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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题目：
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内容提要：
很多学者都认为《围城》是另一部《儒林外史》，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它并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那个时代。
在人物的刻画方面，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存在妖魔化的倾向。
作品所反映的只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并不是主流。
并且，在描写他们的时候，以漫画式和比喻相结合的手法，从外貌和精神上刻意贬低他们；褊狭地看待问题，主要表现在：
脱离人物生存的环境，病态地看待四周的人物和世界，片面的夸大事实。
其实，这和作者的艺术观点是相一致的：
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而没有更多地注意到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特定时代条件和现实环境中，文学在读者的政治性接受视野中的教化功能性。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承者，千百年来，无数知识分子合力为人类创建一个个可惊可叹、博大壮观的“世界”。
但是知识分子也是人，他们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们也会犯错误，我们一定要宽容地对待他们，这样的国家才有希望，这样的民族才有出路。
关键词：
妖魔化艺术手法艺术观审美观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一致地认为钱钟书以其博识和睿智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特别是《围城》这部书，极具哲理意味，语言幽默俏皮，议论精警，有强烈的讽刺性，让人在掩笑之余，常常陷入沉思可以说，《围城》这部书形成独特的钱钟书风格中的讽刺与幽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讽刺小说的典范。
对这一点，我是认同的。
但同时又说它是另一部《儒林外史》，本人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本着严肃求真的精神，还原艺术的真实性，以求读者能全面正确的理解作品反映的那个时代，我认为其在刻画人物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方面存在的妖魔化倾向。
如果只探讨其一面，而不知道其另一面，那是可悲的。
一﹑以漫画式和比喻相结合的手法，从外貌和精神上刻意贬低他们。
（对人物本身的讽刺）好人和坏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外貌和内心是这样一致的统一。
如汪处厚的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夌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
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
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
……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
“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
”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
常常采用挖苦的漫画式和比喻的笔法，极尽讽刺之能事。
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
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
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
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
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
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
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
……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
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丑恶无比的漫画。
看后，我觉得心酸，为什么作者会如此地看待周围的人物和世界，难道周围的人和世界就真的丑陋到这种田地？
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美好的人性？
作者的刻薄之能事，还表现在对弱小的女性（除唐晓夫外），也是极尽挖苦。
自古以来，女性就一直是被损害被侮辱的对象，受尽屈辱和伤害，她们的社会地位最低，可我不明白，钱为何还这样手下无情地去丑化她们。
在《围城》里，我们也看不到一个真正的英雄，——方鸿渐看穿恶劣的环境而又不能自拔，言词锋利而内心懦弱，孙柔嘉柔顺外表下深藏着心机，苏文纨矫情虚荣，李梅亭庸俗和贪财。
在三吕大学的那帮教授和领导不过是乌合之众，或制造传播谣言，或钻营职位升迁，人心的美丽土地中间的一块麻木的荒野。
“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
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便不值钱”荒唐、卑劣、虚伪、诡诈、腐败和其他劣迹。
果真是这样的吗？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稿。
那是神州大地祸深寇亟，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年代。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经持续七年，成千上万的难民还在死亡线上挣扎，抗战军民正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悲惨与壮烈的日子里写成的《围城》之中，我们既看不到日本侵略者骇人听闻的罪行，更看不到作者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关切。
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书中剖析和描述的尽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
说白了，也就是生活在日伪统治区上海一群快乐而慵懒的文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玩世不恭，打情骂俏，以及绿头苍蝇式的追来逐去的爱情游戏。
这些故事似乎发生在与抗战毫无关联的距中国十万八千里的某个世外桃源里。
难道当年的上海人就是这样寡廉鲜耻，醉生梦死吗？
钱先生对上海日伪势力的罪恶与残暴只字不提，受害的上海同胞倒成了他笔下讽刺挖苦的对象。
把某样东西贬得一钱不值，批驳得一无是处，这其实不是成熟，而同样是偏执，同样是一种这一种幼稚，而且这种幼稚更无可救药。
二﹑作者褊狭地看待问题。
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
作者没有从外部环境入手，只是为写他们的丑恶而写丑恶。
方鸿渐的博士毕业证书是从苏格兰人那里买来的假文凭，苏文纨的毕业论文中的诗是抄袭的，赵辛楣的文凭中虽没有交代，但也令人怀疑，当然，推而广之，全国上下，像这类假文凭，不学无术之人为数也不少。
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
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活脱脱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
像这类卑劣的行为文中到处都是。
然而，为什么这种行为会会泛滥成灾？
除了知道分子本身道德上有问题之外，难道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知识分子,作为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中,他们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连自己的命运都难以主宰,他们又如何有能力改造这个社会呢?
