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成名的背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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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成名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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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莫斯科当地时间7月1日，第15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声乐组决赛在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举行，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在读研究生、男高音王传越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声乐组银奖。

这是时隔21年之后，我国歌唱家再摘这项国际顶级音乐赛事的声乐大奖。

　　随着我国经济和艺术教育的发展，近年来参加国际大赛的青年音乐家越来越多，每到寒暑假，国内知名音乐学府都会有学生自费报名参加比赛。

对于学生来说，比赛在检验学习成果的同时，也不啻为一种赌博――耗费金钱和巨大的精力来准备比赛，赌注则是一夜成名。

音乐院校学生对于国际大赛的追捧突显出我国音乐教育的进步，同时，也在国际大赛上暴露出我国音乐教育方面的一些不足。

　　从举国体制到自由参赛，体现出我国艺术教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2015年2月2日，文化部颁布了《文化部2015-2017年国际艺术比赛获奖选手奖励办法》和《文化部2015-2017年奖励的国际艺术比赛》名录，规定音乐类A类比赛大奖获得者最高可奖励8万元。

文化部对于国际艺术比赛的奖励办法始于2009年，旨在推动我国艺术教育的长期发展，鼓励更多年轻艺术家参加国际艺术赛事。

而在此之前，国家对于音乐类国际赛事的管理与体育一样，采用举国体制，即通过各级单位的逐层选拔、推荐，确定人选，与国家相关管理部门选派的领队、教练等组成团队，由国家负担经费，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事。

这种体制通过对国际重大赛事的重视，突显出国家对于艺术教育的支持和鼓励，在当时我国艺术教育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无疑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创办于1958年，每4年举办一届，被誉为古典音乐界的“奥林匹克”，涵盖声乐、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比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音乐赛事之一。

在赛事57年的发展历程中诞生了很多名声显赫的音乐大师，世界各国的音乐家都因荣获柴可夫斯基音乐大奖而走上了非同凡响的音乐人生。

　　1993年10月，第十届柴可夫斯基国际声乐比赛中国选手的选拔赛在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举行。

台下就坐的是周小燕、李维勃、郭淑珍等几十位全国知名声乐教育家，最终选定中央歌剧院合唱队的演员袁晨野代表中国赴莫斯科参赛。

接下来半年艰苦的训练，袁晨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在中央歌剧院合唱队并没有太多演出机会，能够被选中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赛，袁晨野知道这是极为难得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但是他对于获奖却没有很大的期待，他说：

“因为俄罗斯的男中低音非常厉害，我当时就想去取取经，并没有抱定拿奖的想法。

没想到比赛中发挥很好，获得了金奖。

”获奖之后，国内外媒体热烈关注，袁晨野被评为文化战线的英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一系列的荣誉接踵而来，袁晨野从一名国家三级演员，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深切感受到“一夜成名”的含义。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不少青年歌唱家在国际重大声乐比赛中屡获大奖，如胡小平、付海静、梁宁、张建一等，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全面发展。

艺术家获奖之后几乎是举国欢庆，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当时社会上还引起过争论――唱外国歌为国家争得荣誉算不算为国争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比较有远见，最终定性为：

唱外国歌为国争光也算为国争光。

到90年代袁晨野获奖的时候，国内对于国际大奖已经不像80年代那样热捧，袁晨野认为这与人们对于获奖的认识进步有关，“我20多岁获奖的时候，国内歌剧院的主要演员都是30多岁，到40多岁就不唱了。

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的艺术生命都延长了，五六十岁仍活跃在舞台上，并且跟国际接轨，在世界舞台上演唱。

整个国家的声乐水准提高了很多，这是一代代艺术家努力的结果。

现在获得国际奖项的青年艺术家越来越多，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是以前的轰动效应减弱了。

慢慢大家会认识到：

获奖只是对一名艺术家在20多岁时艺术状态的肯定，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让世界了解他，仅此而已。

获奖只是艺术生命的开始。

”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认为，相比过去的举国体制，自由参赛是一个好现象，他认为这突显了一种平等。

