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女性形象与农村女性形象的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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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女性形象与农村女性形象的比较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女性形象与农村女性形象的比较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以瑞珏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艺术形象。
无论是城市女性还是农村女性，她们都具有而且必须具有这些品性。
她们温文尔雅，贤淑端庄，忍耐宽容，克己节欲，或成为闺中女儿的楷模——如曹禺《北京人》中的愫方；或成为已婚妇女典范——如巴金《家》中的瑞珏；或集二者于一身，如老舍《四世同堂》中的韵梅、路翎《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淑珍。
她们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评价她们“代表了封建道德感情的旧式小姐”、“旧时代的优美典型”“闪烁着崇高动人的人性美”……
的确，这些是她们的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特性——东方文化传统美德光环的亮丽与阴影。
在文学作品中，她们通常是一群禁锢在高楼深院的大家闺秀，远离了时代的喧嚣，生活在宁静温馨的后花园中。
她们从小接受三纲五常、诗书礼仪的熏陶，承受着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的压抑和束缚，按照东方淑女和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
她们最终成为了好女儿、淑女、贤妻良母：
知书达理、温柔聪慧、美丽善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善解人意。
在巴金笔下，瑞珏是作者塑造的贤妻良母典范。
她和觉新的婚姻是高老太爷用“拈阄”这样极其荒唐的方式决定的。
她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此成为封建大家庭的好媳妇。
瑞珏端庄秀丽、仁厚宽容，她爱觉新，亲自到梅林为其折梅花，精心绘画梅花帐檐。
她是好嫂子，关心弟妹，觉慧愿向她敞开心扉；她也是好妻子，压抑内心的痛苦，真诚地关心梅，抚慰觉新的精神创伤。
她同觉新共处于大家庭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漩涡中心，承受着有形无形的利剑。
曹禺笔下的愫方是书香门第家庭的小姐，父母双亡。
举目无亲的愫方寄人篱下，经济的无助和终身的无靠使她明白自己只是“看人家脸色过日子的人”。
她是行将就木的曾皓的拐杖，她也是徒具生命躯壳的曾文清的精神寄托，因而也是曾思懿的眼中钉，成为增加矛盾斗争的焦点。
与瑞珏相似，路翎笔下的蒋淑珍也是一个具有封建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孝女慈姐。
她温柔善良，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企图保卫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让他们相安无事，生活得宁静愉快。
她是用亲人的结婚诞生和死亡来说明、并标记她的世界的。
然而，在动荡的年代，尽管她忙碌而辛劳，她的努力确是徒劳的，一种“大的不幸要来”，“生活要崩溃”的预感恶魔般地压迫着她的灵魂。
老舍笔下的韵梅作为都市旧式大家庭中普通的主妇和长孙媳妇，“仿佛是专为大家操作而活着的”。
她也有自己难言的悲哀和孤寂，有文化有学问的丈夫与她感情上有些隔阂距离，“他们俩老因此而不能心贴着心的完全粘合在一处”，“她只能用‘尽责’去保障她的身份与地位——她必须教公婆承认她是个能干的媳妇，教亲友承认她是很像样的祁家少奶奶，也教丈夫无法不承认她的确是个贤内助”。
作为长孙媳妇，她要安排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生活，孝敬公婆，养育儿女。
当丈夫被捕，她还得从精神上支撑这个家。
可见，她们都是好女儿好媳妇，却处于大家庭的矛盾旋涡中，举步维艰。
“瑞珏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坚韧执着且富有自我牺牲精神。
她们为了所爱的人的幸福、家庭的安宁、大家庭的利益甘愿牺牲。
这种牺牲不仅仅包括妻子应享有的情感、幸福，乃至生命。
在军阀巷战最紧急时刻，高府只留下觉新这一房。
在大祸临头之际，觉新让家人到花园中避难，决定独自一人对付乱兵。
生死攸关时刻，瑞珏留下来陪同觉新，“我不离开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在瑞珏与梅的对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瑞珏爱觉新，为了觉新的幸福和欢乐，她甘愿牺牲自己。
“我们两个人，还有他，我们三个人都错了，都陷在这种不能自拔的境地里面。
……我真想我能够走开，让你们幸福地过日子，我……”愫方与文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喜欢琴棋书画，情趣相投。
在这囚笼般的生活中，对文清的爱是她生活的希望、精神的支撑。
愫方用理想的五色彩线编织着爱的花环，她真心希望文清能脱离苦海，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人生价值，这是她生活中最大的理想、精神支柱和安慰。
只要文清能“飞”出牢笼，她甘愿一辈子囚禁在曾公馆，牺牲自己的一切。
韵梅在国难家难之时，显示出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好的女性的化身——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肯随着男人受苦，以至于随着丈夫去死节殉难。
由此可见，“瑞珏们”皆愿为丈夫或家人赴汤蹈火，这种舍身忘我的精神、任劳任怨的美德和惊人的自制力，使她们对生活表现出一种无苛求的随和感及随时准备为他人作出牺牲的无私无畏的精神。
善的意志、爱的力量是她们赖以存在的基础。
她们在无私地给予和奉献中获得满足和欣慰。
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曾经哺育了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中华儿女，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在危机关头转化成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
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统治，传统文化中也掺杂了许多糟粕。
“男尊女卑”成为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女性最高的人生价值、美德规范就是做孝女、贤妻与良母。
在中国,乡村和城市一直以一种对立的形态呈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条鸿沟,使城里人和乡下人一出生就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他们在身份、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些都使城里人在乡下人面前有着一等公民的优越感。
在中国的文学世界里,自古至今就有很多呈现城/乡对峙!
