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增长争论探讨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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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增长争论探讨1

东亚经济增长争论探讨

一、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的由来

克鲁格曼对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源于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一本著名报告《东亚的奇迹：

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TheEastAsianMiracle：

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WorldBankPolicyResearchReports,1993）。

世界银行的这本报告试图分析并总结东亚4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经济增长的经验,并希望通过总结这些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出道路。

世界银行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a.坚持宏观管理的重要性,包括稳定的商业环境,低通货膨胀,有利于鼓励固定资产投资;谨慎的财政措施,辅之以其他措施保证经济增长中的公平共享与高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利于出口竞争性的汇率政策;金融发展和逐步的自由化保证国内储蓄的最大化,推动资源的有效分配,以及与世界金融系统的融合;尽可能减少价格扭曲;采取措施推动初等教育,创立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结构,以利于外向经济的发展。

b.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体系,保证长期发展意愿的实现,追求产出与就业的快速增长;政府与工商业之间的互动,同时政府要在工商业者之间创造竞争的环境。

c.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政策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增加出口中的工业产品份额;外向发展政策加上汇率政策,就成为达到外部平衡,产生加速GDP增长的需求,促使生产吸收技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手段。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东亚政府有选择地选择了关税保护和鼓励出口的政策,其中不乏道义规劝、补贴和金融手段,使得实业界能够获得低成本的融资。

d.政府清楚地表明了能够获得政府支持的条件,方法是实用的,手段能够灵活使用,在目标不能完成的时候将废止使用。

2·克鲁格曼的批评

按照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教授Bhagwati（1996）在Cornell大学的一个演讲的回顾,在克鲁格曼之前耶鲁大学的T.N.Srinivasan教授就对世界银行的研究加以批评,他的理由和克鲁格曼的批评一致,认为在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增长中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所以也就没有技术进步的作用或效率的改善。

东亚经济的重要推动力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80%,所以没有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

引起国际舆论界高度注重的则是克鲁格曼1994年在《外交》杂志（ForeignAffairs,1994）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MythofAsia’sMiracle）的文章。

克鲁格曼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批评主要依靠了Kim和Lau的研究（1994）及Young（1992,1994）的实证研究,所以,我们称之为Krugman-Kim-Lau-Young批评。

克鲁格曼认为：

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则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前苏联的增长方式不能持久,导致最后的崩溃;而东亚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也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所以,他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也是不能持续的,是纸老虎。

后来东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使他的观点大为盛行。

3·一些经济学家对克鲁格曼批评的批评

其实克鲁格曼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接受,他的文章发表后,国际学术界就有一些系统的批判,但未为国内学术界和媒体所注重。

下面主要介绍3篇对克鲁格曼文章的系统批评。

第一篇文章是前面提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Bhagwati,他1996年5月3日在Cornell大学的一个讲座中全面批评了克鲁格曼的观点,其主要结论如下：

a·首先东亚经济奇迹是现实的存有,而不是如克鲁格曼所说的神话,东亚奇迹的主要表现就是私营部门投资增长得如此之快,这是其他国家历史上难以比拟的;

b·这样一种基本面的突出特征产生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所采用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c·大量出口收入的增长能够有水平大量进口含有新技术的资本设备,这样在快速增长的投资中能够含有越来越多的技术进步的成分。

这个结果导致了双重的收益,一方面是出口推动的投资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进口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

d·因为东亚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较高水准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新一代资本品的社会贡献大大高于相对应的国际成本,所以进一步强化了进口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

e·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贸易一样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反映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成功,而进口替代战略的不成功则是因为既不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能从这些投资中获得较高的回报;

f·人们所注重的“产业政策”与东亚经济的增长关系并不大,甚至有负面的影响;

g·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一些其他国家得到应用并且获得了很好的后果;

h·他特别指出克鲁格曼把前苏联与东亚相比较是错误的,前苏联的增长依靠公共储蓄与投资,而东亚依靠的是私人储蓄和投资,在吸收外国技术方面也不同,所以亚洲经济的增长与前苏联不同,是能够持久的。

第二篇文章由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EdwardK.Y.Chen,1997）写成。

陈坤耀原任香港大学教授,是国际学术界最早研究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学者,他对克鲁格曼文章的批评更多集中于克鲁格曼的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误解,陈坤耀的文章包括了一些偏重技术层面的分析,也更多触及了克鲁格曼的文章在经济学理论方法方面的缺陷。

陈坤耀对克鲁格曼文章的主要批评能够概括如下：

a·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作为技术进步代表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核算中的残差,所以,很大水准上决定于投入要素的数据是如何测定的;

b·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论,与所用的数据相关,也与相对应的定义和概念相关,他认为克鲁格曼、Young和很多参与这场争论的人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的发展,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现了错误;

c·陈坤耀论文的最重要贡献是清楚地区分了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别。

他指出：

在实证研究中,一些人习惯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

所谓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embodied）和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两类。

