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音书院的由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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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书院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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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书院的由来

民国林思进主编《华阳县志》称：

华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初设两等，民国三年乃设两等。

查此校系旧元音书院改设。

（林思进，1873年出生，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1930年受华阳县长叶大铿之邀在同治《华阳县志》未完稿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华阳县志》并于1934年刊刻出版。

他在建国后曾任川大教授。

）

1985年华阳镇组织人员编写《华阳镇志》称：

华阳镇第一小学，成都府张敏树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改慈音寺为“元音书院”，以庙产30亩为办学经费。

元音书院开办的时间是多少，开办者是谁，运行得如何，是当时官员的心血来潮，还是当时政风使然。

这些问题各方的说法有出入，有待我们去考证。

一、元音书院建于何时？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成西在《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撰文称：

“清代成都文化方面的市政设施中，书院以及义学的兴建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成都自西汉文翁首创地方学宫以来，重视教育已形成传统。

清代成都的教育设施，除了生员额定、经费出自官府的府学、县学以外，主要为书院、义学。

书院兴起于宋代，当时士大夫退归乡里，以为讲学之地，不领于官府，人自为教而已。

宋末以来，书院盛行，明代成都有子云、少陵、大益、浣花等书院。

明末全毁。

清初，成都城市重建于草莽之中，百废待举，重修城垣、桥梁是地方官的当务之急，无暇顾及书院的兴建。

康熙年间仅有按察使刘德芳在孔庙西侧创建的锦江书院。

随着成都经济逐渐繁荣，潜溪、芙蓉、墨池、尊经等书院以及义学相继兴建。

清代成都的书院、义学，其兴建经费源于多途，基本上属于民间或半官方的社会性文化设施。

书院、义学兴建和维持经费大致有以下途径：

其一，由地方官捐俸、或地方官捐俸倡议，由僚属及士绅共同捐资兴建。

如墨池书院始建于元代，明代复加修建。

到清初，墨池故址已改为民宅。

道光时，学政聂铣敏捐俸购买墨池故址处郑氏私宅三院及空地数亩，重建墨池书院。

并置学田70余亩于温江向家碾，耗资约1万两。

又如芙蓉书院，由成都知县捐俸倡议，劝募士绅捐资，于是“富者输其财，能者董其事”，于北暑袜街拐枣树置院一所，创建而成。

其二，由地方当局清理前代祠产或庙产，由祠、庙改建而成。

明代成都外东有潜溪祠，以祀宋濂（号潜溪）而得名。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华阳知县安洪德清理祠产，发现有田800余亩为守墓僧所占。

于是以祠产为经费，建立潜溪书院，后迁入城内梨花街。

元音书院，旧为元音寺，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成都知府张敏树改寺庙为书院，以庙产20余亩作为学田。

同治年间，学政张之洞和总督吴棠也以清代石犀寺改作尊经书院。

其三，经费完全源自士绅捐款。

如东郊得胜场尚义书塾，就是于嘉庆年间由士绅张寅等人捐资兴建。

从《数位典藏》（http:

//catalog.digitalarchives.tw）——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库中可以查到当年清廷中央机关的各种档案，查到当年的情况（查询时应使用繁体）：

嘉慶11年3月25日祿康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鑲白旗滿洲都統步軍統領題報查核四川省嘉慶九年鹽課錢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並將經徵鹽課全完三百兩以上不及一萬兩一年全完之前任成都知縣張敏樹等照例議敘。

嘉慶11年3月18日勒保四川總督管巡撫事（注：

即四川总督）題報成都縣知縣張敏樹奏陞理番同知遺缺請以老成幹練才守俱優之合江縣知縣王泰雲調補。

嘉慶13年10月26日勒保四川總督管巡撫事題報雜谷理番同知張敏樹委署成都府印務今因患病醫藥無效於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署病故。

乾隆59年10月10日，和珅（大學士管理吏部戶部事務總管內務府大臣）覆应如广东巡抚朱珪所请候补知县陈九叙准其补授阳山县知县难简缺。

由此上述几段记载可知：

1、潘元音在1795年（乾隆五十九年）离任阳山县令，原因为“患病请解任为籍调理”。

2、张敏树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前任过成都县知县——与华阳相邻，但不是华阳县令，自然也管不了华阳建书院的事了。

张敏树此公于嘉庆十一年任理番同知，于嘉庆十三年农历九月二十五病故，病故时的职务是“杂谷理番同知张敏树委署成都府印务”，杂谷理番同知即管理现在的理县（县城为杂谷脑镇），上世纪三十年代仍有理番这一县，而无汶川（建川博物馆存图）。

