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癌症中粮集团总经济师 郑弘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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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癌症中粮集团总经济师郑弘波
我与癌症
中粮集团总经济师郑弘波
原文来自《企业忠良》-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1）
2004年5月我第一次奉命赴疆参与重组屯河的谈判；三年以后的5月我在新疆发病，入院后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至今又过去三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问到我同样一个问题：
“你是如何治疗癌症的？
”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这样的说法：
“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或者“你是如何战胜癌症的？
每次回答这个问题，都使我回想一遍这三年的经历，回味一遍求医用药的过程，回顾一遍那些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鼓励。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
这个经历本来就应该有个记录，这些体会本来就应该有个总结，这些回答本来就应该认真的思考和研究。
于是我开始着手写这篇文章，名字就叫《我与癌症》吧。
我相信，我的这些真实的经历，一定会对许许多多患有这样或那样癌症的病人（或者患有疾病的人），在与疾病抗争中有所帮助。
哪怕是一点启示，也算我没白得这个病，没白经历一回，大家也没白关心我一回。
三年时间虽然很短，但在癌症患者看来是挺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在胰腺癌患者中算是很长时间了。
甚至一些早期知道我得病的医生和不经常联系的朋友，后来听别人谈到我时竟惊讶的问道：
他还活着？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虽然不那么讲究，但他那真实的惊讶所包涵的客观性则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是癌症而且是胰腺癌呀！
自从我得病以来，因为病的原因，我认识了不少癌症患者，其中不乏胰腺癌患者。
但不幸的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匆匆离去了。
有的发现仅仅三四个月，有的手术后仅仅两三个月，还有的年仅三十几岁。
这使我想起在我发病初期，刚刚确诊之后，在探讨手术治疗方案的效果时，几个医院的权威医生都说过的对我生命的预测：
“还有三到六个月！
”虽然我的生命大大超过了这个期限，但是许许多多实例告诉人们：
“三到六个月”的说法并不是“天方夜谭”！
否则胰腺癌也不会获得“癌中之王”的称号。
三年时间，并不平静。
发病之初，几度转院，从是否手术到是否化疗，再到如何放疗，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时间；在最后决定选择中医治疗后，病情刚刚稳定下来不久，经过PET-CT检查，发现癌症已经转移了。
并且转移到两个地方：
左侧肾盂水平位置淋巴和左侧锁骨下淋巴。
根据发展状况在综合各种意见之后我果断决定：
先用伽马刀治疗左侧肾盂水平位置淋巴的转移灶，当时已经是6x4cm大小并且伴有疼痛影响睡眠。
幸运的是并不是对人人都有效的伽马刀治疗在我身上效果还不错，转移灶肿瘤迅速缩小，疼痛也消失了。
伽马刀治疗效果刚刚显示出来，人的状况刚有好转，突然发现冠心病，并且很急很重，立即入院手术放置了支架。
稳定之后没有多久，左侧锁骨下淋巴的转移灶又发展起来了，大小约5x5cm，已经挤压锁骨产生疼痛并影响工作和休息了。
于是又采取了伽马刀治疗。
尚未见效之时，已有半年之久的左侧腹部疼痛逐渐加重，严重时已经影响正常起居睡眠。
经过各种检查，至今仍难确诊，现正在治疗中。
三年时间就是这样过来的。
并非大病已好，万事大吉；也非奇迹发生，一劳永逸；更非误诊而已，小病一桩。
三年过去了，我是幸运的。
可能除了幸运之外还有一点必然，那就是比较正确的对待了这个病（包括态度的正确，方法的正确，药物的正确等等）。
正确对待疾病的结果是生命的延续，所以，这些正确的东西一定要保持住。
虽然三年了，可我又是不满足的（几乎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生命期限没有满足的时候）。
而要想延长生命就必须继续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对待疾病。
因此，总结和研究如何对待癌症，就成为我的一项重要任务。
