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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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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论文网 许敏 2006-4-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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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学界对有明一代的商业始予重视并着手，至80年代渐成风气。
尽管在80年代之前，大陆方面的这种研究一直囿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之内，但对明代商业及商品许多专题的研究终属开创性质，成果不少。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海内外学者对明代商业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深入，如对当时商路的拓展，商业、商人资本的积累与拓殖，以及封建统治者对商业的干预及造成等专题，都有相当详尽深入的研究，史者在各自的论著中反映了他们多侧面多层次的探索，思考角度和层面上也各不相同，不乏新的突破。
大多数学者认为，明朝商业尤其是晚明的商业活动，作为当时经济一个新的活跃点，不仅与市民百姓、大小官吏，乃至皇亲贵戚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它透过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对非经济因素的幅射，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及人们思维行为等，都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
我国商业在明中叶以后取得显著的进步，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1]。
但在肯定明代商业对社会变迁积极作用的同时，学者们对这种作用和其推动社会前进力度的估价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各有己见。
早年有代表性的看法，如傅衣凌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即指出，明清商人与商业资本的发展……我们又不可忽视的一点，即商业资本无论如何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总是孕育着封建制度的对立物的一种力量。
尽管商人和封建官府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于当时处于正在解体过程中的中国封建社会，无疑的起了瓦解的作用，并促进独立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促使直接生产者，即小私有者破产，因而也就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若干前提，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创造了广大的商人层。
[2]
王毓铨先生持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商业容易使一个凝滞的社会秩序活动起来”，“不是政治，倒是商业和商品生产逐渐地摧开了封闭的凝固的经济结构，破除了贱商的政策和习俗，打破了传统的等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影响侵入了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也侵入了封建家长制专制政体的经济基础，改变了这一经济基础的基石——的相对的地位。
”然而“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改变了这一结构的一些形式，并没有改变它的本质”[3]。
吴承明先生在讨论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迟缓、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时论到，这 “也有流通上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不是所有的流通都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要看这种流通，能否为扩大再生产准备市场，能否为生产积累货币资本，在中国这样的非海上贸易国家，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改变自然经济。
