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明清至民国时期徽州女性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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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明清至民国时期徽州女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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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着“男尊女卑”的思想，至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

而徽州地处崇山峻岭之中，环境相对闭塞，且自古就是程朱理学的故乡，礼教森严，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更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守节观念，徽州妇女便是在此等礼教的压制之下，思想更趋落后、保守。

　　一、礼教压制下的不平等思想

（一）男尊女卑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男性凭借其较强的劳动能力在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母权社会开始向父权社会转变，造成了男女地位最终颠倒性不平等的局面。

由于徽州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本地资源匮乏，男子外出经商蔚然成风。

徽商赚取大量资本，成为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故而男性的地位远高于女性，“男主外，女主内”成为徽州家庭分工中最普遍的模式，“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贯穿徽州妇女的一生。

　　男尊女卑最直观的反映是在生育权上。

受男贵女贱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对生育进行性别上的有意控制，溺婴现象屡见不鲜。

除却生存压力、生育信仰等方面的影响，男贵女贱思想是造成徽州溺婴问题的首因。

妇女不仅在出生时生命权受到威胁，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

徽州重视家族宗法，视男子为祖宗血脉的继承者，故而女性从出生后地位就普遍低于男性。

学博元水公的正妻赵孺人四十二岁产一子名耆颐，由于年纪较大而难以哺乳，彼时妾林氏诞一女，于是“减女乳而乳耆颐，抱负出入，爱耆颐倍过于其子”。

女性在出嫁前就长期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故而在出嫁后自觉地处于低下的地位，依附于男性。

　　徽州妇女在出嫁后，男尊女卑的倾向更为明显。

侍奉夫君，孝顺舅姑，抚育子女，主持家政，把丈夫、子女、舅姑放在首位。

据《民国歙县志》记载，吴立荣妻洪氏，“携家人避乱，会搜山，其母病不能行。

氏力劝夫与子妇暂避，曰:

‘夫与子，祖宗一脉，不可不存。

妇年轻，辱身即辱祖，故当避。

我留侍母，母存则相养事，急则死，可无虑也。

’”由此观之，徽州妇女在思想上或自觉或被迫地认同男尊女卑。

并且，由于徽州地处封闭，外部的先进思想难以传人，致使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

（二）重贞守节

　　明清时期徽州妇女的贞洁观渐趋极端，甚至提高到宗教化、绝对化的地步。

妇女除了恪守男尊女卑的信条之外，还要谨记男女有别、贞洁至上的准则。

　　由于明清时期统治阶级的倡导，宗族规范的推动，再加上程朱理学的教化，故而节烈之风盛行，妇女视守节为光宗耀祖之事。

《民国歙县志》中记载了两位徐氏烈女的故事:

“太平军将至，二女相约，吾姐妹同为烈女，死亦徐氏光也。

遂均以詈骂被杀。

”妇女以死守节，不仅仅因为守节可以为家族带来旌表之荣，还因为其自身认为失节是奇耻大辱，必当以死明志。

这种思想在列女传中屡见不鲜。

如黄长泰妻鲍氏，守节二十三年，听闻贼寇将至，曰:

“吾节妇也，不宜与贼一面，骂之污吾口，击之污吾手，”遂自缢死。

这种自发的守节思想促成了一大批贞洁烈女。

　　徽州妇女的重贞守节思想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夫死守志、夫死殉夫。

虽然守寡或殉夫可以为妇女带来上谱的荣耀，但以现今的视角来看，生命和个人幸福不能完全依附于男性。

虽然明清时期妇女改嫁为人所不齿，但也绝非人人不可改嫁。

除此之外，对于妇女守志、殉夫也甚少有国法家规的明文规定，然而烈女节妇却依然层出不穷。

徽州妇女之所以舍弃终身幸福乃至生命来成全自己的节烈行为，恐怕不仅仅是因为荣耀的刺激和礼教的压迫，也有其自身对节烈的认同。

歙西关人洪氏，夫君死后，“洪预结塋，誓同穴，辛勤养姑。

姑怜早寡无子，欲夺其志，洪不听。

后邑富者求为配，族人与姑阴纳聘，至期逼嫁，洪徉语曰:

‘嫁不辞，当与夫别。

’乃具酒馔造夫墓，恸哭而归，诣姑从容告别，入室闭门，自缢死。

士夫咸伤，悼作诗歌挽之”。

徽州妇女抵抗住生存的压力、家人的逼迫，守节终身，可见其内心将贞洁视为信仰，难以撼动。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男性在婚姻上的特权，男子三妻四妾，妇女从一而终，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妇女们面对此种不平等，反而以妻妾和睦为目标，以贤妇为典范。

而士大夫的提倡，旌表制度的盛行，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贞洁观，从而使更多的妇女忽略男女不平等，而热衷于从众守节。

　　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礼教的长期压迫下，信奉乃至认同男女不平等的观念。

这不仅使她们在生活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也使女权思想缺乏萌发的土壤，导致徽州妇女的思想禁锢在封建礼教之中，难以得到彻底的解放。

　　二、清代进步思想的萌芽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代产生了一批进步思想家，他们抨击封建制度，质疑程朱理学，对妇女思想的解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徽州妇女的思想也产生了进步的萌芽，一些士大夫针对徽州妇女的节烈行为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徽州才媛的女性觉醒意识

　　由于清代徽州经济繁荣，“崇文”之风盛行，再加上一些开明人士的倡导，社会对于女性接受教育渐持宽容态度，故而才媛辈出。

徽州女性摆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思想，踊跃作诗，出版成集，互相唱和，可以说是思想上的一次解放。

但由于她们长期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在创作方面视野较为狭窄，多为咏物、怀古、闺怨诗，文学价值较高，立意却不够深远。

　　在清代众多徽州才媛中，当属吴藻为女性文学的集大成者。

祖籍黟县的吴藻出生于徽商之家，富庶的家境让她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挣脱物质的羁绊，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吴藻在作品中极少描写男女之情，而是以沉郁的笔调来抒发自己身为女性的不平，具有强烈的女性觉醒意识，使她的作品在众多描写闺怨离愁的女性诗词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夙世书仙”之美名。

　　吴藻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其身为女性，想获得同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

她在《金缕曲》中大声疾呼:

“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收拾起，断脂零黛。

莫学三台悲秋语，但大言，打破乾坤隘。

”吴藻渴望冲破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桎梏，然而，由于徽州地区乃至全国都奉行男尊女卑的信条，吴藻的呼喊虽然振聋发聩，却难以获得云集响应。

封建礼教使女子束缚在家中，身体和思想都难以获得彻底的自由，于是吴藻在作品中将自己幻化为男子，她在其杂剧《乔影》中，通过女扮男装的“谢絮才”之口抒发内心的不平与无奈。

谢絮才“改作男儿衣履”，幻想能“趁烟波泛划桡”“御天风游蓬岛”，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吴藻渴望摆脱束缚，追求人格的全面解放和天性的自由。

《乔影》”一经演出“遂遍大江南北”。

然而，《乔影》虽广受欢迎，却还是未能实现吴藻梦想中的“一洗女儿故态”。

虽然吴藻高呼“英雄儿女原无别”，男尊女卑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心中。

晚年的吴藻潜心奉道，通过参禅来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其作品颇具禅意，更有无奈之感。

吴藻超前的女性意识以及她振聋发聩的作品，对清代徽州妇女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人们推崇其作品可以说是对她这种思想的认可，这种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自古以来的男尊女卑思想。

但即便认可，却还是未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徽州妇女在传唱吴藻的诗词时，更多的是哀叹自己的不幸，而非团结起来“打破乾坤隘”，如吴藻一般敢于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性更是寥寥无几，妇女思想的解放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徽州思想家的反传统理念

　　徽州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较深，士大夫大多倡导封建礼教，以纲常伦理制约女性的思想和行为。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新的思想也应运而生。

徽州地区诞生了一批反传统的学者，他们通过细致的考据猛烈抨击封建伦理，批判程朱理学，对徽州妇女思想的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以戴震和俞正燮为代表的一批徽州学者在其著作中对程朱理学提出了质疑。

