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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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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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评判中古西方修史活动时大多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写作基本由教士和修士垄断，著史人几乎都是神职。

这种评判较为客观公允地概括了中古西方修史主体方面的突出特点。

的确，自公元4,5世纪教会史学兴起直至14世纪文艺复兴的近千年间，西方绝大多数的著史者都有教会背景，其中有以教化牧灵为业的教士，也有居于修道院，以默思修行为业的修士，纯粹世俗背景的史著家寥若晨星。

单以加洛林时代为例，纯粹世俗出身的史家仅有查理大帝的外孙、《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作者尼萨德1人，其余均为教士或修士。

然而，在对待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的观点却不尽相同。

部分学者认为“中世纪历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修史活动完全受教会控制并为神学服务”。

　　而部分学者却认为“中古基督教史学的撰著者虽多为教士、教徒，然大多数修史活动并非教会有组织地主持其事……它们仍然属于私家的修史活动，仍然有着与古罗马修史活动大致相似的运行机制。

”2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均为宏观性、全局性的结论。

由于修史活动是特定社会条件和政治状态所造就的一种文化活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状态下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点。

中世纪西方的修史活动亦是如此，首先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自教会史学兴起以来，中古西方的修史活动绵延了近千年之久，不同历史时期的修史活动必然会由于时代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其次，从空间的维度来看，西方基督教世界包含了欧洲大陆上的西欧、南欧、北欧以及孤悬海外的不列颠等不同地域，它们的修史活动由于受到不同基督教亚文化的影响，同样会呈现出不同的地域差异。

　　故而我们在探究中古西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修史活动时，不应机械地套用上述任何一种观点。

譬如，加洛林时代的修史活动就并非私家修史活动的一统天下，亦未受教会的完全控制。

在加洛林时代，尽管大多数的史家出身于教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修撰事业被教会垄断，教会之外的王/皇室是修史活动又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和主持者。

在加洛林时代神职修史的表象*本文为‘冲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盼，私人、主教区、修道院等多种修史主体，且每一主体的修史活动都有其各自的特点，整个史学修撰事业呈现出一种官方修撰、私家修撰、修道院和主教区修撰的多元化状态。

　　一、官方修史活动

　　官方修史活动是指在政府的控制和管理下开展的有组织的修史活动，组织化、制度化、集体化是官方修史活动的显著特征。

纵观古典时代的修史活动，私家修史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古希腊的修史活动，从一开始就产生于民间，撰写史书完全是私人的事。

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一生行踪漂泊，从未任过高官，其《希波战争史》无论就取材还是内容看，都洋溢着浓厚的民间气息。

修昔底德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度身居高位，然不久之后即因“贻误军机”而遭革职放逐，其《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主要是在流放中撰写的。

古罗马的史学家固然大多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撰写的史书一般并不负有官方使命。

及至中世纪之初，私家修史依然主导史坛，例如，墨洛温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仅有3部翔实的叙述史（《法兰克人史》、《弗利德伽编年史》、《法兰克史书》），它们的修撰均非教会组织，亦与国家政权无关，是作者出于申明信仰，保存历史轨迹的目的自愿为之。

　　及至墨洛温、加洛林两朝鼎革易代之际，矮子巫平的叔父希尔德布兰德伯爵及其子尼伯龙根伯爵又授意一位匿名的续编者为《弗利德伽编年史》补写了第二部续书，以此为加洛林家族篡权夺位的行径寻求辩护。

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部续书是“官方的”历史记录。

首先它并不是由加洛林家族的大宗支系也就是加洛林宫廷编修的。

其次，从内容上看，它更像是一大堆补加在一部业已成书的编年史2后面的回忆，与那些以记载同时代政治和公共事务为主旨的官方史书相去甚远。

　　然而，自公元8世纪末开始，随着加洛林王廷逐渐由四处巡游走向固定，一种记录同时代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官方记录开始出现于亚深的宫廷。