”他对16世纪商业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的结论是，“一、国内市场显著地扩大了……二、长距离贩运贸易有了发展，并且已逐步由奢侈品以及特产品贸易转向以民生用品的贸易为主，即由产品与收入的交易转化为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这是市场性质的一大变化。
三、徽商、山陕商等大商帮的出现，说明国内市场已有相当的积累货币资本的能力……”[4]显然，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商业流通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的。
他在90年代末发表的《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的文章中，进一步确定了当时如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就业结构变化和商人地位提高，是引起社会、经济乃至民风习俗演变的因素之一。
[5]
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前近代商业与社会之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唐力行从商人群体与他们的经营活动方式、家庭生活与心态、文化与信仰等角度，考察了商人在近世社会变革中的特有功能。
他认为商人阶层是社会转型的革命因素，也是实现近代化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6] 范金民通过对江南商业发展的，揭示了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关系：
商业发展为江南地区的商品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商业的发展不仅促使江南大量市镇兴起和扩展，同时对当地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升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7]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通过对 “徽商与明清两淮盐政”、“徽商的社会流动及其影响”、“徽商与东南文化变迁”等三个专题的研究，反映出前近代一个特殊商人群体——徽商活动史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社会变迁。
[8]王日根则从会馆的角度出发，谈及了商人会馆对明清城乡的都市化、社会的整合都有较重要的作用。
[9]
旅美学者余英时对中国商人观念信仰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之关系作有专门研究。
他在继《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对16-18世纪的商人精神和社会价值进行重新估价以后，近年又撰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再次从社会变动的背景着眼，探讨了那个时期这种变动与儒学转向、士商互动的关系。
从当时蔚然成风的“弃儒就贾”现象，他窥探到：
从此使士和商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一批有商人背景的太学生在明中、晚期已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
他说：
十六世纪以后商人确已逐步发展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
这个世界立足于市场经济，但不断向其他领域扩张，包括社会、政治与文化：
而且在扩张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其他领域的面貌。
改变得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是社会与文化……这里应该提及的是：
士商合流是商人能在社会与文化方面开辟疆土的重要因素。
[10]
日本学者藤井宏对地区商人群体的作用做了专门研究。
他在20世纪中期发表的《新安商人研究》[11] 中认为，在中国历史前进中，新安商人起着重大的作用：
“以新安商人为首的客商群”，“在扩大了佃户视野的同时，也促使他们产生了与社会经济相连带的自觉性。
在实际上给予他们力量，并推促其成为动摇地主阶级统治基础的‘抗租’风潮者”（即使农民力量得以结集）。
由于这客商群的介入，也使地主“对于佃户的一元的支配成为不可能”。
美国学者翟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作《喜人的变乱：
明代商业和文化》（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一书，他从徽州史志—《歙志》所反映的文士对世风日下的悲叹中，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兴衰的脉络。
他借鉴《歙志》的记事方式，追溯了从14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国商业蓬勃发展的态势，描述了由此引出的社会分裂、反潮流行为和地区性变迁的轨迹，以及这一切给人们带来的不安焦虑与文化变迁。
