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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政报告格式
近期，省委党校省领导圈定课题组就安徽在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如何转型升级，赴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调研。
调研显示，皖江四市已行动起来，积极谋划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新格局。
马鞍山推进一江两岸协调发展；芜湖建设全省外贸中心港城；铜陵打造经济转型升级版；安庆拉开框架建设大宜城。
调研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以下是对问题的思考及对策思路。
一、皖江四市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存在的问题
1、发展规划缺乏统筹协调。
在皖江四市的规划中，大多自我为中心、立足本地优势来谋划城市发展布局，缺乏合作意识与统筹协调。
各市的功能定位趋同，存在新一轮同质化竞争与重复建设倾向，港口建设和跨江发展各自为战，不顾市场需求，不考虑资金能力，片面追求港口多、规模大，争抢加快发展的土地、岸线、人口、产业等资源。
2、两大集中区建设缺乏要素支撑。
江北集中区有芜湖支撑建设稍好一些，江南集中区放在池州则没有这个支撑能力，大企业入驻不理想，真正投产不多，产业集中度不高，转型升级缓慢。
除体制机制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缺乏经营方式创新和高铁等轨道交通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产业
和人口转移。
3、跨江发展缺乏配套措施。
跨江发展中，马鞍山遇到的问题是两岸经济发展不平衡，过江成本高以及江西片区对资金、人才等要素吸引力有限；芜湖遇到的问题是在争取江北打造国家级新区中遇到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铜陵遇到的问题是区划调整不到位，发展空间和人口有限；安庆遇到的问题是中心城区带动辐射能力不足。
4、联动发展缺乏保障机制。
“芜马同城化”和“铜池一体化”在实际操作中，缺乏体制机制保障和具体措施，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处于停顿状态。
“芜马同城化”曾有个框架协议，但未实施到位。
“铜池一体化”原来牌子挂在市发改委，现在也没了。
皖江城市与皖北城市共建产业园区也存在着类似实施不到位问题。
5.跨区合作缺乏深入研究。
目前，芜湖港与上港集团已开展了战略合作，安庆正在谋划与中部四省交汇处的咸宁、岳阳、九江“小三角”联动发展，铜陵正在申请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并与长江中游城市合作谋划“中四角”，马鞍山提出加强与上海港、南京港、芜湖港、合肥港等港口的合作。
总体看，处在区域合作起步阶段，对整个长江流域以及对外开放的区域合作缺乏研究。
对如何推进我省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由省下属的各市及省直管县来研究此问题（见皖发改外资函[2013]83号）难度较大。
二、关于安徽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对策建议
1、加强顶层科学设计，成立长江经济带建设研究院。
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国长期发展战略，安徽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应成立专门研究机构，进行持续跟踪研究。
一是加强对中央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整体布局与政策走向以及我省在其中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的研究；二是分析预测沿江各省市发展态势，找准对接结合点，以皖江示范区建设为重点，按照打造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新优势的要求，编制安徽对接长江经济带的整体规划与专项规划；三是对规划的实施进行跟踪研究，及时发现问题作出调整；四是组织有关专家对我省与俄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领域和项目、存在困难与问题、具体对策与措施进行研究。
2、搭建区域合作平台，成立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协调会。
一是负责省内各市对接长江经济带的政策协调与规划项目的落实。
特别是针对皖江四市在城市组团和跨江发展中遇到的不同问题，应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二是负责我省与长江经济带有关省市区域合作政策的协调，为建设全流域的现代市场体系创造条件；三是负责我省与俄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有关区域合作政策的协调与合作项目的商定。
3、引入市场决定机制，成立长江经济带投融资开发公司。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规划落实及项目分解中，突破政府投资、按行政区划分解任务的传统做法，引入市场机制，引进