记录特殊的经历，回答大家的问题，总结治疗的经验，述说自己的体会。
这些就是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原因或目的。
得病以来，我先后住过的医院有：
新疆军区总医院，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解放军第411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等。
先后接触的医学专家包括：
中西医胰腺癌专家，内外科胰腺疾病专家，糖尿病专家，冠心病专家等。
他们为了治好我的病，有的专家耐心听取病情介绍，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有的专家曾经提出过很好的建议；有的专家针对病情，认真研究，专心治疗；还有的专家多年跟踪，反复研讨，专门负责；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取得了积极成效。
可以说，没有这些很好的医院和这些优秀的医生，我就不会有今天。
他们的功劳是第一位的。
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一场大病有所好转之后，人们往往都归功于医生或药物。
其实除此之外，我认为，还要归功于两个方面：
一是外界精神鼓励；二是自我正确对待。
就我而言，第一方面主要是：
以高宁董事长为首的中粮集团核心团队对我的关怀帮助，和集团员工、亲朋好友对我的关心支持。
这些都不是停留在以前经常看到的，由工会代表拎着几斤水果点心或拿着几束鲜花到病房里慰问一下。
而是时刻关注着病情的进展（每当我的病情有所好转时就由衷的高兴，每当我的病情出现反复的时候就担心和挂念），反复研究治疗方案（从是否手术到如何放化疗再到中医治疗等），全面参与医患对话（沟通医患信息，了解各种病例，推荐优秀医生等），具体决定如何治疗（现在高宁董事长，旭波总裁和柳丁书记等班子成员已经成为胰腺癌专家了），带领大家为我加油（三年来从未间断的得到集团许多同事的关心支持，其中包括许多并不熟悉的同事，使我很是感动）。
这一切最后都转化为力量，时刻鼓舞着我与病魔顽强斗争，直到胜利。
第二方面主要是自己调整心态，保持冷静客观。
坚持积极乐观对待疾病，坚决选择科学治疗方法和坚定不移加强身体锻炼是我自己总结的战胜疾病最有效的方法。
正如对待其他事物一样，对待疾病也不例外，所有的外因都要转化为内因才能起作用。
对待疾病最重要的是病人本人的心态。
它包括对待疾病的态度，对待治疗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态度；以及信心，耐力，勇敢，坚强，乐观，积极等精神状态。
心态源于认识，认识源于客观；只有客观的认识疾病及其治疗方法才能对它有个正确的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采取正确的措施病情才能向好的方面转化。
这个逻辑不难理解也非常重要。
这个逻辑的第一步就是客观性，如果开头错了，后边就不可能正确。
但是人往往在别人得病时容易对病情客观看待，而在自己得病时就不那么容易客观的看待了。
而掺杂着主观因素去看待疾病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认识，基于错误的认识就很容易采取错误的办法，结果悔之莫及。
人的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不可重复性。
因此，给人治病是个不许犯错的事情，所以首先必须要客观。
我的经验是：
要做到客观，有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你就假定这个病是别人得的，就假定是在讨论别人的病情。
客观性不仅仅表现在得病之初对待疾病的态度上，而且贯穿治病的整个过程之中。
随着病情的发展，每一步的治疗方案都需要客观公正地看待过去的治疗结果或在别人身上的治疗结果，客观求实的总结自己的体验，然后确定下一步应该如何正确的把握治疗。
前一步的成功不代表后边一定成功，在别人身上的成功不代表在我身上也会成功。
任何一步的错误（或者失败）都可以断送生命。
但必须把握住一条：
在别人身上不成功的，就不要在我身上再试了。
心态，说到底就是对待疾病，对待生命的态度。
乐观也好，信心也好，勇敢也好等等其实都源于对生命的态度。
生命与生命有很多差别，人们往往追求的是生命长短的差别，其实更为重要的是生命质量的差别。
生命质量包括很多方面，例如生命的意义、价值；对其他生命的影响力；生活质量等等。
重视生命质量，忽略生命长短，就容易摆平心态。
对待生命的心态摆正了，对待疾病的心态就很容易摆正。
时至今日，人们还无法预先知道自己会得什么疾病，也无法阻止自己不得什么疾病。
医学不能解释的东西还很多。
尤其是对于集精神和肉体为一体的活生生的人来说，精神对肉体到底能起多少作用，无人能予回答。
但是已有无数事例证明：
由于精神因素（包括心态）的作用，人是可以与任何疾病抗争并取得胜利的。
因此，人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疾病的发展状况，进而决定生活质量，生命质量。