他说，“商业给社会和文化带来了不同结果。
由于它的不稳定和获利性，改变和打翻了大多数人的预期”[12]。
“它所改变的不啻是经济资源，而且是社会权力的分配，同时也从文化和其他领域中显露出来。
”[13]
刘志琴先生则比较低调地评价晚明商业与商业资本对社会的作用，她承认明代商业比较前代有很大发展，甚至明后期商业繁荣有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但又指出，即使在那个时期，“除了偶有兼营的商贾和略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包买商外，商人资本仍然徘徊在产业部门之外，不论是行商还是坐贾，其贩运的性质长期没有改变”；明后期商业的繁荣，“不尽代表商品生产的现实水平”。
她认为，相对雄厚的商业资本在社会上运行，能促进士商互渗，有助于提高商人地位，但并不利于商人阶层成长为独立政治力量；能以末养本，但对旧生产方式的加固更甚于分解作用；能提高了城市消费水平，但也刺激皇权掠夺商业利润；能浸蚀封建的伦理道德，但也引发对咒金思潮的抵制。
所以，商人资本只能受制于封建生产关系，为封建生产关系服务，对封建生产方式的衰落起着延缓作用。
商人资本不能创造生产方式，而又必须依存一定的生产方式，是商人资本发展的普遍，晚明商人资本的命运正是这种规律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局！
[14]
综观以上这些比较典型性的论点，可见对晚明商业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力度、深度已达到相当层面，其基本史实发掘、研究脉络、框架都在逐渐构建之中。
但不足也是明显的：
一是晚明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至今还未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的课题来进行，二是即使有论及这一问题者，也大多将明清两代连在一起考虑。
由于清代史料丰赡，史者的重点大都放在清代而忽略明代，甚或将明代仅作为一种铺垫。
重要的是，晚明是中国封建社会转型的起始，当时的商业以沛然莫能挡之势向前发展，有人称晚明即是商业、商人社会。
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商人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新气象、新征兆，大都集中于明中后期，或者说是在明朝初见端倪。
因此，对明代尤其是晚明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是研究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有了明代的一节，才有清代商业在更大层面上的发展，传统商业中的渐变过程及其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方能日趋明朗，彰显出更鲜明的特征。
晚明城镇商业的空前
——以店铺业为指标
在封建，贩运是各类商业活动的基础，贩运商则是从商人员的主体。
商贩活动的活跃程度直接到铺商、居间商、货币商的兴衰。
这一点治史者已有普遍共识。
我们说晚明是一个商业社会，既是指当时贩运贸易的兴盛，更是指当时大中城镇的商业化趋势和以商业活动为主要职能的小城镇的大量兴起。
城镇中的商业店铺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场所，也是城镇功能演进和衡量整个社会商品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
因此，对晚明城镇商业的发展轨迹作一细致、详尽的与，有利于我们发现晚明商业与前朝的不同之处，探索这种不同对当时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我国宋朝，商业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当时既有资金雄富的大商人，又有如开封、临安等都市店铺群落的兴盛，更有无可数计的小商贩活动。
但与明朝尤其是晚明相比，其商业规模、商人数量、商人地位还是大大不如。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相对安定、平和的休养生息，到明中叶，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工农业发展了，尤其在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生产者生产商品的意识明显加强，导致当时的农业、手工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到商品经济中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商业活动的活跃和加强就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具体表现为：