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测定的仅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

所以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较低,只说明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比较低,而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仍然是存有的。

更准确的表述是,全要素生产率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Hicks中性的（Hicks-neutral）技术进步。

而在一般场合人们所谈论的技术进步的范围要大得多。

在这个意义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等于技术进步,而且,取得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并非没有成本。

基于这些,他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是一个误导。

第三篇文章是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Felipe,1997）,在这篇研究报告中,作者对亚洲地区相关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做了系统、深入的评述和分析。

作者在分析方法层面的讨论是比较深入的,所指出的很多问题与上面所介绍的陈坤耀的论文的分析比较接近,在此不再赘述。

但Felipe的分析走得更远,他几乎怀疑在当前这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内能够准确地理解亚洲经济发展过程的实际意义。

在此特别需要提到中国学者郑玉歆的文章（1998）,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比较早,但对克鲁格曼文章的主要问题都涉及了,例如文章准确地指出了因为方法不同、数据不同而可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估计,所以直接在国家之间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所可能产生的误差。

该文章还指出了在分析中生产函数设定不同的重要性,以及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上所已经出现的混乱。

郑玉歆的文章对克鲁格曼的文章及相关文章中在相关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方法中所存有的问题做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该文章还准确地指出了“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时间变化的,是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和要素的性质密切相关的。

”十分可惜这样一篇指出克鲁格曼的文章中的基本问题,并加以深入分析的论文没有得到充足的重视,也没有能够防碍一些人继续宣传与此相关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4·国际学术界对这场争论的回顾与重新检讨

在21世纪的开始,经济学家们对东亚奇迹的争论重新产生了兴趣,并从一个新的历史角度对当年的东亚奇迹的争论再次做了回顾与审视。

2001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新书《从奇迹到危机再到复苏：

东亚四十年的经验教训》（FromMiracletoCrisistoRecovery：

LessonfromFourDecadesofEastAsianExperience）,这本由Stiglitz和Yusuf主编的论文集从历史的角度对相关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论做了深入的分析,实际上对这场争论做了总结。

其中Stiglitz所撰写的第13章“重新考虑东亚奇迹”（RethinkingTheEastAsianMiracle）对上述克鲁格曼的批评做了回应,他对生产率计算结果的稳健性一直存有怀疑,并提出以下观点：

a·以前有研究证明,只要将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稍加改变,就会大大改变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所以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的结果与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关系很大。

因为结果的变异较大,所以展开立论就比较缺乏基础;

b·如何将资本加以汇总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困难更是尽人皆知,这个问题在最新研究中虽然有比较大的进展,但仍然可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c·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是标准的Solow残差法,这个方法的假设是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出,这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才可能,而亚洲国家的市场显然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

所以,Stiglitz教授对上述Krugman-Kim-Lau-Young批评中所涉及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提出了质疑,同时对这些论文中对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的解释也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某种意义上,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争论实际是无事忙。

在同一文集中的另一篇文章（Pack,2001）也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了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论。

该研究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劳动力,并且十分有效地在生产活动中使用这些资本和劳动。

很多研究都证明,这些经济体中的大量企业十分成功地吸收了国际上的技术和知识,这些技术和知识可能体现在设备中,也可能体现在中间投入中,也可能是一种不包括资本投入（disembodied）的技术和知识。

而在这些经济体中都存有一些强大的工业基地,在这些基地中,有现代化的设备,良好的组织,强大的营销水平,大量的高效率的工人和灵活应付外部冲击的水平。

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以上这些成就都被人们所忘记,流行的观点是衰退不可避免,而政府和企业都不再具有竞争力。

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经济体经济的迅速复苏,再次证明上述所获得的成就还是存有的,并在继续发生作用。

包括在最近的相关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讨论中,曾有人指出过去几年,一个重要的调整已经发生,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绝大多数在亚洲）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已经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债务国（地区）变成了债权国（地区）。

这些现象的出现未尝不表明当年对一些东亚经济的悲观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台湾经济学家梁启源教授最近也根据他本人参与的“亚洲太平洋多个经济体生产率国际比较项目”（KLEMS）中相关台湾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对Krugman-Kim-Lau-Young的批评重新作了考察（Lian,2002）。

他讨论了Young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有的问题,并加以改进,结果发现认为台湾的经济增长不存有技术进步的批评是不成立。

二、我们对克鲁格曼批评的分析与评价

在这个节我们力图全面讨论克鲁格曼批评,有些评论与前面提到的学者的批评相似,为了相对完整,我们也再次做了阐述。

1·关于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的发展历史及其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测量是近50年来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个焦点领域,研究目的是想在数量上确定不同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单要素生产率如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只考虑一种要素的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考虑的是所有的投入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