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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
《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
《左传》开创了“言事相兼”的叙事文体体式，第一次将上古叙事文体的粗线条记事加以细化，完整地记载一个史实、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从而使《左传》具备了叙事文体的各种要素。
《左传》的这些现象，以前的学者已给予了充分注意；但对《左传》为何要将事件细化加以记述，为何能突破古史言、事分离的传统，却少有阐述。
本文将从“礼”入手，对《左传》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左传》的礼学历史观
早期中国的史官与巫一体，职掌主要为卜筮祭祀，大概也有记事的职责。
陈家梦《史字新释》说：
“余初以卜辞及周文献，皆称祭祀为有事，而卜辞‘大史’、‘史’、‘御史’所掌者皆祭祀。
”①可知商代卜辞中的史职为礼官。
根据《周礼?
大史》和《周?
├瘛お?
小史》对他们的职掌明确的记载看，周代的史官亦是礼官，《礼记?
王制》说“大史典礼”，当是不假。
故可以肯定《左传》的作者同时具有史官和礼官的身份。
说春秋礼崩乐坏，那是相对于严格的西周礼乐而言。
从《左传》、《国语》和对春秋时代的其它历史记载看，礼依然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时人探讨国家、家族和个人的成败，都多以礼为出发点。
如《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
“礼，国之干也。
……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襄公三十年载子皮之言：
“礼，国之干也。
”昭公七年载孟僖子之言：
“礼，人之干也。
无礼，无以立。
”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大叔之言：
“先大夫子产曰：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言：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
”成公十三年载孟献子言：
“礼，身之干也。
”可知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礼为国家兴衰的根本，国家按礼行政就会兴盛，无礼则会败亡；礼在人们的观念中仍普遍地占有支配地位。
任何史学家的历史观和反映的历史都是时代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史家历史观形成的温床。
《左传》的作者既为礼家，生活于春秋战国之交，自然也就不免以礼去考察春秋各国的成败。
尽管有不少人说《左传》“废君臣之义”，但从《左传》“君子曰”那些作者的议论中，可以发现作者对礼的执著。
在《左传》的作者看来，礼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
国家的兴衰，社会的秩序，家族的传承，都由领导阶层能否按礼行事决定着，行之则兴，违之则败。
这一观念，在《左传》中一再被演绎。
如襄公二年君子曰：
“礼无所逆。
”并引《诗》中的“为酒为醴，?
A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来说明事事守礼，便能得福多多。
襄公四年又有君子引《志》来强调违礼必然带来灾祸，说“多行无礼，必自及也”。
程水金认为，《左传》的作者将礼作为“君、臣、民三者之间权益与义务均衡关系的调节系统”②，是很有见地的。
《左传》的礼学历史观，体现在它对整个春秋历史的记叙中，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一）家国兴衰由礼。
史家取舍题材，多从自己的历史观出发。
对照作者的思想观念可以看出，《左传》对他人话语的反复引说，正表现出作者对他人观念的肯定。
前文所引《左传》对内史过、子皮、孟僖子、子大叔、晏子、孟献子有关礼为立国与立身根本的话语，已可看出《左传》以礼为历史的中心视点。
而《左传》所记各国具体的历史事件中，作者的这一历史观也贯穿始终。
如庄公十年载齐国灭谭，作者总结其原因说：
“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
”故齐师灭谭，过不在齐，而在“谭无礼”。
记宋昭公之败时，作者将所有的原因也都归于昭公无礼。
文公八年载，宋襄夫人借戴氏之族，杀宋昭公之党，作者认为其根源在昭公对宋襄夫人“不礼”。
文公十六年，“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也因为“昭公无道”而“宋公子鲍礼于国人”:
宋发生饥荒时，公子鲍“竭其粟”借给百姓，对老人“无不馈饴”，并“时加羞珍异”，尽事“国之才人”，极尽全力体恤亲属。
