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讲魏晋文学和鲁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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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讲魏晋文学和鲁迅
鲁迅与魏晋
（根据录音稿整理）
我拿了很多书来，这个不是说我学问很大，也不是表示我家里书很多，拿来给大家看。
而是我的记性很差，总是背不了东西。
上课的时候，比如有一首诗，我也不知道抄过多少次，专门写过文章，但是我还是背不下来。
有时候还要问同学，同学就在下面大叫，一句一句背给我听，然后我再抄在黑板上给大家看。
是一个好玩的笑话，就是有一个朋友到复旦来考研究生，我好像说过一次，什么时候，然后他说他能背三千首唐诗，我一听我就觉得心里一咯噔。
我说我三百首唐诗都背不出来，你背三千首，那你不是做研究生，你想来做我的导师是不是？
后来就决定不录取。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人诗背得多了以后脑子糊涂。
不过我这个记性之差，实在是很成问题，所以很多事情没办法。
今天这个讲座呢，我也是，用读鲁迅做一次讲演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脱拖延得太久了，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这是鲁迅的一个讲演的开头的话，叫做《未有天才之前》。
每年的讲座呢，我都想尽办法地推，同学来跟我联系，我就说：
“哎呀，没空呀。
等下个月看行不行。
”下个月我就说：
“找不到题目呀，实在找不到题目。
”然后——，我就这样。
我就觉得如果说我这样请别人，别人这样跟我推的话，我肯定勃然大怒：
“你说什么了不起的事，偏要你说。
你就不说吧！
”那我这样就觉得很坦然，是你不让我说。
我们学生会的同学就特别顽强，后来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
“你跟我打交道很累吧？
”他说：
“没！
很好，很开心！
”给我一个严重的打击。
那我就只好跑到这里来说一点。
连这个题目也是很晚才想起来的。
因为说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比较好呢？
这个题目好像也不太完整，因为应该鲁迅与魏晋的“什么”。
鲁迅与魏晋风度？
鲁迅与魏晋文化？
鲁迅与魏晋文学？
可每一个好像都太小了一点。
鲁迅与魏晋文化大概稍微能包容一下，可是“文化”这个词儿，现在用得特别的滥，让人觉得挺反感的。
吃喝拉撒都有文化，好像……所以就光溜溜的，就“鲁迅与魏晋”。
对不起，我今天又……忘了……谁给我纸好吗？
我带了点纸，但是我那个纸乱糟糟，掏出来非常难看。
不是那个纸，那个，那个。
唉，我经常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要这个东西。
我的学生跟我的关系非常好……只有一张啊？
……真的非常好，有一次一个女生下课的时候，她走到那个门口，给我一包纸，她说：
“每次上课看见你跟人家要这个纸，很丢人的。
”可我还是不行啊，匆匆忙忙的，出门的时候，容易忘记。
就是说上课的东西不会忘的，都把它理好了。
理好了以后呢，匆匆忙忙的，时间就不多了。
然后总是忘记烟，忘记这个纸。
这两个东西呢，对我来说都是需要的。
现在好了，现在我上课的时候，每次讲台上他们都给我放着一包纸，为了不让我丢人，他们每次都给我放一包纸。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学生。
赶紧说，这个题目不是很完整。
但是既然有一个题目就有一个主旨，是吧？
写文章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行的，没有中心思想老师就不给打分了。
我想这个题目的意思呢，就是讲一讲这个，从鲁迅跟魏晋文化或者说跟魏晋文学的这种关系上来引发一点思考，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
这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也还时髦。
这个问题的关联比较的大的地方就是在于，大约从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危机状态。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种危机状态并没有改变，是不是还有越来越深的那种可能也很难说。
因为中国吧，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天下之中”的意思，所以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
然后除了中国之外呢，那就是“四夷”。
我写几个字吧，反正我的字写得挺好的。
这个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的中心，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到了清末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是文明的中心，甚至于是一种……大概随着国家处境的越来越艰难，差不多大概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感觉到中国的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完全有另外的同中国文化不同的文化，它们也是同样有着自己的价值的。
