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戴笠对话内容蒋介石竟被吓得发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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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和戴笠对话内容蒋介石竟被吓得发抖
林彪和戴笠对话内容蒋介石竟被吓得发抖
1971年秋，林彪命归大漠。
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说发现了一份关于林彪的档案，是戴笠在西安与林彪那次秘密谈话的书面资料，但已经在绝密档案中尘封了几十年，蒋介石戴着花镜仔细地看完这份记录后，面色发青，双手颤抖不已，连连叹息道：
“雨农（戴笠字）误我大事啊!
”
蒋介石为人阴暗、城府极深，向来不苟言笑，但每当对人谈起他打天下的大本营——黄埔军校，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立时情绪高涨，口若悬河。
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蒋介石一共培训了23期黄埔学员，其中一期和四期的毕业学员是他最引以为傲的。
吕梦熊，贺衷寒，宋希濂，胡宗南，杜聿明这些一期的良将美才都是在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下成长起来的。
四期优秀人才更多，而且后来大都成了国民党军界的佼佼者，如和刘伯承齐名“不败将军”的胡琏，鼎鼎有名的张灵甫、潘裕昆、高吉人、刘玉章，都出自四期。
但是在这些所谓的“高徒”中有一个人令蒋介石不能释怀，这个人就是林彪。
林彪曾经也是黄埔学员，蒋校长的学生，却在后来的战场上让国民党的部队吃尽了苦头。
在辽沈决战前的军政会议上，蒋介石曾扼腕感慨说：
“……这个人就是林彪。
我要表扬他，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
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
我对在座诸位很关心，但是却让我非常失望，我很痛心。
”
其实，林彪在黄埔期间与蒋介石有过接触，蒋介石也曾拉拢过林彪为其效命。
只是他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自己的疏忽错失了人才。
第一次食言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的指挥者，他继续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继续国共合作，准备北伐。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翼召开西山会议，反对联共。
前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介石关系不和，他竭力拉拢汪精卫反蒋。
蒋介石很是烦心，于是前往黄埔散心。
当时，黄埔四期步科的学生正在上战术课，蒋介石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悄悄地坐在了教室后面。
课题是以前不久发生的惠州攻坚战为例，要学员分析这次战斗的取胜要素。
这一仗恰巧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他当然对此再熟悉不过，于是兴致盎然，听得津津有味。
学生们轮番上台，口说笔划，滔滔不绝……蒋介石心里哼一声;不置可否。
轮到林彪上台，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言语，就开始在黑板上画起惠州地形图。
他画得很仔细、很投入，城郭民居、地势地表、山川河流，一一标点清楚，就凭这一手，蒋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断定该生是个非常有心的人，他已经把这一课钻研精熟，透彻到如同了解自己的掌纹一样。
用兵之道，在于谋定而后动。
林彪凭着对战争精髓独到的理解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悄悄地走出教室，吩咐随行的人，下课后，让林彪去校长室见他。
这一次谈话，十多年后蒋介石仍记得每一个细节。
当年林彪虽然只是一个学生娃，却是城府森严，惜语如金。
在以往与人的谈话中，蒋介石一向是多问少答，始终掌握主动。
但与林彪则难进行，因为林彪从不多答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谋熟虑，极得体，极中听。
蒋介石有一股怪怪的感觉，年轻人本应该血气方刚，朝气蓬勃，很少有像林彪这样少年老成，这样有心机。
凭着直觉，他意识到坐在他面前的乃是难得一见的将才，但却很难驾驭、让人捉摸不透。
师生一问一答，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
这时，校长办公室秘书陈立夫敲门而入，报告说，汪党代表精卫也上黄埔了，请蒋校长前往议事。
“娘希匹!
