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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30文献标识码：
A
内容摘要：
本文建立了“两型”社会内生增长的循环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给出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劳动分工的二元结构。
研究发现，一个经济系统要实现长期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是人均资本水平必须大于某一临界值；另一个是技术进步结构必须包含两个分量，即产品生产的技术进步和资源利用的技术进步。
产品技术进步是建立在产品生产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资源利用技术进步是建立在资源利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两型”社会是这两种社会劳动分工的统一体，其本质特征是循环经济。
并结合理论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两型”社会内生发展机理
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国家“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确立，正是实施这一决策的重大举措。
关于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已有的各种增长理论学说已证明，一个经济体要长期保持人均生产率为正的增长，必须有以新产品、新市场、新工艺为形式的持续技术进步，任何以提高储蓄率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的企图终会被边际报酬递减效应所抵减。
然而，人类百余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在大部分验证了该理论正确性的同时，其因环境引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对该理论构成了挑战。
现实对理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理论并没有给出技术进步结构的完整刻画，技术进步要素在各种增长效率函数分析中仍是一个外生决定的变量，技术进步规模形成的内在特性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人们又都把目光投向了循环经济。
但是，目前有关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文献还没有把其纳入内生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对循环经济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内在形成机理及均衡维持还缺乏足够的理论认识。
因此，本文试图尝试建立“两型”社会内生增长的循环经济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内生增长结构的二元性，分析“两型”社会内生增长的必要条件，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两型”社会中产品生产技术进步的局限性
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表明，单纯依靠这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增长最终会被其引致的环境福利逐渐恶化所消耗，从而使发展掉入增长的陷阱，经济处于低效状态。
本文利用新古典的柯布•道格拉斯增长函数来进行扩展分析。
假定总产出的流动取决于资本K和劳动L，经济中的每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可无弹性地供给一个单位的劳动，并且完全就业可以持续存在。
这样，劳动投入也就等于总人口。
假定人口每年以指数增长率n增长，技术进步对资本质量的改善只体现在劳动有效供给的增加，增加后的劳动供给相对于原先劳动的倍数记为A。
假设总产出为Y，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弹性分别为α和β，资本的折旧率为δ。
则总产出可以表示为：
Y=（AL）αKβ，α+β=1。
于是人均总产出：
y=Aαkβ，记为f（k）。
人均资本变化的约束方程为：
，其中s为社会平均储蓄率，sf（k）=f（k）-c，c为人均消费支出。
c由人们对当前和未来消费两难冲突的自利行为决定，即，[0，T]为消费者的决策期间，T为决策时间长度，ρ为主观贴现率，u’（c）>0，u”（c）<0。
现在对这一系统加入环境福利影响因素。
系统中，由于产品生产技术进步属于线性生产增长模式，忽视了资源利用的技术进步，其增长结果必会导致环境福利的恶化。
在储蓄等于投资的条件下，环境福利恶化导致支出的增加必然使投资减少，这种减少相当于资本的环境损耗。
假设资本的环境损耗率为m，其大小由废弃资源数量决定，记为，Dτ为第τ期的废弃资源数量，τ∈[0,t]，R为环境净化废弃资源的能力。
当时，m=0；，m>0，并随增加而增加。
在m的影响下，系统的资本积累约束方程可变为：
。
系统的其它条件不变，根据一阶条件的Euler方程，求得折衷后的消费水平积累方程为：
同理，系统的均衡点（k?
，c?
）由决定，并在该点实现稳定。
显然，当m=0时，系统的稳态均衡点没有变化，表明在环境承载范围内，经济的稳定态没有受到环境因子的影响，产品的技术进步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
m>0时，系统的稳态均衡水平要低于不考虑环境因子的稳态均衡水平，表明经济增长受到了环境的制约，并且随着m的增加，系统稳态的均衡趋向于较低的水平，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消费和投资不足的双重困境，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部分或大部分被环境福利效应恶化所抵销，系统将长期内处于低效率状态。
二元技术进步结构及其增量效应分析
为了解决增长的环境制约问题，理性的人必须诉诸自身来打破产品生产技术进步的锁定，开辟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创新领域。
这一全新领域的技术进步，本文称之为资源利用的技术进步。
当技术进步出现第二个分量―即资源利用技术进步时，也就意味着社会资源循环利用的开始，从而使“两型”社会的内生增长建立在技术进步的二元结构基础上。
下面分析技术进步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有效资本和劳动的增量效应考察
首先分析有效资本的增量效应。
由于资源利用技术进步可使系统中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重复利用，假定可重复利用的比例为γ（0≤γ<1），重复利用的次数为n，n→+∞且时，则系统中有效资本将扩大到：
sr=（1-γ）-1k。
其中，sr为有效资本。
令（1-γ）-1=Ar，则sr=Ark，其中γ与资源利用技术创新活动有关。
其次分析有效劳动的增量效应。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系统中每个人只能提供一个单位的劳动，产品生产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促进劳动时间的节约，在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劳动时间节约比率记为υ，0≤υ<1，所节约的劳动时间可反复投入到生产中，则有效劳动时间的总量放大至：
sl=（1-υ）-1。
令（1-υ）-1=Al。
于是技术进步对系统中劳动和资本的增量影响，由原先A={Al}转换为A={Al，Ar}，Al和Ar分别为产品生产技术进步的有效劳动扩大倍数和资源利用技术进步的有效资本扩大倍数，且有A?