到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自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甲午战争要一百年快了……呃，一百多年了。
甲午战争以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打击就更严重了，甚至于觉得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都根本要不得。
“五四文学”或者说“五四新文学”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一个主要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吸收西方文化。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评价的态度问题。
可中国人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有着很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这样一个民族。
这样的一个民族，它很难……不像比如说日本人，它可以所谓“脱亚入欧”，它可以完全否认他们曾经认同的文化价值，就是儒家文化价值。
他们可以把这个儒家文化价值给抛下来，然后完全所谓“洗面革心”地去接受西方的文化；而中国这样的一个民族，它就很困难。
它很难把自己的整个的文化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另一种文化的基础上。
这个呢，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经常发生争执的问题。
比较极端的倾向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时候会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
我们知道，五四前后，曾发生过“废除汉字”这样的运动，甚至“完全废除汉字”这样的议论。
极端的保守派呢，又给我们一种很大的自信。
他们认为西方的文化只是一种物质性的文化，精神文明呢，还是要靠东方的。
将来解救这个世界呢，还是要靠中国文化，靠儒家文化。
这个好像又是吹了一个很大的牛，这个牛悬在很遥远的地方，使得我们目前又可以暂时地心安起来。
我们现在虽然不如人，将来我们总是会好的。
我们祖先比人家好，我们将来也比人家好，就我们现在不好。
这里面好像都包含着很多的问题。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恐怕是这样的，就是说，寻求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真正是，本来是好的，有价值的，是优秀的东西，有生长力的东西，并且使得这种有价值，有生长力的东西，有活力的东西和我们接受西方文化价值的这样一种选择，把它结合起来，从我们的文化自身中寻找到它可以趋向于我们所希望的现代方向的这种因素，把对于传统的接受、认同——当然这种接受和认同也包括着淘汰和扬弃——和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一种价值观这样的一种选择结合在一起。
这是不是一个可能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做得好的事情？
我想，这恐怕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所需要做的一个工作。
实际上我说的中国文化的这个危机状态其实一直都没有结束，现在是不是更严重了，恐怕实际上是，是更严重了一些。
比如拿最简单的一点来说，中文系学生的中文一年比一年差。
我这个从来不怕得罪中文系的学生，确实是这样。
我教过的学生我一年一年都知道，中文系学生的中文一年比一年差，英文一年比一年好。
也许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你去找工作的话，你说，我不会中文，也许老总看看你，呵呵，好像说：
“不至于吧？
”你说你不会英文，他勃然大怒：
“你不会英文来干什么？
！
”你看薪水的多少的话，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懂英文的或者英文很好的必然就拿比较好的工资，英文比较差的那肯定就工资拿得很少。
包括我们古代文学招研究生也都是这样，有很多我们都非常看重的学生，觉得非常有前途的学生，因为英语不好，考不进来。
这个门卡得死死的，你怎么也进不来。
这些学生都有很好的素质，我们只好另外招一些学生。
我再说这话要得罪那些在学的博士生了，我就不能再多说了。
连和尚庙里好像懂英语的和尚也比不懂英语的和尚挣得多一些。
我们现在都努力要使自己成为懂英语的和尚。
我呢，是没有学过英文的。
我学过一点日语，日语也学得不是很好，就能看，能翻译，说呢，也说不明白。
所以有时候看到比如说香港的董桥先生写文章的时候，那里面老是夹着英语。
我就觉得很来气，就像见到了那个号称会背三千首唐诗的学生一样的来气，你不是就懂几个洋文吗？
拗来拗去的那些中文写得不三不四的，夹了几个洋文就会好起来吗？