”蒋介石嘴里愤愤地骂了一句。
自从廖仲恺死后，汪精卫便接任了军校党代表职，又把手插到黄埔来了，很明显是想挤进蒋介石的势力范围。
这让蒋介石很恼火。
但当时汪精卫毕竟是广东政府的一把手，他还得忍住气与之虚与委蛇。
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调转身气呼呼而去，却忘了与林彪打声招呼。
林彪的自尊心极强，他觉得这个校长太善变，也没有真正地看重自己。
刚才还说着鼓励他，要提拔他的话，现在却一下子变了脸，居然不打招呼就走了，把自己冷在一旁，林彪深感受辱，对此事耿耿于怀。
林彪与蒋介石初次见面便以这样的方式不欢而终。
军事之旅，之后他出江西，闹八闽，战长沙，扬名天下。
第三次食言
1941年10月，林彪从前苏联养伤回国，中共中央立即通知国民党方面，希望在林彪途经西安转道延安时能给予关照。
蒋介石闻听是林彪，立即重视起来。
因为他已经打好了拉拢林彪的如意算盘。
他专门让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人称“西北王”的胡宗南飞了一趟重庆，并亲自交待了注意事项，让其和戴笠配合，负责林彪的安全。
但是戴笠的行动却是秘密的。
蒋介石指示胡宗南说：
“接待林彪以热情体贴为妥，务必使其感到亲切随和，宾至如归。
”胡宗南不敢怠慢，也不管自己是林彪的学长兼上级，轻车简从地来到了林彪下榻地即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
胡宗南也算得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开土封疆，率甲十万，权倾一方，但他对林彪却是实实在在的敬佩，因为有了蒋介石的交待，加上他也是个军人，所以他对林彪的尊敬、钦佩并不是装出来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林彪，平时少言寡语的他也变得健谈起来。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两人的话题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竟忘了几年前还是敌对双方。
胡、林二人谈话之后，戴笠又粉墨登场。
戴、林的这次会晤，胡宗南安排得极为秘密，专门找来了不属军队系统的西安警察局的人来做安保工作，当时七贤庄封锁得密不透风。
夕阳西下的时候，胡宗南亲自驾车来到七贤庄，之后戴笠等人从车里跳了出来，林彪走出来迎接，林与那人似有默契，也不打招呼，那人一个闪身钻进了八路军办事处。
他便是戴笠!
胡宗南四下观望了一番，便驾车返回了府邸。
由于这次行动事关重大，胡宗南在凌晨时见戴笠还不答复，便拿起电话拨通林彪留下的号码。
电话那边林彪的声音让胡宗南很是激动，戴笠的声音显得更是兴奋，他让胡宗南不必牵挂，说他和林彪还有许多话要谈，大约天亮前赶回。
戴笠回来后像是吃了兴奋剂，洗了把脸便关起门来整理他与林彪的谈话。
中午时分，胡宗南前来看望，见戴笠还在奋笔疾书，并且有意无意地挡着他的视线。
他虽心中不快，但出于自尊也不好打听。
回到重庆后，蒋介石询问戴笠西安之行的收获，他说已经把委座交代的许诺给了林彪，之后草草敷衍了蒋介石一番。
戴笠这个人好大喜功，在饭做好之前不愿意揭开盖子，想出乎众人意料地放一颗卫星，而蒋介石也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林彪不为所动，就不再过问此事，以致于林彪认为蒋介石对自己不重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1971年秋，林彪已经命归大漠。
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说发现了一份关于林彪的档案，是戴笠在西安与林彪那次秘密谈话的书面资料，但已经在绝密档案中尘封了几十年，蒋介石当即吩咐把那份文件找来，他戴着花镜仔细地看完这份记录后，面色发青，双手颤抖不已，连连叹息道：
“雨农（戴笠字）误我大事啊!
”至于戴笠究竟怎样耽误了大事，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从结果上看，应该是他的好大喜功导致了蒋介石对林彪的拉拢计划再次告吹。
真相!
戴笠和叶挺为什么都死于1946年空难?
