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蒙凯伦公民教育与道德政治观评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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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蒙凯伦公民教育与道德政治观评析
埃蒙·凯伦“公民教育与道德政治”观评析
埃蒙·凯伦博士（Eamonn Callan,1953--），加拿大籍爱尔兰人，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是近年来西方社会教育界较有影响的年轻教育哲学家，有“世界一流教育哲学家”之誉，其政治思想倾向于现代自由主义流派。
1997年年底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培育公民——政治教育与自由民主》（Creating Citizens-Political Education&n……
本文所介绍的就是凯伦博士在《培育公民——政治教育与自由民主》一书中所阐述的与公民教育密切相关的自由政治、政治道德、多元主义、自由民主、自治和政治教育等理念的新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扼要分析了这些理念形成的基础和社会背景。
一、自由主义与公民教育
自由主义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从19世纪初，西班牙政党首先使用“自由主义”一词以后，“自由主义”开始在欧洲和北美广泛流行，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派别的代名词。
自由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态，如19世纪以前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以贝勒兰山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也称自由至上主义）、30年代罗斯福的“新自由主义”、70年代以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70年代末以来以里根、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等诸种表现形式。
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共性是：
弘扬个人自由的理念，提倡宗教宽容，捍卫思想自由，要求放松经济管制，建立民主政治；强调个人自由、理性至上、限制国家权力等。
从总体上说，自由主义是一般政治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主流的、基础性的意识形态。
20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统称为现代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虽然仍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核心，但是为了适应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理论基础、政治主张，特别是对国家的态度与传统自由主义已迥然不同。
现代自由主义力求把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纠正以往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倾向。
有些自由主义者提出：
“国家应该成为整个道德世界的捍卫者”，“个人应该加强道德特质”。
伦纳德·霍布豪斯提出，任何改革都应当“把一种新精神输入人们的行为，这种精神是对公共的善的情感，是先全体利益后个人利益的意愿，是对人们彼此信赖的确认”。
（霍布豪斯：
《论劳工运动》英文版第4～5页）
20世纪50～70年代是美国推行福利政策的时期，为了阻止可能产生有害后果的行为，国家把社会中的一切行为都视为自己的责任，政府不断扩展干预的领域，试图包揽一切。
因此，一方面出现了政府对一些社会事务干预不当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有些承诺政府兑现不了的问题。
这样就引起了一些民众的愤懑和对抗。
同时，国家行为脱离监督、有法不依、违法侵权的现象也多有发生，严重地威胁着作为民主政体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
从70年代开始，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此伏彼起，震荡着整个美国，并与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沉重地打击了在美国日渐强劲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动摇了人们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信念。
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也受到抨击。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正式出版了《正义论》这部巨著，从美国的现实出发，以抽象思辨的形式发展了传统的契约论，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论，对一个理想社会应当确立的“正义原则”作了逻辑严谨、高度思辨、富有现实针对性的系统阐发，论证了平等自由、公正机会、公平分配、义务职责等一系列问题，坚定地维护了现代自由主义原则，使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93年，罗尔斯的又一力作《政治自由主义》（原文：
Political Liberalism；中译本：
译林出版社，2000年，万俊人译）出版。
在这部著作中，他坚持并修正了他在《正义论》中阐发的正义原则，并从根本上修正了其哲学基础。
罗尔斯认为：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无法调和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而且自由制度本身就强化、鼓励不同质的学说的多元化，并被视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础和永恒状态。
自由民主社会作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如何使自由平等的公民既保有相互冲突、互不相容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又共处于一个稳定而公正的社会中？