想了半天，我说我还懂点日语，我以后写文章的时候也夹洋文，我就夹很多日语。
可是人家不接受，说：
“不行！
不能夹日语。
”说了半天我明白了。
哦，鬼子也有等级的。
西洋鬼子是鬼子，东洋鬼子连鬼子都不算，只算半个鬼子。
这好像也是有道理的，过去留洋的回来，留西洋的一般可以在学校里可以直接就做教授；留东洋的呢，一般不太行，要看情形，有时候能做上，有时候不能做上。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回到我刚才的话题上去。
现在看来，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可能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现在说是与世界接轨，这话呢，是一个说得很堂皇的话。
可是，所谓“与世界接轨”，世界在什么地方呢？
世界在西方人手里，一大半在美国人手里。
与世界接轨其实就是跟西方接轨，跟美国人接轨。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你说，我与世界接轨，跟阿拉法特接轨，那不行是吧。
他呆在那个小屋子里没水喝，没饭吃，我们接上去也没用，不管事。
但是这恐怕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是没有价值的。
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的积累当中，养育着我们，养育着我们的整个历史。
那么，它当然是有它很珍贵的地方。
那么，这些很珍贵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去把它发掘出来的。
我觉得有一点大概还是可以指望的，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如果我们正常的话，如果我们不发精神病——因为以前我跟朱东润先生读书的时候，朱东润先生常常有很多奇谈怪论，他的奇谈怪论之一就是说中国人有一种周期性的精神病。
这话和毛主席说的文化大革命7、8年要来一次好像是同样的一个意思。
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周期性的精神病发作。
如果我们这种周期性的精神病发作能够克服的话，那么也许我们能够看到，能够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中国的真正强大起来，而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以后，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态度和评价也许会有些不同。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什么东西是中国文化当中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是需要仔细辨别的。
上海的一个中学生的杂志，叫什么来着，叫《当代学生》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住，就是说也还是背不出来。
我做他们的顾问。
他们每年搞一次古文大赛，我在那里给他们当顾问。
那么做了人家的顾问，通常总要说几句捧场的话。
捧场的话要说得人家也高兴，我呢，也觉得不是很违心。
所以我这些话我还是觉得应该说或者愿意说的话。
那么我就说：
读古文呐，要努力发掘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有活力的东西。
我再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说让我们开心的东西，而不是让我们不开心的东西。
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让人不开心的，是让人憋屈，让人郁闷，让人变傻、变蠢那样的东西。
我上课的时候讲到元代很流行的一种谚语，或者是民谣性的那种话，因为它也不是个法令，就是说“九儒十丐”。
那么中国的文人在元代觉得很屈辱。
“九儒十丐”，就好像只在乞丐之上。
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跟他们强调一点，我说这上面还有一个呢，叫“八娼”，“八娼九儒十丐”。
在儒之上有娼，儒之下有丐。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如果这个“儒”是指那些专门教人愚蠢、迂执、郁闷、活得没趣的那种人的话，就是说那些专门给大家做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这种政治思想教育而让人活得不耐烦的那种人的话，那么居于“娼”之下完全是合理的。
因为古代的所谓“娼”是一个很宽泛的观念，它除了指那种色情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之外，还指那个歌舞演员。
那么，歌舞演员是一种令人快乐的职业。
而儒吧——很多儒，或者说大多数，我不是说全部哦，说全部就不好——儒吧，一大部分是令人不快活的。
所以这个儒能居于娼之下，他们应该心甘情愿比较好。
我说这话的意思还是围绕刚才的话题——对不起，我有时候……上过我的课的同学就知道，我这个人上课的时候漫无边际，说了一段以后，赶紧强调一下我的中心是什么——我就在那里跟他们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读古文是应该的。