戴笠之死震惊朝野。
1946年3月，对他的死亡消息发布，延宕了几日。
这主要因为对其身份的确认需要时间。
对遇难者身份的调查最初是由上海军统局办事处来进行的，军统局参谋长李崇诗亲自带队赶往南京。
失事飞机火势猛烈，乘客尸体均被烧焦，甚难辨清样貌。
但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和卫士的私人图章以及戴笠本人的自卫手枪、行李钥匙先后被发现，调查人员还在焦炭中寻得形似戴笠所镶的金牙，这些都成为戴笠是遇难者的证据。
因戴笠平日喜欢穿美国产毛衫，衣服尚未完全烧尽，依此线索又确定了戴笠尸体：
“该尸脑壳破裂，一手亦毁。
其余乘客二十人中尸体可辨认者，只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轩芳、翻译二人、副官一人、卫队二人，其余人员尸体俱已烧毁。
军统局方面自出事点抬回尸体八具，并捡获手枪七枚。
”
但和《申报》上述报道遇难二十余人不同，《中央日报》宣称机上共有八人。
该报这样描述飞机失事经过：
戴笠于2月12日离开重庆，遍历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青岛等地，处理要务。
3月17日上午11时45分，偕该局人事处长龚仙舫等七人，乘航委会专机起飞赴上海转重庆。
行前因接到上海气候恶劣的通报，已决定改在南京降落，如南京气候亦差，则直飞重庆，为此带了八百加仑汽油备用。
该机在下午1时6分到达南京上空，电告南京航委会电台，称与上海联络不上，气候恶劣不能下降，要折回青岛。
7分钟后，又电告要穿云下降。
此后即再无消息，下落不明。
关于戴笠之死，民间有很多说法。
有人说是共产党的破坏导致飞机坠毁，也有认为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炸弹的。
还有观点是，戴笠当天并未在飞机上，他假装死亡而已。
近来更有一种说法认为，在飞机上安置定时炸弹的不是美国战略情报局，而是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
无论如何，戴笠的确是死了，死于空难。
在1946年，像戴笠之死一样，还有另一起空难时常被政治史学家所提及，它的受害者是中共领袖叶挺等人。
原新四军军长叶挺死于空难，在3月下旬是以一种谣言的方式传播出来的。
这种说法称，不久前刚被国民党释放的叶挺也在戴笠失事的飞机上，两人在飞机上争执起来，拔出各自的手枪，互相射击导致飞机着火。
这是相当离谱的说法，但它更像一个谶言。
4月8日，当叶挺搭乘飞机从重庆回延安途中，遭遇恶劣天气，飞机迷失方向，撞上山西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
当时的媒体报道称，“全机十六人全数殒命，机身全毁。
闻该机飞过西安不久，即因浓雾迷失方向，致向东北飞入晋省，卒误触于兴县黑茶山。
搭乘该机返延之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叶夫人李秀景（应为文——记者著）、女儿杨目（应为叶扬眉——记者注）并其三岁男公子，及十八集团军参谋李绍华，教育家黄齐生（黄为王若飞之舅），黄之孙公子黄孝华，又王若飞、秦邦宪随员各一，连同美籍驾驶员四人，共计十六人，无一生还。
”
像戴笠之死一样，关于叶挺等人的空难，也难免阴谋论。
中共高层当时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对飞机做了手脚，但并无证据。
中共史书上，对此定性为“失事”。
但近几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表示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派人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空难。
杜吉堂在台湾临终前道出真相。
这个说法流传甚广，甚至《新华每日电讯》和《重庆日报·农村版》都转载了相关文章。
这个消息也引起了秦邦宪（博古）儿子秦铁的注意，他与叶挺、王若飞、邓发的后人共同调查此事，后来发现纯属虚构，甚至于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就如同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对听了很多谣传的胡宗南所说：
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戴笠进行了谋害，的确由于天气原因，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
叶挺等人遇难的原因，相信也是类似。
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曾在戴笠遇难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近来飞机失事的原因，一则固因天气恶劣，二则因飞行员在机上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络，尚欠密切，三则飞行员的训练似嫌不足。
陈纳德希望中国航空事业能逐渐扩大发展，无论飞行员、地面工作者还是无线电联络员，均能多加训练，以减少飞行失事次数。
日本驻华公使死亡谜案：
蒋介石偷窃密约致使日军侵华?
1929年11月，日本新任驻中国公使佐分利贞男在箱根旅馆中饮弹自杀，此事在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
一个堂堂的公使为什么要自杀呢?
