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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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二、曹操、曹丕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
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以其鲜明的文学个性与共性，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
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出身微贱，少时任侠放荡，好权术，喜“刑名之学”。
年轻时被当时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曾随袁绍讨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任大将军和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
于戎马倥偬之余，不废吟咏，创作了不少出色的诗歌。
王沈《魏书》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操的诗现存20余首，都是乐府诗，内容和写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
曹操诗的内容可概括为“闵时悼乱，歌以述志”，即反映汉末战乱的现实，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锺惺《古诗归》卷七），同情人民的疾苦，表达统一天下的理想。
这也是建安文学的主要精神。
《苦寒行》用士兵的口吻来写，表现的是士兵劳苦思家的情绪。
《蒿里行》写初平元年（190）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
他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龟虽寿）则正面表达了自己的宏大理想与志向。
《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不过它并非单纯摹写山水，诗中的大海那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也正是诗人博大襟怀的写照。
而《龟虽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更是情怀慷慨，真气回荡。
至于《短歌行》，则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由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
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重建天下的雄心。
正因为生命短暂，它才弥足珍贵；追求不朽的功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
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诗中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
曹操现存21首诗，全是乐府诗，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学习汉乐府，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诗风古朴真率，慷慨悲凉。
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内编卷一）；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敖陶孙说：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诗评》）陈祚明评其诗“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钝吟杂录》）。
可见曹操的诗的确个性鲜明。
曹操继承和发扬《诗经》的传统，创作了许多四言诗，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
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师”。
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辞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
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略无掩饰做作之笔。
文中自称：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
他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
诗作现存40首，其中乐府歌辞约占一半，不少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
语言也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通俗流畅，不过比一般民歌略显得精致；抒发感情，以委婉细致见长；诗风清丽婉转，低回哀怨。
沈德潜：
“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
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古诗源》卷五）《燕歌行》写女子秋夜不眠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
《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曹丕的《杂诗》（其二）写怀才不遇的游子的漂泊之感，能明显看出“古诗十九首”的影响。
曹丕与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魏晋六朝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三、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四子。
“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
……性简易，不治威严，與马服饰，不尚华丽。
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以致引起他和曹丕围绕继承权的一场明争暗夺。
由于“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同上），缺乏政治家所需的成熟与老练，曹植最终落败。
220年曹操死后，曹植备受曹丕的猜忌迫害，名为王侯而行动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在忧愤中死去，谥“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的文学创作以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诗歌主要歌唱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
如《白马篇》塑造出—位以身报国的“幽并游侠儿”：
“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无疑是诗人理想人生的形象写照，字里行间迸发出慷慨激昂的炽烈热情，洋溢着高迈不凡的蓬勃朝气。
后期则表达因受到猜忌和压抑，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而激起的悲愤。
《杂诗》（“仆夫早严驾”）是一首述志诗，诗末说：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充满慷慨之音。
《美女篇》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主旨改变了。
诗中逐一铺写女主人公的美丽、高贵之后，这样结束：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透露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
《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表达“愿与根荄连”的愿望。
《七哀》用思妇、弃妇寓托身世，表白心迹，也很有代表性，命意曲折，感情凄婉，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而《野田黄雀行》以少年拔剑破网救雀的故事为喻，悲叹自己不能解救挚友于危难之中。