自公元794年之后王室祈祷堂中的王家御用教士们以年代记的形式年复一年地记载加洛林君王及其周遭亲贵的事迹。

其中，亚深宫廷中的王室祈祷堂是司职这一活动的实体机构，其首脑宫廷教堂住持:

3全权负责纂修工作并对属下的纂修工作负有监管、督导之责。

这种官修史书的活动在西方史学史上实属罕见，它的产生与8世纪晚期以亚深新宫殿为中心的固定朝廷的出现密切相关。

公元794年，查理曼在亚深兴建的一座复合式宫殿建筑群竣工落成，这座宫殿建筑群包含了一间祈祷堂、一间会议大厅、一间居所、一个图书馆、一个中书监（chancery）以及一系列办公建筑、花园和许多庞大的温泉浴池。

由于这座宫殿建筑群的富丽堂皇以及亚深当地温泉水的保养作用使得查理曼的王廷逐渐结束了巡游为治的状态，开始较为长久地驻于亚深。

于是亚深逐渐成为了帝国的都城和朝廷的所在地，各种管理机构也随之设立于此，王室祈祷堂即是其中之一。

　　起初，王室祈祷堂只是加洛林王室成员开展宗教礼拜活动的场所，礼拜之时，宫廷教堂住持负责主礼，其手下的王家御用教士们侍立两旁辅助，后来王室祈祷堂的职能渐生繁杂，缮写君王诏令、保存宫廷档案、纂修年代记等活动均由王室祈祷堂负责。

王室祈祷堂纂修年代记的活动可能是由查理曼下令实行的，尽管目前尚无确切的证据能够予以证明，但从查理曼热衷整理、编纂本朝官方档案的偏好推断，他很有可能对这一活动持鼓励赞许的态度。

正如圣米赫勒修道院住持斯马拉格都斯所指出的那样，“及至查理曼时代，下令授权整理、编纂本朝官方文档对当朝君主来说已成为一种古老的惯例。

譬如，查理曼就曾下旨将其颁布的法令妥善保存，并将罗马教皇和拜占庭皇帝致他本人及其父亲和祖父的信函汇编成册。

故而查理曼很有可能授意王室祈祷堂年复一年地纂修年代记，以此为帝国的官员们提供胡逢祥:

沦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娜,术月干少，1997年第9期2编年史（chronicles）指中世纪一种时空范围较大，所记内容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上有连续性的作品，而年代记（annals）的对象一般限于某国，由一些并非有必然联系的事件的简单记载所组成3宫廷教堂住持（thechaplain）是王室祈祷堂（royalchapel）的首脑。

中古早期的国家机构简陋粗疏，国王的家庭服务机构同时也是执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国家机构，王室祈祷堂即是典型的一例，它既为王室提供宗教服务，也承担王国的行政公文事务。

　　二、带有王/皇家背景的私家修史活动

　　西方古代的修史机制是以私家修史的运行机制为主导，治史活动的无组织状态是其显著的标志。

古希腊和古罗马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阿、李维、塔西陀的历史著述都是私家的撰著，无论它们如何强调史学的教育、鉴戒作用，并无国家政权予以响应，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官方也根本无意于修史事业。

及至中世纪之初，私家修史活动依然主导史坛，尽管在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加洛林王朝有过官修年代记的活动，但这一活动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与中世纪蔚为巨流的私家修史活动相比实属沧海之一粟。

加洛林时代大多数的历史著述仍旧是修史者个人的撰著，它们的修撰成书没有经过官方修史的轨道，与诞生于史馆，出自于史官笔下的官方史书无法相提并论，同时它们的修撰成书也没有依托教会、修道院等有组织的力量。

　　这些私家史著包括:

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提甘的《虔诚者路易传》、“天因为在这部著述中，加洛林王/皇室的历史被予以特殊的关注。