（2）
疾病总是伴随着人类发展的。
如今，许多人都有亲朋好友患上癌症。
癌症已经成为并不那么可怕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同时这种常见病也并不都是那么快就夺去人的生命，常常表现为一种慢性病。
但是人类战胜癌症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有国外权威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在尼克松总统带动下，筹集大量资金，建立抗癌基金，大举向癌症宣战。
当年的许多癌症患者或家属热泪盈眶，举着蜡烛，虔诚祷告，人类终于可以战胜癌症了！
从那时到现在，40年时间过去了。
总结人类抗癌的成果，人们发现了这样的事实：
在向癌症宣战之后，按照逻辑人们首先想到：
要想战胜癌症必须要早期发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有可能治愈；而早期发现就要大力研发各种检查手段和设备。
于是，利用抗癌基金和人类的共识，几十年来人类在癌症早期发现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CT，核磁，PET/CT，血液检验等等先进手段，几乎在肿瘤刚刚形成时就可以发现。
但是早期发现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30%左右的人被癌症给“吓死了”；40%左右的人被过度治疗给“治死了”；而真正死于癌症疾病本身的不足20%！
表面看来，都是早期发现惹的祸。
其实，并不尽然。
早期发现本身并不是坏事，从医学上说，早期发现便于早期治疗，有利于把癌症消灭在萌芽状态，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早期发现的结果事与愿违，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虽然带有讽刺意味，但它以事实说明，战胜癌症并不是一个纯粹医学的问题。
因为病人是受思想支配的，医生是受观念指挥的。
这些思想观念上的认识问题，既是医学问题，也是哲学、心理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所谓“吓死了”，就是病人没能承受“绝症”带来的压力（包括社会认同和传递的压力），思想负担过重，郁郁而终。
所谓“治死了”，就是在一种错误的治疗理念指导下，大范围切除，大剂量放化疗，（得了“绝症”了还不往死了治！
）不顾患者身体承受能力（或者过高估计患者的身体承受能力）过度治疗的结果。
这些表现在医院里的社会现象，至今还普遍存在于癌症治疗的过程中。
关于“吓死了”的问题，可从医患两方面去分析。
作为患者被癌症吓死，无非是恐惧和心理负担过重导致疾病加重，不治而亡。
而恐惧和心理负担往往来自认识的偏差，即对癌症的认识不科学，不正确。
比如，认为癌症就是不治之症，得了癌症很快就要死了，得了癌症就要承受大量治疗，以及得了癌症就要听医生的（其实医生是分科的，常常是外科的主张手术，放射科的主张放疗，化疗科的主张化疗，而且还互相指责对方的方法不适用，完全听医生的你会不知所措）等等。
如果能够科学和正确地认识癌症，有效解决病人的心理负担，“吓死”的比例会大大降低。
而减轻病人的心理负担和避免对癌症的错误认识，也是医务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高明的医生往往是解决患者心理负担能力最强的人。
为了病人不被癌症吓死，人们常常采取隐瞒病情，说假话，做假病历等方法。
相当多的医生津津乐道的是：
某某病人得了癌症，我做的手术，打开一看根本不能治了，于是原封不动的缝上之后告诉患者：
回去吧，你什么病也没有。
结果这个病人居然活了很长时间，超出预想。
相当多的医生喜欢病人没有任何文化，不提任何问题。
并且宣传说：
啥也不懂，啥也不知的患者的病最好治，病也好的最快。
其实并非如此。
由于人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思想不通，人一定是不痛快的，没病都会憋出病来，有了病更加难治。
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
“不知不懂，任其治疗”是一种病人；“了解病情，配合治疗”又是一种病人；“不解病情，抗拒治疗”也是一种病人。
在这三种病人中，只有“了解病情，配合治疗”的人，病才好的最快。
一般来说，抗拒治疗的病人大多是由不知不懂者转化而来的。
大凡不知不懂者，都是想知想懂的，可人家不告诉，郁闷加猜疑转化为抗拒；或者不知不懂者因愚笨而钻牛角尖，转而抗拒治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抗拒治疗的人，其治疗效果一定是最差的，这也是规律。
人作为一种集精神与肉体于一身的生命，其精神不但可以导致许许多多的肉体疾病，甚至可以消灭肉体（因想不通而自杀）。
相反，精神的力量也可以帮助治疗许许多多的疾病，使人尽快的康复。
那种不考虑人的精神（思想）作用的治疗不是最好的治疗；那种不研究精神（思想）作用的医学还不是科学；那些不考虑患者思想观念的医生不是好医生。