襄公七年,郑僖公被臣下弑杀。
作者记述道，郑僖公作太子时与子罕适晋，对子罕“不礼”；与子丰适楚，对子丰“不礼”；至其即位朝于晋时，又对子驷“不礼”,以至将一再进谏的侍者杀死。
作者通过这些记述，表明郑僖公灭亡的原因在于不以礼行事。
僖公十二年载：
“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
管仲辞曰：
‘臣，贱有司也。
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
陪臣敢辞。
’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
”作者认为管仲有礼，“让不忘其上”，因而“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谭之灭，宋昭公之败，郑僖公之死，管氏之世祀，其全部原因并非有礼、无礼一言可以尽之，但作者都将其归结于当事人无礼或有礼，这正见出作者守礼则兴、违礼则败的历史观。
（二）邦交和恶由礼。
春秋时代，诸侯相争，外交往来成为各国成败的一个极重要因素。
《左传》在记述各国历史的兴衰时，非常注重考察各国外交。
在记叙外交事件时，作者也将礼作为处理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
在隐公三年记载周郑交质后，作者以“君子曰”提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原则：
“明恕而行，要之以礼。
”认为国家之间一切按礼行事，也就不会发生争斗。
作者的这一观念，在《左传》中一再借他人之言表述着。
隐公六年郑伯前往京城朝见周王时，“周王不礼”。
作者记周桓公言于王曰：
“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
D；况不礼焉？
郑不来矣。
”认为即便是天子对于诸侯，也必须以礼相待。
僖公七年，鲁国与齐国盟于甯，商量讨伐郑国。
管仲对齐侯说：
“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
”齐侯于是修礼于诸侯。
郑伯使太子华听命于齐，对齐侯说，违背齐侯命令的是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并表示愿意以郑为内应，攻下三族。
齐侯将许之。
管仲曰：
“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
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
违此二者，奸莫大焉。
”作者以肯定的态度记述这些，体现的正是他以礼作为邦国纽带的思想。
《左传》中触目可见的对所记事件的直接评说，则更加充分表现着作者的这一历史观。
隐公十一年，鲁与齐、郑伐许，许被占领。
郑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复奉其社稷。
作者赞扬道：
“郑庄公于是乎有礼”；“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隐公八年：
“齐人卒平宋、卫于郑。
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
”文公九年：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
`，礼也。
”文公十二年：
“?
J伯卒，?
J人立君。
大子以夫钟与?
J?
来奔，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
”宣公四年：
“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非礼也。
”如此等等，无不是作者的这一思想的表述。
（三）战争胜败由礼。
春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列国争斗多以战争的形式进行，故《左传》记战争的文字不少。
对战争的成败，作者注意到了双方力量的对比、民心的归向、外交手段和战争策略的运用，但也将礼的实践作为战争胜败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如记晋楚城濮之战，作者在僖公二十七年便交待晋选元帅?
S?
e，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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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说礼乐而敦诗书”，并以倒叙的手法交待晋文公回国后采纳子犯的建议，教化国民“知义”、“知信”，“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
表扬晋以礼为政，民知礼义。
记楚帅子玉时，作者特借?
