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作品及必读书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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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作品及必读书目
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作品及必读书目
一、赵树理小说四篇
１．《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写于1943年5月，华北新华书店1943年9月出版，之后被许多出版社反复再版和翻印，收入1952年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数以百计的剧团改编为不同地方剧种搬上舞台。
《小二黑结婚》的原素材是山西左权县山村一件真实的爱情悲剧：
村民兵小队长岳冬至与俊俏的智英祥自由恋爱，遭家长及社会反对，岳冬至被垂涎智英祥的富农村长挟私报复致死。
赵树理化悲剧为喜剧，描写成刘家峧新一代农民青抗先队长小二黑与本村纯洁美丽的小芹姑娘自由恋爱，遭到双方家长二诸葛、三仙姑反对和村里封建恶势力金旺弟兄的迫害，最终在区政府的支持下，恶棍被惩治，上一辈被教育，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说共12节，这里节选其中的第5、8、12节。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方向”的奠基石，无论是在人物塑造，还是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独特的艺术世界。
从此，赵树理踏上了“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辉煌而坎坷的创作之途。
《小二黑结婚》的成功来源于现实的真实性与艺术的创造性的生动结合。
赵树理传奇的文学人生折射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风潮变化。
从纵向看，1943年赵树理发表《小二黑结婚》时37岁，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1918年）时的年龄相同。
这两篇小说均被认为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某种历史象征意义的小说。
《狂人日记》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惊世之作；《小二黑结婚》被看作是中国文学大众化的经典之作。
赵树理笔下的农民系列特别是落后农民系列与鲁迅笔下的“阿Q系列”有着某种历史的沿袭性。
赵树理继承了鲁迅热忱关注中国农民的传统，弥补了新文学严重脱离农民大众的不足，选择了一条新文化与中国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文艺大众化的道路。
从横向看，《小二黑结婚》的发行盛况空前，在太行山区竟销到4万份，超出了作者以及作品的批评者、甚至支持者的意料，赵树理因此成为解放区家喻户晓的大作家，在农民中的知名度仅次于毛泽东和彭德怀。
同一时期，在上海沦陷区张爱玲也一夜成名，成为市民心目中的明星，其作品的不断再版也表明了市民对她的欢迎。
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上，两人确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通俗文学的杰出代表和重要存在。
赵树理与张爱玲笔下的婚恋，都市中人性的变异与乡村里人性的畸形，贵族作家与农民作家风格差异等，存在着某种耐人寻味的关联。
三仙姑与曹七巧、梁太太可看作是“被食—食人—自食”旧文化循环链上的农村与都市的典型女性。
1943年，是赵树理也是张爱玲的成名年，这两人同年兴起，不应是文坛完全孤立的现象，可以看作是新文学在雅俗共赏的追求上同样出色的两种努力。
此外，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如1959年赵树理给《红旗》杂志上“万言书”，表达自己对农村浮夸风气的看法，主要观点与庐山会议刚刚受批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基本相似，两个“不识时务”的著名人士几乎在同一时间因成为不合主旋律时宜的“噪音”制造者而被批判。
2．《李家庄的变迁》
《李家庄的变迁》完成并发表于1945年冬。
这部长篇所写故事背景始自民国17、18年间至抗战胜利。
小说虽立足于一个落后闭塞的山西小村庄，却在故事过程中溶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民国19年蒋阎战争，民国25年（1936年）红军北上，民国26年（1937年）抗战开始以及阎锡山与八路军合作、组织牺盟会、新旧军的冲突、人民政权的成立等。
小说以一个忠厚、愚昧、朴直的庄稼汉张铁锁的不幸遭遇及其成长过程为主线，叙述了李家庄20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小说共16节，这里节选其中的第15节，是小说中最具“血淋淋的斗争生活”特点的一节，也是在小说中最经典和最具代表性的一节。
读《李家庄的变迁》易于加深理解40年代“赵树理方向”是怎样构建出来的这一问题，从而深入领会对赵树理的评价问题，特别是理解解放前后对赵树理的不同评价。
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第13节和15节在全小说中最具“血淋淋的斗争生活”性质，这两节的内容和手法都应该对照起来看。
13节是通过冷元和二妞的转述表现了敌强我弱的“血淋淋”的斗争情景，15节则正面表现了翻身得解放的村里人在公审大会上活活打死大地主李如珍的同样“血淋淋”的斗争情景。
从村里人对李如珍的无比仇恨和对小常的无比爱戴的强烈反差中反映了农民鲜明的阶级爱憎。
这个落后而闭塞的山村的觉醒是经过无数事实的教训与血腥斗争得来的。