长篇名作《赠白马王彪》更结合任城王曹彰在洛阳暴毙的事件，指斥曹丕同室操戈的残忍，同时也倾诉了自己骨肉分离的悲伤以及对人生绝望的情绪。
作品以悲苦之辞，发愤慨之音，笼罩着悲愤抑郁的气氛。
全诗篇幅宏肆，笔力非凡，采用辘轳体的章法，即除首章外，其余各章之间顶真蝉联，每章一韵，意随韵转。
方东树称：
“此诗气体高峻雄浑，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沉郁顿挫，淋漓悲壮……遂开杜公之宗。
”（《昭味詹言》卷二）
此外，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功业无成，就常常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如《远游篇》。
曹植诗歌的特点：
1.钟嵘《诗品》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很能概括曹植诗歌既华丽峻茂又浑厚雄健的艺术风格。
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是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2.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90多首诗歌中有60多首是五言诗。
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但又“不离闾里歌谣之质”（黄侃《诗品讲疏》）。
3.曹植的诗歌在艺术表现上富于独创性：
工于起调，善用比兴，形象生动，词采华美，韵律和谐，讲求对仗和炼字，给人以新鲜绮丽之感和青春蓬勃的朝气。
不过其诗有时过于雕饰，同样影响到后代文人诗歌的创作。
曹植的诗歌为什么受到后人的推崇？
其主要原因，一是文采富艳，二是对五言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三是曹植本人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
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
所谓“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
四、建安七子及蔡琰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为“七子”。
他们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盛局面。
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
被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
《七哀诗》通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描写和饥妇弃子的特写场面的刻画，深刻地揭示出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和人民的深重灾难。
方东树评王粲为“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
刘桢（？
～217），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
以五言著称，多抒发个人情怀，表现出高远脱俗的志趣，饶有清刚之气，钟嵘《诗品》：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如《赠从弟》三首。
“建安七子”中陈琳、阮瑀、徐干等人，也都有比较著名的作品。
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筑长城之事，描写繁重的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颇具现实意义。
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遭受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
徐干的《答刘桢诗》，表现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颇能反映建安时人通脱真率的精神面貌。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建安时期杰出的女诗人。
她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归，重嫁董祀。
她的《悲愤诗》长达540字，为自传体五言长诗，真实地记述了自己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归汉的经历，将记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写出了时代的动乱、胡兵的残暴、民众的悲惨遭遇和个人不幸的命运，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血泪斑斑的历史画卷。
第二段写归汉前文姬与儿子生生别离，最为沉痛，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悲愤诗》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可以和《孔雀东南飞》比美，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受到它的影响。
第二节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1.政治理想的高扬。
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造成了当时诗歌的“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人生苦短的感叹。
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般的单纯的哀叹；一种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般的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一种是“盈缩之期，不但在天”（曹操）般的力图突破天命的限制，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
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3.强烈的个性表现。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
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总是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
曹操的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
4.浓郁的悲剧色彩。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而以曹植诗最有代表性。
上述这些时代特征，其实也正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第三节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
一、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的不同：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时期的文学。
这一时期，在魏国司马氏擅权，大肆屠杀异己，政治黑暗，权力斗争残酷而血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晋书·阮籍传》）。
活着的人，或放浪形骸，寄情山水，以逃避祸端；或曲折为文，以发泄不满。
文人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少了，表现出深刻的理性思考和人生悲哀，并逐渐与玄理结合，风格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面貌。
“竹林七贤”：
魏晋之际文学的代表作家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名称始见于《世说新语·任诞》：
“陈留阮籍、谯郡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
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实际上是个名士集团。
