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进报告.docx

中国教育改进报告.docx

《中国教育改进报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教育改进报告.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教育改进报告

2017年中国教育改进报告

一、2017年中国教育改进状况2017年教育改进的主要方面有：

（一）高考招生改革平稳实施2017年，上海、浙江首届参加“新高考”的高中生完成录取工作。

新高考改革给予学生和高校更多选择。

9月，北京、天津、山东、海南作为第二批试点地区，正式在高一年级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其他各省都颁布了高考改革方案，依次在2020年前进入新高考。

浙江、上海的高考改革试点比较严格地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范围内进行，让多年形成的改革设想落实到实际行动。

为解决上海、浙江的改革中暴露出选科过于功利依据兴趣不足，考试次数过多，师生压力大增等问题，11月浙江省公布高考招生改革调整方案，完善监管措施。

在招生录取改革方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实行大类招生，浙江实行“三位一体”招生，部分高校将高考分数作为录取依据的60%，另外40%依据综合评价和学校的测评，分类招考成为高职院校招生主渠道，这些有益的招生探索为进一步的招生改革提供了参考。

（二）教育主体需求多样化随着教育和信息、交通条件的改善，教育主体需求的多样化就逐渐显露出来。

不同人心目中好教育、好学校的具体标准开始各不相同的：

上优质而又实惠的学校成为普适度高的选择。

尽可能少支出而得高回报已成为多数人选择教育的普遍取向，在幼儿园阶段挤着上公办园；留守儿童家长舍弃乡村义务教育段公立学校选择自费上私立学校；优质公、私立高中都会成为香饽饽，显示大多数人将优质作为第一选择，将实惠作为第二选择，在二者不可得兼时有条件的家庭就会花钱买优质。

对优质教育需求随经济条件水涨船高。

只要条件稍有改善，父母就尽可能抬高对教育的需求。

乡村稍有经济条件的村民都将自己的孩子送进镇上或县城学校就读；城镇居民中条件较好的又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更好的城市学校就读；城市居民除了竭力让孩子在当地挤进自认为优质的学校外，还在设法将孩子送到国外就读，留学低龄化现象继续扩大。

对教育的自主选择性增强。

越来越多的家庭增强教育选择意识，对教育投资增长迅猛，选择“在家上学”、新私塾，其他教育形式的也呈增加态势，反映出公众教育需求的多样。

（三）教育经费增长得以确保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继续减缓，辽宁、内蒙古等地分别挤掉GDP数据的水分，教育经费投入继续保持了增长势头。

2017年5月公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8866亿元，比上年增长7.57%。

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31373亿元，比上年增长7.36%。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5年保持4%以上，在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上作了一定努力，效果仍不够明显。

（四）教育信息化程度加深教育信息化硬件建设进展快速。

2017年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已达90%，多媒体教室的比例增加到83%，师生网络学习空间数量增加，中小学教师、校长、职业院校的教师接受教育信息化的培训增多。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加深。

截止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优质教育资源能够为更广大的偏远地区师生共享，教育理念的创新和教学模式的深刻改变也随之发生。

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新样态出现。

在线教育发展迅速，微课、慕课、翻转课堂、手机课堂、混合式学习等教学和学习新样态出现。

2017年，教育+AI发展与运用迅速，主要集中在：

自适应学习、智能测评、语音处理、图像识别、机器人等方面。

与之相应的教育产品涉及K12教育阶段作业辅导、考试测评、课堂教学等，延伸至钢琴陪练、机器人等教育领域，出现多家融资亿元以上的企业，众多教师从重复性工作中释放出来。

（五）高校和学科建设向前推进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提出设立专家委员会，确定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认定标准。

2017年9月，“双一流”名单正式公布，共有137所高校入围。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

2017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出《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加强监管。

11月，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在保障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清单的同时，开出一份责任清单和管理服务清单。

政府下放了事前的评审权，但要在事中、事后的监管方面建立起相应规则。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以采取联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

高校副教授、教授评审权不应下放至院（系）一级。

新工科探新路。

2017年2月，复旦大学主办综合性高校工程教育发展的战略研讨会，探讨高校如何在当前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为特点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形势下，培养具备更高创新创业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新型工程技术人才，达成了10点“新工科”建设意见共识（“复旦共识”）。

会后教育部发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

师范专业认证启动。

在师范专业准入放开、规模扩大和质量进展缓慢的背景下，2017年10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师范类专业认证，为师范教育质量提升提供依据，强化师范院校的使命意识，提高教师培养质量。

高校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高校进入世界排名前列数量显著增加，近100个学科进入世界前千分之一。

（六）教育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教育市场总规模约为9万亿元。

随着人们对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加，教育行业发展迅猛，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教育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和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是中国教育市场的资金主要来源。

互联网在线教育市场强势崛起。

在线教育以网络为渠道进行教学资源的分享、传播和学习，有效地解决了当前中国教育体制下师生资源不匹配、供需不匹配、时间空间限制等问题。

在线教育能够针对不同的学习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

二、2017年中国教育改进不足之处2017年中国教育改进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目标分化，难以形成合力。

新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及可行性遇到难题，亟需为民办学校发展明晰稳定的期望；农村教育发展的难题急需解决，教育体制单一分层，难以实现平衡充分发展；教育改进亟需切实的行动。

