及其它砖石建筑
明代佛塔建筑，胥以砖石为主，木材因易变毁，已不复用以建塔矣。
有明一代，其佛塔之最著者，莫若金陵报恩寺琉璃宝塔；不幸毁于太平天国之乱，至今仅存图绘。
据海关报告[8]，塔高英尺二七六呎七吋强，约合八十四点五米。
塔经始于明永乐十年，至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讫工，历十九年告成；八面九级，外壁以白磁砖合甃而成，现存佛塔之型制约略相同者，为广胜寺飞虹塔。
飞虹塔[9]（第138、139图）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木构殿堂，已于元代木构中叙述。
其前殿之前，正中线上之琉璃塔，则为佛塔中之极特殊者。
塔平面八角形，高十三级，全部砖砌，而壁之柱额斗拱椽檐等，则以琉璃砖瓦镶砌，并饰以多数佛像，外观至为华丽。
塔最下层绕以木廊。
自第二层以上，塔身逐层收分起点甚低，收率不递加各层檐角亦不翘起；故其轮廓梗拙，无卷杀圆和秀丽感。
塔内最下层供极大释迦坐像一尊，如应县佛宫寺木塔之制，其下层藻井作穹窿式，饰以纤细斗拱。
塔内阶级结构，于通常用半楼台（landing）之处不作楼台，而使升降者迈空跨上次一段阶级（第139图），虽非安全善策，但在各种限制之下，亦可见设计人之巧思也。
志称塔建于北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重修；塔上琉璃多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年号，疑即现存塔之建造年代也。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10]（第140图）寺在北京西直门外，俗称五塔寺，今寺毁仅塔存。
永乐间“西番班迪达来贡金像，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诏寺准中印度式建宝座。
“累石台五丈，藏经于壁，左右蜗旋而上。
顶平为台，列塔五，各二丈”[11]。
今塔下石台之外壁，最下承以须弥座，上划为五层，各层以檐为界，龛列佛像，上冠以女墙，南面正中砌为券道，高等于须弥座及下两层，通内部阶级可“左右蜗旋而上”台顶。
台上五塔，平面均方形，为单层多檐塔，四角塔檐为十一层，中间塔檐十三层。
除五塔外，台上正中南部尚有亭形重檐小殿，下檐方，上檐圆，为阶级上端之出入口，塔于民国二十四年经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重修。
云南昆明妙湛寺亦有金刚宝座式塔一座，其上五塔，均为瓶形塔，天顺间（公元1457—1464年）所建也。
慈寿寺塔[见注7]（第141图）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
寺为明慈圣太后所建，万历四年兴工，至六年（公元1578年）完成，塔亦同时建，今寺已毁，仅塔屹立。
塔平面八角形，立于高基之上，基上塔身，上出密檐十三层。
其基于土衬之上作须弥座，须弥座上施斗拱平坐及勾栏，更上乃施仰莲两重，仰莲之上乃立塔身，其全部形制为模仿辽塔之作，其蓝本即为附近之天宁寺塔，殆无可疑。
但就各部细节观之，其略于辽构之点颇多，如须弥座各层出入之减少，勾栏之每版用一望柱，仰莲瓣之小而密，塔身之低矮、窗之用圆券，阑额之用两层，斗拱之纤小，均其区别之较著者也。
五台山塔院寺塔[见注7]（第142图）塔院寺为今五台山之中心建筑，其塔屹立台怀中，为五台最显著之建筑。
相传寺原有阿育王舍利塔及文殊双塔，今塔则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所重建也。
塔为巨大之瓶形。
下为双层须弥座，其平面为每面“出轩”两层之亚字形，其上为覆莲及宝瓶，宝瓶上部较下部仅大少许。
其上塔脖子平面亦出轩。
十三天则下径甚大，收分缓和。
最上金属宝盖，较十三天挑出甚少；最上之宝珠，则又为金属之瓶形塔一座也。
此塔与北京妙应寺塔相较，虽同属一型，但比例较之略为紧促，故其全部所呈现象，较为舒适稳妥。
永祚寺大雄宝殿及双塔[见注7]山西太原永祚寺俗呼双塔寺。
志称寺塔均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
其双塔及大雄宝殿均为建筑史研究中之有趣实例。
（一）双塔（第143图）平面八角形，均十三级，高度亦相若。
骤观似完全相同而实则区别颇多。