城里人/乡下人二元对立的画面,如宋代诗人张俞的《蚕妇》: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本诗以一位进城农妇的视角,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和不公。
到了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经典性场景更是成为妇孺皆知的笑话,贾府里的人对刘姥姥的鄙夷和作弄折射出城里人对乡下人傲慢无礼的态度，稍后的《海上花列传》专注于描写乡下女子进城后沦落风尘的生活。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城市和乡村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城市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乡下人来说,它闪烁着天堂般的光辉。
乡下人迫于生存,对城市的空间充满了憧憬。
由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体制由来已久,城乡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悬殊,城市女性与乡村女性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本文下面将主要通过介绍城市职业女性形象来来展示城市女性形象与农村女性形象之间的差别。
在我看来文学作品中城市女性的形象主要反映在职业与婚姻之间的单项选择。
石评梅的《偶然来临的贵妇人》写的是女教师藻如的宿舍突然来了毕业后就未再见过面的同学张蔚然:
前八年名振一时的女界伟人,现如今她已经成为大革命新贵衡如的娇妻,珠翠环绕,雍容瑞丽。
小说中大半的篇幅是蔚然这贵妇人“又像吹法螺,又像发牢骚“的一段话。
于是我们了解到,蔚然在嫁得如意郎君之后就不再工作了,因为“一半灰心,一半懒惰”想起往日“当主席,请愿,发传单,示威,这套拿手戏”只觉好笑,因为人生为的是地位、物质享受,有了这些,就没有什么不满意。
蔚然并没有面临婚姻家庭和职业事业的两难困境,她的选择也并不是被迫和无奈的,如今她只追求金钱和享乐,抱定了“只要手里有钱,宇宙万物都任我摆布”的人生哲学。
“我高兴热闹时到上海向那金迷纸醉的洋场求穷奢极欲,喜欢幽静时找一两个闲散的朋友到西湖或枯岭去,如果国内的情形使我厌烦时,也许轻装简服悄悄的就溜到外国”听到蔚然这样自甘堕落的一段话,我们不得不感叹和痛心,昔日妇女解放的先锋己经真正变异成了梁淡女士所说的“国家社会的一个大漏疤”。
冰心的《我的邻居》中的M太太在大学毕业后便同一位作家M先生结了婚，M太太本来是和M先生一起在学校里教书,学校里对于她比对她先生还满意，但是后来由于先生的反对,再加上要帮忙老太太照顾几个孩子和处理家务,M太太只得退守到家庭中,后来即使是想要在家里写稿子也不得。
在写作里真可以逃避了许多现实,但是现实还是现实,一声孩子哭,一个客人来,老太太说东说西,老妈子问长问短,把我的文思常常忽然惊断,许久许久不能再拿起笔来“我是走不脱的!
我不求安逸,我相信我虽没有学过家务,我也能将就的做,而且我也不怕做,劳作有劳作的快乐,只要心里能得到一点慰安,温暖”M太太就这样成了一个既不善管理家庭琐事,又无力兼顾社会事业的高等游民,整天凄凉难抑!