战略投资，集聚社会资本，由省内外投融资机构和相关企业组建长江经济带投融资开发公司，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机结合，以市场化运作推进大中小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联动发展，尤其要增强中小城市对转移人口的吸引力。
4、谋划建设国家级新区，推进两个集中区转型升级。
在现有两个集中区建设的基础上，抓住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机遇，合理借鉴和移植上海自贸区有关做法和经验，实行政府负面清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共同打造国家级新区，吸引国内外大企业进入，创新经营方式，发展区域总部经济，形成高层次产业集群，推进两个集中区的转型升级。
5、加强交通设施对接，打造安徽轨道交通产业集团。
加强对交通运输市场的调研与预测，根据各种运输方式的实际需求，在有重点地对长江岸线、港口资源进行优化开发的同时，谋划过江高铁干线和城际铁路，对合肥、马鞍山、铜陵、滁州等地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进行整合，打造安徽轨道交通产业集团，通过发展铁水联运、公铁联运、空铁联运，带动全省形成水、铁、公、空立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
（省委党校）篇二：
2015年咨政报告特点及书写
最全咨政报告的写法
学者希望参与政府政策制定，学以致用；政府决策者需要学者的知识才智，为其出谋划策，两者之间本来存在一种互助互惠关系。
然而现实经常是，这种关系并不总能很好发挥作用，甚至常常不发挥作用。
学者经常抱怨政府决策者官僚主义，不识金玉；而政府决策者则抱怨，学者们送来的政策研究报告多为纸上谈兵，好看不好用。
从交流角度看，是两者之间出现了交流障碍。
其中一个原因是，学者们不了解政策咨询特点，故不能很好为客户服务。
这也是很多此类报告先是被束之高阁，最后是扔进垃圾桶的基本原因。
故此，了解一些政策咨询、工作方式及咨询报告写作的特点和要求，会有助于学者更好发挥政府智囊的作用。
本文首先说明政策咨询的特点，然后介绍一个政策咨询的工作模式，最后说明政策咨询报告写作的要求。
本文举例证主要来自高等教育，但其原理和方法可用于其他教育领域。
一、政策咨询的特点
和单纯学术研究相比，政策咨询研究很不相同。
忽视这些不同，以学术研究方式做政策咨询研究，会导致交流障碍，因此有必要对此做一些比较说明。
表一总结了两者之间的一些主要差别。
表一、政策咨询研究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差别
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术研究是学者根据个人兴趣和专长，为同行学术交流而进行的自选研究，而政策咨询研究是政策决策者的委托研究，这个差别对研究者的态度有重要影响。
和在学术研究中学者说了算不同，委托研究要有服务意识，满足委托者要求。
学术研究中学者可以自行决定研究目标和评价标准，但在政策研究中是由委托者决定研究目标和评价标准。
如果没有满足决策者的要求，就等于没有完成任务。
因此在做政策咨询研究时，学者必须有一个态度上的转变——从自我决定到为决策者服务。
没有这个转变，就不能做好政策研究。
然而这个转变又不能过头，变成一切以决策者好恶为准。
若此，就失去了学者最为珍贵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也不能达到为决策者出谋划策的目的。
如何处理好服务与独立的关系呢？
这很类似于古代君王与军师的关系。
古人云，“王在上，师者居其侧”。
也就是说，军师不是居其下的臣，而是居其侧的师。
居哪一侧呢？
居西侧，故谓“西席”。
与西席对应的是“东床”，即继位太子或驸马之位，由此可见军师之重要。
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特殊地位，军师才可以既为君王服务，又能保持其独立性。
摆正位置才能做好工作，政策咨询尤其如此。
既是为决策者服务，就要从决策者角度看问题。
学术研究追求逻辑一致，通常假设理想条件，而在现实生活从不理想。
决策者要在现实条件下解决问题，而学者通常对现实条件了解不多。
如何让政策咨询者从理想走向现实，这是一个挑战。
其二，学者在研究中可以采取中立态度，但决策者必须有价值立场。
如果咨询者不了解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或立场，就不能很好为其服务。
这里咨询者应当注意，价值立场的选择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选择何种价值立场是决策者的事。
咨询者可以提建议，但不要试图影响其价值选择。
有一句格言是：
政策咨询者只谈政策，不谈政治！
第三是决策风格。
大刀阔斧者和小心谨慎者所期待的政策方案会非常不同，激进立场者和保守态度者的政策方案也会很大相同。
和价值立场选择一样，决策风格也是决策者的事，甚至比价值立场更具个人色彩，也更难改变。
正如我们不能指望张飞变成赵云，也别指望赵云变成张飞。
因此在决策风格问题上，要尊重决策者的选择。
只有一点可以明确，只有把握决策者的决策风格，才能更好为其服务。
了解现实情况，明确决策者立场、把握决策者风格，是从决策者角度看问题的三个方面。
若在这些方面做到了心中有数，就可以从决策者角度进行政策方案设计。
此外，决策者有责任让咨询者了解情况，就现实条件、政策立场、决策风格和咨询者
进行交流，是帮助咨询者做好工作的前提。
否则，即使咨询者有良好意愿，也很难为深藏不露者服务。
与介绍情况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保密，保密是政策咨询行业的基本职业道德之一。
任何专业咨询都需要保密。
不能或不善保密者，不宜从事咨询业，在政策咨询领域中更是如此。
凡是处于研究和咨询的政策，都属尚在思索和探讨的东西。