一时众说纷纭，扑朔迷离，成为一大谜案。
据有关史料记载，佐分利贞男之死和蒋介石有着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和佐分利早期的师生情缘
佐分利贞男，日本东京人，生于187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科，在外务省任职。
1906年被派往中国，在新成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任教官。
蒋介石1906年赴日本留学，想报考军事学校，因无清政府的官方保荐，不准入学，只好入清华学校学习日语。
这是，经其盟兄周淡游的介绍，认识了陈其美。
陈建议他回国报考军事学校，然后由军校保荐再去日本留学。
蒋介石回国后，1907年考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成了佐分利的学生。
一次，佐分利在课堂上大讲日本民族是“太阳神的子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应该统治世界”。
一边讲一边从公文包中取出一块泥土，又以鄙夷的神情说：
“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约16立方公分，这里面有4亿个微生虫，4亿个细菌，这可以拿来比喻中国，中国有4亿人口，就像这4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里面。
”这些话激起中国学生的强烈义愤，蒋介石忍无可忍，竟跑上讲台，将泥土掰成8块，拿起一块以挑衅的口吻对佐分利说：
“日本的人口有5000万，在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就是日本人吗?
”佐分利受到学生的当面顶撞，弄得面红耳赤，目瞪口呆。
他见蒋介石没有留辫子，就咆哮着说：
“你!
你是革命党!
”蒋介石反驳说：
“我只是想问问老师的比喻是否恰当，请不要说些不相干的话。
”课后，佐分利要求军校总办赵理泰处分蒋介石，赵认为错在教官，只是对蒋介石训斥了一顿了事。
此后，佐分利反而喜欢上这个敢于顶撞自己的学生，当他得知蒋介石去过日本，并认识留学生中的知名人物陈其美时，对他更加另眼看待，几次找他到宿舍谈话。
1908年，学校要保送一批学生去日本留学，但必须是日语班的学生，蒋介石几次申请，都未获批准。
临考前一天，他突然想起了佐分利教官，急忙跑去找他帮忙。
经日本教官和赵理泰交涉，才允许蒋介石第二天参加考试。
蒋介石考取后，来向佐分利教官辞行，佐分利鼓励他入振武学校后，努力学习，将来定大有作为。
并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振武学校的教官长冈外史和霜田藤次郎，请他们对蒋多加关照。
为此，蒋介石对佐分利十分感激。
佐分利来南昌敦促蒋介石清党反共
1926年，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领导了北伐的胜利进军，11月9日，在南昌设立了总司令部。
北伐的胜利，引起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深切关注，它们都急于了解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要弄清蒋介石的政治态度。
于是日本政府决定派与蒋介石有师生之缘的佐分利去南昌，完成这一任务。
这时，佐分利已成为日本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他曾出任过日本驻美大使馆官员，参加过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后担任外务省通商局和条约局局长，成为外务相币原喜重郎的亲信和得力助手。
1925年，来北京参加关税会议，结识了蒋介石的盟兄黄郛，在黄郛帮助下，使日本输华商品大部分都能享受最低关税。
黄郛居家天津时，佐分利曾多次去黄家访问。
黄郛也是日本留学生，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陈其美手下任师长，蒋介石在其手下任团长。
此时三人结拜，黄郛成了蒋的二兄。
此后，黄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并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是一个狡诈的官僚。
此人足智多谋，被称为“隐身仙人”。
蒋介石到南昌后几次邀请他南下相助，后又派张群亲来天津相请。
佐分利得知后，就和黄郛一起南下，二人先到武汉访问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然后去南昌见蒋介石。
对佐分利的到来，蒋介石热情欢迎，他首先表示：
“中正一生都不忘教官的纯淳教导，不忘教官的大力相助。
”并单独与佐分利进行了长谈。
佐分利说：
“现在蒋总司令军权、党权在握，外国观察家把你视为正在崛起的明星，但却是个闪烁不定、令人眼花缭乱的明星!
”蒋问：
“此话怎讲?
