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重新考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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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重新考证
阿尔都塞：
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重新考证
张一兵
【专题名称】哲学原理
【专题号】B1
【复印期号】2002年09期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02年03期第64～74页
【作者简介】张一兵 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是以意识形态与科学的认识论断裂为其质性分界线的。
在上一世纪60年代，他公开指认了存在于青年马克思文本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问题式，宣判了将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化的重罪。
在“保卫马克思”的旗帜下，阿尔都塞以准结构主义的逻辑构架独断地诠释了马克思各个不同时期的哲学文本，第一次打破了由前苏东理论界制造的同一性马克思的幻象。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青年马克思/认识论的断裂
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的历史考证和重解，实际上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一书的重头戏，也是他初登欧洲学术舞台亮相而令人注目的辉煌一幕。
（注：
今村仁司说：
“海德格尔在西欧形而上学之河中给尼采以一定的地位，并且完成了重新解读他的工作，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的解释理论也做出了与此相类似的贡献。
”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
今村仁司：
《阿尔都塞：
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应该指出，正是阿尔都塞关于问题式的认知结构，深化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理论研究；他对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分界问题的确证，构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进程的分期标准。
阿尔都塞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上明确提出，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存在着一个从史前时期到科学形态的转换，即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向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渡。
这是通过1845年发生在青年马克思身上的“认识论上的断裂”实现的。
阿尔都塞的这一分期理论的现实意义在于：
按照他这种新的划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派所倍加推崇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期成了青年马克思意识形态框架发展的最高阶段，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产生正是建立在对《手稿》人本主义框架的根本否弃之上。
这一点有其明确的针对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史这一新的断代理论、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诠释学有着釜底抽薪的意味，其理论影响的轰动效应实属必然。
（注：
今村仁司说，1865年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两本书的出版，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重新书写和解释马克思历史的重大事件”。
这一评价一点也不过分。
今村仁司：
《阿尔都塞：
认识论的断裂》，第5页。
）可是我又要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史的解读带有明显的独断和形而上学特征，这种结构主义理论逻辑必然带有的弊病严重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这正是我们要认真廓清的。
一、马克思思想发展新的历史分期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在只有几句话之长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最初揭示出分界线的。
这肯定不能算阿尔都塞的发现，因为，此乃恩格斯在世时对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发生历史时限的惟一指认。
而在马克思用于“自己弄清问题”、清算其意识形态理论框架的著作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实现了最初的理论“决裂”。
所以，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以1845年马克思写下的上述两个当时并未公开问世的文本为分界点，在此之前为意识形态理论框架支配的时期，从此之后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时期。
说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观念无疑是阿尔都塞的重要理论创见，对于20世纪60年代那些正在热衷于青年马克思《手稿》的人本学家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思想史断代。
而对于那些想反方向混淆历史界限的前苏东学界来说，这又是被迫捅穿了的糊窗纸。
我以为，阿尔都塞的断代时限是有道理的，可是他试图形而上学地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1845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情况远不是“意识形态”这样简单粗暴的一刀就能斩断的。
下文我们会对此做具体的辨识。
阿尔都塞具体的观点是：
第一，“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据马克思自己说，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声称马克思对此有过自我指认，是马克思后来谈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所说的“对自己过去信仰的清算”。
而马克思的《提纲》则不过是这一“‘断裂’的前岸”。
令人费解的是，他始终莫名其妙地对《提纲》做过低评价。
关于这个“认识论的断裂”，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它在巴什拉语境中的原初意思，所以，此处我们知道阿尔都塞无非是想夸张地说明马克思在1845年发动的思想革命。
当然，这首先否认了人本主义诠释中那种一体化（从《手稿》到《资本论》）的人学马克思，也不同于以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那种连续性思想总体中“伟大的思想革命”，这是一种截然异质的思想断裂。
说透一些，是不同理论问题式的格式塔转换，即从意识形态问题式向科学理论问题式的转换。
排除“断裂”这种极端的说法，阿尔都塞这里的观点还是含有重要合理性的。
第二，马克思的这个“断裂”产生了两种新的结果：
“在创立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信仰相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他一直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两种东西，一是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二是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
但我以为，阿尔都塞从来没有说清楚过这二者的关系。
即使他在后来对此做过大量说明。
第三，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两大时段：