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主人公张铁锁的“变迁”，一个愚昧、忠厚、质朴的外来户，屡次遭受恶霸地主的欺弄、迫害，终致破产而离家出走，饱尝豪绅、官僚、流氓的剥削与压榨，在地下党员小常的启蒙与引导下，在不断的残酷的斗争教训里，坚定地走上觉醒、反抗之路，最终成为村民的领袖。
《李家庄的变迁》充分体现了赵树理与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学主张的一致性和谐调性。
3．《登记》
《登记》创作完成于1950年6月5日，发表于《说说唱唱》1950年6月，是为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出台创作的一部评书体短篇小说，后被改编为《罗汉钱》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可以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姊妹篇。
小说主要以张家庄张木匠的老婆小飞蛾为主线，描写了她与婆婆和女儿艾艾三代女性的婚恋故事。
小飞娥婚前在娘家有自己的相好，这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农村被视作“名声不正”，在受过同样苦的婆婆教唆下，被丈夫张木匠用锯梁子暴打了一顿，便麻木地安于包办的婚姻生活。
女儿艾艾与同村的小晚自由恋爱，也受到同样“名声不正”的非议，但是生长在新时代，在《婚姻法》的保护下，这对年青人最终冲破重重束缚，终成眷属。
小说共分4节：
一、罗汉钱，二、眼力，三、不准登记，四、谁该检讨。
这里节选前3节的部分内容。
赵树理的成名作和建国后的第一篇小说都是描写农村婚姻问题的作品，这两部姊妹篇都曾给文坛带来很大的震动。
虽然前者声誉更高、影响更广，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考察，我以为后者比前者的描写更内在和细腻，人物塑造更丰满和成功。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篇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被视作描写阶级斗争之作而倍受赞誉，而《登记》并未描写什么鲜明的阶级斗争，也没有表现善恶分明的水火矛盾。
《登记》虽是赵树理为配合宣传刚颁布的“婚姻法”，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的，但由于赵树理十分熟悉山西的风俗民情，了解农民的思想和心理，同时注重遵循艺术的创作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尤其是农村女性心灵演变的艰难轨迹，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应景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在平静之中写出了波澜，平淡之中透出了深意。
比较而言，从结构上来看，《小二黑结婚》注重的是故事的动作性和完整性，采用的是单线推进情节发展，一个有头有尾的大故事中间套着小故事，封闭而连贯；《登记》注重的是人物的丰满与故事的跌宕，采用双线结构，主线实写艾艾、燕燕的自主恋爱，副线回忆小飞蛾的包办婚姻，双线交织演绎了老中青三代女性的婚恋故事，给人以更内在和圆整的感觉。
从人物塑造来看，两位母亲三仙姑与小飞蛾相比，作者的描写一个疏于外在，一个趋于内在；一个更多刻薄与苛责，一个更多理解与宽容；同样是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农村妇女，一个畸形变态，一个委曲求全；两个受害者虽然怀有不同目的开始都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后来又都有所觉悟同意了孩子的婚事，但对这一痛苦转变，作者对三仙姑的解释却过于简单和漫画化，让三仙姑在众人面前丢丑、受辱而后被迫自新；相比之下，小飞蛾的转变更真切自然，有其内在的动力，由命运的屈从者转而成为女儿婚姻的推动者，其积极意义远远超过三仙姑；但是小飞蛾并没有被作者描述成“正面形象”，她身上仍有许多值得人们反思和批判的劣性，如其灵魂深处的惰性与被动等。
显然两个人物一个是不符合农民道德规范和审美规范的落后农民形象，扁平而单一；一个是符合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而性格瑕瑜互现的中间人物形象，细腻而丰满。
新人形象小二黑、小芹与艾艾、燕燕相比，亦是《登记》的塑造更富于立体可感性。
同样是为了取得父母的支持，小二黑、小芹倔强、决断，非常富有斗争精神；艾艾、燕燕则和风细雨得多，既有抗争性又有人情味。
4．《三里湾》
《三里湾》取材于1951年太行山区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验地区，1952年作者亲自参加了那里的并社、扩社工作。
它是赵树理1953年冬至1955年春创作的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1955年1=4月号连载。
曾被改编为电影《花好月圆》以及话剧、评剧等剧种。
小说“从旗杆院说起”，讲述了1952年9月一个月里发生在三里湾这个老解放区里围绕着扩社、开渠两件事而展开的合作化运动。
作品着重突出了两个家庭的鲜明对比：
一是王金生的民主和睦的模范家庭，一是马多寿的保守落后的封建家庭，其中，又重点描写了村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中农马多寿的四儿子马有翼、村长范登高的女儿范灵芝三个年轻人的爱情婚姻变化等，其间还穿插了何科长巡查工作，党内对多留自留地的党员袁天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村长范登高的斗争，马家大院家庭生活的分裂，最后是皆大欢喜：
年轻人花好月圆，扩社开渠圆满成功。
这里节选其中的两节。
第18节“有没有面”，由马家婆媳的是非之争引起分家之乱，表现了作者善于从家庭人伦关系变化的角度揭示农村社会变革的特点。
小说的叙述焦点是“问题——家庭”，从“问题”切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广阔社会生活，通过家庭主要是四个家庭的矛盾以及三组爱情婚姻的变化，体现了农村的新与变，让农村社会变革落到实处。
