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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权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论侵权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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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310:

59:

31  来源:

中国私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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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王竹

 

侵权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是对基于受害人一方的过错而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责任的相关规则的泛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1条对此作了基本规定: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在侵权法理论上,作为侵权责任构成抗辩事由的受害人责任、作为责任分担双方责任形态的与有过失和作为损害赔偿规则的过失相抵等均属于受害人过错制度,{1}但这三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体系上难以协调,在《侵权责任法》起草过程必须予以理顺。

本文力求通过理论上的全面梳理,构建契合我国侵权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一、比较法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历史考察

受害人过错制度在罗马法上就有规定,表现为因受害人过错而导致获得赔偿权利的丧失。

罗马法学家庞姆蓬尼斯(PomPonius)提出的“若因自己的过错而受害,不视为受害”的规则被后世称为“庞氏规则”。

由于该规则对受害人过于严苛,逐步被修正为如果加害人是出于故意,而受害人主观上是过失时,受害人有权获得赔偿,这才出现了现代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雏形。

19世纪以来,受害人过错制度在两大法系经历了不同的立法和学说演变历史,对此做全面深入的考察,对理解我国侵权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历史背景意义。

(一)英美法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发展历程

英美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总体来说经历了从早期的“助成过失”(contributorynegligence)发展到“比较过失”(comparativenegligence),再发展到最新的“比较责任”(comparativeliability)三个阶段。

1.早期英美法的“助成过失规则”与“最后机会原则”的修正

英国法院在1809年Butterfieldv.Forrester{2}一案中确立了关于受害人过失的“全有或全无规则”(All一or一NothingRule)。

该规则类似于罗马法上的庞氏规则,其背后的法理是所谓的“洁手原则”(theprincipleofcleanhand){3}由于过于严苛,英国法院在1842年的Davidv.Mann{4}一案中创设了“最后机会原则”(RuleofLastOpportunity),试图修正和缓和该规则。

最后机会原则,是指如果一方当事人具有能够避免损害事故发生的最后机会,那么该当事人就应当对损害负全部的责任。

这使得在被告可能避免损害的发生而原告却不能避免的情况下,尽管原告存在过失,仍然能够获得赔偿,具有保护受害人的重大意义。

但也应该看到,该规则仍然与全有或全无规则一样,没有较好地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1911年,英国颁布了《海事公约法令》(MaritimeConventionsAct),允许海上碰撞的当事人之间依据过错进行责任分担,建立了比较过失制度的雏形,“最后机会原则”作为过渡性理论也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在美国法上,1862年《纽约民法典草案》第1591条规定:

“同意或参与造成自己损失之行为的人不是法律上过犯的受害人。

”{5}1934年颁布的《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一次》第二卷“过失侵权”同时采纳了助成过失规则和最后机会原则,{6}《《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第478条从原告过失行为与被告过失行为在时间上的关系角度进行了规定:

“除非被告有最后明确机会,不论原告的助成过失是于被告的过失之前、之后或同时发生,阻碍原告的请求赔偿。

2.现代英美法的比较过失制度

1945年,英国颁布了《法律改革(助成过失)法令》{LawReform(ContributoryNegligence)Act],将1911年《海事公约法令》的比较过失规则适用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侵权法,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过失制度。

在受害人有过失时,法律并非全免赔偿义务人的责任,而是依据具体情形酌减。

在美国法上,美国国会在1908年通过的《联邦雇主责任法》(theFederalEmployer'sLiabilityAct)最早采纳了比较过失理论。

1910年,Mississippi州第一个以成文法的形式采取了比较过失原则。

到1977年,有33个州放弃了助成过失理论而采纳比较过失理论,达到了美国50个州的2/3以上。

同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NCCUSL)颁布了《统一比较过失法》(UniformComparativeFaultAct)。

{7}此前于1939年和1955年颁布的两部《统一侵权责任人分担法》(UniformContributionAmongTortfeasorsAct)只涉及侵权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分担,而未涉及受害人比较过失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大多数州仍然采助成过失理论,不存在受害人比较过失的适用。