“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
”（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14、15、223页。
）再细致一些，这两个时期又可分为四个小阶段。
第一阶段（1840—1844年）是马克思的青年时期。
阿尔都塞也将这个时期马克思写下的著作一股脑称之为“意识形态著作”。
如果从文本上看，就是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手稿》的大量论著，《神圣家族》也包括在内。
意识形态文本也就是非科学的东西。
这种宣判在当时也是耸人听闻的。
当然，对此他还有更细的时段区分。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1845年）是所谓决裂时期。
在《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上述那种“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了。
这就是阿尔都塞让我们关注的所谓发生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次重要的“认识论断裂”。
亦即科学问题式对意识形态问题式的决裂。
依阿尔都塞的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所抛弃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问题式所作的评论，这个评论往往表现为对这些问题式的否定和批判。
”（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14、15、223页。
）这无疑是对的。
第三阶段（1845—1857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成长的时期。
这里包括了从《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以及《资本论》初稿等一系列著作。
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并没有去创造什么体系，而是在各个方面进行着艰苦的理论创造和思考。
“但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开始，‘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便直接在科学的新‘场地’上进行，三年前在《神圣家族》中曾被称颂为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家的蒲鲁东，他的冒牌的科学概念恰好成了这场‘清算’的靶子。
”（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14、15、223页。
）所谓理论成长时期，算是一种思想史定位，这多少包含有不成熟的意味。
阿尔都塞说《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不成熟的东西，主要是说这些文本仍然带有“黑格尔主体哲学”的遗迹。
这种判断我是不能苟同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会作详尽的讨论。
最后一个阶段（1857—1883年）是理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这包括了马克思1857年后的全部著作。
在其中，阿尔都塞格外推崇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评阿·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部著作，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框架最完善的体现。
我以为，阿尔都塞对这种奇怪的评价始终也没有给出充分的理论根据。
从整体上看，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早期创立和发展的历史分期基本是正确的。
他抓住马克思主义创立、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三大基本环节，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
这无论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研究中，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都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进步。
但是，阿尔都塞的这一理论分析也有其片面的一面。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形成时期绝对地看成一种“断裂”，我已经说过，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独断论。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的确在1845年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革，但它却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新世界观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孙伯鍨教授和我已经仔细讨论过，1842年以后，在青年马克思的现实思想进程中出现了两条不同质的逻辑发展线索（也可以视为两种不同的理论框架的对峙），一是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另一是从现实出发的科学分析结构。
1845年以前，前者是占统地位的，后者则是弱小却极富有生命力的。
1844年前后，这种内在的逻辑冲突和相互消长达到了最高点。
而1845年，则发生了从前者向新的理论框架的格式塔式的转换。
阿尔都塞的分析抹煞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注：
孙伯鍨：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拙著：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其次，阿尔都塞的分期理论的致命弱点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性实践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决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进化，而是对应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历史反映。
其三，阿尔都塞的断代理论有明显的方法论帝国主义痕迹，由于阿尔都塞的阅读是一种方法导向，所以他只是有倾向性地选择了一部分史料，而“忽视和回避了另外一些材料。
”（注：
胡万福：
《青年马克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6页。
）所以，“材料的选择基本上是根据这种阅读法的要求预先就决定了的，因此，那些与根据这种方法所得出的解释相冲突的材料，便不得不被下入冷宫，而另一些有利于解释的材料，便相应地得到了夸张的估价。
”（注：
胡万福：
《青年马克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6页。
）胡万福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
我认为，阿尔都塞实际上并没有好好读马克思的书，固然他煞有介事地构筑了所谓“症候阅读法”。
最后，阿尔都塞没有认真注意马克思恩格斯的最新文献，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版）的新内容。
固然，MEGA2起始于1975年，可是，1930年前就开始出版的MEGA1中已经披露了大量新文献（注：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附录2。
）。
下面，我们来分别看一下阿尔都塞在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考证的几个重点问题。
这主要集中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时期和所谓的断裂时期。
二、认识论断裂前的意识形态时期
青年马克思写于1840至1845年间的论著，被阿尔都塞统统指认为意识形态的文本。
这一时期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式（理论框架）占主导地位，但其中又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或者划分为两个小阶段。
首先，1840年至1842年，是所谓“理性自由主义的阶段”。