第30节“变糊涂为光荣”，通过落后人物被裹胁入社的过程也使我们看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深刻触动，预示了改造农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揭示了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接受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艰难历程。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学员并未读过《三里湾》，在做作业时经常照搬教材的观点，在比较同类作品时有时出现言之无物或张冠李戴的现象，如梁三老汉、亭面糊、糊涂涂都是老一代农民的代表，却是不同作家的三部作品中的人物；在同一作品举例时说错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能不够、一阵风等人的复杂关系等。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得理解教材关于《三里湾》的大段评述，在这里从34个章节里挑选出其中比较精彩和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章节，以引起阅读其全文或深入思考的兴趣。
《三里湾》是一部先引起巨大轰动、获得高度赞扬，后又受到种种批评的重要作品，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与其他同类题材相比，赵树理坚持的是乡土社会立场，柳青、周立波坚持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立场。
三位作家用各自不同的文学叙述解释了乡土社会的现代变迁，艺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与《创业史》、《山乡巨变》不同的是《三里湾》较少受当时流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更多地站在乡土社会的自身的生活秩序内部来考察农村的情况，叙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变化与发展。
《创业史》反复申述的一条真理，即梁生宝的一句口头禅：
“有党的领导，咱怕啥？
”而本色创作的赵树理笔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是依靠乡土社会的自身力量来完成的。
写完《三里湾》之后的赵树理实际上已经陷入写作的困境，作品数量越来越少，受到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赵树理是我国当代第一位明确坚持乡土社会立场、坚持真实言说的文学作家。
从李家庄的龙王庙到三理湾的旗杆院，赵树理用他一贯坚持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样式为我们解释了20世纪乡土社会的现代变迁，并思考了传统崩塌之后乡村生活秩序重构的问题。
在《三里湾》中已经没有了铁琐式的阶级仇和民族恨，即使是对扩社开渠百般阻挠的马多寿，作者也未把他写成十足的坏人，而只是作出辛辣的善意的嘲讽。
赵树理的写作内容与写作方式在解放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在解放后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的共生和对抗关系，无疑是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艺术经验。
[返回]（执笔北京电大副教授王宁宁）
二、“样板戏”三部
5．《红灯记》
《红灯记》最早的戏剧演出出现在沪剧舞台上,改编自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由凌大可、夏剑青改，1962年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京举行，中国京剧院和哈尔滨京剧院同时选取了这一题材进行移植，后者仍延用原名，由梁一鸣、赵鸣华、云燕铭主演；前者则更名为《红灯记》，剧本由阿甲、翁偶虹据沪剧改编，李少春、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主演，“文革”中被确定为八部革命样板戏之一，钱浩梁（浩亮）替代李少春成为该剧主演，其余角色的饰演者保持原班人马。
剧情讲述日本统治下的东北，铁路工人李玉和作为地下交通员，以红灯为信号和标志来接应战友并传递情报。
不料，王连举卖友求荣、叛变革命，导致李玉和被捕，李玉和的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也先后入狱。
最后，李玉和及李奶奶英勇牺牲，李铁梅继承遗志前赴后继，把密电码送交游击队。
“赴宴斗鸠山”是样板戏的一个经典段落，它很好地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于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深刻理解，体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政治特点”，惟其如此，在这场戏中，“戏剧冲突”就变成了“政治冲突”。
那么，究竟该怎样理解戏剧中的“政治冲突”艺术内涵呢？
从这场戏中，我们可发现，这种冲突有三个层次的“政治含义”：
一是“政治斗争”是戏剧的永恒主题，这是一种“革命斗争的绝对化”艺术表现手法，它简单地将戏剧冲突理解为“革命集团”和“反动集团”两大集团的利益冲突。
其中，前者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正义的化身；而后者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是罪恶的渊薮。
二是“政治人物”是戏剧的永恒形象，这是一种“人物形象的绝对化”艺术表现手法，它片面性地将戏剧人物塑造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种形象类型。