在这个阶段，决策者通常对有关情况和问题都还没有清楚了解，包括关注点、相关材料、解决思路及政策方案等，既无定见，也无把握，因此不希望这些处于思考之中的情况暴露于众。
越是涉及面广、影响程度高的问题越是如此。
因此政策决策者务必小心挑选能够保密的政策咨询者，而政策咨询者则要明确保密是从业的基本要求。
要求学者保密会产生两个实际问题。
1一是发表问题。
学术研究可以自由发表，变成学术成就，但政策咨询报告通常不能公开发表。
因此学者必须明白，政策咨询研究有保密要求，不能擅自发表研究结果。
如果不能接受这个约束，最好不要接受委托。
二是成果归属。
如果政策建议被采纳了，变成了政策，这个成果主要属于谁，是咨询者还是决策者？
确切地说，决策者是政策研究的领导者、资助者和最终责任人，也是研究的选题者和最终方案确定者。
学者主要是做调查研究和政策建议，这在原则上是辅助性的。
也就是说，成果主要归决策者，学者只起辅助作用。
这也和君王与军师的关系类似。
若此，这里有一个心态问题。
只有那种愿为他人服务，甘当无名英雄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好谋士。
反之，正由于政策咨询者常常得当“无名英雄”甚至“替罪羊”，政策决策者乃至整个学术奖励系统才需要以其他方式给政策咨询者适当汇报，否者，政策咨询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美国大学在这个方面就有相应的奖励机制。
在教师评价中，参加政府政策咨询工作被认为是扩大了学校影响，提高了学校声誉，因此计入教师年度工作考核。
尤其是对资深教师，学校会鼓励他们尽可能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声誉，另一方面可以为本校本专业教师的发展提供条件。
对参加社会组织的咨询工作也会受到鼓励，列入教师考核范围。
因此在美国大学，一切被认为有助于学校工作和声誉的事情，都列入了教师考核范围，结果形成所谓“360度考核”或全范围考核。
1.这里仅限指由政策决策者委托的政策研究，不包括学者自行选题进行的政策研究。
前者属于委托咨询研究，后者属于学者自选研究。
此外，政府决策者也应在经费方面给予教师及其学校某种回报。
例如在美国大学中，政府划拨的课题经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用于课题研究的经费，叫直接经费；另一部分是补偿教师使用学校资源如教师工作时间、设施设备、水电等而对学校进行的补贴，这部分叫间接经费。
对于不同类型的委托课题，两部分经费比例不同，大体在30-60%之间。
总的比例大约是各50%。
在这种条件下，教师和学校都比较容易支持参与政府政策研究。
也许正式由于我国在这些方面存在较大制度缺失，才会出现很多学者争名，擅自发表政策研究成果的问题。
二、四步工作法：
一种工作模式
政策咨询可以有很多工作模式，这里介绍一种我认为比较合理实用的工作模式。
这个工作模式有四个基本环节：
事实、立场、时机、措施。
或者说是有前后逻辑的四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基本事实清楚没有？
这是事实环节。
如果事实清楚了，第二个问题是：
对此应持何种立场，采取什么态度？
这是立场问题。
如果立场清楚了，第三个问题是：
何时采取行动？
这是时机问题。
如果时机确定了，下一个问题是：
采取什么行动？
这是措施问题。
只要对前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清楚，就不进入下一个环节。
咨询就是依次回答这四个问题，即弄清事实、明确立场、审视时机、设计措施。
首先是弄清事实。
由于种种原因，决策者很难了解实际情况，因此常常借助学者了解情况。
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弄清事实，因此这也是学者最可发挥其能力的环节。
弄清事实包括现象与原因两个方面。
现象指问题的各种表现形式、涉及范围、影响程度等等，一切可观察的有关现象都属于这个范围。
其次是提出原因假说。
原因可以很多，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如自然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中央的、地方的、制度的、人为的、民间的、政府的等等。
原因调查就是对这些原因进行分类排序，构建因果关系网。
然后对因果关系网进行必要的检验，排除虚假原因和次要原因，简化因果关系。
这个环节非常关键，因为一旦接受这些因果关系，整个政策方案几乎就呼之欲出了。
这里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把自己的主观分析当成客观事实，进而拒绝其他可能解释。
因此有必要指出，所有关于因果关系的看法都是假设。
强调这点的目的是希望咨询者有自我批判意识，能开放对待其他因果解释。
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方案设计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
在事实调查环节常出现两个问题。
一是对现象的调查不够全面彻底，通常仅限于特别明显的典型现象，对不太明显的现象和伴生现象注意不够。
二是原因假设过于简单，因果说明也不够充分。
这可能是由于学者的学术功力不够，也可能是由于学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视野，不能根据问题范围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跨学科分析。
无论是何种原因，这些缺陷都可能是致命的。
恰如沃恩和巴斯所说，“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也是垃圾。
”2因此，在这个事实环节，研究者应尽力做好调查研究。