（一）教育改进方向和目标未能聚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曾经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汇聚各方面形成共识程度较高的教育改进价值、方向、目标和措施。

2015年后《规划纲要》发挥的效力逐渐降低，到2017年中国教育改进的价值、方向、目标和话语进一步分化到此前未曾有过的程度。

其中改变比较大的是政府提出新的宏观教育长远规划，加快教育现代化，成为世界教育中心，实现教育的平衡与充分发展；民众经过多年的体验与选择更为关注教育的多样性、可选择性、公平与实惠程度；学界关注的焦点比较长时间稳定在在教育的品质、效力与质量提升以及杰出人才培养。

由于方向和目标分化，难以形成合力，阻碍延缓了教育改进，形成新的方向和目标共识需要政府及行政人员减少任性，回归到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基点，真正了解人民的教育需求，尊重教育规律；学界保持独立思考，不为社会情绪推波助澜，也不违背规律为不现实的口号做诠释；民众要进一步增强理性，找到真实的自己成长发展。

（二）民办学校需消除前景不确定焦虑2017年9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新《民促法》）正式施行，而人们期待的该法《实施细则》却未能如期公布，到2017年最后一天也未见公布消息，使该法到了实施期无法真正落地，显示该法规定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的办法在实施上遇到难题。

主要障碍在于对民办学校的产权明定和清产核资难以施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用地、收费差别化扶持难以兑现，该法律制定者对实施环节的可行性考虑不充分，相关政策法规仅仅从行政管理立场出发，缺少依法治教和学校责权视角，使民办学校近年来处于发展前景不甚明了，未来期望不稳定的焦虑状态，亟待对该法中可行性过低，不切实际的条文终止实施，尽快划出民办学校发展的清晰底线，以利于民办学校发展。

（三）农村中小学是改进的难点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城镇化大潮叠加对教育影响巨大，部分农村地区中小学发展出现危机。

生源减少，教师老化，英语、音乐、体育、美术、劳技、信息等科目专任教师匮乏，教师结构性短缺突出，教学水平低，家长不放心，危机的规模、范围、影响仍处在发展过程之中。

此类学校90%以上的新教师补充依靠特岗教师，勉强有个别特岗教师派到村小也是满1年即要求调离，甚至有特岗教师因此选择离职。

留任的特岗教师几乎全部集中在镇中心学校，特岗教师质量偏低。

年轻教师教学任务是老教师的几倍，工资却只有老教师的一半，心里很不平衡。

教育部已提出按照生师比和班师比两种方式配农村学校教师，不少地方未能落实，依然仅按生师比配教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不利不公平。

按师生比1:

19的最新标准测算，各村小及教学点教师严重超编，但从教育教学工作需要看各校又严重缺人，不得不聘请代课或短期聘用教师。

（四）教育平衡充分发展需改变层级性单一办学主体教育发展的区域、城乡、校际、人群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区域间各级各类教育在办学理念、投入、条件、标准等方面都差异巨大，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严峻。

教育供给主体的层级性和单一性使得不同学校对应隶属于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获得不同的经费和政策资源，这是产生并延续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的体制性原因。

供给主体单一还使得供给结构单一和能力不足，供给的教育产品单一、粗放，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不足不均衡，与人民教育需求的多样、个性及实惠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

学生天性的多样性与社会用人机构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都需要改变教育供给主体的单一性、层级性和封闭性。

当教育的供方是有层级的单一主体就会与教育需求方平等公平多样性的需求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

从政府管理体制到资源配置等各方面改革来改善教育供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

已有的优质教育资源按供给方的层级提供给社会才导致需求方的不公平感存在。

事实说明靠有层级的单一的教育供给主体不可能实现教育的平衡又充分的发展。

改革供给管理体制机制，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变，增加教育供给主体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减少供给主体的层级，建立扁平式多方治理模式，才能为教育平衡与充分发展创造更适合的体制基础。

在此基础上，做好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有效配置，依据公平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向高效、多样化的目标平衡配置优质教育资源，才有利于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民族创新能力的培养，有效解决中国现阶段教育供需所呈现的突出问题。

政府要做好多主体参与发展教育的整体规划、规则制定和各方协调工作，同时给地方和各类教育主体及当事人放权，建立矛盾的分散机制，避免矛盾积累或过度集中。

（五）教育质量、品质、效率提升需提升专业评价地位中国教育较长时间以来质量、品质、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专业评价地位不高、专业性不强，导致忽视质量。

而评价是工作的驱动和导向，评价结果是地方政绩的显示，评价方式和专业水平直接影响着教育工作实际效果。

由于目前教育管办评分离不到位，专业评价在政府和学校工作中的地位不高、专业性不强，仅仅依赖看考分的考试，缺少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多数地方还只有第一方和第二方评价，缺少第三方评价；受利益关联和专业水平限制，评价工作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在评价过程中又常常以量化为主抬高数量价值相对忽视质量，所采用数据的真实性没有经过有效的检验，导致教育当中数量可观未必可信，人民对教育质量不满意。

在不少地方，从学生、家长到教师、校长、教育行政管理人员，都倾向于把数量增加当自己作业绩的显示，由于不能对教育质量做出判断，缺少相应的评价标准，评价实施不到位，也就很少关注质量。

质量意识不强又导致教育质量难以有效快速提升，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