3.20世纪后半叶美国法上出现的比较责任制度

比较过失制度主导美国过失侵权法直至20世纪中叶,此后开始转向比较责任制度。

{8}1955年Arkansas州正式通过立法采纳纯粹的比较过失理论,并于1957年适用修正的比较过失理论,随后Maine州于1965年追随了这一立法改革。

各州开始大规模引入始于1967年Illinois州上诉法院对Makiv.Frelk{9}一案的判决。

尽管后来被Ⅱlinois州最高法院推翻{10},但该判决却大大促进了这次改革。

至今,除Alabama{11},Maryland{12},NorthCarolina{13},Virginia{14}四个州和DistrictofColumbia{15}仍然采助成过失理论,SouthDakota州立法特别区分原告和被告的轻过失和重过失(slightandgrossnegligenceoftheplaintiffanddefendant){16}之外。

其余的45个州均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比较责任理论。

其中,13个州采纳纯粹比较责任(purecomparativeresponsibility),即完全不考虑原告在所有责任中所占之比例,即便原告责任比例达99%,被告仅占1%,法院也仍允许其主张被告必须承担1%的损害赔偿。

有32个州采纳了修正之比较责任理论(ModifiedComparativeResponsibility),以一定责任比例为标准,仅允许责任比例在该标准以下的原告按照比例请求损害赔偿,如果原告责任比例超过该标准,则须自己承担全部损害。

由于涉及对陪审团的指示不同,修正之比较责任理论又分为两类:

有11个州规定当受害人的责任比例等于或大于50%时,受害人无权获得赔偿,一般简称“50%抗辩修正比较责任”[modified(50%bar)-comparative-responsibility];有21个州规定,当受害人的责任在造成损害的总责任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1%时,受害人无权获得赔偿,简称“51%抗辩修正比较责任”[modified(51%)-comparative-responsibility]。

这45个州中有10个州以推翻先例的方式采用比较责任,36个州以成文法方式规定,详细情况如下:

00006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侵权法的责任分担理论发生了巨大变革,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2000年颁布的《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次·责任分担编》和2002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颁布并于2003年进行了修订的《统一侵权责任分担法》。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次·责任分担编》提出了新的“比较责任”概念,废除了《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定义原告过失的各种严格学说,在多个责任人(包括受害人和侵权人)之间分配责任的问题上适用统一的比较责任制度。

第8条“分配责任份额时应考虑的因素”规定:

“向法律责任已被确定的各方分配责任百分比时应考虑的因素包括:

(a)该方造成风险之行为的性质,包括任何对该行为所造成风险的认识或漠视,以及任何对该行为所造成伤害的意图;及(b)该方造成风险之行为与该伤害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

”可以看出,该条受到了新现实主义法学的影响,不再追求比较过失和比较原因力这样阶段性的法律技术,追求陪审团对责任比例的分配与法官判决的直接对接,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创新性。

《统一侵权责任分担法》第2条“定义”第1项仍然使用“助成过错,”(contributoryfault)概念,用以概括助成过失、产品误用、不合理的未能避免或者减轻损害以及自甘风险除非该风险已经在某一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免除或者类似协议中被明示等较为混杂的内容。

而根据该法第4条(b)款,在决定责任比例时,事实调查者应该考虑:

(1)各方和被确定应该负责的免责人的行为性质;和

(2)行为和请求的赔偿金之间的因果关系范围。

相比而言,其实际考虑内容及法律效果与《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次·责任分担编》并无差别,只是在用语和思维方式表现得相对保守。

(二)大陆法系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发展历程

通过对比可知,大陆法系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以法律规则的适用方法为标准,20世纪中叶之前为“单一适用总则式”,之后为“总则+特别列举式”两种,体系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增加了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责任特别列举规定,这是大陆法系吸收英美法系尤其是《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体系化特点的体现。

1.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单一适用总则式”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受害人过错制度的规定方式主要是“单一适用总则式”,即一般在债法总则中规定因受害人过错减少或免除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学说上则被定性为抗辩事由,又兼具损害赔偿规则的性质。

这一立法体例始于《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第254条第1款规定:

“损害发生时,受害人之过错共同起了作用,赔偿义务与须给予赔偿之范围取决于诸如损害在多大程度上主要由一方或他方引起等情况。

”《德国民法典》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第254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即将受害人故意也作为减轻事由。

第二,在债法总则部分建立了完整的受害人过错体系,除了第254条第1款的基本规定,第2款第1句“即使受害人的过错限于没有提醒债务人注意债务人既不知道、也非应当知道的异常大的损害的危险,或者限于没有避开或者减轻损害,也适用前款的规定”的规定还确认了受害人的积极预防义务,第2句规定“准用第278条的规定”,而第278条规定的“履行辅助人的过失”和第276条“归责于自己的责任”也涉及受害人过错制度。