l（υ）>0，A?
l（υ）>0；A?
r（γ）>0，A?
r（γ）>0。
（υ,γ）的变化取决于人类的创新能力，且创新的成果与经济体的教育和研发投入有关。
在资本预算约束下，教育和研发投入的多少是已有创新需要与未来创新需要折衷的结果，其产出效果是由经济体内部的制度安排决定的。
这种制度安排是以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制度和技术激励政策为内涵的，并由经济人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来决定。
当经济人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技术结构与现有技术结构出现差异时，就需要设计一定的制度安排保证这一需要的实现，从而使制度被内生地创造出来。
把这一制度安排记为结构变量G={g1，g2}，其中g1和g2分别是产品技术创新制度分量和资源利用技术创新制度分量。
则（υ,γ）与资本的关系可表述为：
（υ,γ）=G（k）。
为分析这一函数特性，假设人类解决问题需要用创新数量χ表示，G与χ的关系记为G=h（χ）。
创新数量对人类的效用记为π（χ）。
在经济人的假设条件下，其具有π’（χ）>0和π”（χ）>0特性。
假设社会投资在已有创新和未来创新之间进行分配，人均用于t期已有创新的投资记为I（χt），用于未来创新需要的投资记为I（χt+1），则I（χt）+I（χt+1）=k。
在资本预算约束下，[0,T]内创新数量的均衡水平由下面的目标函数决定：
。
由于π（χ）函数的特性，所确定均衡水平是不稳定的，只要新的创新能够给其带来足够的预期收益，理性的经济人有减少用于已有创新投资来获得新创新的激励。
若k增加，则这种激励将被放大；同时，G得以内在的演进和完善。
因此，G（k）函数具有边际递增的特性，即G’（k）>0和G”（k）>0。
在（υ,γ）的传递下，技术进步的增量效应与资本具有同向性，且边际递增。
（二）环境福利增量效应的特性
当系统出现资源技术进步时，系统向环境排放废弃资源的数量会逐步减少，其与资本的关系，可记为D=d（g2（k））。
即随着k增加，D会因资源利用技术进步和资源利用劳动分工的进步扩大而减少。
然而由于资源重复利用率和资源废弃率是互补关系，这种减少是逐步递减的。
于是有，d?
k>0和d?
k<0和。
在废弃资源排放量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任意时刻t以前的废弃资源存量会在有限的时期内被环境自身净化能力R所抵减掉，则系统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即期资源的废弃量，即m=M（D（g2（k）））。
则m与k的关系具有m?
k<0，m?
k<0特性。
完全技术进步的内生发展均衡分析
根据技术进步的增量效应，系统人均产出为y=（1-g1（k））-α（1-g2（k））-βkβ。
其中Al=（1-g1（k））-1，Ar=（1-g2（k））-1。
资本的预算约束为：
其优化时间路径由决定。
根据一阶条件的Euler方程，则消费水平积累的优化时间路径为：
同样，当时，系统可在（k*，c*）实现均衡。
下面进一步分析系统的稳定性。
令H=（（1-g1）-α（1-g2（k）-βkβ）-n-δ-（mk）?
ρ，B=（1-g1）-α（1-g2）-β，则：
H?
（（B?
k-β+βBkβ-1）-n-δ-（m?
k+m）-ρ）?
=B?
kβ+2βB?
kβ-1+β（β-1）Bkβ-2-（m?
k+2m?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
A?
l（υ）>0，A?
l（υ）>0；A?
r（γ）>0，A?
r（γ）>0；G?
k）>0，G?
k）>0；m?
kkb，都有H?