花在这部分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应占总工作量的70%以上。
一旦事实调查清楚，下面的问题是立场、时机、措施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都属于政策方案设计问题，工作模式也基本相同。
首先是价值立场问题，即对已经揭示的事实和问题采取何种立场和态度，因此是价值取向问题。
价值立场问题通常是一个政治问题，其中涉及大量政治和利益的考虑。
学术合理性并不是政策决策的唯一依据，甚至不是主要依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术上合理的建议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政府政策，例如高考制度改革问题。
在立场问题上，政策咨询者所能做的是提出各种可能的价值选择，分析其利弊，扩大决策者的选择空间，让决策者自行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可能犯的一个错误是，试图说服决策者选择自己钟爱的某种价值立场。
其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学者通常并不了解决策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考虑，因此当他们试图说服决策者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谈政治，因此违反了政策咨询者应谈政策而不要谈政治的法则。
事实上，除非有意征求意见，决策者们通常不愿意和学者谈政治，更不喜欢学者把某种立场强加给自己。
一旦立场确定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时机问题，即何时采取行动？
时机选择也常常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因此和价值立场问题一样，咨询者仅限于提出备选方案，分析利弊，供决策者选择。
措施阶段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在立场、时机、措施三个环节中，咨询者的任务基本相同，都是制定备选方案，分析利弊，供决策者选择。
在方案设计上可以和田忌赛马一样，考虑a、b、c三种备选方案。
如在立场选择上，可以考虑改革、改良、改进三种方案；在时机选择上，可以考虑当下（当年）、近期（1-3年）、中长期（5-10年）三种方案；在措施选择上可以考虑的方案就更多。
2.罗杰沃恩、特里巴斯，《科学决策方法：
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
2006年，第109页。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篇三：
完善资源税-咨政报告
咨政报告
完善资源税，加快区域经济及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孙久文1陈闻君2高志刚3
（1.中国人民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2.新疆财经大学中亚经贸研究院3.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六大任务，其中第三个任务是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指出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新疆做为资源大省，建立与完善资源税势在必行，目前的政策形势应是推进新疆资源税改革的良好时机，有必要抓住政策契机，完善和推进资源税改革，增加地方财力和居民收入，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农业人口市民化转移，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和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
新疆作为资源大省，资源税是主要的地方主体税种。
自2010年6月中央决定新疆将油气资源税从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定率征收，预示着资源税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不仅是对新疆的特殊支持，也是为全国推行提供经验和借鉴。
资源税具有调节资源极差收入，体现资源有偿开采，促进资源节约使用和环境保护，增加地方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
有助于从基础上富民稳边，有利于新疆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资源税改革需要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
三年来，油气税的从价征收改革使得新疆地方政府财力上有所增加，但并未达到满意的程度。
油田企业资源税增加的同时所得税却相应减少了，与利润率相比税负还是比较轻，还有进一步推进完善的空间。
此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任务，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要求，无疑是新疆资源税改革的又一次重大机遇。
因此特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一、将资源税放在全局角度设计、优化。