我希望，不管是从科学还是从人道的角度，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都应该追求最好的医疗效果。
恕我直言，那些希望患者啥也不懂，啥也不知的医生，其实是把病人当作纯粹的动物看待的。
这既不尊重人，也不符合科学；那些不愿意回答和解释患者问题的医生，不是嫌麻烦，缺乏耐心和医德，就是自己也没有搞明白，不学无术，无法回答。
总之，这些既不科学也不人道的做法，无论是什么样的权威所为，都不足为道。
关于“治死了”的问题，也可以从医患两个方面去说明。
在患者方面，由于得了癌症，不管是本人还是家属，往往都心急如焚，想方设法进行治疗。
饥不择食和轻信医生的现象普遍存在。
到处求医问药，难免治疗（用药）过度。
患病之后，别人劝其坚强，自己忍耐坚持。
癌症的痛苦和治疗的痛苦常常混杂在一起，患者只能硬挺，期待奇迹出现。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度治疗被掩盖了。
结果常常因过度治疗而大伤元气，无法恢复，匆匆而终。
在医院（医生）方面，不知自何时起，在癌症治疗中普遍存在着过度治疗的习惯。
从手术到放化疗，都有着尽量加量的情况。
人们愿意接受的逻辑是：
因为癌症是绝症，所以得了癌症一定要抓紧治疗，尽量治疗，宁可过之而不能不及。
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
“都得了癌症了还不往死了治呀！
”以为把癌都治死了，人就活了。
而有研究成果证明，癌细胞在受到刺激伤害（包括手术类机械刺激和放疗化疗类物理化学刺激）之后，会以原来生长速度的400倍，迅速成长（或者叫报复性生长）。
实践证明，企图把癌细胞斩尽杀绝的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
医学研究早已证明，正常人的血液里也有癌细胞存在，只是环境限制了它的发展，没有形成危害人体健康的肿瘤。
可能正是那种“一定要把癌细胞斩尽杀绝”的指导思想，导致了大量的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
进而出现了大量事与愿违的“治死了”的现象。
但是社会现实是：
得了癌症不治或限制性的治疗，往往不被人们接受。
过度治疗甚至治死了，人们反而能够接受。
这也助长了过度治疗的泛滥。
由此可见，统计结果中，治死的比例大大高于病死的比例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以我自己治疗癌症的例子，就可以很好的证明过度治疗的普遍存在和害人之深。
2007年5月底发病并确诊之后，我本来是要手术的。
因为没得过癌症，没有经验，只好听医生的。
几乎所有医院的医生对于癌症都是首先考虑手术，如果由于条件限制不能手术，那就是放疗或化疗。
就这三板斧，找谁都这么说。
由于我的肿瘤生长的部位不利于手术，加之据我了解，胰腺癌手术成功的比例很低，所以我决定放弃手术。
放弃手术不能放弃治疗，那就只好去放化疗喽。
于是我从协和医院转院到肿瘤医院，专门进行放化疗治疗。
经过研究，制定了以放疗为主兼口服化疗药物配合的方案。
在开始治疗之前的准备期间，医生告知要加强锻炼，增强体质，以备消耗。
到开始治疗的前一天，我的体质锻炼到了可以步行打18个洞高尔夫球（即连续步行10公里左右）的程度。
但是治疗开始后第五天，我在病房里去洗手间要扶着墙走。
于是我问医生，这治疗对我身体的打击看得见摸得着，效果显著。
它对肿瘤的打击是如何呢？
医生回答说：
现在只做了五次，总共20余次，全部做完之后，肿瘤不会长大。
我听了之后非常失望，情急之中说了句玩笑话：
“如果这样消灭肿瘤的话，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我杀了，它一定也死了，因为它长在我身上。
”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这种治疗思路就是把患者设想为像美国拳击运动员泰森一样强壮，大剂量的放化疗，结果肿瘤死了，人抗住了（据说泰森也扛不住射线）。
我不是泰森，肯定是扛不住的。
与肿瘤同归于尽我不认可，看来我得另想办法了。
于是我又坚持了两次，总共做了七次放疗就坚决出院了。
记得当时我的家属去办理出院手续时，医院方面坚决不同意出院，一再要求我本人去签字才行。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理解，一个患了晚期胰腺癌的人竟然不治就出院了。
但是戏剧性的是，三年以后，我因腹部疼痛住到另一家著名医院后，在许多癌症专家会诊我的病情时，一方面对我能活过三年表示惊讶；另一方面他们在总结我成功的经验时，竟然认为，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做完全部的放疗。
而已做的七次可能恰到好处，所以我三年以来平安无事！
这有多么巧啊，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是最幸运的人了。
