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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子君流苏的出走看五四时期新女性的婚姻爱情悲剧的原因

从子君、流苏的出走看“五四”时期新女性的婚姻爱情悲剧的原因

目录

目录…………………………………………………………………………………………………………………1

摘要…………………………………………………………………………………………………………………2

英文摘要…………………………………………………………………………………………………………3

前言…………………………………………………………………………………………………………………4

一、………………………………………………………………………………………………………5

(一)…………………………………………………………………………………………………………5

(二)…………………………………………………………………………………………………………5

二、………………………………………………………………………………………………………6

(一)…………………………………………………………………………………………………6

(二)……………………………………………………………………………………………………6

三、………………………………………………………………………………………………………7

(一)………………………………………………………………………………………………………7

(二)………………………………………………………………………………………………………8

注释………………………………………………………………………………………………………………………9

参考文献………………………………………………………………………………………………………………10

后记……………………………………………………………………………………………………………………11

摘要

鲁迅名篇《伤逝》展示了子君、涓生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生活中的爱情悲剧,在张爱玲著作《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看似幸福的结局里也隐藏着极大的悲剧因素。

本文试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程度,爱情观念以及经济基础三个方面论述在特定时代中不同女性在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中的努力和失败悲剧的必然原因。

关键词:

伤逝倾城之恋悲剧原因

ABSTRACT

 

 

前言

“五四”文化张扬爱情至上和个性解放,为了体现其反抗性,青年们选择了离家出走,这在很多作家笔下都有所体现,如胡适的《终身大事》、巴金的《家》,这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当然,一些作家也看到了“出走”背后隐藏的种种危机,鲁迅的小说《伤逝》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无疑是两部最经典的关于女性出走后的作品。

子君冲破重重封建阻碍,自以为收获到生命的全部,到头来,竟连同自己的生命和激情,一点点的被耗尽,她还没来得及争取到的女性主体地位已然被强大的时代覆盖;而流苏毅然决定“出走”,来到情人身边,还打了一场“爱情保卫战”并得到自己想要的婚姻,但也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

那么纵观这两位女主人公的整个经历和最终结局,不难看到,她们对爱情、婚姻的争取其实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

然而,在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大环境背景下,她们的觉醒注定没有完全实现的可能。

两位女性都曾大胆的反抗旧的制度,却又无奈的在自我意识梦醒的时候再次倾覆到时代的低谷中去,成为特定时期里的特定悲剧。

1、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不够彻底

(1)先从子君的角度看,作为觉醒知识分子的代表,子君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同时也是五四青年的心声。

她可以勇敢地站出来,与心爱之人逃奔出封建宗法婚姻制度的囚笼,无疑是给尚处在蒙昧婚恋状态中的女性们树立了榜样,也将自我的觉醒大胆的表露,可以说,其进步意义是顺应时代变革的产物。

但就算是这一先进的观念仍然存在着的缺陷。

但对于子君而言,所谓“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这一令人振奋的爱情宣言的实质,仅仅是对选择伴侣的自由,她在思想深处,被打下传统的烙印,并没有真正摆脱传统婚姻观念的桎梏。

子君幼稚地认为爱情可以解决任何困难,私奔、与家庭决裂这个她为争取幸福的最大障碍已经排除,她自己也做出了最大的承担,那么,就该坐下来享受幸福。

在现实纷繁琐碎的生活面前,她安心地做好她的家庭主妇,这时她已经与其他妇女无异了。

她天真地幻想出一个美满的爱情世界,却忘记了该怎样去实现自我,去迎接现实的考验。

经济压力、生活困境乃至精神困惑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不得不让人质疑他们究竟是否得到了幸福。

她敢于出走是因为她在觉醒,而安于现状成为她最后逃不掉的失败。

正如一则评论所说的:

“五四之后出现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热衷和沉醉于争取个性的解放和婚姻自由。

他们过多地关注自身,对实际情况缺乏认识,和实际生活脱节,看不到只有把自己融入整个社会,才能完全获得幸福。

他们最初的勇敢和坚决其实是极不成熟的一时意气行为,非常脆弱。

”[2]

(2)白流苏是“五四”后受新文化影响的但又不彻底的一个女性。

她因为对自己第一次婚姻不满意而选择了离婚。

张爱玲虽然没说明流苏离婚的具体原因,但根据文中描写来分析是流苏在嫁给了一个浪荡子婚后发觉或者说感受到这个旧式家庭与自己追求期待的生活有巨大的差距,从而使家庭矛盾不断升级,最终选择了离婚。

离婚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比较慎重的问题,而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环境下,尤其是两个没落的封建大家之间发生离婚之事,是要承受巨大压力的。

这是一个完全封建化的旧式女子所不能做到的。

在白公馆得到流苏前夫病逝的消息后,白三爷去劝流苏回去守寡获取家私的时候“白流苏冷笑到:

‘三哥替我想的真周到,就可惜晚了一步,婚已经离了这么七八年了。

依你说,当初那些法律手续都是糊鬼不成?

