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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收费谁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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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高等教育收费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争议性问题。

由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实施特别是全面扩招以来引发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和不满呼声，许多人开始对高等教育收费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提出质疑。

然而,基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和收益，受教育者应缴纳学费。

作为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服务，其学费不是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而是高等教育服务的成本分担，分别由政府以及学生承担。

本文分析了高等教育市场和政府干预高等教育市场手段及其影响，对学费分配方案进行了探究，为促进高等教育市场资源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高等教育收费、教育公平、教育市场、政府干预

“大学学费要提高”，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期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如是说。

这一言论把公众的焦点又引到了学费的问题上。

近年来,高校的学费持续飙升,使人民群众感觉负担很重。

若以我国高校目前所收学费的平均水平4900元为衡量标准,可得出农村61.22%、城镇16.01%的家庭没有能力提供孩子读大学的费用,即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1]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无法和只能部分支付上大学学费。

根据社会最近一项调查显示,90%的家庭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60%的家庭表示为孩子上学举贷也在所不惜。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制度已推行十余年,其积极意义与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但随着学费逐年地快速增长,平均实际学费（即按消费价格指数综合计算的学费）从1995年的731元上升到2009年的4398元。

[2]学费制度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即学费标准的确定目前仍然是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问题,仍缺乏科学的依据。

自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基本建立特别是全面扩招以来，社会各界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推行收费制度初期，赞成的声音占了主流地位，不少学者文人著书立说，论证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益处。

但随着学费的逐年提升，高校贫困生群体的凸现，反对声浪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人转向谨慎的态度（也即是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高等教育收费，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的）。

高等教育收费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浮上台面，对高校学费标准的确定问题的争议越演越烈，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中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张,至今已经10年。

期间,我国的高等教育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在扩张,至2008年秋季入学,我国高校入学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599万人,学生人数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已达23%。

这么大规模的教育需要很高的投入。

[3]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国家财政拨款是我国高等教育来源的主要渠道。

也是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稳步发展的主要动力。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和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陆续实行了收费制度、校办产业面向经济主战场实行服务收人等改革,基本上形成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融资渠道并存的高等教育筹资体制。

但是，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低一直被世人所诟病，教育高收费公众早已怨声四起。

虽说，高等教育主要个人受益，但有其作为教育的公共性质。

政府也要为大学成本埋单。

针对这点，教育部早就规定，高校收取的学费最高不得超出生均培养成本的25%，但实际执行的情况却远远超出规定。

现行我国大学学费占生均培养成本35%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只占10%上下。

[4]可见，我国民众负担大学成本远比国外民众重。

换言之，政府并没有承担应有的份额。

而近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生均国家投入和社会投入已经连续几年削减”。

反观今年，国家税收及财政性收入增长迅速，上涨大学学费，在增加民众的负担，将政府本应承担的责任转移到民众身上，显得不合时宜。

而这对纳税人，对民众，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不公平，也毫无裨益。

所以，真正的关键是，高等教育市场到底应该如何运行，以满足人民、政府等各方面的需要；高等教育所产生的费用与应进行的投入究竟该按照怎样的比例来分担？

对“政府定价”和“市场定价”两种认识的事实究竟是如何？

两种认识何种是正确的？

——这才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和13亿人教育问题的大事。

市场如何决定学费及市场缺陷

一、高等教育的性质

对于纯粹的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的产品），若想排除其他人从中受益,往往会因为排除成本过于高昂从而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

而高等教育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而是准公共品。

一方面，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在既定的高等教育机会下，一个人受了高等教育就减少了他人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或者说，在既定的高等教育投入下，增加一个人高等教育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正。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高等教育消费的非整体性，使其消费在技术上易于分割（如招生指标确定，考试筛选，交纳学费），可将一部分人排除在高等教育消费之外。

但是排除社会成本过高，因为高等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受益，而且有巨大的正的外部效益，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可使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大大增进等等。

因此高等教育既不是在消费上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在消费上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成分，属于准公共产品。

[5]

二、学费在高等教育市场中的角色

实际上，学费是高等教育服务排他手段之一,即价格排他手段，也是高等教育最主要的排他手段。

既然学费作为价格排他手段,那么,从理论上说,只有支付一定数额学费的学生,才能享受到高等教育服务。

这是因为,学生每听完一堂课,会或多或少地获得一定的知识,而他（她）应当为这种知识、技能的获得支付相应的费用,其在数值上等于年缴纳的学费除以学年总课时数。

可见,学费是受教育者（学生）接受教育服务的一种等价支出,即从消费角度看,学费体现的是学生与学校之间就高等教育服务交易的价格。

三、高等教育市场模型分析

首先我们假设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一般性的商品。

那么，我们可以先构造一个市场模型，根据需求理论和供给理论，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即需求数量是随着学费即价格的增长而减少的，如D1所示；相反，学校愿意录取的学生数量即供给数量是随着学费即价格的增长而增加的，如S1所示。

，这样，供给曲线S1和需求曲线D1就交于平衡点E1。

近年来各高校普遍添置、改进教学设备，师资队伍不断扩大，上述种种现象引起了教学成本的不断攀升，从而使高等教育的供给曲线由S1移向S2，此时S2与D1交汇于新的均衡点E3。

