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风华绝代钱钟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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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风华绝代钱钟书
读《伊索寓言》——风华绝代钱钟书
独来独往在人生的舞台
他的神秘一如他的风采
现代青年来说,钱钟书无疑是一个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的人物。
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澹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
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
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
简直把他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一些人不远万里,从港台、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唯恐不及。
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
”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风趣若是。
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见他。
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借故以病推托支开,甚至是毫不客气地拒绝。
记者们偶尔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作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绝不谈自己,更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创作情况,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空手而返,很难有什么收获。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
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
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藉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
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钱钟书就是钱钟书。
二
钱钟书,宇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无锡。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至1938年在欧洲留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围城》;翌年出版《谈艺录》。
解放前主要在几所高校教书。
解放后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
当年他的“奇书”《围城》出版后虽然十分畅销,洛阳纸贵,但却颇有争议,毁誉不一。
他不愿趋时不求闻达。
因此,在国内,自解放之后至“文革”以前,他并不为人所熟知。
而且可以说坐尽冷板凳,默默无闻。
1979年,他的煌煌巨著《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洋洋四大册的著作极大地震动了学术界。
1980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更为畅销不衰,多次印刷,累计已达百万册,甚至屡屡被盗印。
之后,《谈艺录》、《七缀集》的出现,使钱钟书更加大放异彩。
他虽未必“著作等身”,但所作却字字珠玑,为读者赏爱、叫绝。
于是,不少青年惊奇地“发现”了钱钟书,其惊喜程度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如果说《围城》使人们喜爱钱钟书的话,那么《谈艺录》、《管锥编》则更使人们在他面前倾倒了。
三
人们惊呼,钱钟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物,是个天才!
他的确是一个天才。
钱钟书的天才首先表现在他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说起他的记忆力之惊人,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已去世多年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恐伯还没有第二人能和他相比。
国外的学者说钱钟书具有“照相机式”的记亿力,一点也不夸张。
在进入小学读书识字之前,钱钟书已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七侠五义》、《说唐》等古代小说。
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任人从书中随便抽出一段来考他,他都能不假思索、流畅无碍地背出来,连书中好汉所使兵器的斤两都背得出来。
吴忠匡在《记钱钟书先生》一文中说,钱钟书在蓝田的国立师院任教时,图书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他都浏览过,但见他看过的文集,仅明清别集就有千种之多,这些别集,不管是大家、名家,还是二、三流的小家,别人随便拿一部来考问他,十之八九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其内容,有的甚至一字不差。
别人不敢相信,屡次考他,他也竟屡试不爽。
而且,他的记忆力似乎也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衰减,几十年前读过的书,仍然如昨日刚看过一样记忆犹新。
1979年,将近七旬的钱钟书在美国访问,再次证实他的记忆奇才。
费景汉说钱钟书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
夏志清说,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觑。
至于水晶的记述就更有意思了。
他说“......谁知白之教授刚引到这里,钱先生立即像《红与黑》小说的男主角于连背诵拉丁文圣经一样,将下文‘不比寻常穿篱挖壁---’咿咿呀呀背诵了起来,这种惊人的记忆力,只能借用《围城》里形容孙柔嘉的句子,差可比拟听者的惊讶:
‘惊奇的眼睛(此地应改成嘴巴)张得像吉沃吐画的O一样圆’。
”
钱钟书另一个非凡之处是他的博学。
他的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
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
钱钟书的古文造诣之高,当今恐伯无人企及。
只要看一看《谈艺录》、《管锥编》即令人叹为观止。
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靡不贯通,尤以集部为最精。
他的文言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不论散文骈文,诗词曲赋,还是小说戏曲,俚语谣谚,他全能招之即来,奔凑笔端,遣词造句,隶事用典,简直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如果把他的每一句话细细注解,用“无一字无来历”来形容,最为恰当。
而这些“来历”囊括四部,其数目难以统计,他的古文造诣早为陈衍、徐森玉、胡先肃诸前辈学者称道。
而其《围城》、《宋诗选注》等却是地地道道的白话文。
他笔下的白话文,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西洋味、古董气与学究气,挥洒自如而又耐人寻味。
尤其是《围城》,几乎成为幽默文学语言的范本。
除此之外,钱钟书还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
对于一个曾经在牛津留学的文科学生来说,通晓这些相关语言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做到纯正得没有一点母语腔调,对所有这些语言文学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钱钟书是我国英语界公认的权威,当年曾任《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参加翻译定稿《毛泽东诗词》。
