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标志城及新首都创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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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标志城及新首都创意

中华文化标志城召开高端策划会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由69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发起，旨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重大文化工程。

工程选址在著名的孔孟故里——山东省济宁市，建设方向是依托该区域深厚历史文化资源和国际影响力，在曲阜、邹城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基础上打造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圣城和精神家园。

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十分关注该项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对工程规划建设给予支持和指导。

今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有关意见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进和做好中华文化标志城有关工作。

11月13日下午，来自各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汇聚清华科技大厦，召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高端策划会”，为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做好中华文化标志城工作献计献策。

会议由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张伟超主持，山东省济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华文化标志城济宁市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高述群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项目的整体运作及进展状况。

与会专家学者在策划会上激情澎湃，畅述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的体会，各抒己见，就进一步推进和做好中华文化标志城工作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张伟超指出，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对我们通过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和建设，做好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工作是重要指南。

当前，中华文化标志城面临最好的推进机遇。

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山东省委、省政府并济宁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工程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要不失时机地按照国家部委要求，加大力度启动各项工作。

首先要把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等各项基础性工作做好。

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动员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提出创意规则方案，提交专家论证，提交全民讨论，形成广泛共识。

这项工程建在山东，山东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

现在，第一步要抓紧在全社会开展工作，不能够再这样内部操作。

第二，要建立起高端工作班子和工作平台，哪怕不完善，以后再充实。

第三，要发挥好主观能动性，靠自己想办法，力争最大限度地调动海内外同胞参与工程规划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局面。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要着眼于营造中华民族特有的一个精神文化空间，力争得到最广泛的认同。

这种认同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在孔子故里建设文化标志城，一定要利用儒家的文化遗产。

这就需要推出一个核心理念，一个文化认同的理念。

这个理念最好单一，不要多元，容易记住。

比如十七大讲的“和谐”理念。

自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60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后，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

孔子主张“和为贵”，儒家最大的文化遗产是“仁和”。

“和谐”也是全人类的普遍愿望。

如果能够在孔子故里提出“和谐”理念，强调和推动人类“和谐”，这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

解决了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核心问题，把普世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然后就易于做好其他工作。

中央电视台策划人张仁平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项系统工程，跟自然的关系，跟文化的关系，跟市场的关系，包括运作模式，都得思考。

文化标志城到底做什么？

最根本的是要修复这个民族遗失掉的一些精神的道德的文化的东西，寻找创造爱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家园。

当今要做21世纪的文化，一是要对自然更广泛的保护，二是对人类更深刻地关爱。

要重视知识产权、建筑形式、文化仪式等问题。

中华文化标志城首先要强调知识产权的概念，才会有资本运作的可能性。

这个项目在曲阜已有很好的文化沉淀。

到今天，孔子这么神圣，参观孔庙连一些仪式都没有，这很不够。

我觉得我们缺的是一种使命感，一种对爱的态度。

在这样一个资本时代建造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一精神平台、精神的文化家园，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提出，项目的运作平台和机制非常重要。

这个项目经过了六七年的运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但进展并不快。

重要的原因是缺少高端运作平台，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大事，中央领导有明确意见，国家部委和山东省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下一步会有许多规划与设想。

当前，山东省要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找一个好的牵头机构把项目真正做起来，尤其是协调机制，要使领导层面、专家资源、资本运作等真正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这样才不辜负海内外同胞的厚望。

北京交大教授皇甫晓涛在发言中说，最近国家刚刚发布的重大哲学社会科学的项目是《基于文化创意理念的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研究》，首次把文化创意与城市建设连接了起来。

做城市，做中华文化标志城，首先要把核心资源理念、技术理念、资本理念等一些前提性的要素搞清楚。

中华文化标志城要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硬件系统，一个是软件系统。

在重视城市建设的硬件系统的同时，要深入挖掘软件系统的建设，包括国家文化产业，内容生产、符号开发、国家资源版权建设等。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资本机制的创新。

把资源变成资本，这是创意基础，也是核心。

搞文化资本涉及到金融技术的问题，要有很专业的金融机构来研究和运营。

核心技术的创新也是重要方面。

以前，我们的文化发展观念是靠文字和文本，现在是靠技术和产权，以此吸纳资本、流通文化、创新技术和版权，形成服务和经济。

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建立自己的版权体系。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策划专家谢骏以逆向思维提出了独到观点。

关于建设精神家园，重要的是怎么建的问题。

我们要反思，为什么这7年效率较低，因为在短期内求解一个几百年后世界华人们所认同的一个文化符号，这在方法上有些难度。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操作需要化大为小，化繁为简，找到突破口。

大的策略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做实”，一个是“做虚”。

在“做实”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做虚”的思路。

从现在起，把追求传统文化做成公众关注的话题，引发社会的注意力。

将概念通俗化，用传媒的方式激发民间的关注度，甚至带动全球华人的追捧。

目前的社会背景、心理环境、国际文化状况要求我们去展现中华民族的内涵。

要聚焦大家的眼球，在适当的机会逐渐引进资本，引进城市规划和文化符号相继落地。

可以让“虚”的问题继续虚化，把注意力拿出来，把资源拿出来，强化资源意识，建立产业结构，让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把文化标志符号产业化和凝固化。