山涛、王戎后来投靠司马氏，其余五人都崇尚老庄，任性嗜酒，寄情山水，反对礼法名教，对司马氏的篡权夺位不满。
“七贤”中能代表正始文学最高成就的是阮籍和嵇康。
二、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
“旷达不羁，不拘礼俗”（《三国志·阮籍传》）。
司马昭当政时，“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三国志》本传引《魏氏春秋》），世称“阮步兵”。
“籍早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
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晋书·阮籍传》）然其内心极度痛苦，终于忧愤而卒。
《咏怀》八十二首是阮籍的代表作：
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
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是作者政治感慨的记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咏怀》诗的内容：
（一）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
《夜中不能寐》、《独坐空堂上》、《一日复一日》。
（二）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
《嘉树下成蹊》。
（三）讥刺时政。
《驾言发魏都》、《洪生资制度》。
阮籍诗歌的艺术特点：
（一）体现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即深刻的理性思考和人生悲哀。
过去还从未有人把人生描述得如此孤独、悲凉。
（二）阮籍的咏怀诗把深刻的哲理引入诗中，同时与一系列的艺术形象相结合，表现手法多用比兴、象征寓意，形成了曲折幽隐的风格特点，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使诗歌的内涵更为深厚。
（三）阮籍继承了《诗经·小雅》、《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歌的传统，拓展了五言诗的创作，使五言诗完全脱离了模仿乐府诗的阶段，首创了我国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诗的先河。
阮籍的散文，以《大人先生传》最著名。
三、嵇康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国铚县（现安徽宿州境内）人。
康风度极佳，“人以为龙章凤姿”（《晋书·嵇康传》）。
康娶沛穆王曹林女为妻（曹林与曹丕、曹植是异母兄弟），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由于在政治上与司马氏政权的不合作态度，再加上恃才傲物的性格，决定了他只能是个悲剧人物，最终为司马氏集团所害。
康不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在整个魏晋文艺界和思想界，他都是一位极有魅力的人物，其人格和文化影响巨大而深远。
嵇康散文的特点及《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是魏晋之际最著名的论说文作家。
其特点，一是思想新颖，好标异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二是情绪激越，文字泼辣，极具个性。
《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反复申说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个人的性格、爱好，提出了“七不堪”、“二甚不可”为不能出仕的理由，说自己不能舍其所乐而从其“九患”。
信中鲜明地表明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这正是魏晋文学最显著的特色。
写法上，主要用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笔调进行反语讽刺。
放言无惮，辞锋犀利，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作者的真实感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鲁迅的杂文受魏晋散文影响很大，我们从他的大量杂文中可以看到嵇康散文的影子。
阅读篇目：
曹操《蒿里行》、《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苦寒行》；曹植《白马篇》、《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蔡琰《悲愤诗》；阮籍《咏怀》（夜中不能寐）（独坐空堂上）（嘉树下成蹊）（驾言发魏都）（洪生资制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思考·阅读·笔记：
1.“建安风骨”；“建安七子”；“竹林七贤”。
2.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3.曹操、曹丕、曹植的诗歌风格与文学成就。
4.阮籍、嵇康的代表作与文学成就。
5.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的不同。
第二章两晋文学（2学时）
目的要求：
1.了解两晋诗坛的基本风貌；2.了解两晋诗坛的代表作家作品。
第一节西晋文学的基本风貌
太康诗风：
文学史上所说的“太康文学”，是指从“泰始”（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公元264年）到“元康”（晋惠帝司马衷年号，公元299年）约30多年间的文学。
这一时期文学兴盛，钟嵘《诗品序》说：
“太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太康诗风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繁缛”，即忽视内容与意境的创造，追求辞藻的靡丽、描写的繁复和对偶的工整。
《文心雕龙》：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
西晋覆灭、东晋初建之际的重要诗人是刘琨和郭璞。
他们诗歌的内容风格与潘、陆却很不同。
刘琨的诗表现了爱国志士的热情与悲痛；郭璞的诗则以“游仙”为主，歌颂高蹈遗世的精神。
二人的诗反映了当时的士人在动乱危难的环境中不同的人生态度。
第二节西晋主要作家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陆机的诗歌现存100多首，数量多于同时作家，在当时影响很大。
内容多所模拟，而以“缘情绮靡”（《文赋》）为准则，主要追求形式的华美整饬，词藻的富赡繁缛，所谓“才高词赡，举体华美。
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
”（钟嵘《诗品》），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
沈德潜说，到了陆机，“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古诗源》）。
《赴洛道中作》（其二）。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东）人。
少有才名，热衷仕进，媚事权贵，人品颇遭非议。
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不但为自己写，还常常代别人写。
诗歌的代表作有《悼亡诗》三首，是追悼亡妻之作。
太康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当推左思。
左思字太冲，临淄人。
其“构思十年”、精心覃思之作《三都赋》，曾使“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然而，由于出身庶族寒门，左思仕途坎坷，沉沦下僚，内心愤愤不平。
其五言诗的代表作是《咏史》八首，以刚健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不再是“就史叙史”，而是借咏史以咏怀，是班固以来咏史诗的创造性发展。
钟嵘《诗品》评其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
左思的诗再现了建安风骨，因此被称为“左思风力”。
《咏史》以外，左思的《招隐》和《娇女诗》比较著名。
西晋末年的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属河北）人。
其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亦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诗品》：
