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之间袋鼠如何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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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之间袋鼠如何抉择

中美日之间，袋鼠如何抉择

——澳大利亚可能对盟国说“不”

钓鱼岛争端为亚太区域和平埋下隐患，万一中日争端升级为军事冲突，作为美日的盟国，澳大利亚会做出怎样的站队呢？

面对这样一个假设情况，2015年1月，悉尼科技大学的“澳中关系研究院”（ACRI）发布了针对1000名澳大利亚民众的最新民意调查报告。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人的态度。

对于我们未来在外交上应该考虑到的因素，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不要选边站”

如果中日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要求澳大利亚介入，澳大利亚是否该接受盟国的邀请呢？

前述调查显示：

68%的澳大利亚人明确表示：

澳大利亚应该拒绝美国，保持中立，不进行任何军事承诺；14%的人表示，应该加入美日；17%的人则表示“不确定”。

围绕着敏感的中日冲突问题，这大约是最令美日震惊的回答——毕竟，澳大利亚不仅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是日本的盟友。

问卷还显示，如果美国没有主动要求澳大利亚参战，则71%的受调查者赞同澳大利亚保持中立，甚至，还有4%的人宣称，澳大利亚应该支持中国。

这一民调问卷，当然提到了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并要求受访者回答，澳美军事同盟关系是否意味着澳大利亚在中日冲突中“不得不”支持美日？

问卷结果显示，24%的受访者认为，根据澳美军事同盟，澳大利亚“不得不”支持美日，而51%的人对此表示反对。

至于一旦澳大利亚支持美日对抗中国，是否会导致中澳之间贸易下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率高达76%。

吊诡的是，民调结果也显示，很多澳大利亚人并不知道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而在那些知道中日争端的人群中，对中国的支持比例大幅上升：

仅有40%的人知道中日冲突，远低于53%的“不知情者”，剩余7%则不确定。

在那些“不知情者”中，支持中国、美日的分别为39%与44%，保持中立的为57%。

而在那些“知情者”中，主张中立的比例大幅下降，从57%降到40%；支持中国、美日的比例都有上升，分别为57%与54%，支持中国者总数超越美日。

“我们与美国不一样”

主持此项民意调查的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鲍勃·卡尔，是澳大利亚资深政治家，长期担任澳大利亚最大州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及澳大利亚联邦外交部长。

针对此次民意调查，卡尔1月6日在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上撰文，标题就十分鲜明地表露了他的观点：

《证据显示我们更愿自主选择战斗》。

卡尔说，虽然此前另有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5%的人支持《澳新美安全条约》，但此次民调显示，大多数民意依然认为澳大利亚不应卷入日本与中国的冲突——即便美国也卷入，甚至美国总统亲自来电要求澳大利亚卷入。

此前，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丹尼斯·理查德森曾明确表示：

“我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那个强国（指美国）一致的。

”卡尔认为，这次民调结果，将鼓励那些与理查德森有同样想法的人们，“这次民意调查，清晰地向澳大利亚政府表明，澳大利亚的利益并不总是与美国一致的。

”

卡尔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生活水准依靠对华贸易与投资。

我们虽然和日本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应该警惕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主义思潮。

”卡尔认为，“如果我们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敦促中日通过外交渠道协商，我们就能远离冲突。

”

现任外长毕晓普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表示：

“对于澳大利亚人强烈地反对自己的国家卷入一场无谓战争毫不惊奇。

”她表示，在地区争议问题上，澳大利亚将不会选边站，将致力于敦促相关各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议。

中日火苗

《澳大利亚人报》同时也指出，这次民意调查，是ACRI继不久前发布其首个研究课题后，再度聚焦中日冲突中的澳大利亚定位。

2014年11月4日，ACRI在堪培拉发布了其首份研究报告《东中国海的冲突：

〈澳新美安全条约〉的适用性》。

这份报告由拉特鲁伯大学亚洲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

报告指出，近年来，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两国因钓鱼岛争端剑拔弩张，大有擦枪走火之势。

对此愈演愈烈的局势，作为《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署国，澳大利亚应予以高度重视，绝不可掉以轻心。

2014年安倍访问澳大利亚，澳总理阿博特与安倍的谈话和发言引发争议

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单方宣布对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东海争端具有了“令人担忧的军事维度”。

报告举例说，2012年后期，中国进入岛屿上方，这是1958年以来的第一次，迫使东京紧急起飞F-15战斗机作为回应。

日本针对中国战斗机紧急起飞的事件，自此以来上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2014年7月，日本国防部宣布，上半年已经针对中国飞机执行了紧急起飞232架次，比去年（2013年）增加了51%。

2014年上半年，也有关于中国和日本飞机危险近距离飞行的报道。

类似地，2013年初期，有报道称中国海军舰船在两起独立的事件中将其“火控雷达”分别锁定了日本驱逐舰和舰载直升机。

诸如这样的事件，以及东海紧张局势的广泛升级，促使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关注中日冲突的前景。

2014年初，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公开指出中国正在准备一场“短暂快速战争”，意图摧毁日本在东海的军队，从而占领钓鱼岛。

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说，争夺争议岛屿的战争非常可能爆发，如此冲突很容易将旷日持久，因为局势很难遏制。

澳大利亚对中日冲突的担心，很大程度在于中日两国都是澳大利亚最为重要的伙伴。

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在2012~2013财政年度，中国吸纳了近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价值约780亿美元。

中国还是对澳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

一些人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性，意味着澳大利亚战略政策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前提需要重新思考。