我们可不能拿着法律闹着玩哪!

’”[3]这也进一步说明白流苏的思想受到了新文化的影响,已经有了与白公馆其他人不同的现代法律意识。

但这种影响还是浅薄的,不深刻的。

可以说白流苏依然是有着新女性表象的旧式妇女,这也是白流苏悲剧产生的思想基础。

流苏因为婚姻的失败而导致陷入生活的困境。

虽然她不至于流落街头,但一种生存的恐慌却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时时的威胁着她。

一个旧式公馆里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女人虽然受到了一点点新文化影响,但仍然无法找到或者把握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她只有将自己全部的人生希望寄托在婚姻这根救命稻草上,而即使这个愿望也是很难实现的。

甚至在她的猎物范柳原眼中“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战争,那么流苏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做一个有钱人的情妇。

而即使她最终如愿以偿的获得了她期盼的婚姻,可谁又能保证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她会不会又陷入一个为了生存而结婚的更大悲剧呢?

白流苏清楚的知道她和范柳原的所谓的爱情“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

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

”但白流苏无法选择,这真是她的悲哀。

她因为对爱情的失意而离异又因为生活的压力而追求虚幻的没有坚实爱情基础的婚姻,来作为她生存的保障。

爱情的悲剧与人生的艰难在白流苏身上交织缠绕,爱情悲剧是人生艰难的外在表现,而人生艰难是爱情悲剧的内在原因。

两者的有机结合正是白流苏这个人物形象的悲剧表现形式白流苏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中国封建文化所导致的悲剧。

虽然白流苏受到了新文化的影响,使得她显得与白公馆的旧式人物格格不入。

她可以选择离婚,她会跳舞,她可以成为范柳原的情妇,但最终她仍然为了生存去选择结婚。

“她未尝不想出去找个小事,胡乱混一碗饭吃。

再苦些,也强如在家里受气。

但是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

那身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为了可笑的淑女身份她放弃了去追求独立的生活,而甘愿在白公馆忍受屈辱的生活。

可见在白流苏身上封建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也正是她独立自主意识觉醒不够彻底的表现。

流苏接近范柳原的初衷一半是出于赌气,一半是为了借他为自己逃离家庭的跳板。

因而,她用婚姻作为赌注,或赢或输,都意味着她人生的不自由。

从她对柳原的若即若离、她所使的小性子、她对婚姻的急切、她的吃醋再到战火纷飞时的相依,她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我认为,幸福对她只是对外呈现的一个标志罢了,她是在为自己的女性主体地位而努力,但她依然没有走出传统的婚姻模式,她不过是从前夫的依靠中辗转至柳原身上,她的觉醒是自私的、无力的,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悲剧性。

虽然二人对幸福的追求方式不一,但在这过程中,所体现的却是同一点:

在还是父权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女性的觉醒必然受到压制,而女性主体本身也在这种围困中逐渐从反抗到屈服,不论她们所采用的是何种形式,都不能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

2、畸形的爱情观

(1)由于子君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视为生活的目的和归宿,视为生命的支柱,因而面对外来的打击,在自由恋爱的追求中曾经大无畏的她胆怯了,虽然她也说:

“那算什么。

哼,我们干新的。

”可那声音“却只是浮浮的”。

她陶醉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逐日活泼起来”,“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

这种满足使她最终难免趋于平庸,和官太太为油鸡和“阿随”而无谓地争吵了,这无疑会使他们间的思想感情难以沟通,最终出现差距及至隔膜。

于是,她成为涓生的累赘,也让他们的爱情越来越无路可走。

可是让我们来看看私奔之前的子君,她是可以与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的,是她让涓生“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是什么使得原本“透澈、坚强”的女子慢慢的失去光泽、沦落至最终孤单凄凉的死去?