.作者似乎忘记了一点，在一定的制度（体制）下，正常的人也会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他无法独自超然于群人和环境之上。
任何天才式的人物，都躲不过环境的作用。
再特别清醒的头脑一旦置身于某种狂热的环境，也会丧失独立思考和自主的能力。
脱离人物生存的环境，而只是从人物本身的角度揭露问题，我认为是不全面，其实是对人的扭曲和曲解。
作为社会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在环境的逼迫下，使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本身并不只是文人的错，归根结缔，是环境使然。
作者没有从根本上找出这些知识分子形成这样子的成因，解决的方法，一味地丑化所有的人物，那就会传出错误的信息，使人们偏激地认为，凡是旧时代的文化人都是令人讨厌的，都是没有用的，是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阻力，是应该抛弃和打击的对象。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论是旧时代的人还是新时代的人，我认为并没有什么质上的区别，新时代的人不一定就能超越旧时代的人，旧时代的东西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也有闪光的地方，也有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包括制度方面。
一味的否定，而不知继承，那是极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现在持假文凭的人或持着真的假文凭的人，特别是出国留学的人，像方鸿渐式的人物也不少。
所以这类现象并不是那个时代才有的，只要有这样的土壤存在，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这样的问题都会大行其道。
对人的约束，我们不能光从道德层面上，更应该从制度和法律上，这没有时间和地域上的区别。
其实作者所宣扬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几千年文化传统传承的结果，是有害的，是对文人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评价。
如果任这一思想发展下去，那不仅是文化人的悲哀，也将是民族的悲痛。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又会再次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我认为，文人的扭曲，不只在文化人的身上，而应该在其它方面寻找原因，不要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这样的社会才是有理性的社会，这样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一个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又善于继承的民族，那才是有突破的民族。
当然，一个讳疾忌医的民族，永远只能是一个难以避免灾难的民族。
我反不反对揭露问题，特别是文人的。
只是我们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应该全面而客观一点，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样的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
病态地看待四周的人物和世界：
作品中的方鸿渐是个极端人物的化身。
方鸿渐是作者要肯定和同情的人物，我认为并非是令人尊重的对象，而是偏见的化身。
他好似站在高处，瞥视他嘲弄所有的一切，以那么冷淡漠然的眼光打量着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
他对什么人好像都存在偏见，对什么事都要求尽善尽美，如对其妻孙柔嘉供职于其姑母也极为不屑，甚至对帮助过他的岳父岳母大人也极其不敬。
他时常以一种习惯性思维，好就一切都好，坏就所有一切都遭透，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其实这是病态的。
少年轻狂，但那不是他本身的错，也许是学识和社会经验太少的缘故。
如果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还似乎讲得过去。
但似乎更是作者所要宣扬的观点，那我认为那可不是一种正确的看问题的方法，是一种狭隘的，无视生存而自作自受，近乎是自虐的一种作法。
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所以要求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求全责备，这是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就像文中的方鸿渐一样，不仅容不入社会潮流中去，到处碰壁，就连自己的妻子最终不得不离她而去。
其实方像赵辛楣所说：
“你不讨厌，但全无用处。
”用他的眼光去判别世界，如果用他的方法去外理人际关系，那简直是荒谬透顶。
用他的观点来治理社会，那只能是可笑之极。
他生于浊世，却将精神游离于世界外，孤傲而不屑搅入尘世间的是是非非；但他终究是凡人，他不能不正视他所处的环境，他不可能脱离世外，理智的人会将现实与理想分离开来。
像方鸿渐式的人物，文中随处可见。
片面地（只反映其一）反映某个客观事实：
纵观作者的一生，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作品又没办法脱离政治,由于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所反映出的只仅仅是其中一面，却往往认为是事物的全部，造成一种不必要的误导。
如文中在讽刺沈太太的时候说到：
“政府可以迁都，而方鸿渐却不能够移身。
”
国民政府迁都这是事实，迁都是国家的战略，作者不顾客观实事，和敌强我弱，无视中国的弱小国力，只是一味的嘲讽，有点故意制造滑稽效果，有点为幽默而后幽默。
作者反映问题的偏见还表现在似乎否定旧社会存在的一切，包括传统的东西，好似毁灭和破坏旧社会中存在的一切就能够解决问题，近乎有点狂热。
对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是如些。
旧制度是大部分应该抛弃，当并不等于抛弃所有的一切。
但我们我并不是为旧制度唱赞歌，但我也不赞同反对所有存在的一切，以表示其革命的决心。