第三,第839条第3款规定了公务员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时“受害人故意地或者有过失地怠于使用法律上的手段避开损害的”,不发生赔偿义务;这种规定略显苛刻。

第四,第844条到第846条规定了“侵害致死时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和“因失去劳务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受害人与有过失”的规定。

第五,在“劳务合同”部分的第618条“对保护措施的义务”第3款规定了劳务权利人不履行对义务人的生命和健康方面的义务的,对于其应负的损害赔偿义务,准用侵权行为法部分关于与有过失的规定。

根据学者的总结,德国法上关于与有过失的主要学说包括如下四种:

{17}第一,法益所有人自行承担法益损害说。

该说认为,法益所有人应该自行承担其法益损害,只有在特殊原因才能令他人承担损害。

第二,对自己行为负责说。

该说以拉伦兹教授为代表,侵权行为之原理在于对自己行为负责原则,过失相抵亦同。

不过侵权行为损害关系到他人法益,过失相抵仅关系到行为人自己法益。

第三,侵权行为人说。

该说认为受害人也是侵权行为人。

第四,诚信原则与禁反言说。

实务及部分学说认为与有过失之理由依据为诚信原则,若允许被害人要求赔偿其与有过失之行为所引起之损告,有违诚信原则,特别是禁反言原则。

《日本民法典》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被称为“过失相杀”。

“债务不履行”部分的第418条规定,债权人就债务不履行有过失时,则由法院斟酌其情事,确定损害赔偿的责任及金额。

“不法行为”部分第722条第2款规定:

“受害人有过失时,法院可以斟酌其情事,确定损害赔偿额。

”较之《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的规定有如下特点:

第一,使用“过失”而非“过错”的用语,因此受害人“故意”减轻或者免除责任必须通过“举轻以明重”进行解释而适用。

第二,明确由“法院斟酌”,是典型的职权主义的立法例。

日本法上关于过失相杀的主要学说有:

{18}第一,因果关系说。

该说认为过失相抵的减额属因果关系问题。

加害人只对与自己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损害负责,对因受害人行为造成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不负责。

第二,谴责可能性说。

该说认为对受害人进行谴责的可能性是减轻加害人责任的根据。

第三,疏忽说。

该说为通说,认为过失相抵是谋求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公平的一种制度,或称手段。

《瑞士债务法》第44条“赔偿额的减免”第1款的规定较为细致:

“受害方同意损害,或者因可归责于其自身之原因扩大了损害程度或者给侵权行为人造成损害的,法院可以减少或者免除责任方的赔偿责任。

”该规定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将受害人同意与受害人过错一同规定,体现了这两项制度在效果上的相似性;第二,使用的是“可归责于其自身之原因”而非受害人过错的概念,为后世立法将原因力纳人考虑提供了参考;{19}第三,适用范围包括扩大自身损害和给侵权人造成损害两种情况,后者在现代侵权法中尤为重要;第四,明确规定了减少和免除两种法律效果。

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原第217条有两款,第1款规定:

“损害之发生或扩大,被害人与有过失者,法院得减轻赔偿金额,或免除之。

”第2款规定:

“重大之损害原因,为债务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预促其注意或怠于避免或减少损害者,为与有过失。

”2000年在修订“债法”时,根据实务和理论通说,增加第3款:

“前二项之规定,于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与有过失者,准用之。

”对比可知,第217条的规定方式与德国法类似,2000年增设的第3款也有较深的德国法痕迹。

该条原两款的立法理由是:

“按损害之发生或扩大,受害人有过失者,若使加害人全负损害赔偿之责任,似失诸过酷,应由法院斟酌情形,减轻或免除其赔偿金额,即受害人有怠于适当之注意,或怠于避免损害及减少损害应尽之方法,而有过失者,亦同。

”我国台湾地区主流学说认为,过失相抵系基于公平之原则及诚实信用之原则而来{20}

2.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总则+特别列举式”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受到《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对侵权行为类型和相应抗辩事由均作特别列举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法典出现了“总则+特别列举式”的受害人过错制度规定方式。

继受罗马法的《拿破仑民法典》并没有对受害人过错作出规定,只是通过学说和判例予以承认。

在受害人与侵权人的过错相互结合而导致损害时,法律减轻但不免除加害人的责任,减少的范围取决于过错的严重性。

{21}尽管缺乏一般规定,但1998年新增的第1386-13条却对产品责任的受害人过错制度进行了特别列举:

“如果损害是由于产品本身的缺陷以及受害人本人的过错或受害人应负责任的人过错共同引起,产品生产者的责任可以减轻或者取消。

”继受了法国法传统并受到美国法影响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对受害人过错制度作出了最为细致的规定,体例上也较为合理。

第13题“非契约责任与不当得利”第1章“非契约责任”第2节“过犯阙如的责任”第2066条第2款和第2067条第2款分别规定了紧急避险中和身体伤害的受害人过失免责问题,属于抗辩事由性质的规定。

第2086条第2款特别对于被法律宣告对不正常风险的设立,或对动物、建筑物、机器、机动车辆或制造物所致损害负有责任的人,只有当损害完全或部分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时,他们才应被全部或部分免责。

在第3节“赔偿的形式和范围”第一目“损害赔偿一、物质损害”第2098条是损害赔偿减轻规则的一般规定:

(1)如果损害部分地由于受害人的过错所致,则受害人仅有权请求部分赔偿。

(2)在确定待赔偿的损害的范围时,应考虑案件的所有情况,特别是所犯过失对引起损害的作用大小以及这些过失各自的严重程度。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在体例上有两个重大特点:

第一,确立了区分抗辩事由和损害赔偿减轻规则的体例,学说上更为清晰,这显然是受到了美国侵权法区分责任构成和责任分担的较大影响。

第二,确立了“总则+特别列举”的规定方式,特别列举的范围主要是部分适用无过错责任的侵权行为类型,并为此后颁布的各国民法典所追随。

例如,《荷兰民法典》第6编“债法总则”第1章“关于债的一般规定”第10节“救济损害的法定义务”第6:

101条是因受害人过错减轻或者免除侵权责任的总则性规定,第3章“不法行为”第3节“产品责任”第6:

185条第2款是关于产品责任的特别列举;《阿尔及利亚民法典》第127条是一般规定,第138条的列举范围包括整个物件致害责任;新《魁北克民法典》的列举范围包括动物致害和产品责任;《蒙古民法典》的列举范围包括第379条“高度危险来源造成损害的责任”和第380条“有缺陷商品、工作和服务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越南民法典》更是将这一列举范围扩展到了第627条“高度危险源造成损害的赔偿”、第628条“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赔偿”、第629条“牲畜造成损害的赔偿”、第630条“树木造成损害的赔偿”和第631条“房屋、其他建筑物造成损害的赔偿”,涵盖了所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类型。

3.欧洲统一私法草案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由于德国法在欧洲统一私法进程中独具的中庸地位,{22}欧洲民法典研究小组(SGECC)出版的《致另一方损害引起的非合同责任》和欧洲侵权法与保险法研究中心(ECTIL)出版的《欧洲侵权法原则》均采纳了“单一适用总则式”规定方式。

《欧洲私法·致另一方损害引起的非合同责任》第5章“抗辩事由”第1节“受害人同意或受害人行为与有过失与归责”第5:

102条规定:

(1)如果受害人对法律上相关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依据过错程度减少赔偿责任;

(2)不适用于下列情形:

(a)受害人轻微过错;(b)受害人过错或归责是损害发生的非实质性原因;(c)机动车引起人身伤害的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不履行注意义务作用于损害的发生,除非此种不履行注意义务严重违反此种情况下明显必须的注意义务。

(3)第

(1)项和第

(2)项相应的适用于,如果受害人依据第3:

201条(雇佣人和代表人侵权责任)负责的一方过错作用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4)如果受害人依据第三章负责的任何其他危险来源导致损害的发生或扩大,赔偿同样地减少。

’,{23}《欧洲侵权法原则》第4篇抗辩第8章有作用的行为或活动第8:

101条受害人有作用的行为或活动规定:

(1)在受害人对过错的作用和如果受害人是侵权人等其他影响确定或者减缩受害人责任的相关范围内,责任可被免除或减缩。

(2)损害赔偿涉及当事人死亡的,可依据本条

(1)款根据该死亡者的行为或活动免除或减缩责任。

(3)受害人的辅助者对损害的发生发挥作用的行为或活动,依据本条第

(1)款,得免除或减缩受害人可被回复的赔偿金。

”{24}

(三)前苏俄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前苏俄社会主义民法对我国民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在受害人过错制度上也同样重要。