>0。
因此，当k*>kb时，系统存在边际净福利增加的激励，技术进步的增量效应克服了边际收入递减效应，导致k*，c*都提高，从而使系统在长期内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当k* 通过上述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本文发现一个经济系统要实现长期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是人均资本水平必须大于某一临界值；另一个是技术进步结构必须包含两个分量，即产品生产的技术进步和资源利用的技术进步。
这两个结构分量是技术进步完整性不可或缺的。
“两型”社会是产品生产劳动分工和资源利用劳动分工的统一体，其本质特征是循环经济。
“两型”社会维系存在的制度条件
“两型”社会是建立在产品生产劳动分工和资源利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
然而从社会经济代理人间分工的博弈过程来分析，资源利用的社会劳动分工不是稳态的社会上策均衡策略，其存在的维系是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的。
假定社会上有n位同质的理性代理人参与社会分工的反复博弈，每个参与者都面临四种策略可供选择，即产品生产劳动社会分工、产品生产劳动社会分工附加资源利用劳动社会分工、没有产品生产劳动社会分工的资源利用劳动社会分工和不分工。
显然，不分工对任何理性的代理人都是低效用。
资源利用劳动的社会分工若没有产品生产劳动社会分工创造出的间接市场需求，其对理性代理人的效用也是无效的。
后两种策略不可行。
这样，任意参与者可供选择的策略空间缩减为两维，即产品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产品生产劳动社会分工附加资源利用劳动社会分工，分别记为ainc和aim，i代表任意一位参与者。
根据这一策略空间，运用超博弈分析工具，任意参与者i可以界定如下超博弈策略：
其中，cim表示j≠i的n-1参与者的策略选择，t为时期。
如果每个参与者采取超博弈策略σi=[aim/cjm]，则由σi组成的n维数组可记为σ（bm），其中bm=（aim,cjm）；如果任何一位参与者有偏离的激励，那么所有的人都将采用anc，记为bnc=（a1nc,...,annc）。
现在需要考察σ（bm）是否能成为一个稳态行为惯例。
假定分工博弈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重复进行的，且每位参与者的产品劳动分工规模收益不变。
参与者i采用bm策略的单位产品得益记为ui（bm），采用bnc策略的单位产品得益记为ui（bnc）。
显然有ui（bm）>ui（bnc）。
不考虑环境的净化能力，环境成本随产品劳动分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不仅如此，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位产品环境成本是随时间而递增的。
在产品生产劳动分工情况下，环境成本外部化，即参与者通过纳税由集体共同进行环境治理的支出；在资源利用劳动分工情况下，环境成本内部化，即参与者为改善资源供给条件提高产品生产得益而增加废弃资源转化的投入。
环境成本无论是外部化还是内部化，都会额外增加参与者的支出，对参与者的得益具有抵减的影响。
为了简化问题的分析，假设外部化和内部化这两种情况对参与者得益产生的抵减影响相同，不因参与者不同而变化，且随时间以一定的比例递增。
这里，把环境成本这种影响视为环境对参与者得益的时间折现。
令折现因子α=（1+θ）-1，其中θ为单位产品负担环境成本增加的比例，即环境成本的时间贴现率，0<θ<1。
当参与者i偏离bm采用（ainc）时，由于其他n-1位参与者采用aim而承担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支出，其获得的得益ui（ainc,cjm）要大于bm和bnc两种情况。
即ui（ainc,cjm）>ui（bm）,ui（ainc,cjm）>ui（bnc）
由于是重复博弈，参与者i任意时期t偏离的选择与从第一期偏离的选择是等价的。
假定参与者从第一期决定是否偏离。
不偏离和偏离的得益分别为：
ui（bm）/1-a和ui（ainc,cjm）+aui（bnc）/（1-a）
要使参与者i不偏离，须有：
可见，σ（bm）要成为一种行为惯例，环境成本的折现因子须大于某一临界水平，表明资源利用劳动分工是在产品生产劳动分工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且以环境成本能够有效地分配到每一位参与者为充要条件。
因此，构建“两型”社会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重点是使环境成本对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等同的约束力。
结论
推进资源利用社会分工网络建设。
构建“两型”社会的核心是推进资源利用分工网络的建设。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运用财政、税收和金融杠杆来鼓励更多企业和个人从事资源利用分工的生产。
重点是建立三个层次的资源利用劳动分工，即企业内部资源利用的劳动分工，企业间的资源利用劳动分工和生产者与消费者间资源流动的劳动分工。
同时，国家和地方在发展产业项目上，应打破行业的界限，对有资源利用共生关系的产业项目应捆绑，同步引资，同步建设，优先发展；对已有污染型企业，如果彼此能形成资源共生关系，可考虑提供企业搬迁的财政补偿。
建立资源循环利用的社会制度体系。
制度规则的有效性在于环境的社会负效应能有效地分配给环境施谑者，环境的社会增益能有效地分配给贡献者。
在法律制度建设上，重点应放在界定政府、企业与个人在环境保护、环境损害民事赔偿等方面的法定义务与权利，尤其是应建立企业环境危害产品的强制回收制度。
在政策制度建设上，要制定财政、税收和金融方面的稳健扶持政策，并以法律或条例的形式加以固化。
在市场交易制度建设上，应取消现行的排污费，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
持续扩大人均资本水平。
鉴于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的大国，要实现“两型”社会的长期发展，必须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尤其是要鼓励外商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再生利用等绿色领域进行投资，突破资本约束，快速提高资本积累水平。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龚六堂.动态经济学方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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