商路更加广阔宽泛，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业资本迅速拓殖，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商业流通——主要是民用产品的长途贩运面广量大、频繁密集；作为商品主要集散地的大小市镇，则兴盛勃起，大城市空前繁荣，各地的集市与区域性的中小城镇相连接，几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绽现出市场经济的萌芽；而作为城镇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店铺业则是熠熠生辉，“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15]，都店铺林立，生意兴隆。
首先是明朝皇族聚居、王府所在、官僚贵戚麇集的大都会如北京、南京、开封等市，店业发达。
北京可称全国财货骈集之市。
据万历时的宛平县知县沈榜记，万历十六年对铺户编审，顺天府的主要属县宛平、大兴两县分别有上中二则铺户3787户和6383户。
据户部尚书张学颜题，宛大两县，“原编（铺户）一百三十二行”，其中“除本多利重如典当等项一百行”外，其他是针篦杂粮行、碾子行、炒锅行、卖笔行、柴草行等32行[16]。
这32行显然也包括理发、餐饮、修理等服务行业和一些流动摊贩在内，应属下三则铺行。
据万历十年（1582年）的统计，这些下三则铺行总共约有34377户之多[17]。
而顺天府府丞宋仕题：
当时“铺行之下则什倍于上中”，照此，两县下三则工商铺户[18]人数比以上的统计还要多。
万历《顺天府志》记载，两县所管的农村户口，宛平为14441户、大兴是15163户[19]。
以农户数与铺户数相比，铺户比例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开封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消费型城市，周王宗藩、官僚贵族、豪绅地主等多聚居于此地。
明中叶以前，城内许多商业设施和饮食文化娱乐场所都是为满足这些人奢侈性消费而设。
中叶以后，在保持这种奢侈性消费特征的同时，生产经营型及为满足广大民众生产、生活需要而开设的各类店铺业、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日渐增多起来，开封的城市功能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对此，17世纪中期成书的《如梦录·街市纪》中有一段详尽记载：
（徐府〖周王第三女府〗后坑有关帝庙）自关帝庙大街往南，是兴龙桥，有写真方馆，至西亭府牌坊，有带子、子巾、大小鞋帽、松串、簪棒、白货等铺。
折向东，路北，有五彩彩头条、牙子、汗巾、铸铜簪扣、酒店、铜匠、整理琵琶弦子。
北是茶叶胡同。
过口往东有成衣、烧酒、皮金、杂货、南酒、药材等铺，木耳店、酒馆，至徐府——中山王裔孙之府……故名徐府街……又东是大山货店街，有杂货店、当店、柬帖铺、打金铺。
北是乔三府胡同口，有炒黄丹、倾销（专作熔化、整碎金银铺店）、打金、正升字号店。
北是黑墨胡同口，有烧饼、冷酒、杂货。
过口是华亭王府，大门改为大杂货铺，东至大店街角。
自大店街回来，往西路南，有杂菜、杂货，如松字号店，俱是杂货、扇儿。
北门（此有误）店内，俱是楼房，有百余间……至小山货店口，过口往西，有杂店、过客店。
至草三亭北口，过口往西，有羊皮金、打飞金、皮金、头条、牙子、铜锡簪扣等铺，西复抵大街。
大街往南，有饭店、刷字、刻字、成衣、造玉牒册、刊竺板。
至长史司署……往南有竹货、漆店，三街六市，奇异菜蔬，密稠不断，饭店、皮鮓、素面店、羊肉车、鸡、鸭、鹅（店），直至大隅首。
折向东，有打银铺、缎店、估衣铺、羊肉、响糖，路北（是）草三亭……
巷口往东，有估衣店、南酒店、各样美酒店。
再东有估衣、大缎店三座、当店、轴丈铺、孝帽、倾销、杂货。
至小山货店南口，揭裱书画页、手卷，再北，俱是字号店、红纸店、京文纸、倾销、合森字号、生熟药材、北头路东，老庄家茶叶店、各品芽茶、往南接连不绝，俱是药铺、扇儿铺。
路西，张时天店、古连纸铺，对醋张家胡同西口，是张应奉酒饭店、各色奇馔，又有倾番丝银铺，南北香料、药材店、羊皮、磁器店。
往南，有打金店、皮金铺，迤南通是生熟药铺，至南口……[20]
照此看来，开封城内可谓“生意挨门不断”，城外如“丽景门外吊桥下，有过客店、竹竿行、羊毛行、皮店”和一些手工业作坊[21]，也可称“逐门生意”。
方圆数里之内有如此众多、密集的店铺，令人叹为观止。
明初首都南京，在永乐以后虽然丧失了京师地位而作为留都，但那里仍居住着许多高官豪族。
由于已有的城市规模、有利的地理环境和周围富庶的资源，自明中叶以后，它也逐渐朝商业化城市转向。
时称南京是个“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
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22]之地。
据正德《江宁县志》不完全的统计，当时南京已有104种铺行。
描绘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繁荣和社会生活景况的写实作品《南都繁会图卷》，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南京市场繁华和市民生活充裕富庶的场景。
画面上街巷纵横，店铺栉比，冲天的市招琳瑯满目。
据王宏钧、刘如仲先生统计，画面上光幌子招牌就有109种，如“义兴油坊”、“涌和布庄”、“绸绒老店”、“铜锡老店”、“雨伞”、“头发老店”、“靴鞋老店”、“立记川广杂货”、“西北两口皮货发售”、“东西两洋货物俱全”、“木行”、“大生号生熟漆”、“枣庄”、“应时细点名糕”、“杨君达家海味果品”、“万源号通商银铺”、“书铺”、“裱画”、“画寓”、“药材”、“人参发兑”、“茶社”、“酒”、“张楼”……[23]这些都应该是当时现实写照，家是根据实际生活来进行创作的。