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是“十二五”时期我国财税改革的重要目标，资源税是地方税，即便税负能够大幅增加，也难以改变中央与地方财权、财力与事权不对称的现实。
但依托这个背景对资源税进行制度优化、全方位的设计，以及明确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功能会更有意义。
我国的油气
资源相对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率先在新疆和西部进行的资源税改革，其意义不仅仅在改革自身，还是对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之路的探索。
因此，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将资源税培育成地方重要税源，有望给经济欠发达但资源富集的地区提供一个财源支柱，以推进包括城镇化在内的各方面事业的发展。
二、保持油气现有税率水平稳步推进。
现行的油气资源税负与改革前相比，已然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尚未触动企业的盈利能力，但进一步上升会受到诸多约束。
油气加税而未影响终端价格，原因在于油气的特殊定价机制。
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是我国未来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目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资源产品，税负上升必然影响到价格，国际市场的变化、公众的反映会约束价格的上涨。
借助资源税的改革契机需要尽快进行制度研究和设计。
做为顶层设计方案，应将资源税改革与石油特别收益金、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矿权费、探矿权费等统筹考虑，不仅要研究主要资源品价格的形成机制，还要研究价格形成过程中税、费以及价格联动关系，既要兼顾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以及企业负担，又要统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约束，建立起公平合理、调节有效的资源税费体系，这将有助于理顺资源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
加税引发的变化，更呼唤资源税费的综合改革，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和征税成本，毕竟资源及其相关商品的价格承载了政府公共政策的诸多目标。
我国资源价格长期低位运行，微观经济主体缺乏以技术替代资源的动力，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低级化，资源税改革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持续存在。
三、逐步扩大从价计征的品种，把握改革良机。
资源税是对生产和开采自然资源的企业征收，对上游企业的加税可能影响到中下游企业乃至ppi和cpi，是进一步推进改革最大的担忧。
因此，应在现行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逐步扩大从价计征的品种，把握改革良机。
首先，根据现有改革实践，将煤炭纳入从价征收范围并适当提高税负水平，对其他矿产资源特别是各种稀有金属矿产资源等仍保留从量计征方式但应提高税额，为下一步“扩围”创造条件。
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范围仅限为油气资源，并未包含新疆丰富的煤炭资源
和有色金属资源。
这主要是考虑到油气资源的产值在新疆工业产值中的重要份额，首先将油气资源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但是从长期来看，征税范围狭窄必然会带来以下弊端：
难以遏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资源后续产品比价的不合理，刺激对非从价计征改革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不能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资源税的调控作用难以发挥。
前些年煤炭行业是卖方市场，资源税改之后带来的价格上涨会转移到下游行业，带来通胀压力，加之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大，一旦推行改革，影响很大，政府相对谨慎。
目前的机会比较好，因为是煤炭行业买方市场，价格上涨转移不出去。
我国现有的煤炭资源税是从量征收的，每吨只有两三块钱，其对煤炭企业的调控作用几乎无关痛痒。
如果我国资源税覆盖到煤炭，将是中国最基础能源产业链的重大变革，从长期来看是促进节能降耗非常重要的举措。
其次，应尽快对石油天然气资源性收费进行费改税。
资源税的改革，还应包括对涉油（气）收费的改革，即：
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将其并入资源税，做到清费正税。
因为两者的计税依据相同，为理顺税费关系避免重复征税，应将费改税在内的配套改革同步推开，才能实实在在地达到资源税改革的目标定位。
最后，除了煤炭从价计征，对于资源税税率的设定应当谨慎，因过低的税率对提高煤炭资源开采利用效率起不到作用。
但鉴于中国煤炭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比较高的税率仍需要考虑宏观经济对煤炭资源税的反应。
所以资源税改革需要兼顾税率的有效性和经济对能源成本的敏感性。
应将煤炭资源税率设定在的比较合理的范围内!