戴震（1724—1777年），休宁人，在清代颇负盛名，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

戴震不仅在训诂学方面成就显著，其哲学思想更是带有启蒙思想的因素，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戴震反对程朱陆王之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人生而后有欲”“无欲则无为矣”，即便圣贤如颜回“犹坏于私欲”;他还认为宋明理学“空有理之名”，而宋明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不吝于“以礼杀人”。

宋明理学长期处于官方正统地位，备受统治阶级和学者的推崇，徽州作为朱子故里更是严格恪守程朱理学的教条，以纲常礼教约束妇女的思想。

戴震驳斥程朱理学，使人们对理学的正统地位产生了怀疑，更是鼓励广大徽州妇女抛开礼教的制约，追求天性的解放。

　　“存天理，灭人欲”阻挡了徽州妇女追求个性解放的步伐，使她们长期压制内心的私欲而践行极端的节烈观，可以说，程朱理学是阻碍徽州妇女思想解放的重要因素。

作为举国闻名的学者，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有力驳斥为徽州妇女的解放提供了行动上的依据和思想上的支持。

而戴震之后清代学者———俞正燮更是从历史的角度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为男女平等提供了更切实可信的证据。

　　俞正燮（1775—1840年），黟县人，是一位学贯九流的布衣学者。

他运用传统的归纳考证之法，通过对史事、史注进行纠误的方式，表达了他朴素的人权思想和男女平等的主张。

俞正燮同情长期受礼教迫害的女性，在各方面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是妇女解放的有力支持者。

首先，他认为自古以来男女就是平等的，“汉武帝时，天下歌曰:

‘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天宝时人歌曰:

‘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悲酸’”，通过古时的民间歌谣来表达女子地位应和男子一样的观点，对于遏制徽州地区的溺婴陋习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其次，他反对男性通过封建礼教的信条来约束、迫害妇女，对于明清盛行的缠足陋习，他通过考证，认为古代并不盛行缠足，不裹足才是健康之美，从而鼓励女子放足;最后，他提倡在夫妻关系中男女地位应是平等的，强烈驳斥纲常伦理对男女的双重标准，他认为“妻者，齐也，与夫齐体”，针对女性出嫁后不应回母家这一论调，他讽刺地回应:

“姑姊可在家，何云妇人不至母家乎?

”对于徽州盛行的节烈行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古言‘终身不改’，言身则男女同也”，认为守节行为并不应该是专属于女性的。

此外，他还主张既然男子可以再娶，那么寡妇也可再嫁，并且对于再嫁者不应加以非议，号召人们对于妇女改嫁持宽容态度。

俞正燮的进步思想“发前人所未发”，猛烈地批判自古以来的男尊女卑思想，观点更为激进、彻底，鼓励了徽州妇女追求思想上的解放，并为徽州妇女的解放提供了更为全面翔实的依据。

　　清代的进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妇女思想的解放，但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根深蒂固，这种进步思想还未能彻底撼动其正统地位。

如吴藻、戴震、俞正燮一般的进步人士毕竟占少数，并且其进步思想也没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封建礼教仍然牢牢钳制着徽州妇女的思想。

只有打破封建制度，清除封建礼教，才能彻底解除徽州妇女的思想枷锁，使她们得到真正的解放。

　　三、清末民初徽州女性思想的转变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动荡、变革的特殊时期。

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中国大开门户，使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中国人领略到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制度。

这一时期，许多开明人士主张打破中国传统纲常礼教，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和全民教育，使徽州女性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一）男女平等的新思想

　　徽州女性长期奉行男尊女卑的观念，依附于男性，各方面都受男性的控制。

千百年来，敢于对这种不平等提出质疑的人寥寥无几。

然而，到了清末民初，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许多有志之士都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观念，鼓励女性要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对徽州女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教育对女性的思想有着极强的塑造作用和极为深远的影响。

徽州自古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准则，受教育权被男性所垄断。

不仅下层女性能接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上层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也极为有限，且多为诗词歌赋、四书五经之学，女性的思想由于教育的匮乏而日益狭隘。

到了清朝末年，这一状况得到改善，清末民初是女子教育大力发展的关键阶段。

晚晴时期，西学东渐，众多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