对照文字记载，我们还可以知道事实上每一种行业的铺户还不止一家，如何良俊记，城中“糖食铺户约有三十余家”[24]。
至于这些店铺之形态和经营繁忙情状，正德年间的散曲大家陈铎的《滑稽余韵》有所反映，陈铎写到了36家铺户（行）：
如纸马铺，
众神祗见数还钱，僧道科仪，件件周全。
蜡烛坚实，千张高大，水作新鲜。
拖柜上张张漫展，草拗儿捆捆牢缠。
但愿门前，擦背挨肩。
日日初一，月月新年。
颜料铺 好供给绘手施呈，颜料当行，彩色驰名。
自造银朱，真铅韶粉，道地石青。
小涂抹厅堂修整，大庄严殿宇经营。
近日人情，奢侈公行。
不尚清白，俱是妆成。
香蜡铺 向通衢物攘人稠，手脚不停，包裹如流。
也卖明矾，也秤豆粉，也货桐油。
贱咸食桩桩都有，歪生药样样都收。
行次情由，不可追求。
本是杂货营生，虚耽香蜡名头。
[25]
经营同种商品者基本集中在同一条街坊上，如“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鼓？
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桥夫营，簾箔则在武定桥之东，伞则在应天府街之西，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在纱库街，北则木匠营”[26]，形成许多专业市场。
依托着太湖流域相对发达的苏州，其繁盛之貌不在南京之下，这在明代各大家笔下都有记录。
王世贞称，苏州城无论就“财赋之所出”（农工商总体），还是“百技淫巧之所凑集”（手工业），“驵侩譸张之所倚窟”（商业），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27]。
顾炎武记，“吴民不置其田亩，而居货于商。
阛阓（街市）之间，望如绣锦。
丰筵华服，竞侈相高，而角利锱铢，不偿所费”[28]。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商业繁荣之后，苏州城市的建置格局与以前它作为州府所在、官衙密集的地方中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苏州原来的店铺主要集中在与官衙较近的市内中心地带，大约从嘉靖、万历年间起开始，城市闹区的位置有所改变。
据道光《苏州府志》记，至迟在清朝初年，苏州的商业闹区已由原来的卧龙大街东，西移至大街的南北，主要是向街北转移，而那里正是丝织业集中，手工业主和工人、小商人比较多的地方。
这种转移说明，该城市店铺业的服务对象已在从主要为官僚贵族（兼带胥吏衙役人丁）而转变为普通市民百姓，同时也表明商业发展对城市经济结构、市民生活乃至城市的建置格局都能产生影响，这是社会变迁的一项重要[29]。
松江府是明代著名的棉纺织中心，也是万历年间城市店铺发展迅捷的典型府城之一，范濂《云间据目抄》对此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鞋制，初尚南京轿夫者（这印证了正德《江宁县志》所记南京桥夫营是鞋的专业市场），郡中绝无鞋店与蒲鞋店。
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
而轿夫营鞋，始为松之敝帚矣……宕口蒲鞋，旧云陈桥，俱尚滑头，初亦珍异之。
结者皆用稻柴心，亦绝无黄草。
自宜兴史姓者客于松，以黄草结宕口鞋，甚精，贵公子争以重价购之，谓之史大蒲鞋。
此后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价始甚贱，土人亦争受其业……
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
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
华亭熟酒，甲于他郡，间用煮酒、金华酒。
隆庆时，有苏人胡沙汀者，携三白酒客于松。
颇为缙绅所尚，故苏酒始得名。
年来小民之家，皆尚三白，而三白又尚梅花者、兰花者，郡中始有苏州酒店，且兼卖惠山泉。
河肫有毒而味美，昔人所以有直得一死之说。
上海最尚此品，而郡中用者绝少……
万历以来，河肫称海味第一而竞食海河肫，即淡水河肫亦食，郡中遂有煮河肫店……
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
初止士宦用之。
近所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
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
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
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
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
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30]
行使假银，民间大害，而莫如近年为甚。
盖昔之假银可辨，今则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则在在有之矣；昔犹潜踪灭迹，今则肆然无忌矣。
甚至投靠势豪，广开兑店，地方不敢举，官府不能禁，此万姓之所切齿矣！
[31]
从所记可知，这些店铺几乎都是在嘉、万年间应势而发展起来的，这表明该市的经济正趋活跃，同时也可窥知那里的社会风气也正在由俭向奢转化。