钱钟书在美国讲学,仅凭其操英语的口才,即令四座吃惊,一位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工作多年的美国学者说,他在美国长这么大,生平从未听过像这样漂亮的英语,算来算去只有哈佛的一位语言学教授的英语水平差堪同钱相媲婉美。
再如,他在留学时学习过意大利语,但却从未到过意大利,1978年他首次到意大利出席第二十六届欧洲汉学会,即用意大利语作即兴式的发言。
他的意大利语言咬音之准,味道之纯,不输其英、法、德语水平。
在报告中他还随意援引意大利文学,所涉及的许多陌生作家的作品,他皆能用意大利语娴熟地背诵出原文,引起了意大利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好奇。
钱钟书渊博的学问,一方面是他的天才的表现,良好的天赋使他能很快地掌握运用这些语言;另一方面是靠他的用功与勤奋。
他周岁“抓周”时,抓到了书,取名为“钟书”。
也许是天意吧,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
他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读书上,上课时也是手不释卷地看自己喜爱的书。
他看书有个特点,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警句来或批几个字,据传清华藏书中画线的部分大多出自他的手笔。
他的博学,使他不是老师的学生,而成了老师的“顾问”。
吴密教授就曾推荐他临时代替教授上课,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他全都读过。
钱钟书还有读字典的兴趣,而且深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挨着字母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时读得开怀大生。
他除了良好的记忆力外,还做别人看不懂的辅助性的笔记,每读一书,他都要做读书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供自已写作时连类征引。
这样年复一年,日积月累,读遍天下书,可以想见该有多少读书笔记了。
据杨绛说,她在1973年为钱钟书整理读书笔记时,即有整整五大麻袋之多,堆在屋里高高的如一座小山,每一本笔记上都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中文、外文,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五大麻袋笔记的内容该有多少!
打开《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博学,这些著作纵贯古今,沟通中外,包括数种语言,数以万计的作家、作品,也就是说其数量与中国主要古书总汇《四库全书总目》约略相近。
其实,这些只是就已经出版的内容而言的,《管锥编》续集至少还有论五种古籍(据郑朝宗透露:
实际上不止五种,很可能还有十种古籍)没有出版,还有作者早已著成,迟迟不愿公之于世的几部专著。
钱钟书的博学我们不敢妄测,也无从妄测。
四
钱钟书是“钟情于书”的大学者,但绝不是钻故纸堆的酸腐“学究”。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
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
俞平伯与钱钟书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
《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
如: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
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
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巳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短篇小说《猫》中写道:
“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
”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
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
“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
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密,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
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
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
“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
“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
”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创,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指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而复可亲。
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
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煌煌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并不满意,并不引以自豪自傲。
他说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
他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尤其是愈到晚年,立论愈谨严、愈认真;成果愈大,他愈谦虚,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的精神和品格,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钱钟书以自己的努力和成就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学者。
《围城》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种不同的译文版本在各国出版。
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不无过誉地说: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的话,只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
”
在国内,钱钟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厦门大学教授郑朝宗首倡“钱学”,从1979年开始介绍钱著,并招收了专门研究《管锥编》的硕士生,主编《<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1986年,舒展写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1987年,一部分“拜钱同仁”便酝酿要出版一种旨在推动钱钟书研究的纯学术性刊物,此举得到原文化部部长王蒙的支持。
1989年《钱钟书研究》创刊,1990年又出版第二辑,与此同时,全国各类学术刊物也纷纷发表研究文章,这样,一门新的学科——“钱学”便正式形成,而且蔚为大观了。
1990年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钱钟书与《围城》更成为热门话题,钱钟书开始成为如日中天的大学者和青年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
面对着热闹非凡的“钱学”,钱钟书没有欣然陶醉,也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保持相当的冷静与理智,他始终沉默不言。
对他来说,名与利皆等之浮云。
钱钟书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博学鸿儒。
也是一位踏踏实实的中国作家、学者,他不务虚名,落落自甘,澹泊自守,宠辱不惊,虚怀若谷,他没有叱咤风云的权势,也没有惊险神奇的经历,甚至没有“大师”、“权威”的气势与派头,有的只是“叫驴拉磨”般的读书精神、学问修养。
从这一点讲,钱钟书是极平凡的,但钱钟书又是极不平凡的,不平凡的是他的学问与成就,更不平凡的是他甘饴寂寞、澹泊自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