中国人嘛，对汉语的历史，对中国文学应该有一定的知识，否则的话，恐怕整个生活都是很粗糙，会处于一种很粗糙的状态。
可是有一位记者同志参加了那一次采访，后来我看他发表出来的文章，我大吃一惊。
他说：
“骆玉明教授说：
‘现在的学生英文很好，英文能看西方经典。
’”——我又没说现在的学生英文能好到就能看西方经典？
这吹牛了吧？
没那么好吧？
——“可是却不知道唐宋八大家。
”我想他小脑瓜里大概就知道一个唐宋八大家。
我呢，就特讨厌唐宋八大家。
这唐宋八大家分开来，一个个、单个地说，我觉得里面个把人还是比较可爱的。
比如苏东坡挺可爱，是吧？
这家伙挺有趣的。
其他的大多没趣。
但是“唐宋八大家”这个概念放在一起说的时候，就是我所说的儒的那种让人无趣和郁闷的儒。
因为“唐宋八大家”这整个这个概念是一个古文传统概念，而古文传统概念就是所谓“文以载道”的概念，而“文以载道”的概念就是宣扬统治意识的概念，就这么一个概念。
我就是特别地，从来也不捧唐宋八大家的场。
那么顺带说，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也从来不捧唐宋八大家的场，都特别讨厌这个唐宋八大家。
鲁迅的这种话说得不太多，可能要仔细翻全集才能翻到。
你读周作人的散文你就知道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之不感冒是到了极端的，看到这个韩愈是十分的厌恶。
所以，我也只能对这样的公开发表出来的“骆玉明教授”——他们没有加那个“资深”——就觉得也毫无办法，就只好将来有一天把这些东西全部搜集起来，然后重新发表一篇文章，叫《这不是骆玉明说的话》。
这证明我说的一点是很重要的。
他在采访我，记录我说的话的时候，仍然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中国文化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值得尊重的，值得发扬的，值得清理的；有什么东西是不值得的，是应该成为过去的。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我想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态度呢，有些大家是很清楚，很明白的。
鲁迅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举动，就是说，一个杂志吧，让他开一个必读书目。
他结果一本书也没开，在上面写了一段话。
我把这一段文字带来了，这段话我特意带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立马翻出来。
这不能背书是很不好的。
虽然带出来了可是……我看看啊……《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在《青年必读书》这样一个栏目下面，正文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倒是很长的一段，他说：
“我以为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这个“沉静”的意思就是不想做事，“与实人生离开”，与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但也都是僵尸的乐观。
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然后下面有一句很惊世骇众的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尽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是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是鲁迅早期的，20年代的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算是很有名的了，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思想的人也必然会提起这段话，同时这也是非常多地引起争议的一段话。
我想有一点大家如果能够明白鲁迅的话，可能读鲁迅的东西会更清楚一些，就是，读鲁迅的东西你要注意：
鲁迅是一个感情很强烈的人，鲁迅并不是一个十分冷静的人。
鲁迅的话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的指向，就是说他指向什么方向。
鲁迅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是说中国的书也不一定不可以读或者说读了就一定不行。
而是他要指向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包含着那些让人无所作为，让人沉闷的东西。
现在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是积极地行动，是他说的敢打、敢怒、敢说、敢笑、敢骂，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确实，我们注意到，如果说外国书和中国书有不同，把它具体化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鲁迅那个时代，外国书所指的主要是西方17、18世纪以来的著作，并不是《圣经》这类著作，至少主要不是这些著作。