其中前者形象光辉，频频出台亮相；而后者行为永远卑琐，走不到舞台中央。
一般来说，样板戏中，没有“圆形人物”或“中间人物”立足之地。
三是“政治话语”是戏剧的永恒语言，这是一种“台词对白的绝对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它将人物戏剧台词简单地界定“英雄语言”和“坏蛋语言”两种类型。
其中前者与其“高、大、全”式的美好形象非常相合，显示出机智勇敢、意志坚定的浪漫主义气质，台词充满阳刚之气，激越高亢、雄壮优美、掷地有声；而后者却总是与其“低、小、丑”式的可恶形象完全相宜，台词显示出阴阳怪气、粗野放肆、愚蠢奸诈的唱腔特点。
6．《沙家浜》
《沙家浜》取材于崔佐夫的“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
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集体将其改编为沪剧剧本，取名《碧水红旗》，执笔文牧。
1960年正式公演时又改名为《芦荡火种》。
1963年初冬，正醉心于“京剧革命”的江青看中了沪剧《芦荡火种》，便“推荐”给北京京剧团，令将其改编成京剧。
北京京剧团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等负责剧本改编，根据原剧突出“地下工作”的主题，剧名亦改为《地下联络员》，由文化部和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进行京剧的改编和排演。
1964年6月，在全国的京剧现代戏观察大会上参加会演，并依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名《沙家浜》。
沪剧《芦荡火种》说的是1939年阳澄湖畔沙家浜地区的中共地下联络员、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机智巧妙地掩护郭建光等十八个新四军伤病员的故事，正面表现的是“地下工作”，剧中的头号人物是阿庆嫂，改编为京剧后主角变成了新四军排长郭建光，但阿庆嫂与胡传魁和刁德一的斗智斗勇仍然是全剧中最精彩的片断。
“智斗”是《沙家浜》的精华所在。
但是，在这场戏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主题先行论”的痕迹，能够透视到中国20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
作为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戏剧段落，这场戏集中表现了“两条战线、两种形式、三个层次、三个方面”的“政治斗争”。
具体说，就是“武装斗争”与“地下斗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文本内显性的“戏剧斗争”与文本外隐性的“社会斗争”这“两种形式”的“政治斗争”，“阿庆嫂与胡传魁、刁德一”、“江青与彭真”、“毛泽东与刘少奇”三个层面的“政治斗争”，“形象人物”、“演艺人物”、“政治人物”三个方面人物的“政治斗争”。
所有的斗争，都显示出斗智斗勇的“政治斗争”特质，都使这场戏显示出神秘诡异的政治色彩。
7．《智取威虎山》
《智取威虎山》取材于曲波的同名小说《林海雪原》。
1946年冬，东北人民解放军某团参谋长少剑波，奉命率领一支武装小分队深人林海雪原剿匪。
为消灭盘踞在威虎山的土匪座山雕，少剑波决定采纳侦察排长杨子荣的建议，由杨子荣化装成奶头山匪首许大马棒的副官胡彪，献上从土匪一撮毛手中缴获的“地下先遣军”的组织联络图——“先遣图”，打人威虎山，实现里应外合消灭座山雕的计划。
杨子荣上山后，狡猾的座山雕多次进行试探，他机智应付，通过了多次考察，终于取得了座山雕的信任，被封为上校团副。
除夕之夜，杨子荣利用给座山雕庆贺六十大寿之机，在威虎厅大摆百鸡宴，以配合小分队实现歼敌计划。
不料被小分队俘虏的奶头山土匪小炉匠栾平逃脱后突然来到威虎山，杨子荣以其大智大勇，采用先发制人的方法，控制了栾平，消除了座山雕和“八大金刚”对他的怀疑，并利用栾平不敢道出曾被解放军俘虏的真情，步步紧逼，最后枪毙了作恶多端的栾平。
少剑波率小分队和民兵及时赶到威虎山，全歼喝得烂醉如泥的土匪，活捉了座山雕。
《智取威虎山》重在“智”，但“智”的源泉在那里？
在人民。
一般来说，人们更关注“智斗栾平”一场戏，因为，其中将“智”（人民的力量）和“斗”（冲突）发挥到极致。
我们选“发动群众”一场戏，旨在说明，即使这么一场原本很平淡的戏，样板戏也处理得很有特色。
将人民武装的“人民性”和“武装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执笔陕西电大副教授张亚斌）[返回]
三、“朦胧诗”十八首
8．《履历》
北岛的《履历》是一首以诗歌的形式出现的带有荒诞色彩的，一个孤独的觉醒者的“自传”，诗人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对那个荒谬的的世界进行审视和嘲弄，表现了理性的怀疑主义精神。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
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
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北岛的《履历》集中体现了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悲愤和沉思。
他的创作不但使《今天》成为新诗潮的运动的核心园地，而且也奠定了他在新诗潮的领袖地位。
那“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形象，颇有几分荒诞色彩。
但确是一个孤独的觉醒者形象。
因为在这颠倒了的世界上，惟有倒挂在树上，才能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理性观照。
我们从诗歌感受更深的，乃是那个被颠倒了的时代以及荒诞的世界本身。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
9．《回答》
