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日本 中国不能仅仅以牙还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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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日本中国不能仅仅以牙还牙

对待日本中国不能仅仅“以牙还牙”

尽管中国周边有诸多可能导致中国国际环境恶化的因素，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东海之争、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南海主权之争和中国印度领土主权之争，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真正能够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构成具有实质性威胁的就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之争。

除了中日民族主义之争之外，日本在亚洲实力强大。

在经济上，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从人均国民所得来看，远较中国强大。

在社会层面，日本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不需要政府就可以进行有效自我管理的程度。

并且深深植根于日本民众的“国家忠诚”观念使得日本政府具有了强大的动员能力。

在军事上，日本自卫队已经发展到和一般军队相差无几，各方面的军事力量领先中国。

尽管从理论上说，日本是无核国家，但日本所拥有的核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能够将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型成为一个强大的核武器国家。

如果考虑到美日同盟因素，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远较中国强大。

毫无疑问，中日间的民族主义冲突一定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国际环境。

首先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日间的民族主义冲突已经对中日间的经贸往来以及旅游业等产生负面影响。

近来日本企业从中国转向缅甸、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动向，一方面与中国国内劳动力以及资源的费用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受民间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

也就是说，尽管中日经济已经高度依赖，并且日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不足以促使日本因为经济利益而和中国妥协。

日资流向东南亚国家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开拓这个区域（尤其是缅甸），成为日本经济的新空间。

从政治层面来看，民族主义已经给两国正常的交流和往来带来负面影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民间，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妨碍两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理性思维。

从历史经验来看，当民族主义强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争相利用以达成其政治目的。

而当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整个国家命运都会被其所“挟持”，从而使民族主义走上导致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不归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日本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民族主义崛起之路。

从战略层面来看，中日两国间的民族主义已经导致两国间互信程度在不断减弱，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是如此。

反映到军事上，两国都有增加针对对方的军备的倾向。

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很有可能导致中日间的公开的军备竞争。

因中日民族主义冲突而引发的任何军事冲突必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随着自民党的安倍政权日益掌控日本政治大局，日本必将加快国家的“正常化”。

日本国家的“正常化”不仅会对日美安保条约带来负面影响，也会影响整个亚太关系。

“国家正常化”意味着日本要追求独立的主权和战略，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国的控制。

日本的核化更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构成威胁。

但矛盾的是，日本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日本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强化美日同盟。

因此日本民族主义对美日两国政府都是一个挑战。

尽管对美国来说，其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维持经济上的“中美国”和战略上的美日同盟两者间的平衡，但美国绝对不会放弃日本。

美国也同样面临着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

中美关系日益重要，已经构成整个亚太乃至国际关系的结构因素，但两国间关系的制度化和互信程度仍然非常低下。

美国需要日本来制衡中国。

实际上，日本国家“正常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美国支持的。

尽管一个“正常化”了的日本对美国也会有负面的影响，但这样一个日本更有能力来应付中国。

再者，因为美日同盟因素，美国不可能也不可以放弃日本而保全中美关系。

一旦美国放弃日本，美国在其他同盟国家中的信用就会很快消失，从而加速美国的衰落。

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说，美日同盟不仅仅是美日之间的双边关系，而更具有全球性意义。

当然，这种关系也促使日本在钓鱼岛等问题上更为强硬。

中国有关方面也意识到日本对华政策背后的美国因素，因此经常表达对美国的不满。

但不管中国是否喜欢，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因素必须是中国考量其对日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个局面表明，中国要对自己目前的国际关系局势做审慎的思考。

各方面的发展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崛起进程中最艰难的时刻，也面临着最艰难的战略选择。

这里既包括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也包括中国东盟国家关系中的南海问题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主权问题。

尽管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存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但都不能和主权问题相提并论。

这些非主权问题都不会影响到中国的整体现代化进程，而主权问题则不同。

中国把这些与主权相关的问题视为是核心国家利益问题，可见问题的重要性。

说穿了，中国在“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旦受到“威胁”，只能做最强硬的反应，而不管这种反应的代价如何。

这就是人们最近所观察到的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所做出的反应。

应当看到，中国现在做出的反应过于在战术层面，也就是“以牙还牙”式的反应。

在中国的种种外交行为中，外界看不到有深刻意义的战略意图。

这尤其表现在和日本的钓鱼岛之争上。

中国的战略目标显然不是要解决钓鱼岛问题。

不管如何不合理，日本现在实际上控制着钓鱼岛。

即使中国从日本手中夺回实际控制权，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原因很简单，日本方面不会承认。

如果用军事武力来解决问题，不管哪一方控制了钓鱼岛，唯一的结果就是把仇恨延伸到下一代。

那么，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要日本承认“钓鱼岛是具有争议的”。

问题在于日本现在不承认这一点，如果日本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下一步就可以探讨双方如何来解决问题。

但如果这真是中国的战略目标，那么这个目标过低，很不值得中国像现在这样做下去。

因为这种“以牙还牙”的反应战术会影响甚至毁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家终极崛起的战略目标。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崛起过程中的最艰难的时刻。

中国正在崛起，但还没有真正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向国际调整。

但现在，中国已经崛起到可以不再像从前那样继续向现存区域或者国际秩序调整自己，而是处于有能力对现存秩序构成压力，但同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对区域或者世界秩序负责的阶段。

因此，国际开始对中国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是否可以继续崛起、是否会成为霸权、是否会承担责任等感到不确定。