而西方17、18世纪以来的著作里面所包含的人的精神，那确实是比中国古书中所包含的要强烈的多。
中国书所指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的著作。
相比较之下我们能够看出来鲁迅的话的指向。
而实际上我们当然知道，鲁迅是一位中国古典修养非常深厚的学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专家。
大家知道当时有一个刊物叫《学衡》，《学衡》的一个重要人物之一就是这几年吹捧得很厉害的吴宓先生。
我看吴宓先生的东西我感觉吴宓先生的长处是很爱护女学生，其他的长处我不是很明白。
我觉得一个老师，爱护学生总是好的，如果不是爱护全体学生而只是爱护一部分学生，那么他的一部分是好的。
我说这话的态度也只能从情绪上说，我的指向不是对吴宓先生的全面评价，而是对现在吹捧的这些人的不满吧。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是《估<学衡>》，可以说写得很毒辣。
鲁迅的文章常常是很毒辣的。
《估<学衡>》随手在《学衡》里挑了些例子，然后把那些“国粹派”评得一钱不值。
鲁迅的古代文化的功底是相当漂亮的。
韵文、骈文写得是相当好。
我们也知道他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专家。
他的两部古小说方面的著作：
一部是《古小说钩沉》。
《古小说钩沉》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常用的一部工具书。
所以我家里虽然有《鲁迅全集》，但是我还是买了一本《古小说钩沉》，因为干活的时候经常要用到它。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现在也没有完全被取代。
鲁迅的诗，大家也知道写得非常漂亮。
字，也写得很好看。
是一个旧学修养非常好的人。
也有人常常拿此来攻击鲁迅，就是说你自己读了那么多的中国的古书，却反对中国人读古书，你是什么意思嘛？
我知道施蛰存先生就曾经这样做过。
施先生的事，待会有时间我们再说一点。
关于鲁迅跟人吵架的事情我都特别感兴趣，所以研究过一阵。
我想说的是鲁迅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
其实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他很喜欢的东西。
鲁迅曾经非常有感情地说：
“遥想汉人是何等的闳放……唐人也不算弱。
”，“外来的动植物皆毫不拘忌，便充作装饰的花纹。
”他写这篇文章是看他自己买的一个铜镜，铜镜上面是海葡萄——海葡萄纹，就是葡萄纹。
汉代把外面进来的东西，前面都加一个“海”字，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一样。
海葡萄啊，海石榴啊，海葡萄这个词现在是不用了，海石榴这个词好像现在还能看到用吧，很古老的词。
他对汉唐时代的那种宏大、开放，那种随意接纳外来事物的那种态度，是非常喜欢的。
鲁迅是很喜欢汉唐文化的东西。
大家知道，鲁迅在“五四运动”爆发……呃，“五四新文化”，我现在在说“五四”的时候常常要加一句说明。
现在我们是常常把那个政治上的“五四运动”跟“五四运动”以前已经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说。
它们其实是两个概念。
新文化运动，我们不说“五四”的话就说“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写小说以前，他就在家钞古碑，那么主要是钞汉碑。
鲁迅在那篇文章里面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
“到了宋代的文艺，现代式的国粹式的气味就熏人。
”就是说特别的国粹，所谓的国粹就是特别的固执地抱守着自己的一点点东西，以为只有自己的这一点点东西是了不起的。
鲁迅下面说：
“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这消息很耐寻味。
”他的意思是说，当中国人很固执地抱守着自己的国粹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无力了，很没有用，然后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打进来。
我们也知道鲁迅的一个计划：
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或者是戏剧。
这个记载的情况不一样。
据郁达夫的回忆，鲁迅想写的一个《杨贵妃》。
鲁迅曾经非常认真地计划过写一部《杨贵妃》。
为了写这部《杨贵妃》，他考察了许多唐代的史料，乃至于唐代的衣食器物，衣食起居的东西，他都专门做过考察。
但是他要写的《杨贵妃》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从各人的回忆录的情况不一样。
郁达夫的回忆录是说他想写的是一部长篇小说。
孙伏园，就是鲁迅最喜欢的那个学生，就是《阿Q正传》在他手里发表的那位，孙伏园记忆的是一个戏剧。
可能孙伏园的记忆更准确一点，因为孙伏园跟鲁迅的日常接触更多一些。
但也可能鲁迅自己还没决定，想写长篇，也想写戏剧。
后来没有写成功，没有写成功是因为他到陕西去，他要实地考察地去一趟长安，感受一下唐代的这种氛围，遥想一下唐代的生活氛围。
但是，西安之行让他感到非常的沮丧。
一路上，整个农村都很破败，城市也很陈旧，整个文化显得非常的荒蛮。
