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合作化外衣下的美国全球战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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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合作化外衣下的美国全球战略

析合作化外衣下的美国全球战略

　　一、领导世界的美国新战略

追求、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这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根本原则，只不过这一原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表现程度不同。

美国经过短短二百年的发展，就成为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这和其对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深刻理解、恰当运用、不断调整分不开的。

美国历届总统上台后，为了体现与前任的区别，都推出一整套自己的内外政策，人们一般冠之以“××主义”。

但无论何种主义，其本质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不妨统统称之为美国主义或美国利益至上主义。

只不过美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定位伴随着自己国家实力、国际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具体讲，美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定位，由最初独立时的维护自身利益至多是美国在美洲的利益，扩展到今天充当全世界的霸主。

即在冷战后的今天，美国把争取对全球的领导、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未来的世界秩序，维护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的一超地位当做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

苏联东欧剧变、华约解体，既是世界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水岭。

历史上的各种美国主义，无论是一百多年前的“门罗主义”、“门户开放主义”，还是近现代的“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都是在多极或两极格局体现下形成的，因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制约，既使在二战后美国实力超群的情况下，美国也不敢为所欲为，也不得不考虑到前苏联的反应。

但冷战的结束，苏联、华约的解体，制约对手的消失，促使美国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美国人认为追求新的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到了。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出笼了。

所谓“单边主义政策”，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不顾或很少顾及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和反应，以自我本位主义为中心，采取单方面外交行动或措施的外交方式。

这种外交方式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

而冷战后的美国无疑是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的典型。

克林顿政府执政的8年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新旧格局大转折的时期，也是国际形势剧烈变化、无序发展的时期。

为维护和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建立美国“说一不二”的世界体系，克林顿政府大幅度调整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确立了以“参与和扩展”为主要内容，以“增进安全、促进繁荣和推进民主”为主要目标的对外战略，这就是所谓的克林顿主义。

美国对外政策的这种新变化和新调整，反映了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国家利益的新界定、新追求，具有极大的进攻性和扩张性，其最大的表现就是在“人道主义”幌子下的“新干涉主义”。

我们知道，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大肆扩张并确立了所谓的“战略新概念”，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和安全空间，首次绕过联合国干涉、轰炸一个主权国家南联盟，美国还数次挑起事端向中国发难。

正如克林顿在1999年第54届联大发言时声称，“联合国不是维持和平的唯一途径”，“国际社会到底用什么办法来作出反应将取决于采取行动的国家的能力，同时取决于它们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感觉”。

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霸权逻辑。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布什新政府上台。

共和党和民主党执政地位的更迭，并没有影响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延续，布什政府不但继承了克林顿外交政策的核心，而且将美国的单边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只是在“9·11事件”后，出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需要，开始注重和中、俄、欧及国际社会的合作。

但美国的既定目标不会也不可能改变，美国布什政府正利用这“塞翁失马”般的千载难逢的契机，在反恐怖和合作化的外衣下，大肆地、堂而皇之地推行其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

为谋求所谓的“绝对安全”，美国新政府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于去年12月13日正式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这是美国在现代史上首次退出一项最为重要的国际军控条约，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今后的国际裁军进程和国际安全构架中将逐步显现出来。

ABM是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目的是通过禁止双方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来确保对“对方的核威慑平衡”，以此避免核战争。

ABM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是世界上32个裁军及核不扩散国际条约存在的基矗国际战略稳定一旦因此被破坏，一些国家就有可能被迫执行新的核军备发展计划，新一轮军备竞赛将难以避免。

美国之所以退出ABM，目的是放手发展NMD，从而确立美国在世界上“一超独霸”的地位，建立起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

当年，美苏两国核军备竞赛进入高潮，苏联的核力量大有超越美国之势，为了限制苏联的核能力，美国与苏联签署了ABM。

而现在，美国看到ABM已经成为自己发展NMD的障碍，就单方面毁约。

由此可见，无论签署还是退出ABM，美国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本不顾及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外交的单边主义和实用主义。

不仅如此，美国总统布什在他刚刚结束的第二次欧洲之行期间还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先发制人论，回国后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

根据布什的“先发制人”理论，美国将对那些“实力薄弱”、有可能被恐怖组织相中的小国采取突然行动，避免它们像阿富汗那样成为恐怖分子活动的乐土。

据最近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布什已经命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这一原则正式写进美国的国家安全新政策。

这样，美国要对那些有意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友好”国家和恐怖组织发动“先发制人”式的攻击，看来已经成为事实。

据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讲，美国出台“先发制人”论是为了适应“9·11事件”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因为美国再也不敢轻视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新政府的这一理论和布什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其他我行我素的行动一样，在国际上得到的只能是一片反对声，它只会将美国导向极端和彻头彻尾的单边主义。