此间，马克思主要偏向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从理论深层看，此时马克思的思想逻辑中“存在着一个康德和费希特类型的问题式”（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193、16页。
）。
如此时他写下的《关于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令》和有关林木盗窃法等方面的论文，都是“用理性作为人的理想本性来衡量世界的；占主导地位的是离康德和费希特较近而离黑格尔较远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
在这个时期，青年马克思满脑子自由、博爱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把政治斗争及其依据——历史理论——建立在人的哲学上。
历史是依靠人的本质，即自由和理性，才能被理解。
自由是人的本质，正如重力是物体的本质一样。
人命定是自由的，人是自由的存在”。
（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193、16页。
）阿尔都塞认为，这时的马克思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他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在同普鲁士王国的专制制度斗争时，是将自己的思想建立在人的哲学之上的。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历史只有依据人的本质即自由和理性才能被真正理解。
所以，他要求普鲁士王国进行改革，以成为真正“符合人性的国家”。
这里有一个需要交待的细节，阿尔都塞拒不承认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个“黑格尔派”的阶段。
他说，“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个神话”。
除了《手稿》，“青年马克思实际上（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不算在内）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193、16页。
）。
虽然青年马克思研究过黑格尔的著作，但并没有向他靠拢，而是离之越来越远。
只是在《手稿》一书中，马克思“突然回到黑格尔那儿去”，结果是发生了一场“爆炸”。
我要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在形式上是相对精深的，而深入一些看则是粗糙无比的。
第一，意识形态构架内部出现了两个异质的问题式（复杂一些说，应该是亚问题式），一是康德、费希特的理性人道主义，二是下面将要出现的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问题式转换是否也通过断裂或是平滑过渡，阿尔都塞没有说明。
第二，说青年马克思1840—1842年中仅仅居有康德、费希特的观念，这是没有文本根据的。
在更早的一个时期里，青年马克思曾经在大学的法哲学学习中接近过康德、费希特，而青年马克思此间主要接受了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因为他们不再直接肯定黑格尔反人的绝对观念，所以突显了德国布尔乔亚所需要的个人的主体自我意识观念，对于这种表面上与康德、费希特相似的主体哲学，实质上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截取式的夸张表现，只懂得巨型理论结构——大问题式的阿尔都塞是无法应对的。
所以，第三，阿尔都塞必然要排除青年马克思曾经持有过黑格尔的有一定变形的理论问题式，他不能接受青年马克思在写博士论文时期会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信徒。
而实际上，从写下博士论文一直到《评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令》后的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的确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民主主义战士。
阿尔都塞说过，“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理论危机的见证人”。
可是，“追求理性和自由”的青年黑格尔派是不是康德、费希特的问题式?
青年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式转换?
这都是他自以为是但却根本没有说清楚的问题。
其次，从1842年至1844年，这一阶段被命名为“理性共产主义阶段”。
这时，马克思则公开（从康德、费希特?
）转向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
在这第二个时期里，青年马克思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已是费尔巴哈的“社团的”人本主义。
阿尔都塞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一转变的现实历史原因，并且极大地弱化了这一思想转变中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确立的意义。
这与他根本没有认真阅读他曾经提及的《克罗纳赫茨笔记》有关。
（注：
参见拙著：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152—153页。
）
可是，他明确提及发生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系统批判”。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就其理论原则而言，无非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多次进行的杰出批判的重复、说明、发挥和延伸。
……这是一次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和抽象所进行的批判，一次根据人本学的异化问题式的原则而进行的批判，一次需要从抽象和思辨转变到具体和物质的批判，一次企图从唯心主义问题式得到解放、但依旧受这个问题式奴役的批判，因而也理应属于马克思在1845年与之决裂的理论问题式的一次批判。
（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第18、133、133、25、26页。
）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结果是获得了费尔巴哈的问题式，这不过是从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式转到了另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式罢了。
如果按他的思路，这应该是从康德—费希特的问题式转向费尔巴哈问题式。
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
阿尔都塞说，此时青年马克思试图“从唯心主义问题式得到解放，但依旧受这个问题式的奴役”，这一断语抽象地看是十分精辟的，可是他并不能看清青年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式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一般唯物主义的进步性。
我们将此称之为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重要转变。
因而他也不可能进一步正确说明在费尔巴哈一般唯物主义背后的隐性唯心史观。
戏用阿尔都塞自己的话来说，他把实际存在的理论问题式的各种亚形态和变种的复杂状态简单化了。
阿尔都塞说，在现实中，由于普鲁士国家并没有实行改革，而人们寄于希望的王储王位尚未到手就从自由主义转向了专制主义，这使包括青年马克思在内的激进青年们陷入了极度的沮丧。
马克思意识到，现代国家的根本问题并不仅仅是国家与其本质的分离，而且也是其本质（理性）与其现实存在（非理性）的矛盾。
因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就自然成为青年马克思的新的理论倾向。
费尔巴哈的“社团的”人本主义就是把人视为一种类本质关系，将理性和自由消融在人的普遍关系之中。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异化为单纯的物的关系，历史的理性在非理性的现实异化中形成，人在其类本质的异在中存在，人的真实类存在采取了异化的劳动产品（商品、国家和宗教）的形式。
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此时的马克思在政治上已经转向了无产阶级立场。
所以阿尔都塞说，“对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我们可以从政治角度和从理论角度去阅读。