这样一来学费上升，而学生数量应该是减少了。

可是为什么如今大学生数量却大幅增加了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起开始扩大招生，大学毛入学率年年攀升,从1998年的9.8%上升到2002年的15%,进入了国际,2006年又进一步增至22％。

［6］另一方面是因为高中毕业生越来越意识到上大学的重要性。

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增加了，从而使得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由D1移向D2，形成了新的均衡点E2。

此时，学费提升了，学生的数量也增加了。

四、高等教育市场的缺陷

高等教育市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能够达到供求平衡。

然而实际上高等教育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前提是教育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价格又等于平均成本,在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时,教育供求便达到充分均衡。

换言之,在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高等教育生产者为使成本最小且投资效益最大,形成一系列价格,这些价格反映了高等教育供给者的生产成本，即供给价格。

消费者为了得到教育商品和劳务而准备付出的牺牲为需求价格。

当教育供求价格相等时,可以形成完全竞争的市场。

事实上,高等教育产品价格相当复杂。

对高等教育供给者来说,供给价格由成本多寡决定，而教育市场供求价格并不能得到在现实的市场中得到真实反映,具有不确定性,无法作为一种市场信号来调节供求关系,达到竞争均衡。

对需求者来说,需求价格除了直接成本外还包括机会成本。

由于教育劳动的特殊性,教育的对象是人,当个人在法定离校年龄后仍继续接受教育,那么他就必须放弃工作收入,这种收入理应包含进教育成本之中。

现实中这部分成本却不可能精确计量,只能间接地通过与其他就业者的收入差异来粗略衡量。

另外高等教育的需求价格还受到高等教育消费者个人家庭的经济状况的差异、教育需求的连续性和教育收益的积累性等因素的影响。

如果完全由价格自由调节供求的话,而需求价格总是低于供给价格,这样高等教育供求就难以达到均衡。

高等教育需求行为决策总是在比较成本和收益得失中做出决定,各种教育的收益率并不相同,同一种教育对于不同的需求者也有差异,高等教育收益率若不反映经济发展条件,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会不利。

因此,完全靠竞争市场机制来调节高等教育运行,势必出现教育供给膨胀和教育需求不足的资源配置失调局面。

所以,高等教育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单纯的市场调节无法完成高等教育的运行,即出现“市场失灵”。

在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这个术语来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

[7]

如果单靠市场作用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兼顾公平。

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差,不能为其子女提供受高等教育的费用,那么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卖给最高的出价者，而不是在各阶层中进行平均分配。

如果仅根据购买力分配高等教育,必将扼杀有潜能的低收入者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便成为再生产社会不公平的工具。

经济学中分配和再分配的观点给机会均等以很好的解释,如果为了获得更多收入则必须接受更多教育,如果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那么向穷人子女提供教育是使未来收入分配变得公平的方式之一。

因为,高等教育程度与收入是呈正比的,按照经济学收入分配曲线的结论得知,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而且持久。

高等教育市场的另外一个缺陷就是——它忽略了高等教育带来的正外部效益。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过“人的经验、知识、能力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而学习一种知识或能力要花费一笔费用，这种费用不仅可以得到偿还，还可以取得利润。

”[8]这告诉我们教育是一项具有长远收益的学习过程。

而现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收益已不再局限于个人，教育同样也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收益即外部效应。

其中，外部效应最明显的就是当前日益壮大的高等教育。

其外部受益者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社会），用人单位（企业）等。

比如说对国家而言，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国民数量的不断增加，整个国民素质会随之大大提高，从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再比如说用人单位，通过更多地聘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赚取高额利润，使单位的效益得到持续不断的提高。

而且，从整体上来说，国家和用人单位这些外部的间接受益者比受教育者个人实际得到的收益更多。

依照市场调节价格的原理，学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供给者，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需求者，而市场只对学生做出了收费要求，忽略了对社会这一庞大的受益群体追加成本。

通常一般商品的价格都包括全部的成本因素，然而高等教育学费并不等于高等教育的全部显性成本，而只占成本的一小部分。

高等教育学费之所以低于高等教育的实际成本，是因为高等教育具有正外部性。

而单纯的市场调控却把这一点忽略了。

市场按照纯粹的私人物品来供给高等教育，造成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的损失。

[9]

在市场不能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情况下，人们便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和不足。

根据经济学十大原理中的原理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10]政府干预高等教育市场的必要性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政府如何干预学费

一、政府干预的含义

从广义上讲，政府干预被称为国家干预；从权力运行方式角度看，可称为行政干预、政府职能或政府管理职能；从干预的程度上讲，可称为政府调节、政府调控、政府规制、政府统制和政府管制等；从组织行为学意义的角度讲，又可称为政府行为。

本文中所指的政府干预，区别于国家立法、司法机关的国家行政机关，专指狭义的政府，是指它不直接以一个竞争者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而是以教育管理者的身份，采取间接方式，对高等教育中的相关环节进行调节和控制，以使高等教育的运行和发展符合政府预定的目标。

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