一个在文化和思想仍然封闭的社会，或一个失去传统的社会，一样都是失去未来的社会。
所以，对待传统，其实和建立新的世界同样重要，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至少在我们还不能区分哪些是该保存，哪些是该否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慎重。
否则，我们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沉重的,作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是承担不起的。
比如秦朝时的焚书坑儒,陈胜吴广起义中，一把火把阿房宫烧掉，以表决其和旧社会的决裂，决心可嘉，但方法不当。
这一把火，烧掉的不只是阿房宫所能说得清楚的。
文革时期，我们也是扫除旧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我们扫掉的还有是祖宗留下来的不多的财富和文明。
在这个时候，作为文化人的他们难道就没有抗争过？
可是有用么？
有人听么？
在一个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能保全的社会，他们又怎么能有所作为呢？
一切都延续得这样好,似乎还有延续的可能。
对待旧社会保存下来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包括旧社会留下来的人在内,都应该是扫除的对象,应该是革命的对象,为此付出的代价,我想应该也是这种观点的延伸。
并不是所有一切旧的东西都不好,同样,也不是所有一切新的事物都是好的,只在有点理性,以平静而不是狂热来对待新旧事物和人，那么，这样的社会才是能持续发展的社会。
我认为虽有东西好坏之分，但区分起来却是困难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衡量、评判。
因为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具体的衡量标准，而且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方法，也会出现曲折。
关键还是在于人怎么利用和开发它们。
对制度和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可是,我们的祖先和现在的我们,不该延续的东西继承得非常好,而该继承的东西却没有继承.任何事务都有它的传承性，我们没有必要毁灭一切，然后再重新建立，那样的代价实在太大。
夸大事实（部分真实）：
他所反映的那群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苏文纨、范懿那样虽然混迹学界，却以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斗狠为己任的大家闺秀……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作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最漂亮的旗帜，将其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为了生存竞争，必须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
作者无视中国历史的深重苦难，中国人民的耻辱命运。
《围城》之书名乍听颇有硝烟味，又是写抗战时期，它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主流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作者所写的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即使是这其中的一部分，还是情有可原的。
这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有其不足，有其明哲保身，自卑和懦弱的一面，但他们不会去杀人，不会去放火，最多也是文化人内部的争斗而己。
反过来说。
几百年的熏陶灌输控制压迫之下，又有几人能保持那种勇气？
就像以前的文人，最初继续保持自己勇气的人依然比比皆是，早如司马迁，晚如陶渊明、竹林七贤，以及李白，但统治者明白“异端”文章里隐藏的颠覆危害性甚至比明晃晃的刀枪还厉害、可怕。
所以一旦稍觉被冒犯，就会立刻施与报复，“焚书坑儒”。
曹操之类的枭雄还只是将弥衡驱逐出境，到了黄祖之类的武夫或纨绔那里，弥衡唯有一死了。
面对这样的环境，谁又能怎么样？
就是文中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之中也有没有耗尽人间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浪漫，到底还有一点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
这些人物，或者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者像赵辛楣，终究有一技之长，或者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这些人也许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是这全怪他们吗？
他们能通过自身改变自己的缺点吗？
还有像这类知识分子难道他们就一无是处，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吗？
我也不否认有像《围城》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可是这些知识分子都集中在一处，集中在一个校园里面，进而推而广之，认为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个样子，这是有失真实的。
没有旧，哪有新？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承者,千百年来，无数知识分子合力为人类创建出一个个可惊可叹，博大壮观的“世界”。
知识分子由于所处环境和和自身的局限性，并不是每个方面都尽如人意，他们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比较出色，但在其它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他们也同样会犯众人会犯的错误，但不能求全责备。
所以，我们也必需用对待一般人的观点去对待他们，给他们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给他们创造机会，使他们各尽其能。