“大家都是以个人身份去比赛，不是经过单位的推荐。

因为音乐是一种感性艺术，大家对于音乐艺术的评判会存在细微区别。

因此，国家或者单位的推荐有时会出现偏差，比如该推荐的人没推荐，或者推荐了不该推荐的人，或者被推荐的人得到了很多帮助，而没有被推荐的人感到很委屈……总之容易产生一些非正常的、容易引起反弹的效果。

现在大家都自费，机会平等了，都凭着真本事去公平竞争，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陈曦是2002年第12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组银奖获得者（金奖空缺），当时他只有17岁，是该项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奖获得者。

陈曦认为，选手以个人身份自由参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表现，他说：

“2002年我去参加比赛时，美元汇率很高，去美国和欧洲的签证非常难。

我父母的月工资仅几千元人民币，而出国比赛的机票就要上万元，相当于家庭几个月的收入。

所以那个年代自费出国比赛是难以想象的，需要经过层层选拔，由文化部公派。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出国比赛的费用已经不是难题，签证也很容易，给越来越多的学生出国参加比赛提供了客观条件。

”

　　高压下的磨练，比赛本身就是艰深的学习

　　2015年，袁晨野受邀成为第15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的声乐评委，是本届声乐大赛中唯一的亚洲评委，这标志着中国声乐教育已达到国际化水准。

　　柴可夫斯基国际声乐比赛被认为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声乐比赛，不同于其他比赛仅以两首咏叹调为比赛曲目，柴可夫斯基国际声乐比赛需要选手准备10首不同风格、不同语言的作品，作品的时间跨度达300年，而且三轮比赛中都要有柴可夫斯基的声乐作品。

袁晨野说：

“柴可夫斯基国际声乐比赛的曲目覆盖面非常广泛，有点像十项全能，要求选手十八般武艺都得精通，稍有纰漏将很难进入决赛。

准备比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深的学习过程。

随着出国参加比赛的优秀青年艺术家越来越多，现在很多国际大赛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

出色的亚洲选手越来越多，尤其是韩国和中国的选手已成为参赛、获奖的主力军。

然而，国际上的评委普遍认为中国选手音色漂亮、技术过硬，但表演略差。

这也突显了我们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　　陈曦认为，比赛对于选手最重要的是心态的磨练。

陈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早在2000年，年仅15岁的陈曦第一次被文化部公派出国参加比赛，是参加第8届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

当时陈曦获得了第五名，但是比赛现场所有观众都觉得不公平，因为前五名除了第一名之外，分数只相差零点零几分，只有非常微弱的优势，陈曦的演奏显然更打动观众。

陈曦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特别难受。

回到北京之后，陈曦的恩师、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以及陈曦的家长都提醒他：

要看别人为什么获奖，多找自己的原因。

两年后，在第12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陈曦与当年一同参加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选手相遇了，但在实力上陈曦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他们，以至于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也是当年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的评委）说：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陈曦说：

“艺术比赛不像体育比赛，评委的打分是有感性成分的。

选手一定要懂得调节自己的心态，不要把重点放在比赛是否公平上，而是要看你演奏的方式、对音乐的理解是否跟别人一样，别人比你优秀在哪些方面。

拿别人的劣势跟自己的优势做比较是没有用的。

获奖与否有运气的成分，但运气永远是实力的一部分。

”

　　国际顶尖赛事无疑是对选手心理素质的极大考验，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决赛前，陈曦非常紧张，他给林耀基教授打了一个电话。

林耀基说：

“不要紧张，你就把下面的评委当成一群可爱的小魔鬼。

”这句幽默的话让陈曦一下子放松下来，“林老师的比喻多么恰当啊！

当你上台比赛，面对台下十几位全世界最有名的音乐教育家、演奏家，会感觉每个评委都不怀好意，因为他们是法官，是来评价你、给你扣分的，所以他们都是小魔鬼，但是可爱的小魔鬼。

林老师的经验非常多，他对我很了解，知道说这句话对我能起作用。

这也突显了指导教师对于比赛的重要性。

”