尤其让鲁迅不能忍受的是，他是被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刘镇华请去的。
这位省长是一个军阀。
这个军阀创办了西北大学，那么请一些名人去做一些讲演，把鲁迅也请去。
但是他请去做讲演是给他去捧场，他希望鲁迅去给他捧场，而鲁迅讲的话题是《中国小说研究》，那么一点也没有对他起到捧场的作用。
我们现在谁也不记得一个陕西的军阀，我们可能大概还记得吴佩孚啊，冯玉祥啊什么之类的，不大能够记得1924年陕西的一个军阀。
可是在当时，这个军阀觉得读书人应该听从他的，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鲁迅的一路就很沮丧。
不过我想鲁迅的这个《杨贵妃》呢，恐怕是根本写不出来的。
因为杨贵妃是一个浪漫的文学。
杨贵妃这个素材是一个浪漫的素材，是一种很华丽的素材。
杨贵妃这个故事里面包含着：
美女、宫廷、恋爱、政变、死亡这些戏剧当中最华丽的因素。
这个很华丽的东西在那个很衰败的时代，在鲁迅的这个冷峻的——我们知道鲁迅是越来越冷峻的——在这个衰败的国势当中，在鲁迅冷峻的眼光和性格当中，恐怕很难成活。
杨贵妃不能在鲁迅的手上再活起来。
但是这个计划——鲁迅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计划——这个计划让我们看到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东西的一种热情。
那么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要讲的这个魏晋呢，鲁迅的这个思想、性格、情感、趣味，鲁迅如果对汉唐文化特别喜欢，特别有兴趣的话，那么我们想，从他的性格、趣味、爱好来说呢，他跟魏晋的东西关系更密切一些。
如果说汉唐的东西在鲁迅的心目当中有一种遥想的依恋，一种梦思的情绪的话，那么在他的性格可能和魏晋的东西更接近一些。
我所以讲这个东西呢，我想我们在从鲁迅的喜好来谈魏晋文化，看看魏晋文化中那些是鲁迅特别喜爱或者特别容易接受的。
由此我们也接触了我刚才说的指向的问题，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从中国文化当中寻求、发掘、发扬那些好的东西，或者我喜欢说的那些让人活起来的东西，让人有精神的东西，而不是鲁迅说的读中国书就让人沉闷的东西。
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说，也是一个有趣的事：
周家兄弟俩——我们知道周家兄弟俩是了不起的事，周家本来共有四兄弟，老四是早死的，老三呢，官做得最大，但是最笨，就是我们周建人副委员长，这个老大和老二呢，实在是一对天才。
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
“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
”——哪里出来的老太太，竟然生出这样的儿子！
我们因为解放以后很多年来很少再提起周作人在历史上的贡献——我在这里说的话完全不涉及他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行为，完全只是指他这一件：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影响至少是跟鲁迅一样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鲁迅。
到了30年代以后，鲁迅到了上海，周作人在北方。
当时中国文坛最热闹，最有力量的两派，一个是京派，京派就是以周作人为核心的；另外就是上海的左翼文艺，左翼文艺是以鲁迅为旗帜的。
这兄弟俩遥居南北，各树一面大旗，占领了30年代中国文坛的全部风光。
这个真是不得了的事。
他们周家的祖坟是和别人有点不一样的。
而且这两个人都极其的聪明。
有时候看到别人聪明心里是很难过的，我怎么就那么傻？
有时候很悲伤。
说到这个是因为说到他们两个人不一样。
其实这两个人爱好、趣味是很不一样的，后来他们的人生道路也很不相同。
我们讲魏晋，稍微往后面一点，他们大概比较共同的东西，他们对于所谓国粹的东西，所谓唐宋古文，所谓唐宋八大家都很讨厌，都不喜欢。
他们都喜欢中国文化中另外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区别，比如说周作人对一本《颜氏家训》很看好。
《颜氏家训》这部书你们有人读过吗？
是南北朝末期的。
这部书周作人认为是很好的一部书。
那么为什么周作人认为它很好呢？
它反映了一种，在一种混乱的世道当中，一种温和的、文雅的和机智的一种生活态度，具有一种洞察力，但是又并不与周围的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
鲁迅对《颜氏家训》的态度怎么样呢？
他说的很少，但是我知道他是讨厌《颜氏家训》的。
有一个证据，是鲁迅和施蛰存发生争论的时候。
这个争议，哎呀，我没时间讲，这真是一个很好玩的争议，也是跟读古书有关的。
那个时候是《大晚报》让施蛰存先生开一个青年人必读书的书单，那么施蛰存先生就开了《庄子》和《文选》。
鲁迅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用“丰之余”为笔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就捎带着就带了一下。
当时施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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