比较保守的选择是开始时仿照油气资源税税率将煤炭资源税率设在5%，以后逐步提高。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亚经贸研究院
篇四：
政策咨询报告的特点与写作
为决策者服务——政策咨询报告的特点与写作
学者希望参与政府政策制定，学以致用；政府决策者需要学者的知识才智，为其出谋划策，两者之间本来存在一种互助互惠关系。
然而现实经常是，这种关系并不总能很好发挥作用，甚至常常不发挥作用。
学者经常抱怨政府决策者官僚主义，不识金玉；而政府决策者则抱怨，学者们送来的政策研究报告多为纸上谈兵，好看不好用。
从交流角度看，是两者之间出现了交流障碍。
其中一个原因是，学者们不了解政策咨询特点，故不能很好为客户服务。
这也是很多此类报告先是被束之高阁，最后是扔进垃圾桶的基本原因。
故此，了解一些政策咨询、工作方式及咨询报告写作的特点和要求，会有助于学者更好发挥政府智囊的作用。
本文首先说明政策咨询的特点，然后介绍一个政策咨询的工作模式，最后说明政策咨询报告写作的要求。
本文举例证主要来自高等教育，但其原理和方法可用于其他教育领域。
一、政策咨询的特点
和单纯学术研究相比，政策咨询研究很不相同。
忽视这些不同，以学术研究方式做政策咨询研究，会导致交流障碍，因此有必要对此做一些比较说明。
表一总结了两者之间的一些主要差别。
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术研究是学者根据个人兴趣和专长，为同行学术交流而进行的自选研究，而政策咨询研究是政策决策者的委托研究，这个差别对研究者的态度有重要影响。
和在学术研究中学者说了算不同，委托研究要有服务意识，满足委托者要求。
学术研究中学者可以自行决定研究目标和评价标准，但在政策研究中是由委托者决定研究目标和评价标准。
如果没有满足决策者的要求，就等于没有完成任务。
因此在做政策咨询研究时，学者必须有一个态度上的转变——从自我决定到为决策者服务。
没有这个转变，就不能做好政策研究。
然而这个转变又不能过头，变成一切以决策者好恶为准。
若此，就失去了学者最为珍贵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也不能达到为决策者出谋划策的目的。
如何处理好服务与独立的关系呢？
这很类似于古代君王与军师的关系。
古人云，“王在上，师者居其侧”。
也就是
说，军师不是居其下的臣，而是居其侧的师。
居哪一侧呢？
居西侧，故谓“西席”。
与西席对应的是“东床”，即继位太子或驸马之位，由此可见军师之重要。
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特殊地位，军师才可以既为君王服务，又能保持其独立性。
摆正位臵才能做好工作，政策咨询尤其如此。
既是为决策者服务，就要从决策者角度看问题。
学术研究追求逻辑一致，通常假设理想条件，而在现实生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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