　　陈曦认为，大赛也是对指导教师的考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指导教师一定要给学生建立一个标准，让学生明白所谓的个性是建立在技巧达到一定的标准之上的，在技巧相对完美的情况下，你对音乐有自己的理解，才是个性。

比如贝多芬的作品非常情绪化，如果拉成帕格尼尼炫技的感觉，那就是错的，就不是所谓的个性了。

现在的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缺乏标准、只有个性。

”此外，陈曦提到比赛临场发挥的随机应变也是对指导教师的考验。

在技术完备的情况下，选手对于音乐性的把握，是侧重于跟评委的沟通还是侧重于与现场观众的交流，这需要选手做出选择。

“像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的观众非常多，你是把决赛当成一场考试还是音乐会？

考试的话要拉得中规中矩一些，而音乐会要让观众非常兴奋。

这是建立在技术完备的基础上、在音乐性上非常微妙的区别。

指导教师要能够把这些非常高层面的理解传达给学生，并让其稳定发挥，是很有难度的。

因此，大赛也是对指导教师的考验。

”陈曦说道。

　　比赛不是“碰运气”，国际大赛突显出我国音乐教育的不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能够出国参加比赛的人很少，但是我国也有傅聪、刘诗昆、殷承宗等音乐家获得国际大奖，现在出国参赛的人数比那时候多很多，但是真正获得国际顶级比赛大奖的人数并没有明显增长。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参赛人数与获奖人数的增长不成正比？

叶小纲坦言：

“这说明中国的音乐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

今年中央音乐学院和国内其他重点音乐院校没有学生报名参加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的钢琴和小提琴比赛。

作为国内顶级音乐学府，没有学生报名参加国际顶级大赛，这本身就反映出音乐教育的问题。

中国近20年没有出过世界顶级的音乐人才，我指的是真正在世界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国际音乐大师。

现在享有国际声誉的朗朗和王羽佳，真正成就他们的是国外全面的音乐教育，在国内他们获得的仅仅是基础。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现在各大院校都在扩招，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明显增多，教学条件比以前好了，教育经费也增加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应该从教育体制和教育管理者任命的机制上找根本原因。

”叶小纲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真切感到我国与美国的音乐教育差距很大。

从教育科学角度看，教育成功取决于五大因素，即教育实施者、教育对象、教育手段、教育内容、教育评估。

其中教育评估这一项，如何做到交给专业化的无利害牵涉的第三方，避免教育评估的自欺欺人和形式化，把评估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办学兴校、完善教育改革和管理的首要问题，值得业内人士好好研究。

叶小纲说：

“目前国内很少有大学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长此以往，积弊愈深，任何激情澎湃的办学理想都会化为泡影，取得瞩目成就的梦想也会变成明日黄花。

”

　　袁晨野也指出，中国的艺术教育存在缺陷，包括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教育，还没有按照国际标准制定教学大纲，更多的是让学生先学唱法。

唱法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在整体教学目标上，应该将学生向未来的歌剧演员方向培养，而不是作为歌唱演员来培养。

歌剧是戏剧的一种，演员不仅能唱，还要能演。

歌剧演员必须是一位综合性艺术家，对角色有多方面的分析，“比如演一个18世纪的人物，他是意大利的、法国的，还是德国的？

那个时代的人物普遍是什么样的状态，这需要演员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外语水平。

这些决定了你获奖之后能够走多远。

”袁晨野说。

　　因获奖而全面打开了艺术之路的袁晨野并没有沉浸在获奖中，而是于1996年赴美留学深造。

袁晨野坦言：

“我是中国的艺术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遗憾的是，我发现现在的声乐教育体制跟30年前我刚上大学时没有根本的变化。

我在美国上学时，音乐学院要求每个学生每年要演4部歌剧，学院有歌剧制作中心，有专业的歌剧导演、指挥、音乐指导。

而我们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有表演教师，没有歌剧导演；有弹伴奏的钢琴教师，没有高质量的、在大剧院工作过的艺术指导，对语言也没有那么精通。

在国外的声乐教育体制中，歌唱与戏剧的比重相当；而我们国内的声乐教育是严重偏歌唱、轻戏剧，学生每学期只排一部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