在我看来,除去封建强大势力的阻碍以及涓生的过失外,主观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子君维系这段爱情的方法错了。

爱情是需要经营的,鲁迅先生在《伤逝》中给了我们关于爱情最根本最精准的两点意见,一是,人必须活着,爱才会有所附丽;二是,爱需要时时创新。

爱情不过是一种化学反应,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爱情存在的时间最多不超过18个星期,那么在短暂的激情过后怎么样来保持这段感情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子君一味沉溺于家务,她认为做家务是她对涓生表达爱的方式,这是对爱情认识的错误。

如果暂且不去想子君与涓生二人的经济状况,假设二人生活富足的话,单就子君这种对待爱情的方式会让二人的爱长久吗?

没有灵魂的相知,没有思想的进步,恐怕爱情也会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消磨殆尽吧。

(2)对比白流苏的情爱观,可以发现张爱玲的自身是对爱情缺乏信任的,她笔下的爱情,无一不透出隐隐的凄凉。

她以乱世作掩护,淡化战争、民族、国家的力量和存在,将那一张张为情感苦恼、为情欲所困扰的面容刻在时光的画板上。

白流苏就是其中一员。

她在赶不上时代的胡琴声中缓缓出场,在守旧的落败的百公馆里,她是一个大胆的敢去争取自己幸福的女性,选择离婚或再婚,都在展现她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符号。

但我们不得不正视一点,白流苏和范柳原最终的结合里,有多少是爱情的成分?

或许,只是在经历了战争后的互相依靠罢了。

在白流苏的观念里,“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

”在娘家里,她是一个寄居的角色、一个被嫌恶的对象,为了让自己可以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她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带她逃离出这个困境的男人。

柳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她将这棵“稻草”接受下来,可以这么说,这场婚姻的成败直接决定她今后的生活的好坏。

爱情,就这样退到了她现实考虑的边缘。

如果站在范柳原的立场来分析,他们的爱情悲剧会得到一个很讽刺的解释。

正如戴清对柳原有一句绝妙的评论,说他“既有中国传统名士的风雅,更是一个找不到根的现代浪子”。

最初他是希望在中国寻回他失落的民族情感,寻找一个能与他的精神世界交流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物化到现实中就是一个生活的伴侣。

白流苏吸引他的地方在于她身上有中国传统女性的影子。

金宏达先生将柳原的择偶观念视为一种“爱国的审美标准”,并带有“文化选择的意味”和“内在的文化偏执”。

[4]因而,他在墙根下“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种“真心”在现代社会里已经很难寻了,因为它被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彻底毁掉了。

这一点“真心”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爱情文化的最高理想,它要求摆脱种种世俗的包括金钱、财产、家世的羁绊。

范柳原一直在追寻这种“真心”,所以他想尽办法使白流苏摆脱她内心被扭曲的状态,回到真心,“回到自然”,不仅设法使她离开旧式家庭环境,还苦口婆心,一再教诲,后来又想到去原始人住所。

他的这种追求白流苏是很难理解的,白流苏有自己的目的,这目的来自她的生存处境和她的文化以及她所属的文化下面的无意识。

[5]“她承认范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

”流苏事实上是把爱情当做筹码,把身体当做待价而沽的东西了。

说白了,范柳原要的是爱情,白流苏要的是婚姻,那么这场恋爱的战争谁最终胜利了?

这期间,白流苏回过一次上海,因为她偏不要做他的“情妇”。

可是,在上海过了一个秋天,走投无路,老了两岁,只好再来到香港。

“这一趟,她早失去了上一次的愉快的冒险的感觉。

她失败了。

”这种失败感,再范柳原看来,正是她爱他一心一意、不讲条件的标志,是她有了一点“真心”的标志。

二人恋爱得以成就,还是因为香港的倾覆: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只有在“倾城”之后,这两颗心才靠近了: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

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这时的流苏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只有在这时她才不是为了金钱、地产这些东西而恋爱,这一次她是“有了一点真心了”。

所以“倾城”使她的心灵得到解放。

可是,范柳原是个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男人,在西方文化里,真爱并不是与时间连在一起的。

白流苏很了解范柳原“是个没长性的人”,短期的爱情吊不住他的心;时间长了他又会厌倦。

白流苏因此认为:

“总之,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桩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婚姻到底能不能保障长期抓着一个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男人呢?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

他把他的俏皮话省来说给旁的女人听。

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流苏怅惘什么呢?