l贾之口，交待子玉“刚而无礼”。
僖公二十八年记战争过程，作者又借子犯再次交待“子玉无礼”，并记晋在先轸的“定人之谓礼。
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的劝说下答应子玉的要求，说明晋师有礼。
当曹、卫与楚断绝关系，子玉怒而追晋师，晋师退，军吏认为这是晋军的耻辱时，又记子犯说：
“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
”示晋有礼。
当晋侯登有莘之虚观师时，又通过晋侯的话，交待晋军将士“少长有礼”。
显然，作者反复交待楚之无礼、晋军有礼，在于告诉人们，礼是战争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其它如记秦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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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作者一开始就借王孙满之口，交待“秦师轻而无礼”，又记先轸言“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将秦败的原因归于秦之“无礼”；郑宋大棘之战，宋师败绩，郑俘获华元、乐吕等二百五十人及甲车四百六十乘。
作者在寻找宋人失败的原因时，也将其归结于“失礼违命”。
政治、外交、战争与家族之间的争斗构成了春秋社会发展的历史，《左传》将其成败都归结到礼这一点，可知礼是作者考察历史的中心视点。
二、《左传》叙事的细化与礼
《左传》为《春秋》之传，但二者不仅历史观不同，而且记事方式也不同：
《春秋》简洁，《左传》繁细。
对《左传》与《春秋》叙事不同的原因，前人有过讨论。
杜预《春秋左传序》认为，原鲁《春秋》有违周礼，孔子“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曲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删原鲁《春秋》而成《春秋》。
似乎原鲁《春秋》文本繁杂，孔子删繁以寄礼法，故有孔子《春秋》之简洁。
《左传》的作者是史官，身份与孔子不同。
史官记事，必“广记而备言之”，“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故《左传》其文繁细。
杜预从《左传》为史的角度来说明《左传》文繁的原因，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没有涉及根本。
《左传》记事的繁细，主要表现为记事注重事情的过程和细节。
而注重事情的本末和细节，关键的原因还在作者的礼学历史观。
因为历史观是史家考察历史的原则和出发点，决定着史家记述历史的角度和方法。
当《左传》的作者将礼作为历史视点时，便会自觉地将礼作为标杆，以礼为参照去反映历史。
《左传》的礼学历史观，决定了《左传》的“以事明礼”。
据说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他认为礼“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③。
故“以事明礼”比空谈礼义更能说明礼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当史家以“事”来为明“礼”服务时，礼也就在史的写作过程中获得了对叙事角度和方式的支配地位。
由于礼借人们的行事（礼仪）而得以表现，故《左传》记事也就自然会在极大的程度上以礼仪为参照；而作者对于礼仪过程的熟悉，也使得他熟练地把礼的礼仪表现形式引入《左传》的叙事。
礼是以细节的过程表现意义的。
礼源于原始宗教礼仪。
在原始宗教中，任何仪式都以一个完整的过程表现着，而这一过程又以众多的礼仪细节连结而成。
由于原始宗教的每一仪式都以表现特定的意义来达到特定的目的，意义与仪式混为一体，目的通过具体仪式而实现，因而，仪式与意义具有严格的对应性。
仪式的一定行为细节过程和物品的形态、数目、位置、色彩、高低等均表现一定的意义；仪式一定的行为细节构成和形态、数目、位置、色彩、高低的改变都会导致其过程的改变，而过程的改变又导致意义的改变。
因而，原始宗教仪式对所用物品、数目、摆放的位置、人的一举一动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
如纳西族祭天，要先念《祭天除秽》等四部经文除秽，然后由专门负责祭天事宜的两人在祭台的左边立天树（一黄栗木），右边立地树（一黄栗木），中间立一胜神之树（柏树）。
三棵树前要放九个“高鲁”（胜神之石），三个为一堆。
天树、地树前各插一根镇鬼的竹刺“勤”，中间的胜神之树前插一杆矛、一根顶灾木，在木石前供上酒饭。
杀猪献牲之前，东巴要端坐不动，前放一浅圆竹筐，内铺青松针，上放一“董鲁”（阳神之后）。
④在这祭天的仪式过程中，每一细节及物品都代表着一定的意义，如果少了任何一个细节或物品的数量等，仪式就不完整，就不能达到祭祀的目的。
因而，行为的细节和过程对原始宗教仪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礼依据西周以前的宗教礼仪而制订。
所谓“周因于殷礼”，主要是指宗教礼仪。
周之三礼中，《仪礼》与《周礼》、《礼记》互为表里。
《礼记》是《周礼》的制度意义的伦理道德阐述，它们共同的意义为《仪礼》的本质，而《仪礼》则是《周礼》和《礼记》意义的行为实现。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首第三写道，郑玄《礼序》云：
“礼也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
然则《周礼》为体，《仪礼》为履。
”所谓“《仪礼》为履”，即《仪礼》是《周礼》在生活中的细节实施。
尽管周礼与原始宗教礼仪有许多区别，但原始宗教一定的仪式与一定的意义的严格对应性却没有丝毫改变。
《论语?
子罕》载孔子言：
“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
”按礼，臣子朝见君主，应先在堂下磕头，升堂后再磕头；如果只在堂上磕一次头，少了在堂下先磕头这一过程，就不合礼，故孔子说“今拜乎上，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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