北岛的《回答》作于1976年清明前后，初刊于《今天》创刊号（1978年12月23日），后作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载于《诗刊》1979年第3期。
《回答》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已逝的一个历史时代彻底告别的“宣言书”。
北岛是带着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强烈的否定倾向进入诗坛的。
他在小说《波动》里曾借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
“我喜欢诗，过去喜欢它美丽的一面，现在却喜欢它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一面。
”诗人已经从顶礼膜拜、盲从苟合、随波逐流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他以怀疑、指控的态势切入与之格格不入的现实，表现他对生活的决绝的批判、否定和毫不妥协的反抗。
他的诗集中地表现了一代人所特有的悲愤和沉思。
《回答》是北岛最著名的诗作。
这首诗对那个变异社会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诗人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对民族生存的忧患，面对黑暗和荒谬，以挑战者的身份发出“我不相信”的回答，与此同时，在挑战和摧毁现存世界的声音背后，诗人从历史和未来之中捕捉到希望和“转机”，《回答》一诗显示了北岛深沉、冷峻和凝重的艺术风格和较强的现代主义特征。
10．《一切》
《一切》发表于《今天》杂志第3期（1978），后收入《北岛诗选》。
《一切》以极为沉痛和警策的声音宣谕了一代人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和精神信仰的危机。
由不相信到怀疑这“一切”，一股彻底的怀疑主义气息弥漫开来。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青年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及其危机，甚至不亚于艾略特时代的西方青年。
北岛的这首诗表达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和主体性意识。
当时，以“一切”为题的诗不止一篇，而北岛的这一篇是最有代表性的。
11．《古寺》
《古寺》发表于《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后收入《北岛诗选》。
这首诗采取整体象征和意象叠加的手法，表达出严峻的历史批判意识。
凝聚在“古寺”这一整体意象中的是对陈旧、封闭的封建状态的否定情感。
“古寺”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意识的缩影。
这首诗与北岛的《回答》相似，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审视所得到的结论和所表达的期待是相同的。
北岛的诗有较强的现代主义特征，在这首诗中，用隐喻、象征、暗示等，创造了冷色调的意象符号，表达诗人的理性思考。
北岛用思想消解了情感和情绪，思想又借助那些阴冷的形象而产生感染与震撼作用，使诗歌充满了质感和力度。
12．《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写于1977年，先刊于《今天》，后发表于《诗刊》1979年7月号，获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奖。
十年文革浩劫，给祖国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舒婷也历经坎坷，她以与祖国共命运的情感，大胆地将自己内在的情感与外在客观物象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系列感性和理性交融的鲜活意象并通过他们的递进组合，把祖国和个人之间的血肉联系艺术地揭示出来，不仅表达了祖国从苦难到新生的发展历程，而且表达了有着迷惘到深思到沸腾的特殊情感历程的一到人的呼声。
“歌唱祖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从《诗经》发韧、《楚辞》登程，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的爱国诗人。
他们在诗中抒发的爱国之情总是和忧虑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的。
从这一点来说，《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
舒婷从关心个体价值出发，上升到对他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可见她的这种历史感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若干意向的组合中，将“我”作为包含既有现实深度又有历史深度的个体，这种自我历史化的过程，远远超越了仅仅强调个人自我完善的人性孤独。
同时在诗歌艺术上，也可见到她从感情直接倾泻到重视运用诗歌意象来表现激荡奔流的情感。
13．《这也是一切》
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写于1977年，是为应答北岛的《一切》而作的赠答诗。
北岛的在《一切》中凸现了虚无、毁灭、破碎的荒原景象，舒婷《这也是一切》则希望在这片荒原上耸立起一座未来希望的高峰，让四周的原野和群山都聚拢而来。
从《一切》和《这也是一切》这两首诗歌中，可见朦胧诗潮中北岛、舒婷这两员主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倾向。
北岛是一个孤独、激愤的时代觉醒者，在《一切》中，他以怀疑和指控的态势切入格格不如的现实，表现了他对十年文革浩劫的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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