三年后的今天，癌症专家里有这么多人认为，减量如此之多居然是恰到好处的（按当时设计的总量，我只做了三分之一，减去了三分之二），说明医学界本身也对过度治疗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至少他们承认过度治疗的存在，并且对它的危害有所认识了。
当然，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把握治疗癌症的“度”是很难的。
不治肯定是不对的（我当时从肿瘤医院出院也不是不治了，而是换了一种思维，换了一种方法去治疗。
详情后述），过度治疗也是错误的；而且人的个体差异还决定着对每个人治疗的度又是不同的。
实在是难为医生们了！
但是，医学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科学。
（3）
和所有的癌症患者一样，刚刚发现患上癌症之时，首先是觉得自己太倒霉了。
郁闷委屈过后，总要面对现实，既然已经得了那就只好应对。
至于如何应对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开始只好听医生的，但是听的多了，发现医生们说的并不一样（中医和西医不一样；西医各个学科之间也不一样；中医和中医又不一样）；到底听谁的呢？
必须要自己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和决策。
所以，治病其实还得“以我为主”，必须自己有主见。
因为病是长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才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
同时疾病对于患者来说是感觉和体验，可以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对于别人来说只是观察和研究，充其量是工作的一部分。
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三年的实践告诉我，治病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选择的过程。
选择医生，选择医院，选择医疗理念，选择治疗方案。
治病不停，选择不止。
在肿瘤医院住院期间，我开始逐渐了解和认识西医对于癌症的“三板斧”（即手术，放疗，化疗）和“一绝招”（斩尽杀绝）。
对我而言，手术不适宜，放弃了；放化疗反应太大，效果不好；而对癌症“斩尽杀绝”的话，我自己首先会受不了，可能肿瘤还没怎么样我先不行了。
由此，我开始想到能否“与癌共存”？
按照辩证法的理论，矛盾存在的主要和大量的方式并不是“一方战胜一方”，而是在一个合适的统一体内继续矛盾着。
非要“一方战胜一方”那只会激化矛盾，两败俱伤。
我认为，对于癌症的“斩尽杀绝”理念就是类似于激化矛盾的形而上学的思维。
我宁可追求“与癌共存”。
当时我的说法是：
“只要肿瘤不要我的命，那我也可以不要它的命，和平共处，与癌共存”（事后得知，医学界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取名叫“带瘤生存”）。
在我看来，西医的“三板斧”和“一绝招”是相辅相成的，“三板斧”是为了“斩尽杀绝”而采取的措施，因为要“斩尽杀绝”，所以宁可过之而不能不及，“三板斧”无所不用其极，（手术尽量多割一点，放化疗尽量量大一点）。
过度治疗似乎是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
而除了“三板斧”之外，西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西医如此，那中医如何呢。
在选择中医的过程中，许多同事和朋友为我提供了帮助，在这里一并表示真心感谢！
从国家中医科学院（原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到北京军区总医院以及北京、东北和上海等地，我先后拜访了十数位中医大夫。
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还有比较年轻的优秀分子。
他们大都是人们口碑相传的名医。
经过分析对比，使我对中医形成了一个大致的分类：
一类是“祖传式坐堂大夫”，其特点是有秘方，下猛药，排斥其他医生（包括西医和其他中医）。
治好了说不清怎么好的，治死了不负责任。
或许有一两例治好的同类病例，大肆宣扬；但可能有更多治死的病例，只字不提。
这种类型不靠谱，我不敢用。
第二类是“官办中医”，其特点是作为西医的附属，根据西医治疗癌症的情况辅助做些事情。
一般是上来先问你，手术没有？
手术了我给你开副药扶扶正；或者问：
放化疗没有？
放化疗了我给你开副药扶扶正。
你要是问他：
中医能不能独立治疗癌症，他毫不犹豫的回答：
不能！
这种类型因为人家明确讲不能独立治病，我也就不能用了。
第三类我取名叫“科学中医”，其特点是不排斥西医（当然也不排斥其他中医），又不依附于西医，在熟悉西医的基础上，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
最好这类中医中有治疗胰腺癌经验的，就完全符合我的要求了。