一个没有文化人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一个有一文化人而不知珍惜和爱戴的民族是可悲的，是没有也是不可能有美好的前途的。
能力和人品也应该是分离来看待，不能因为其人品而否定其另一方面。
我认为，能力和人品应该是一分为二的，不能因为其人品而否定其其他方面的价值。
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是许多人没法比拟的，只要好好利用他们。
对他们，我们不能求全责备，甚至一杀了之。
在人品上至善至美的人，毕竟是少数，那只是一种理想，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标准来要求我们的文化人，我认为是不适宜的。
就像我们常说的说机会就在我们自己身边，机会由自己创造，这句话没错，但很多时候如果外在的环境比较恶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毕竟，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为这些文化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做些对人民和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他们可是我们社会中非常少的资源，来之不易的资源，所以我们要宽容的对待他们。
知识分子也是人，他们也会犯错误，而且，他们所犯的过错不仅仅是他们的原因，而在他们犯了错误之后，就对他们进行超出一般人的处置，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还有，在书中,作者要表达的另一个观点似乎宣扬的是一种文凭定终身,忽视经历和经验的作用。
不论是旧的社会，还是在当今的社会；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经历和经验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只要是对人类和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是人才，都应该受到尊重和爱戴。
古今中外，很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并不只是文凭高的人。
三、钱钟书小说以文学为井，坐井观天，没有注意到读者的接受实际。
中国的读者习惯于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围城》这种创作取向的某种负效果。
对人物进行妖魔化的描写，和作者的艺术观点是相一致的。
《围城》是一九四九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年代，可是作品中却很少反映这些。
而作者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他夫人在介绍他写作时的心态是这样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我急切地瞧他怎样的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
钱钟书身处国弱民穷，社会变革日趋激促和民族危难是益深重，在民生如芥，民族忍辱的年代，我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笑得起来？
虽然他在《序》所说：
“两年里忧世伤生”
作品中却很少涉及。
能看得到的也是第三章的开头：
“也许是因为战事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消磨掉的生命力都拼作春天的生意……但据周太太说，本年生的孩子，太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前生年龄数目，只怕将来活不长。
”
书中好似没有大爱、大恨、大思想，有的只是诙谐、滑稽、幽默、调侃。
有人说：
“鲁迅、钱中书都以讽刺见长，在我看来，鲁迅用显微镜诊断了了时代民族的痛根，而钱中书只能是用望远镜看见了人性的表皮这斑病。
”这名话，虽有所夸张，但不无道理。
钱中书真的像上帝一样远离尘凡，俯看着人们煞有介事地思索，虽有荒谬之感，却无痛切之心。
虽有描述荒谬之兴致，却无担荒谬之热肠。
对国家对人民的命运真的有点麻木到不知痛痒的地步，有一味地迎合大众的中味的嫌疑。
每种美学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
当然不是要求中国文学穷尽文学的奥义，满足我们所有的审美要求，而是希望它丰富一些，同时还有温馨的热望。
文学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每个人的心灵，丰富人们的审美视野，提高着人们的精神品格。
而这些是这部作品所缺少的。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避开这一责任？
“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注释了吧。
纵观作者一身，其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为激起人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唤起民族意识的任务还是不能被抛弃的。
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文以载道”的忧患意识就应该更为重要。
尽管这部作品存在以上不足，但不能抹杀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取得的地位，也无法动摇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我只是乞求人们，一定要要善待我们的知识分子，知道爱护他们，他们是属于全社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全人类的。
资料出处：
《围城》钱钟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卡尔.波普XX网站
《写在人生边上》钱钟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五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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