这种心理广泛存在于日本社会各界。

当然，中国周边大多数国家都有类似的心理反应。

很现实，无论是区域和平还是世界和平都取决于这两个因素。

第一，中国的真正崛起。

在崛起的早期，中国有非常大的意愿向现存秩序做主动的调整，即中国所说的“接轨”。

但崛起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确不可能无限度地向其他国家调整自己的政策。

同时，中国也没有强大到要求其他国家向中国做调整。

可以说，现在处于一种相互要求的相持阶段，各方都不会让步。

但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后，其他国家必然会向中国调整。

其实，这种调整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

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会这样做，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

第二，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其他国家愿意向中国调整自己的政策的主要动机就是中国的区域或者国际责任。

其实，崛起和责任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不能承担责任的崛起就不是崛起，即使某些方面崛起了，也成为不了大国。

也很显然，在这个关键阶段，中国的战略选择既决定了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也决定了中国的继续崛起是否和平。

如果选择不好，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中国内部的现代化与和平的崛起都会中断。

这就是人们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局势非常担忧的地方。

一旦中日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中印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关系失控，导致无论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冲突，那么非常有可能中断中国内部现代化和外部和平崛起的进程。

一旦中国的崛起被外界视为是非和平的，那么中国的国际格局必然会急剧地恶化。

走上这条道路，那么中国的未来就会很悲观，可能是如下两个场景之一。

第一是重复大国崛起的悲剧，即中国和其他大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不是你死我活，就是同归于尽。

第二是自我击败。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周边和其他大国不希望和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围堵”或者“遏制”中国，就像从前美国和其盟友对付苏联那样。

客观的形势表明，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精神，更需要低调。

不过，现实刚好相反。

随着中国的崛起，民众和一部分政府官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一些人的确为国家变得强大而感到非常自豪，而另一些人则被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欺负的悲情所感染，觉得中国“雪耻”的机会来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主张中国可以抛弃低姿态外交，相信中国已经到了“亮剑”的时候。

这尤其表现在中日关系上。

不难理解，正如本文所讨论的，中国的对日民族主义尤其强烈，而这种民族主义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

在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到了一定的阶段，一部分人甚至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头脑发昏，甚至利令智昏。

大量的历史文献表明，这种现象在很多大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

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就是当时这两个国家很多民众心态的自然反映。

在这个时候，政治精英的选择成为关键。

如果政治精英也像普通民众一样，或者为了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服务，那么国家必然走向灾难。

但如果政治精英们仍然能够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头脑，并且能够动员社会上的理性因素来遏制住非理性的部分，那么国家仍然能够继续和平崛起，完成大国的终极使命。

对中国来说，“韬光养晦”可以说是国家内部现代化以及外部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崛起的最基本原则。

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平崛起、最终走上国际领导舞台，这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是政治精英们冷静理性的选择结果。

具体到中日关系来说，如下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应当逐渐节制对日民族主义。

自近代以来，中国对日民族主义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为政府提供支持力量，但搞不好也会成为政府的反对力量。

“五四运动”时期非常典型，反日最终演变成为反政府。

抗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

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反对党在动员中国社会的反日民族主义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广大的中国农民成为反日力量，主要是共产党民族主义式动员的结果。

不过，这在客观层面也对国民党产生了莫大的压力。

同时也要看到，正是因为中国民众反日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政府方面任何改善中日关系的政策也会面临社会甚至政治的压力。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日本政策被视为过于“亲日”，从而遭受他人的批评和攻击。

这表明，改善中日关系过激可能也是不可行。

今天，对日民族主义已经非常高涨，并且大多是民众自发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应当理性引导民众民族主义，使其理性化，避免过度高涨而超出管理和控制的程度。

这里首先要把对日关系回归到现实主义，而和比较抽象的爱国主义分离开来。

在把对日关系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情况下，任何对日政策都很容易被政治化，也因此很容易被情绪化。

对日关系要强调理性之上的国家利益。

其次，在钓鱼岛问题上，因为民族主义的高涨，中国实际上没有“退路”。

当然，中国也不用做很大的妥协。

现在的局面是由日本民主党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引发的。

日本的“国有化运动”使得这个问题从台下浮上了台面。

客观地说，这也使得中国有机会公开自己的钓鱼岛政策，并且也公布了海基线。

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较量，尽管日本政府继续强硬，不承认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但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意识到钓鱼岛主权是存在争议的。

从日本国内政治发展来看，要日本政府公开承认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可能性不大。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日本也存在着高涨的对华民族主义情绪。

即使政府有了意愿，也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

政治人物不太可能做承认主权争议的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把重点转移到如何管理冲突。

中国已经对钓鱼岛成功实现了实际上的“巡航管理”，这一点不可以退，而且要继续常态化。

但要避免和日本的直接冲突。

因此，危机管理变得重要起来。

危机管理可以通过高层设立“热线电话”或者实际管理部门之间的经常性对话机制来实现。

再次，尽管中日政治和战略关系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改善，但中国应当把政治战略和经贸关系相对分离。

中国应当继续和日本发展并且深化经济贸易关系。

这个领域是互利的。

中国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从一个中等收入社会提升到高收入社会，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关键。

在东亚环境中，中日经济关系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重要。

实际上，从历史看，尽管经贸互相依赖的关系不可能阻止两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但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日本小泉首相期间中日关系进入“政冷经热”状态，当时中日民族主义也一样高涨，但两国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对抗和冲突。

这里面，两国互相依赖的经贸关系便是重要因素。

这个现实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冲突不应当对两国的经贸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

这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