二、与中、俄、欧的根本性分歧

综观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任何一位美国新总统在上台之初都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尔后不久，又不得不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回到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轨道上来。

究其原因，中美关系的改善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

因此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尽管充满曲折，但却能够在困难中不断前进。

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不例外。

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及布什政府上台伊始，美国的反华保守势力固守冷战思维不放，强调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人权、武器扩散等方面的分歧，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损害美国的利益，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

此外，布什政府还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武器，并允许陈水扁在美国“过境”。

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又几乎将中美关系推向新的冷战。

一时间，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高叫“中国威胁论”，美国军方甚至试图把军事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到亚太地区，矛头直指中国，两国关系陷入低谷。

但是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科技等诸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两国在防武器扩散、打击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上也有共同目标和利益，两国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上负有相同的责任。

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哪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而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9·11事件”后，美国出于建立国际反恐联盟的需要，不得不在中美关系上开始采取主动。

2001年10月，布什总统在美国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时刻，仍决定按期参加上海APEC会议并同江泽民主席进行会晤，中美元首上海会晤确立了两国间“建设性合作关系”，在关键时刻为中美关系拨正了方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国际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也直接威胁到一个一贯的、统一的、科学的和稳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改革能够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而俄罗斯则一开始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使得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没有了方向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导致社会不稳定，极右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盛行。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俄罗斯制度变迁的成本。

第三，在产权制度的构建上，1978年以来，中国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变革，把权力下放到了个体层面，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逐步承认了私人所有制的地位。

但是与俄罗斯不同，这种改革并没有采取全盘私有化的方式，而是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产权形式并存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形式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引导私有制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同时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四，在市场基本制度的构建上，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市场体系。

首先，在法律制度的构建上，各种旨在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改革初期那种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已经基本杜绝，整个市场体系在一个日益规范的环境中运行，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矗其次，在金融制度的构建上，中国采取的是严格渐进的方式，没有像俄罗斯一样盲目自由化。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产生了诸如呆坏账等很多问题，但从总体上说，它起到了一个金融体系应该起到的作用，在1997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对我国经济产生太大影响，金融领域的渐进式改革功不可没。

再次，在对外经济制度的构建上，我国采取了实验的方法，先试办经济特区，然后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逐步推广，它的特点可以用“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这九个字概括。

我国的外贸体制也由国家垄断逐步过渡到了允许更多的包括私营公司在内的企业经营外贸，经过20年的渐进改革，我国形成了管理与市场相结合，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格局。

可以说，我国的外贸体制正逐步与国际接轨。

此外，市场制度的构建还包括社会保障制度、财政制度等，它们也都很重要，但受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比较了。

以上所论述的只是中俄两国具体制度构建方面的一小部分差别，从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制度因素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制度变迁上，由于做法不同导致了迥然的绩效差别，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二转轨过程中俄罗斯制度构建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的供给者自然希望能够构建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但是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受多种主客观复杂因素的影响，最后的结果往往却与改革的初衷大相径庭。

俄罗斯现在正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地。

那么，俄罗斯的制度构建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它应不应该进行新一轮的制度构建？

俄罗斯能不能够通过制度改进实现改革目标？

应该怎样进行俄罗斯的制度构建？

我们将带着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力求得出一个合理、客观的解释。

第一，制度构建成本高昂。

社会制度的变迁只有当其无力承担旧制度带来的高昂成本，同时制度变迁又符合主导利益集团的利益时，才有可能发生。

正如马克思说过：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更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笔者认为，原苏联的各种制度在其解体前已经处于一种僵化状态，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把这种被压抑多年的制度变迁需求释放出来是迟早要做的事情。

本来，以何种方式来完成制度的变迁并不重要，但是，制度变迁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成败。

而选择不同的变迁方式，其成本是不同的。

因此，选择何种方式来完成这种转换便变得重要起来。

很多学者从变迁速度角度考虑，把制度变迁概括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让巨大的制度需求的能量逐渐释放，另一种则是一古脑儿地把那股力量全部释放出来。

理论界对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存在很多争论，很多学者也习惯从这两种方式本身的差别来解释俄罗斯改革失误的原因。

但是，我们认为，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前者付出的成本就一定比后者少，关键是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来分析采用哪种方式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少。

俄罗斯改革失误的原因并不单纯是因为采取了激进的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没有根据本国的国情，而盲目全盘照搬了外国的制度，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制度构建上也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

事实上，技术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因素，利益因素，政治偏好因素等很多因素都能够使采用两种不同方式所造成的成本有很大差别。

这是对一国总体情况说的。

更进一步地说，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不同，制度构建的方法也应不同，有的领域适合采取激进方式，有的领域则适合采取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