北京合德利策划有限公司总裁陈放认为，“三孔”本身是重要的文化标志，但并不是不可以超越。

文化需要发展，历史需要创新，完全可以依托孔孟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城，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我们这代人要有这种民族自信力。

我跟踪这个项目已经很长时间。

现在重要的是，应以“软”带“硬”，突出发挥软件的作用，找到新的突破点，将文化一炮打响。

拿奥运来讲，中国古代有博大精深的体育文化，许多都是值得挖掘的。

再者，文化产业还要面向百姓，比如欢乐谷的模式。

我们对孔孟文化可以做另一种解读，要做有震撼力、参与性、市场性和可操作性的文化产品，以产品拉动城市，以软件拉动硬件，以策划拉动规划。

推动孔孟故里成为全球华人团结凝聚、共同创业的舞台。

比如“中华古运会”是一个很好的爆破点。

齐鲁文化可在这里发挥重要作用。

由会议获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5家专业机构和有关专家已就中华文化标志城提出宏观框架规划意见。

建设目标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体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圣城。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中轴线由曲阜孔庙沿大成路直达邹城孟庙，由孔、孟两座精神圣殿为中轴，连接曲阜和邹城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构筑起文化圣城的整体结构。

近期，将面向全球征集创意和方案，进一步征求海内外同胞的意见，以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做好这项千秋工程。

张仁平（中央电视台《电视诗歌散文》制片主任,著名策划家）

曾在全国“两会”引起关注的“迁都”话题，最近再掀议论。

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建议将首都迁往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

梅新育认为，一个大国选择首都，应当考虑国家发展和应对挑战的需求，当初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的理由现已不复存在。

他说，元明清选择北京，主要基于大一统政权奉行“塞北本位”的利益需要。

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巩固江山。

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有接近当时的友好邻国前苏联之意。

时至今日，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已无须“天子守边”。

自鸦片战争以来，东方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

梅新育指出，近年北京的发展，碰到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空气污染等难题，还受到北方荒漠化的威胁。

北京地处缺水地区，一座近2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水资源已“超负荷”。

南水北调、搬迁首钢都难以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南方及周边省份带来压力。

另外，不断膨胀的人口和产业，对北京的生活品质带来挑战。

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

梅新育认为，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

就中短期而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仍然看好中国经济前景，迁都还有助于提供新的经济题材。

至于新的首都建在何处？

梅新育主张应当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

新首都市中心能够提供其他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地皮建设中央政府各个部委。

新首都还应满足一个条件：

本地人口不宜太多，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话交流。

“迁都”之议由来已久

国内学界议论“迁都”问题始于1986年。

其后，陆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全国“两会”提过类似建议。

目前，有关迁都的主张大致分四种方案：

一是维持不变，只是对北京城市结构和职能作调整。

对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拟采用控制人口增长、建设卫星城市等办法加以解决。

这种观点目前占主导地位。

二是建设“副都”，地点可在北京近郊，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

副都规模100万人口为宜。

三是借鉴荷兰、南非等国的制度，实行“双都”，一个为政治首都，另一个是经济首都，即北京为政治首都，上海为经济首都。

另外也有人主张可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解决国家东西和南北的不平衡问题。

不少专家反对“迁都”

“迁都”建议也遭到许多专家反对。

目前比较集中的理由是：

“迁都”是一项重大决策，应该慎之又慎，否则影响国家的政治基础，也影响社会稳定。

从国家发展和军事战略看，北京背依大山，前控平原、海洋，符合定都的规律，虽然北京现在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这些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对于目前北京承载过重的职能，对策应是分散北京的城市功能，而不是简单“迁都”。

“迁都”并非当务之急。

的确，都挤在北京干嘛，风沙大又缺水，交通拥挤，迁移到一个风水宝地去

胡星斗教授给我来信《关于迁都的建议书》，我拜读之后表示坚决支持！

我提议，首都应迁到南阳或襄阳。

胡星斗教授的《关于迁都的建议书》全文如下：

2006年4月17日，北京大浮尘，窗外一片黄色，地上厚厚尘土。

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

解决此环境危机的最直接选择便是迁都，我们呼吁：

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

北京特殊的军事地理上的战略价值已经不复存在。

三面环山，威镇西北、蒙古高原，扼守山海关咽喉，控制东北……在古代，北京可以重兵屯集，既可保卫京师，又可对付北方威胁，自然是最佳的首都所在。

但到现代，机动化部队、战略轰炸机、巡航导弹的出现，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来自海上以及航空母舰的威胁反而使得北京成为易于打击的目标，八国联军的入侵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可以大大缓解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让河北、山西、天津等省市获得平等发展的空间和喘息的机会。

过去，北京像一部抽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