按照这个标准，中粮屯河董事会秘书蒋学工在网上查到并推荐的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比较合适。
于是我想到了老领导，原中粮集团副总裁，中粮集团派驻上海金茂大厦的王宝臣董事长。
宝臣董事长非常热心，本来他也不认识何教授，但接到我们的请求后，马上想方设法联系上了何教授。
我与何教授第一次见面，谈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看待癌症，如何治疗癌症，尤其是对当前治疗癌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认识。
何教授对医学哲学很有研究，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很有哲理，也很深刻。
比如，他认为，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治疗癌症必须要有患者的理解和配合；中医完全可以治疗癌症而且有很多效果很好的例证；西医的“过度治疗”和中医的“以毒攻毒”的确是当前治疗中存在的问题；现状和事实是胰腺癌的手术和放化疗效果都不尽理想；以及“带瘤生存”的理念等等。
谈话结束后，我决定就按这位大夫的办法试试。
从2007年7月份开始直到现在，我的病主要的就是按照何裕民教授的药方治疗的。
除了胰腺癌以外，糖尿病、皮肤病、便秘等病症也请他帮助治疗过。
除了治病以外，我与何教授还聊过许多关于医学、医患关系、病理以及哲学方面的问题。
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除我之外，中粮集团已有数十人本人及其亲属经我介绍找到何教授治疗；许多中粮以外的朋友经我介绍也找到了何教授治疗；甚至许多经我介绍找到何教授的人又介绍其他人请何教授治疗。
通过与何教授的接触，结合自己治疗癌症的过程，使我对癌症的认识更加清楚了。
首先，患有癌症疾病，除了遗传的因素以外，生活规律、饮食习惯、体育锻炼、思想观念以及性格特点等等都是需要注意的重要因素。
这些因素对于得病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人们往往是在得病之后总结原因时归结为上述因素中的某一项），而对于治病则更加重要。
人们一般都是在不经意间得的病，得病之前就什么都注意到是很难的，而得病之后都比较注意了。
但是得病之后，人们往往愿意归结为一两个原因，忽略其他更多的原因。
须知，像癌症这样的重病，一般都是由综合原因导致的。
尤其是在治疗上必须考虑综合因素的作用。
否则，因为少考虑了一项两项因素而治疗失败是非常可惜的。
比如，只注意了饮食，忽略思想情绪控制，结果总是想不通自己怎么就得了癌症了？
整天着急上火，治疗急于求成，尽管吃的很健康，癌症也会发展很快的。
我的体会是：
打针吃药是治病，而生活规律、体育锻炼、控制饮食、调整心态也是治病。
而且是比吃药还重要的治病措施。
这些因素对于健康，尤其是康复，缺一不可！
其次，“与癌共存”不仅仅是迫不得已，还应该欣然为之，追求长远。
要把“与癌共存”作为一种价值观来看待，要把癌症既当作敌人又当作朋友来看待，化敌为友才能长久共存。
（既是敌人又是朋友的说法可能许多人很难接受，但是现实中许许多多的例子都是这样：
战时是敌人，平时当朋友；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或是在其他许许多多领域，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与癌共存”最初都是迫不得已的，但如果停留在迫不得已的阶段，往往不会长久，总会受到“斩尽杀绝”的影响而去采取极端的措施，最终还是患者受难。
我的导师当年得的是肺癌，本来控制的挺好，但是家属和一些朋友只把癌症当作敌人，自然而然的也就把控制的不错当作“敌人退缩了，应该乘胜追击把它彻底消灭！
”于是又去做了一种放射治疗，结果走着进的医院，抬着出的医院，直到去世（没过多久）再也没有站起来。
如果我们把癌症当做一个必须接受的朋友来对待，研究分析和掌握它的规律，想方设法与之和谐相处，就一定能够长期共存。
“与癌共存”的真谛在于长期共存，越长越好。
因此，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看成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最后，癌症是与病人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的一种疾病。
我们通常把病人的精神状态归结为豁达一点，勇敢一点。
简单的说就是：
“想得开，不害怕”。
当然，做到这两点很不容易，但是仅仅只有这两点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病人的精神状态是个综合因素，包括思想观念，分析能力，心理承受，性格特点，是否勇敢，能否果断等等。
所谓“思想观念”是指对待人生、疾病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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