”（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第18、133、133、25、26页。
）虽然这时马克思的理论问题式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激进分子。
可是，重要的是，“一个人可以是‘共产主义者’，而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第18、133、133、25、26页。
）。
阿尔都塞指出，在这个时期中马克思已投身于一种新型的政治实践中。
他不再去求助于国家的理性，不再去推崇理性的批判，而是用人的实践去恢复人的本质。
马克思开始追求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就是要把不可思议地异化为金钱、政权和上帝的人的本质重新交还给人。
这是一场实践的革命，只有哲学批判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才能完成。
所以，人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就汇成一股统一的物质力量。
这样，人本主义哲学就成为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理论根据。
阿尔都塞这里的问题是，他根本不了解在这一时期青年恩格斯特别是赫斯的经济异化理论对青年马克思的重要影响。
阿尔都塞认为：
“在1842至1844年间，不仅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异化、类存在、整体存在、主谓‘颠倒’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显然是：
他的哲学问题式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问题式。
”（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第18、133、133、25、26页。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青年马克思并不只是使用了费尔巴哈的某些人学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孤立地单个借来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一下子借来的，所谓整体在这里恰恰就是费尔巴哈的问题式”。
马克思这里是用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总体逻辑设问来面对世界，从人出发，以理想化的人（“应该”存在的劳动类本质）为现实（资本主义异化世界的“是”）批判的尺度，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追求共产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抽象的伦理要求。
所以阿尔都塞说：
青年马克思只是一个用伦理问题式去理解人类历史的费尔巴哈派先进分子。
换句话说，马克思在当时只是把异化理论，即费尔巴哈的“人性”论，运用于政治和人的具体活动，他只是后来才在《手稿》里把这种理论（大部分）推广到政治经济学。
（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第18、133、133、25、26页。
）
用胡万福的表述，即马克思是在“说费尔巴哈想说但未说完的话”，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还“完全是在费尔巴哈的哲学视野中工作和思考的”，他的观点不过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理论框架的自身展开”（注：
胡万福：
《青年马克思》，第52页。
）。
我认为，阿尔都塞这里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理论构架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
也因此，青年马克思的《手稿》将会是阿尔都塞论说的理论重点。
这也是他参与关于青年马克思那场“政治辩论”中最有份量的讨论。
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截然相反的评估
在阿尔都塞看来，青年马克思的《手稿》“在三十年来攻击和保卫马克思的论战中，曾经起过头等重要的作用”（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8、27—28、130、130页。
）。
当然，在他的判断中这种作用主要是消极的，因为这一文本越来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亦即非科学化的主要依据。
在西方学界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家那里，《手稿》中的“异化、人道主义、人的社会本质等概念”，成了他们从价值伦理学和人本主义逻辑出发炮轰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构件。
与某些西方学者的过高评价不同，阿尔都塞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估计。
他反对过分抬高《手稿》的理论地位，似乎《手稿》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和核心的内容，而《资本论》不过是对《手稿》基本立场的进一步理论阐发；同时，他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用《资本论》的观点去注释《手稿》，仿佛只有把《手稿》看成没有内在统一性的新旧因素的混合物，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
他主张把《手稿》看成一个整体，即从《手稿》的内在理论问题式上去把握理论的总体。
而决不能把《手稿》机械地分成哪些是唯物主义，哪些是唯心主义；哪些是马克思本人的正确思想，哪些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思想的“残余”。
阿尔都塞把《手稿》称为处在黎明黑暗中“偏偏是离即将升起来的太阳最远的著作”（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8、27—28、130、130页。
）。
在他看来，《手稿》的深层理论框架正是马克思自己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否弃的人本主义哲学问题式，也就是上述费尔巴哈式的“不结果实的意识形态”。
首先，阿尔都塞发问道，与以往的论著相比，《手稿》有什么新东西呢?
与所有研究者在《手稿》看到“人”和“异化”的光亮一面不同，阿尔都塞别具慧心地看到：
《手稿》是“马克思接触了政治经济学的结果”!
这是一条新路。
以他之见，《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接触政治经济学。
虽然在这以前马克思曾就经济问题发表过见解，如1842年在林木盗窃法问题上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但那还只是由于政治辩论所引起的经济话题。
更重要的是，1844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还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而当创作《手稿》时，马克思已在为无产阶级服务。
1844年，马克思已经开始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
他确认经济学就是决定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事实，按理说，这一事实也应该为他提供革命的根据。
可是，令他万分失望的是：
他发现这个事实竟没有任何根据，至少在他阅读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著作里找不到任何根据，他发现这一事实竟是悬空的，它没有自己的本原。
因此，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接触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孜孜以求地要找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据。
（注：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8、27—28、130、130页。
）
为什么?
因为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正是在“承认、记录、接受、甚至美化矛盾，特别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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