百般痛苦,感叹“文章误我,我误爹娘”。
作为一个受过大
学教育的新女性,她很有可能会在事业上取得很好的成就,但是孩子不能不照顾,家务也不能不处理,而且还都必须由她来承担,最后她不得不向家庭妥协。
作者并没有贬斥M太太,而是给予了她深深的同情。
《绮霞》中的另外两个职业女性形象王先生和周先生也都是因为结婚后要照顾家庭而影响了正常的职业生活,一个再教琴常常是错的可笑,一个每天迟到早退。
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位先生应该己经很努力地在同时兼顾家庭和职业吧,或许一旦到了支撑的极限,职业就要为家庭做出牺牲了。
在新旧合璧的时代,女性要想同时承担家庭和社会两种角色根本就是一个奢望,每当需要有一个人为家庭做出牺牲的时候,女性总是首当其冲。
苏青的《结婚十年》描写的也是受过高等教育,会写文章的女主人公在婚姻生活中的困窘之态。
苏怀青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名小学教员后来婆婆听信了小姑子的闲言闲语,借需要苏怀青操持家务和照顾女儿之故让她请假,三月余的职业生活随之结束。
后来,苏怀青为了不用再看丈夫的脸色,她开始赚取稿费来补贴家用,但她的这种做法却损害了她的丈夫所谓的尊严。
他说:
“女人读书原也不是件坏事情,只是不该一味想写文章赚钱来与丈夫争短长呀,我相信有志气的男人都是宁可辛辛苦苦设法弄钱来给太太花,甚至于给她拿去叉麻将也好,没有一个愿意让太太爬在自己头上显本领的”。
这实际上反映了作为丈夫的男权思想:
把妻子当做属于自己的一件附属品。
然而为了维持夫妻间的和谐关系,苏怀青最后只有无奈地将写文章的事搁置了。
男性的这种心理失衡使得婚姻中的女性要想兼顾职业谈何容易，要找职业先得离婚,否则就盼望他赶快破产失业;一个有相当收入的丈夫是决不肯让妻子专心职业向外跑的。
或许苏青说的有点绝对,但是也恰恰反映出家庭给女性从事职业所带来的巨大阻力。
凌叔华的《绮霞》中绮霞和丈夫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婚后绮霞整天忙于照顾丈夫和处理家务,根本就没有余力再拉琴。
后来在朋友的支持下,她开始疯狂地练习琴艺。
由于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拉琴这项工作上,抛下一切零碎家务不理,引起了婆婆和丈夫的不满。
她悔悟自己的自私,为了自己的嗜好,便不顾家庭的幸福。
她再次妥协了。
可是后来在一场伟大的音乐会的刺激下,她终于想清楚,自己再这样下去,一味地依附丈夫,围着丈夫团团转,那就跟旧式闺阁女子没有两样,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最终也就谈不上男女平等。
想组织幸福的家庭,一定不可继续琴的工作,想音乐的成功必须暂时脱却家庭的牵挂。
在这种认识的支持下,她摆脱了理智与感情的痛苦纠缠,终于决定:
舍弃爱情,离家出走,去实现自己的音乐之梦。
她没有和丈夫离婚,可是四年半后她从欧洲回来后她的丈夫胡卓群已经和别的女人结婚了。
她一直都在等着丈夫,可是丈夫已经等不及她了。
绮霞只得夜夜拉琴,用琴声来抚慰自己内心的惆怅和空虚。
女人自来有一种奉献精神,并且习惯把自己的牺牲冠以爱的名义。
或许结局并不完美,但值得安慰的是,绮霞终于实现了她的理想,成了一个受大家敬爱的音乐女教员。
在那样一个新旧合璧的时代,作出这种选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她这样做了,而且执着地坚持着,就是在得知丈夫再婚的消息时也依然不改初衷,仍在学校教琴育人,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
绮霞不满足于仅仅拥有的爱情生活,为了自我价值在更高层次上的实现,她更渴望事业上取得成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用一技之长为别人带来快乐的人。
在她身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五四现代女性追寻人格独立!
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为。
王西彦的《神的失落》中的高小绮是一个曾经受过五四0文化熏陶的新女性,她曾经为了反抗封建家庭!
家族而义无反顾地逃婚,毕业后在社会上谋了个教师的职业,而且有了与自己相爱的恋人"但是,她却始终无法彻底地摆脱封建势力的压迫,迫于表哥的威胁而无奈与之结了婚,一个已经有了“正室的流氓”。
从她结婚的那天开始,就意味着高
小笃将被永远禁锢在家庭中。
表哥在对她失去了新鲜感后为了去玩新的女人,让她和正室住在一起,她每天都要忍受正室的打骂,但她是决心忍受的本来出生的儿子还可以给她带来些许安慰,然而儿子天生是个瞎子,她连人生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高小绮己经是这样的一个不幸儿,我们还会忍心责怪她没有反抗到底吗?
高小箔这个人物形象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有多少高小箔在演绎了《娜拉的传奇》后又最终被封建传统折断了自由的翅膀呢!