她得到了冒险下赌注以求的婚姻,她可以长期抓住这个男人了,有了依靠和安全感,然而爱情的活力却在无形之中开始失去。

再往后走,他们的结局不难想象。

3、经济基础

(1)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

“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

[6]而子君和涓生的一个矛盾之处也在经济问题上,缺乏物质财富的困顿更加迅速地让他们的爱情走向绝境。

子君亦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她所能做的,不过是使用涓生可怜的一点钱以及在回家之前留下所有的几十枚铜元。

子君的悲剧亦是经济的悲剧,女性虽然获得了思想的解放但由于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得她们仍然无法摆脱悲剧的下场,生活依旧把她们重新推回到了曾经挣脱出的有着威严和冷眼的封建家庭。

当涓生失业后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涓生竟错误地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子君,认为:

“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了她”,最后终于提出了和子君分手。

如果子君和涓生在出走后,子君不是做家庭主妇而是出去工作,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涓生还会轻易地抛弃她吗?

(2)

白流苏的悲剧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经济的悲剧。

没有经济基础支撑的白流苏在白公馆里只能在哥嫂的冷言冷语中过着屈辱的生活,所谓的亲情只是笼罩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上的一层遮羞布。

没有经济基础支撑想去追求的幸福生活只是镜花水月,即使她们思想上能够独立,但迫于世俗生活的压力,她们仍然不得不低头。

这也是白流苏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又将全部生活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婚姻上的重要原因。

从婚姻失败坚决的离婚到为了生存毅然决然的远走香港,背后无不是经济这只手在操纵。

设想流苏如今日的白领女性有自己稳定的经济来源,那她还会将自己的未来寄望于婚姻吗?

还会去和一个浪荡的范柳原结婚吗?

白流苏的悲剧印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论断。

子君和流苏身上都有女权的影子,他们看似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事实却是,在男权社会里她们永远是个弱者,她们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是需要依附于男人来完成的。

作者都给了她们一个世界,却同时剥夺了她们的另一个世界。

她们没有可以真正握在手心的选择权,因为她们都是非独立的个体。

涓生要自私的浪漫,子君需要安稳幸福的家;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

子君回家后不久就郁郁而终,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包括涓生在此前也有过这种意识。

但是故事还不能就此结束。

她的死是否就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彻底失败,会不会有更多的人也站出来为自己的幸福而奋争,可不可以做得更加彻底、坚决和有力呢?

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子君成为了出走后的娜拉。

如果真的如其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那么,无数个子君是否走出了困顿呢?

我所看到的,是白流苏的四嫂却从她婚姻的表象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于是盲从地离婚了。

鲁迅对五四青年深怀希望,却要让子君的死去铭记一些必须正视的症结和困顿;张爱玲自强不息的女权主义淋漓纸上,她崇尚自由,但最后她笔下的流苏还是借助于一个男人解放自己。

或许,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语境迫使民众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尤其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无法完成。

从封建观念里蜕变出来不久而在城市沦陷与新旧婚姻体制中生存尴尬的女性的追求与挣扎的过程中,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无论是否处在特定的还没有解放思想,并以男权主导的时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始终是不变的追求。

“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解放,不是希望男性的给予,而是自己保持独立人格,努力争取。

中国女性解放是在男性智者的倡导下开始的,她们从一开始就对男性产生了新的文化以来和话语崇拜。

”[7]经过这样漫长岁月的历练,我们更乐于看到,所有的必然的悲剧都将不再发生,女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地壮大这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注释

[1]鲁迅:

《伤逝》,选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下文关于《伤逝》引文均出自此处

[2]庄美兰:

《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载《电影评介》2007年12期

[3]张爱玲:

《倾城之恋》,《张爱玲经典作品集》,长春出版社2002年,下文关于《倾城之恋》引文均出自此处

[4]金宏达:

《上海滩的新好男人?

》,《平视张爱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5]蓝棣之:

《现代文学经典:

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39页

[6]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选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7]罗雪松:

《“男弃女”现代婚变的文化诠释》,载《电影评介》2007年04期

 

参考文献

1.蓝棣之:

《现代文学经典:

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

2.刘勇、陈婕《苍凉写就的华美——走进张爱玲的传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庄美兰:

《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载《电影评介》2007年12期

4.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选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5.李群《自我的丧失与他者的围困——〈伤逝〉自君悲剧新论》,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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