“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
《扶风歌》、《重赠卢谌》表现出“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沈德潜《古诗源》卷八）的特色。
两晋之际的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以《游仙诗》十四首为代表。
在玄言诗已广布天下时，郭璞别具匠心，借游仙来咏怀，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了鄙弃尘俗、高蹈遗世的意趣。
与阮籍《咏怀》诗相近。
这些诗“词多慷慨，乖远玄宗。
……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钟嵘《诗品》）。
第三节东晋文学的基本风貌及代表作家
玄言诗：
玄言诗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徒具诗的形式，缺乏诗歌所应有的美学意蕴和特质。
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它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
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庾亮、桓温等。
钟嵘《诗品序》：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但东晋玄言诗中也酝酿着山水诗的萌芽。
在东晋玄言诗中酝酿着山水诗的萌芽，是因为：
一方面，玄学为了追求人的精神的超越升华，注重对自然的体悟，崇尚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观念；另一方面，江南山水佳丽可人，对于来自北方的士大夫富有新鲜的刺激，更引起他们对山水自然的兴趣。
于是，玄言诗中便出现了山水的元素和内容。
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王羲之（303～361）和孙绰、谢安与孙统等41人，于晋穆帝永和九年（353）3月3日在兰亭（在今浙江绍兴）聚会，欣赏山水，唱和赋诗，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王羲之作《兰亭集序》。
兰亭诗的主题是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和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
兰亭诗标志着山水诗的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阅读篇目：
陆机《赴洛道中作》（其二）；潘岳《悼亡诗》（其一）；左思《咏史》（其一）、（其二）、（其五），《娇女诗》；刘琨《扶风歌》；郭璞《游仙诗》（京华游仙窟）、（青溪千余仞）。
思考·阅读·笔记：
1.“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的联系以及左思咏史诗的创新。
2.“太康诗风”以及西晋文学的代表作家。
3.郭璞游仙诗的特点如何？
4.玄言诗及其与山水诗的关系。
第三章陶渊明（4学时）
目的要求：
1.了解陶渊明所处时代的特点；2.掌握陶渊明生平、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成就。
第一节陶渊明的生平及思想性格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
号五柳先生。
浔阳柴桑（今九江市西南）人。
陶渊明仕途上“四仕四隐”的经历尤其引人注目：
（一）29岁由于“亲老家贫，起为（江）州祭酒。
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州召主薄，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
”（《宋书·陶潜传》）
（二）36岁到江陵任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僚，当时桓玄正阴谋篡夺晋室政权，陶渊明感到失望，第二年母亲逝世，他便趁机丁忧回家，闲居三年，躬耕田野。
（三）39岁做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不久改任建威将军刘敬宜的参军，由于时局动荡，官场险恶，他又离开了官场。
（四）40岁时为彭泽令。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
‘应束带见之。
’潜叹曰：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即日解印绶去职”（《宋书·陶潜传》），在官仅八十余日，从此不再出仕。
元嘉四年（427）深秋，他预感到将离开人世，写了三首《拟挽歌诗》和一篇《自祭文》，两个月后，便与世长辞，私谥曰“靖节先生”。
由于家世背景，陶渊明少年时代就熟谙儒家学说，有“大济于苍生”（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宏愿。
但同时，陶渊明也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且东晋士族文人普遍向往隐逸生活，追求精神自由，风尚所及，他又厌恶世俗，不好荣利，热爱自然，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
这说明陶渊明是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态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的。
可以说，陶渊明的归隐，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无法调和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陶诗的思想内容
陶诗题材主要有：
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田园诗。
在田园诗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因此田园被陶渊明用艺术的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极具艺术的魅力和精神的感染力。
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
1.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
《归园田居》其一。
2.陶渊明不少田园诗还写到了自己内容丰富的归隐生活，如“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
又如《和郭主簿》（其一）。
3.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
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
《归园田居》（其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4.他有些田园诗写了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
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归园田居》其四：
“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
”
陶渊明的咏怀诗与咏史诗：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
陶渊明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
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
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
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同时也流露出人生如梦、孤独无奈的情绪。
《杂诗》（其二）、《读山海经》（其十）、《咏荆轲》。
第三节陶诗的艺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平淡与醇厚的统一：
（一）诗人惯于运用日常生活的朴素语言，描写最平常的村舍、鸡犬、锄头，豆苗、桑麻等乡间物象，表达最真淳的情感和心理，看似全不费力，一切平淡如水，没有夺人的气势，不追求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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