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交通冲要的山东临清市，在16世纪初（正德年间）已是北方最大的纺织品和粮食贸易中心而鼎盛一时.其街市繁华，各类各号店铺布列其中。
隆庆、万历时有资料可查的店铺有:
布店73家、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磁器店20余家、纸店24家、辽东货大店13家、典当百余家、客店大小数百家[32]，当然还有许多未统计进去的其他店铺如果子店、皮店、弓店、手帕店、故衣店等以及更多的无名号的小摊铺,另外临清市内还有难以数计的饭铺酒馆。
城周约三十里的临清[33]拥有如此众多的店铺，故时人称其“甲天下”,决非夸大之词。
山西太原府城晚明时也是“闾巷繡错，号为雄郡”[34]。
珍珠店、缎店、梭店、布店、皮店、盐店、油店、烟店、麻鞋店、花碗店、杂货铺、销金铺、书铺、笔铺、发髻铺、胭脂铺、生药铺、熟药铺、海味铺、钱铺、伞铺、饭铺、面铺、油铺、醋铺、调粉酱菜铺……充列街市,各色店铺林林总总，名家老店枚不胜举[35]。
南方城市广州，时人称:
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
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
[36]
其城市之繁华，店铺之众多，跃然眼前。
值得注意的是，著者称广州人做生意“人柔和，物价平”，苏南人经商要索一倍之利，而广城人“得一二分息”就肯成交，其经营心态和风格与苏南商人迥然不同；另外广州商埠还“兼有夷市”，这也是与内地商市不同的地方。
杭州曾是南宋都城，至晚明，其繁华兴盛仍在一般都市之上。
史载，“入钱塘境，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37]。
与苏州一样，杭州也是明末清初小说家笔端下常常顾及的地方。
在他们笔下，杭州城内“上下经商，过往仕客，捱挤满路，实是气色。
两边铺面做买卖的，亦捱肩叠背”[38]。
总之，当时天下大都会、大码头、大村名镇，无不商货辏集、店铺鳞次，繁盛非凡。
当时商业活跃繁荣的另一表象是农村集市和小城镇的迅猛增长和发展。
明中叶以后，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在不长的时间内生长出210来个市镇，其中规模大功能齐全之镇约有160个[39]。
吴江县弘治年间修志时县志仅载2市4镇，嘉靖年间增为10市4镇，明末清初又增为10市7镇。
嘉定县市镇由正德年间的15个，增加到万历时的3市17镇。
松江府正嘉间市镇44个，崇祯时达65个，新增了21个[40]。
这些市镇无不是贾户千百，铺店密布。
典型者如吴江盛泽镇，它在万历、天启年间形成为一个丝织业大镇，“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在此上市。
四方商贾来收买，蜂攒蚁集，挨挤不开”[41]。
镇上丝绸交易繁忙，商贾、工匠、农户川流不息，除牙行外，其它如饭铺、酒馆、杂货、鞋帽等日用品店纷争繁华。
吴江县市发展还在盛泽之前：
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弘间居民乃至二千余家，坊巷井络，栋宇鳞次，百货具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
嘉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异。
[42]
又如嘉定县南翔镇，虽在嘉靖年间屡遭倭寇匪盗、战乱兵燹之灾，镇上店铺受损、商人破财，但由于周边环境的影响，很快就衰而复兴，方圆十多里，“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43]，其中粮店、布号、典当等店铺构成那里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而且还带动了服务性行业如饭店、酒馆的兴盛。
嘉兴、秀水接界处的濮院镇，大约建于明洪武年间，明中叶后进入鼎盛期。
万历十九年秀水知县李培撰《翔云观碑记》称：
“迩来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于焉集……”[44]镇上店铺经营得红红火火。
全国其他地方还有许多镇市（墟），它们或是具备了特种手工业（如江西景德镇、铅山镇、山东青州颜神镇），或是地处交通要途（如河北河西务、河南东光县下口镇、荆州府沙市），或原本就是军事重镇（如宣府镇、山西大同镇、宝山月浦镇），而拥有许多店铺。
虽然尚少见过细和直接的史料，但从“贾店鳞比”、“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等文字记载看，那里的商业店铺应该也是活跃和兴隆的。
此外，在一些传统节日和农村大集市上，活跃的商业活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开封元霄节的灯市上，花灯、纱丝之“铺设至一二里”[45]。
杭州的香市上有饮食店和杂货铺的开设。
嘉靖时广西钦州因为平安桥的落成，父老们移东门墟至桥南，顿时“归者如云”，“旬月间”就“列肆七八十”[46]。
吴川县的芷□墟，由于商船来往多至数百艘，万历间创铺户百千间，“贩米谷，通洋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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