”佐说：
“你的所作所为，令人捉摸不透，看不清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蒋向他表示：
我和共产派和武汉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我会向共产党开刀的，请日本朋友放心。
佐分利摸清蒋介石的底细后，立刻返回日本，向币原做了汇报。
此后，日本政府和军部又几次派人到南昌见蒋，敦促他早日清党反共。
蒋介石也秘密派戴季陶去日本，进行”转风试探“。
也是由佐分利接待的。
1927年3月，南京形势紧张，佐分利再次以外务省特派员的身份赶往南京，以便相机处理紧急事态。
24日，发生了英、美军舰炮济南京事件，根据佐分利的意见，日本军舰没有参加炮击，佐分利还连夜赶到芜湖见蒋介石，介绍了事情发生的情况以及英、美和日本政府的态度，蒋介石对此十分感激。
李宗仁揭露的悬案与佐分利之死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即偕张群等人去日本，一是为了请求宋老夫人答应他与宋美龄的婚事;而是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
在佐分利的帮助下，蒋介石与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签订了一份密约，主要内容是：
（一）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
（二）蒋坚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4000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
密约共两份，蒋、日方各持一份，作为日后交涉的凭据。
签署完毕，蒋介石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起了一个改订新约运动，6月15日，发布了改约宣言，7月7日，又提出了对待不平等条约的三项原则。
当时，中日有关条约已经期满，为了改订新约，日本特派佐分利来中国，本来已任命佐分利为驻苏联公使，现改为驻中国公使。
10月4日，佐分利带着蒋日密约来到上海，蒋介石命上海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
中方以主人的身份热心劝酒，佐分利等人都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坐车去南京。
途中，日本人均烂醉如泥。
到南京后，佐分利等准备去拜会蒋介石时，才发现密约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但又无法声张。
关于此事，李宗仁有过如下揭露。
一次，土肥原贤二和李宗仁谈话，指责说：
“你们的委员长对我们日本人也是太无信无义了。
”但又不肯明言蒋介石是如何无信无义的。
李宗仁回忆说，他随后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壮军人集团中设法探听，才获知蒋介石与日本签订密约，又趁佐分利酒醉之际窃约之事。
李宗仁认为：
“事虽迹近荒诞，然证之以蒋先生在‘九?
一八’前，对内对外扑朔迷离的作风，实难断言此事的必无。
”
10月7日，佐分利向蒋介石呈递国书，蒋专门在汤山别墅设宴招待了他和日本驻南京领事上村伸一。
随后他和中国外长王正廷开始会谈。
此时，张学良还专门拜访了佐分利，张学良回忆说：
“我们在日本领事馆谈到深夜，谈得非常好。
……佐分利这个人很好，但他后来死了。
”11月下旬，在谈判尚无结果的情况下，佐分利奉命回国述职，11月29日却在箱根神秘地自杀了。
第二天，大阪《朝日新闻》用大字标题做了报道，内称：
“为准备即将开始的日支交涉而于本月21日回东京的驻支那公使佐分利贞男氏，于29日夜间在箱根的下富士屋旅馆第197号房间用手枪自杀。
在重要的对支交涉即将到来之际，佐氏之死非常令人惋惜。
”
关于佐分利之死，人们做出种种猜测，有人说是由于他妻子死后他患了精神衰弱症;有人说他是由于日中交涉前途维艰，无法忍受才自杀的;还有人说他政治上受到胁迫，因而厌世。
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说：
“佐分利公使在东京滞留颇久，其后自杀辞世，颇不乏人认为：
是由于政治因素，使他的意见不能实行的结果。
”币原外相则认为：
佐氏是个左撇子，不会用右手握枪自杀。
他说：
“27日，我会见了公使，他非常健康，绝不可能是神经衰弱。
我虽然不知道公使到箱根去的事，但从他那健康的申请和动作来看，绝不可能是自杀。
况且对自杀原因的推论也只是各种勉强的猜测而已。
”他怀疑是日本少壮派军人，不满于他的“软弱”外交路线，而采取的报复手段。
对佐分利之死，在中国也引起极大的震动，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对记者表示：
“今失去公使，使原先好不容易达到的谅解化为泡影，对于中日两国来说，诚可惜之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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