其最大之区别，则在南塔收分圜和逐层收分度递加，轮廓清秀柔和，而北塔则每层收分均等，其轮廓生涩，缺乏秀丽之感。
两塔均以斗拱承檐，其斗拱颇为繁复，每华拱一跳施横拱两列，一列在跳头，如通常斗拱之制，但在拱眼之上更施横拱一列，则尚为初见也。
南塔第二第三第四三层周作平坐，仅叠涩无斗拱。
北塔则无平坐焉。
（二）大雄宝殿及其东西配殿（第144、145图）全部以砖砌成，其结构法为明中叶以后新兴之样式。
殿平面长方形，下层表面显五间，每间为一券；而实际则为纵横三券并列而成。
其中部三间，实为一纵列之大券筒，其中轴线与殿之表面平行，而表面所见之三券乃与大券正角穿交之三小券也。
至于两梢间则为与大券成正角之小券洞，由前达后。
上层仅三间，深广均逊于下层，其当心间为正方形穹窿，两梢间则为两横券。
殿之外表以砖砌出柱额斗拱椽檐全部模仿木构，至为忠实，唯因材料关系，出檐略短促。
正殿两侧配殿，单层五间，其结构与外观均与正殿同取一法者也。
我国用券之始，虽远溯汉代，然其应用，实以墓藏为主。
其用于地面，虽偶见于桥梁及砖塔之门窗，然在宋代，城门仍作梯形。
其用作殿堂之结构，则明中叶以后始见也。
考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葡租我国澳门，同年耶稣会成立，至万历十五年，利玛窦至南京以后，而耶稣会之势力乃浸入全国上下。
时在欧洲适为文艺复兴全盛时期。
其殿堂之结构，多以券洞穹窿为主，而外观上则以砖石模仿古代木构形制，与明末骤然出现之无梁殿，在结构上及外观设计之方法，其原则完全相同，似非偶然之现象。
其间蛛丝马迹，可引起研究者之注意也。
南充广恩桥[见注5]四川南充县西门外广恩桥，俗称西桥。
东西七孔，皆半圆券，券之净跨约十一米，桥面宽九米，规制宏巨，蔚然壮观。
县志载宋嘉定旧桥，毁于明嘉靖间，其旧址在今桥之南，今桥则万历六年所重建，至八年（公元1580年）讫工。
桥后世累经修改，恐万历原状或已有改变处矣。
济美桥[12]河北赵县，除著名之大石桥及小石桥外，在宋村附近，尚有明代石桥一座。
桥券下有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题字，是桥之建当在是年以前也。
桥四孔而共有五券。
居中两孔券大，两端两孔券小。
而在两中券之间又施一小券，成为空撞券之制。
其样式虽与大石桥不同，而其用空撞券之法，则一也。
万里长城[13]（第146图）自秦始皇以来，万里长城虽经历代重修，然均为版筑土垣而已。
自明初北逐元后，深感北方边防之重要，自太祖以降，历代修筑，山西河北两省境内，陆续甃以砖石，遂形成今日东段长城之外观。
今河北省居庸关，南口及山海关附近，皆明代所修筑也。
城垣下厚约七八米，顶厚约五六米，高度七、八、九米不等；墙上女墙，高与人埒。
每距百米许设墩台，较城垣高出约三四米不等。
今墩台似较城垣年代稍古，盖长城初为土筑，甃砖之始，先甃墩台，其后始次第甃及城垣也。
[1]刘敦桢、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
[2]刘敦桢测绘，未刊稿。
[3]刘敦桢《明长陵》,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北平市工务局《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
[4]刘敦桢《北平护国寺残迹》，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
[5]刘敦桢、梁思成等测绘；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
[6]梁思成《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
[7]梁思成测绘，未刊稿。
[8]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塔志》。
[9]梁思成、林徽因《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
[10]杨廷宝测绘。
[11]《帝京景物略》。
[12]梁思成《赵县大石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
[13]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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