这就是罗尔斯给自己设置的难题。
罗尔斯对“秩序良好的社会”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
“秩序良好”不再是社会归依于某种基础性的道德信念，而是共同认可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
现代自由主义对教育观念会产生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罗尔斯作为蜚声世界的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主要代表，被称为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其政治思想理念颇为凯伦博士所关注。
凯伦在《培育公民——政治教育与自由民主》一书中结合《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理念，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政治”观。
凯伦首先概括指出：
关于自由民主的政治辩论大多限于如下一些问题：
追求物质的富足、保护公民的平安、对自由的尊重以及财富的公平分配与个人权利的平等，等等。
关于教育的政治辩论亦是如此。
我们谈论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如何有助于培养更富有创造力的劳动者、减少那些使我们的城市深受其害的暴力和不法行为、满足人们为子女争取不同形式教育的自由、促成更加公正的分配方式等，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一个令人羡慕的、富裕而和平、又具有最好的财富分配方式的社会，是一个多少代人所追求的社会。
我们需要自由民主政体赋予的特别权利——参与政治、自由表达感情、自由从事宗教活动、在法庭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其他由法律赋予的权利。
但是当选举进行时，几乎无人肯于不厌其烦地去行使投票权。
大众媒体忽视政治，因为他们所迎合的消费者并不在意政治。
为权力而激烈竞争的党派受到几乎同一群政治精英的赞助，因此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将一个党派和另一个党派区分开。
言论的自由已沦落到如同一个幽灵，已不再被普遍用来为善行与权利而进行富有远见卓识的辩护。
的确如此，因为人们或者对善与恶的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只将生活的目的看做是个人愿望的满足；或者坚定地固守一个特殊的教条，觉得与见解不同者对话实在是令人反感或毫无意义的事情。
这个世界仍然蕴涵着前一个社会太多的宗教、种族、伦理道德的多元性。
尽管人们尊重彼此的合法权利，但又尽量避免与政见不同者为伍，因为他们彼此视如寇仇。
当跨文化差异的交往不可避免时，人人都试图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从对方那里捞取好处（或者尽可能地置对方于死地）。
自由民主政体在这里似乎处于崩溃的状态，因为曾经使民主政体充满生命力的人所共享的公共道德已荡然无存。
民主政体只是作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禁令体系”或作为敌对群体之间互相妥协的一个“暂时解决办法”而存在。
人们拥护它仅仅因为这种拥护服务于他们的利益。
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个社会实在可怕，因为它无视逼近其公民的糟糕命运。
在这个世界里，某些广泛蔓延且嚣张的不良文化倾向愈演愈烈，具有补偿性的文化资源已经消耗殆尽。
相信自由民主就
是相信自由平等的公民权。
我们需要的是公共政体的发展，这种政体要以在我们理想的基础上能够证实的方式发挥作用。
我们全都赞同自由平等的公民权肯定需要某些社会规则的保障，比如依法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等等。
同时，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也包含着我们想要成为善良的人，以及我们鼓励或教育自己的孩子要成为善良的人等内容。
现在失落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
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人所共享的公共生活方式，它是由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态度、习惯、能力的集合体所组成的。
什么样的生活是真正的生活？
它不仅仅在表面上看是美好的，而且应该表现为人们普遍有一种愿望：
既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看法又倾听对方不同的想法；一种对公民美德的主动承诺，以及在判断如何提高这种美德时所具有的自信与能力；一种对同胞的尊重和对共同命运的认知。
这种尊重与认知超出了种族和宗教的部落局限。
当然，在人们的生活中，种族与宗教所具有的价值也是充满活力的，是不能否定的。
上述这些与心理特征相关的因素组成了“公共道德”的概念。
当我们思考政治活动的真正目的时，有时会忘记一个事实，这就是政治秩序的生命力取决于一种导致特别的理想性格的教育。
自由民主政治应该就是道德政治：
在一个自由民主政体内，培育有道德的公民就是一项必需的事业，在其他任何政体内也同样需要如此。
二、自由政治与道德政治
凯伦指出：
“基本的政治价值需要一种特殊的道德教育。
”这一观点与一些政治保守主义的看法大相径庭，比如说，保守主义主张按照塑造人类精英的某些传统标准去塑造公民，而“自由政治”常常被描绘成缺少特殊的道德理想。
如果我们考察道德政治的具体表现的话，“公共道德”和“基本的自由价值”二者需求之间的不相容性似乎就更加明显了。
罗伯斯比尔（Robespirre）是一个最佳的例子：
罗伯斯比尔的老师们对他的政治教育一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最终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救世主般”的教师，向学生大张旗鼓地灌输道德。
他构想的“革命”本身就是一所学校，惟有在那里道德可以使知识增值。
他津津乐道于“恐怖”与“道德”都是进行自我完善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认为“没有道德，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道德是无能的”。
罗伯斯比尔的例子是政治“左翼”们在思考公民权问题时所犯的一种常见病的典型案例，有人将这种[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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