主要是管理少数民族，同时管成都府印务（公章），也不知是不是“成都府秘书长”。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屈守元是华阳实验小学（“元音书院”的继承者）的学生，他称在《嘉庆一统志》（成书于1820年）中记载有元音书院，（后查此书记载：

元音书院，在治东30里中兴场，嘉庆十二年建。

）该书作为全国地理历史大百科全书，不可能记载一个小小的事物，可见元音书院在公元1820年以前即相当有名了。

由此可见：

如果元音书院为张敏树所建则不应迟于1808年，必定是林所长笔误，将“十二”写成“二十一”了。

据此分析，“元音书院”在《华阳镇志》的中记载应更可信，即建立于1807年。

二、“元音书院”是何人所建？

《成都方志网》-《双流县志》称：

清乾隆六年（1741年），双流县知县黄锷于县城建景贤书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知县桂良材在县城创桂馨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知县濮景贤将上述两书院改办为县立高等小学堂。

乾隆十二年（1747年），华阳县知县安洪德在治东静居寺建潜溪书院。

嘉庆十二年（1807年），华阳人潘元音（东庵）在治东30里慈音寺建元音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该院为初等小学堂，民国3年（1914）设两等小学。

民国23年（1934），名为华阳县立第二高小学校；现为双流县华阳镇第一小学。

（其间可能在1903-1905停办一小段时间）。

潘元音，（生卒年不详）字希声，号东庵，乾隆庚辰（1760年）举人，曾授广东阳山令。

潘元音多有著述，有《东庵诗文集》，民国《华阳县志》的《艺文志》中，载录有潘元音多篇诗文。

1760年中举人，1792年在任阳山令时摩刻韩愈作品“鸢飞鱼跃”，（因韩愈在公元803年任阳山令，在此文迹甚多，潘公此举多是为了和韩公拉上关系！

），1794年集资建文塔一座，1795（嘉庆元年）年阳山郑士超赴京考试，荣中进士，消息传来，全县欢腾，可见潘元音也是当时的名人了。

在古代，直呼人名是不敬之举，“元音书院”是否和潘元音有联系就值得商榷了，如与之相近年代的“潜溪书院”即以宋濂的号为名。

潘元音的儿子潘时彤于嘉庆甲子（1804年）中举。

在1815年前后曾受邀编纂《华阳县志》，可见潘时彤长期在华阳生活，地方官绅不大可能对当地名人的父亲不敬。

同时书院也不大可能为潘元音所建，因为一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名字为自己建的书院命名（除非是现代），二是潘元音中举到“元音书院”经历了47年，1807年的潘元音至少已是七八十岁的老翁了（古代中举并非探囊取物，假设此公三十岁中举）。

书院命名为“元音”应该另有原因。

说文解字有关的解释为：

“元,始也。

从一从兀。

唐人徐锴说：

“元者，善之长也，故从一。

”也许当时人们称以“元音”为名，意在始发首善之音以求“学校兴而人心正，人心正而风俗淳”,亦或如成都市社科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林成西称“改元音寺设”。

改寺为书院，还涉及财产的处理，如果不是当地官员出面，恐难实施，所以建书院者应以张敏树更为可信。

当然，华阳实验小学现有记述中称张树敏一定是写错了。

3、书院的定位如何？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成西所撰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成都书院之风在乾隆、嘉庆两朝已盛行，书院既非完全的官学，也非私学，应该是“公办民管”的社会力量办学。

由于举办书院的官员离任后，后来的官员对于日常管理不再重视，书院的运行多由地方士绅管理，所以才出现了“沈家书院”、“沈家祠堂”等别称。

四、书院的运行情况怎样？

在蒲江西县来古镇现存有“惜字宫”一座，系清朝所建，说明称：

文字记载圣贤的言论，必须恭敬，废纸也不能乱扔，要让它体面地消失，惜字宫就是用来焚化有字纸张的建筑。

在“元音书院”的门外就有一座惜字宫，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华阳的中老年人对此记得十分清楚，足见当年的元音书院自开办后，长期运行于读书备考。

华阳以前称中兴场、中心场，这里的林姓很多，如果详查林氏谱系，证明林思进是原中兴场的人，那他的记载就应更准确了。

清末废科举后，书院的读经应考进仕的作用不复存在，于是在政府的安排下改为小学“初设初等，后设两等，年资300元”，变成了真正的公办学校。

（以下是从http:

//catalog.digitalarchives.tw）上取得的图片，清廷吏部档案，资料真实可信。

我们感到：

大陆的档案电子化工作太差！

什么都查不到，也许是太想钱，多收点查询费吧。

）

清代关于张敏树任成都县令时的中央档案

档案清代关于潘元音离任的中央档案

《嘉庆一统志》表卷14华阳县的记录（ISBN978753254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