张爱玲的《十八春》中的顾曼祯为了逃离祝鸿才和姐姐的控制,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刚出生的孩子。
后来还是为孩子的缘故,带着一种自杀的心情，嫁给祝鸿才了。
嫁给鸿才后的曼祯心灰意冷,根本她觉得她是整个一个人都躺在泥塘里了,还有什么事是值得计较的，什么都没有多大关系。
她完全无意于修饰,脸色黄黄的,老是带着几分病容,装束也不入时,见了人总是默默无言,有时候人家说话她也听不见,她眼睛里常常有一种呆笨的神气。
提起做事,那也是一个痛疮,她本来和鸿才预先说好的,婚后还要继续做事,那时候鸿才当然千依百顺,但是她在外面做事他总觉得不放心,后来就闹着让她辞职,为这事也不知道吵过多少回，最后她因为极度疲倦的缘故,终于把事情辞掉了。
虽然不用她操劳家务,但是她还是一天天地失去了光泽。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顾曼祯并没有像高小笃那样选择永远地默默忍受,而是离开了那个不幸福的家庭,重新进入社会,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一个女作家》中的任珊在中学的时候就非常热爱文学,幻想自己能成为一名女作家。
大学毕业后,她与和自己有着相同志趣的恋人结了婚,并出版了小说集生活从幻想走入现实,繁琐的家事缠绕着她,一种憎恶、心痛的感觉伴随着她。
丈夫对她的写作深怀期待,见到她创作就很愉快,并给她勉励,如果看到她不大动笔便会流露出不悦之色,她觉得自己成了为生活而创作的机器。
她不禁自嘲:
写小说可以一举三得,享有名誉、金钱和爱情。
巴金的《寒夜》中的曾树生在大学里的理想是为中学的教育事业而献身,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却使她的理想消失殆尽。
单单依靠丈夫汪文宣那点微薄的薪水是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的,于是,曾树生只能到银行里去当职员。
虽然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却让她有足够的薪水来支付儿子高昂的学费和一家人大部分的开销。
她与婆婆经常骂的不可开交,有的时候真想从家里一走了之,但她毕竟爱着丈夫和儿子,为了不让丈夫夹在她和婆婆中间为难,她只能忍气吞声。
其实,引发她与婆婆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的原因说到底是两代女性之间性格和思想的差异。
她的婆婆是个有着异常牢固的传统观念的封建家长,除了认为曾树生只是她儿子的一个娇头也就是不算她正式意义上的儿媳妇外,最让她婆婆看不顺眼的是曾树生的工作,在她婆婆的眼中,曾树生其实就是银行的“花瓶”。
她是靠出卖自己的色相来换取工资只要曾树生在银行里工作一天,她与婆婆之间的战争就不会停止,她的家庭就永远不会和谐。
总之，在文学作品中相对于农村女性形象，对城市女性而言，爱情、婚姻没有成为她们在职业事业追求中的稳固后盾和精神动力,反而成了绊脚石。
陈衡哲在她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中较早的涉及到了这个两难问。
面对这个两难,城市女性不同的选择决定了她们不同的人生，坚守独身主义的女性不得不一个人承受职业事业的艰辛和心灵的孤独寂寞,职业事业上的成功也无法真正地填补内心情感的空缺。
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一系列城市职业女性形象不是精英知识分子想象中的新女性,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它是对中国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职业女性是最早被解放的一类女性群体,也是女性中最有战斗力的,同时也是最不幸的,她们面临的人生困境或许是永恒的困境,即使历史发展到今天,它仍然是困扰部分职业女性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职业女性已经越来越能够灵活自如地在游走在家庭婚姻和职业事业之间。
我们也应该相信职业女性会在阻滞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而文学作品中的农村女性形象，在我看来主要有温情型与苦情型两类。
如迟子建的《鸭如花》、《踏着月光的行板》、徐承伦的《花儿》、衣向东的《过滤的阳光》、《阳光漂白的河床》、星竹的《中西部》、北北的《寻找妻子苦菜花》等作品就给我们塑造了这样一批拥有坚实的心灵力量的农村女性形象。
再如宋剑挺的《水霞的微笑》、韩永明的《毛月亮》、戴斌的《深南大道》、白连春的《母亲万岁》、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陈武的《换一个地方》、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养成》、衣向东的《孩子,快跑》、周美兰的《大荷嫁人》、夏天敏的《银簪花》、王祥夫的《找啊找》等,以锋利的笔力刻画出一批“命比黄连还苦”的农村女性形象。
她们原本性情单纯,拥有最朴实、最简单的乡村生活,下田耕作,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波澜不兴地过完她们平凡的一生,但命运的突变迫改变了她们的人生方向,走向悲苦的结局成了她们共同的归宿。
温情、苦情都为我们绵延出一曲五光十色、纷繁芜杂的生命之歌,无论是哀伤哭泣,亦或欣喜欢笑,这些农村女子们来过这世界,以其真真切切的生命,撞击过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祝福这些农村女子,面对丰繁芜杂的社会现实,只要我们有一颗向善向美的心,生命就会有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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