1922年《苏俄民法典》{25}第403条第1句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第2句规定的抗辩事由中包括受害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第404条前段是高度危险来源责任的一般条款,后段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抗辩事由,也包括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另外,第407条第2句规定“如受害人对于公职人员之不当行为,未如实申诉者,机关免除其责任。

”可以认为是一种特别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1922年《苏俄民法典》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特点是:

第一,仅仅规定了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而未规定根据受害人过错减轻加害人责任,与早期英美法“全有或全无”(All一or-Nothing)规则类似,体现了立法技术上的粗糙;第二,将受害人重大过失产生的法律效果等同于故意,均规定为免除责任;第三,区分一般侵权行为和危险责任,危险责任的受害人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第四,除了一般条款规定的免责事由外,还规定了公务员侵权的特别免责事由,略显苛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德国民法典》的影响。

1964年《苏俄民法典》{26}第454条“对高度危险来源所造成的损害的责任”的规定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4条类似,第458条“对受害人的过错和造成损害的人的财产状况的考虑”第1款规定了受害人过错制度:

“如果受害人自己的重大过失促成了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在苏联立法没有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受害人过错的程度(在造成损害的人有过错时,也应该根据他的过错程度),减少赔偿的数额或者免除赔偿损害的责任。

”第2款是1973年增补的减轻赔偿责任条款:

“法院可以根据造成损害的公民的财产状况,减少其赔偿损失的数额。

”相比1922年《苏俄民法典》,上述条文有以下变化:

第一,一般侵权行为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仅限于受害人重大过失的情形,危险责任适用受害人故意免责规则;第二,适用范围更广,包含了损害的发生和扩大两个阶段;第三,在过错责任中,同时考虑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过错程度,具有了比较责任的雏形;第四,考虑到了可能存在特别法的情况,立法技术上较为先进;第五,取消了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公务员侵权特殊免责事由。

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三编“债法”直至自1996年3月1日才失效,{27}也就是说,在《民法通则》生效近10年后才失效。

对《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相关条文的考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苏俄民法的发展方向。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083条“斟酌受害人的过错和致害人的财产状况”分三款,前两款是关于受害人过错的规定,第3款是关于法院斟酌致害公民的财产状况,减少赔偿损失的金额的规定。

第1款是受害人故意的免责规定:

“因受害人的故意产生的损害,不应赔偿。

”第2款第1项规定比较当事人过错的减轻责任:

“如系受害人本人的重大过失促成损害的发生或使损害扩大,应根据受害人和致害人的过错程度减少赔偿金额。

”第2项第1句规定受害人过错在无过错责任中的适用:

“受害人有重大过失而致害人无过错,且其责任不以过错为必要时,应减少致害人赔偿的数额或免除其赔偿损害,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2句特别限制:

“对公民生命或健康造成的损害,不得免除赔偿损害。

”第3项特别规定三类排除适用受害人过错的情形:

“在赔偿额外费用(第1085条第1款)、赔偿与抚养人死亡有关的损害(第1089条)以及赔偿丧葬费(第1094条)时,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

”另外,第1079条“从事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活动致人损害的责任”第1款第1句前段规定了危险责任,后段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受害人故意免责:

“如果不能证明损害是因不可抗力或受害人故意所致,应赔偿高度危险来源所造成的损害。

”第2句是准用条款:

“法院也可依本法典第1083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全部或部分免除高度危险来源占有人的责任。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的受害人过错制度较为完整、合理,主要特点是:

第一,仍然将受害人过错的范围限制在故意和重大过失,并进一步区分故意和受害人重大过失的不同法律效果;第二,延续了对特别法另行规定受害人过错法律效果保持的开放态度,但仅限于受害人重大过失,受害人故意一律免责;第三,在一般侵权行为和危险责任领域,均特别规定了受害人过错制度的排除情形,一方面规定了“对公民生命或健康造成的损害,不得免除赔偿损害”,另一方面对于“赔偿额外费用、赔偿与抚养人死亡有关的损害以及赔偿丧葬费”的计算上,不考虑受害人过错;第四,危险责任领域延续了单独规定的体例和受害人故意的举证责任倒置,但在受害人重大过失领域不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二、我国现行侵权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侵权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规定

1.《民法通则》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及相关规定

《民法通则》上的受害人制度的基本条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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