《弗莱库尔夫编年史·下卷》是弗莱库尔夫奉太后朱狄丝之命为年幼的国王秃头查理编修的教材。

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是秃头查理在公元841年5月占据夏龙城之前，授意尼萨德修撰的，秃头查理希望以此向后世的子孙们表明自己及其党人是如何看待这场内战的起因及意义的。

圣高尔修士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也是一部奉诏修撰的史作，公元883年胖子查理往临圣高尔修道院，期间胖子查理嘱咐诺特克为其先祖查理曼修撰一部传记，诺特克秉承王命修撰了这部《查理曼事记》。

　　第三，某些历史著述是修史者刻意为加洛林君王修撰的，加洛林君王是这些著述的读者和受益人。

如厄默尔达斯的《致最伟大的基督教帝王虔诚者路易》是作者在流放期间，为了讨好皇帝虔诚者路易而修撰的颂扬性的诗歌体传记。

《弗莱库尔夫编年史》的下卷是一部教育幼年君王秃头查理的教材。

　　三、修道院和主教区主持的修史活动

　　在加洛林时代，除了官方修史活动和私家修史活动，一些修道院和主教区也主持修史活动，形成了官方修史和私家修史之外的又一条修史活动的发展轨道。

在加洛林时代，由修道院主持修撰的史学撰著包括众多的小年代记和历代住持传:

《圣阿曼德年代记》、《蒂里安年代记》、《伦巴森年代记》、《摩泽尔年代记》、《伯塔维安年代记》、《给尔服拜坦年代记》、《纳赞里安年代记》、《萨尔茨堡年代记》、《因沃文森年代记》、《万德里耶历代住持传》……由主教区主持修撰的史学撰著包括一些大年代记和历代主教传:

《圣伯丁年代记》和《富尔达年代记》的部分年度词条、《弗洛达尔德年代记》、《拉文纳历代主教传》……其中，年代记是修道院和主教区修史活动的主要形式，是记录每一年重大事件的注释集成，通常认为年代记是由修道院中的复活节年表逐渐衍化而来的。

　　复活节年表列入了各种天文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能够计算出每一年的复活节日期，由于复活节年表的年代序列为逐年记事提供了良好的载体，负责保存它的修道士便在年表页边的空白处和字行之间的空白处记录下每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后来这一记事活动逐渐由偶发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惯例，由此形成了年代记体裁。

在加洛林时代，包括修道院在内的许多社会团体皆存在这种逐年记事的习惯，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认为这些社会团体记载年代记是为了保存本团体的历史记忆，而年代记又是一种只关注自身（inward-looking）历史的著作，通过记载年代记，一个社会团体能够构筑一种历史认同感，使其成员的情感在历史中寻找到寄托。

　　麦氏的回答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加洛林时代如此之多的修道院皆存在这种记载传统。

在加洛林时代，修道院纂修年代记的活动一直长盛不衰。

9世纪中期之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综上所述，尽管加洛林时代绝大多数的修史者出身教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修撰事业被教会垄断，因为许多修史活动并不是由教会主持的。

在教会之外，加洛林王/皇室是修史活动的又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和主持者。

在加洛林王朝的鼎盛时期，宫廷中的王室祈祷堂纂修一种官方色彩的年代记，后来尽管这种官修年代记的活动由于加洛林帝国的衰落瓦解而终止，但加洛林王/皇室对于修史活动的兴趣始终不减，他们通过供养文人、授意他人修史的方式奖掖、扶植修史活动，而一些修史者也热衷于向王/皇室上呈自己的史作，因而加洛林时代的私家史著带有浓厚的王/皇家背景。

　　从修史机制上看，加洛林时代的史学修撰事业呈现出一种官方修撰、私家修撰、修道院和主教区修撰的多元化状态。

不过，加洛林时代有组织的修史活动一一无论是宫廷中的修史活动，还是修道院和主教区的修史活动，均未形成严密规整的制度，亦未设置专职的史馆和史官，修史活动多由执掌繁杂的教士、修士兼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这种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古早期国家制度和教会组织的有欠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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