近年来，60%的澳大利亚贸易经过中国南海水域，并且，澳大利亚的最大的东亚贸易伙伴，包括中日韩，都严重依赖东海。

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除了经贸之外，还在2007年签订了《联合安全声明》。

这是日本自二战以来，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份国防协议。

随后，双方在2010年签订协议，确立了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之间的具体运作；2012年签订了信息安全协议，规定了保密信息和其安全的分享法律框架。

2014年，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两国签署了《国防和技术转移协议》。

自阿伯特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以来，澳日关系急剧升温，澳大利亚非常公开地把其利益与日本的利益大幅拉近，包括在中日冲突中的种种表态。

外长部长毕晓普曾表示：

“澳大利亚已经清楚地表示，反对任何强迫的或单边的改变东海现状的行动。

”澳大利亚现政府实际上已经将自己定位，在中日冲突中偏向日本，认为中国在岛屿争端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改变现状。

判断充满不确定性

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及因此而引发的地区性军事冲突，澳大利亚并没有做好充分的认识，亦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ACRI的报告试图填补这块空白，以帮助澳大利亚在面对中日冲突时，自己能做到胸有成竹。

ACRI的报告指出，五种情况的发生会影响澳大利亚的态度，这五种情况分别是：

问题1：

谁是肇事方？

报告指出，如果找出了冲突的肇事方，并对其确定无疑，那么澳大利亚的抉择就有了依据。

如果是中国咄咄逼人，先开了第一枪而引发了冲突，那么澳大利亚就极有可能介入冲突；反之，如果对导致冲突的情况说不清楚，澳大利亚介入冲突的可能性就不大。

问题2：

美国的反应是什么？

美国反应的强烈程度，是影响澳大利亚是否介入的最大因素。

报告认为，中日在东中国海的冲突本身，并不会自动推动澳大利亚依据《澳新美安全条约》参战，但是，根据华盛顿和堪培拉在近几年所建立的牢固的双边关系，以及该条约所涵盖的外延战略目的，一旦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参战，澳大利亚就极有可能放弃隔岸观火的态度，从而加入美日阵营。

问题3：

日本有没有请求支援？

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一旦冲突爆发，日本除了即刻寻求美国军事支持之外，澳大利亚也将成为东京寻求予以支援的国家之一。

一旦日本发出这样的请求，澳大利亚就可能被绑架上日本的战车，卷入战火。

报告认为，如果日本只是寻求外交支持，那么澳大利亚的风险相对最小；如果日本寻求澳大利亚提供某种形式的军事支持，问题就复杂了，尤其是当东京获得向澳大利亚施加杠杆作用的某种手段时，比如澳大利亚在向日本购买潜艇时形成某种对日技术依赖，危机就会更为严重。

问题4：

中国能对澳大利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对在东中国海海域可能发生的中日军事冲突，澳大利亚的态度和行动也取决于中国对冲突事件的具体回应及其采取的手段。

报告认为，中国的国力和军事能力已有了长足的增长，如果澳大利亚卷入，中国会有很多可以惩罚澳大利亚的办法，这也是澳大利亚必须权衡的。

问题5：

一旦出现危机，澳大利亚的机动空间有多大？

澳大利亚国民对应急事件的参与，社会媒体的影响，美国同盟的期望，以及在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澳大利亚决策者发出的声明、采取的立场等，都会影响堪培拉在冲突中独立行事的自由和机动空间。

管控风险

ACRI的报告，提出了如何控制澳大利亚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避免中日在该区域冲突升级的五条建议。

首先，澳大利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一旦中日在东海出现军事冲突，澳大利亚如何能最大化地保持自己在政策上的机动自由度。

报告认为，即使美国和中国处于冲突的两端，《澳新美安全条约》所约定的澳美军事联盟关系也不会自动推动澳大利亚的介入，因此，澳大利亚必须确保其参与的适度性，既不必对媒体过快、过度承诺，以避免表明立场，免受来自中国的报复，同时坚持其盟友期望的底线。

对堪培拉而言，其关键在于管控美日对澳大利亚所抱有的期望值。

第二，澳大利亚应联手会同样受到冲突直接或间接波及的其他国家，共同建立一个能更有效防止、控制在该区域出现冲突的机制。

第三，为了减少冲突出现的概率，澳大利亚需要和这些国家一起完善主要冲突方的沟通机制，要让大家都了解各方所设置的红线在哪里，以及一旦越过红线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报告具体指出，减少冲突的第一步是改善各方的通信沟通，东京和北京之间目前还没有热线，也没有应对争议领土附近海上和空中的明确、统一的标准。

第四，在东北亚，民族主义在政治判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意味着小危机也同样具有较高的升级风险可能性。

采取一个能制定一系列机制的有关措施，使其在外交上起到消防灭火的辅助作用。

在局势需要的时候，这些机制能照顾到争端双方的面子，能找到让他们可以下台的台阶，从而避免使冲突升级的尴尬局面。

报告建议，可以进一步加强《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效力和作用，明确说明该规则适用于钓鱼岛周围争议水域，将该规则变成具有约束力的管控协议。

最后，澳大利亚应该与美国合作，敦促中日两国谨慎。

报告认为，双方对钓鱼岛的主张应当谨言慎行，不仅因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利益具有不可忽视的分量，而且因为日本的主张依赖于尚存疑问的国际法基础。

对日本而言，第一步是首先承认有争议，虽然这对日本而言仍有一定的政治难度。

报告认为，澳大利亚要设法建立一个崭新的、专门用以解决东海领土、领海争端的“第二路径”，牵涉到本地区内的所有国家，专门用于解决东海争议。

这个“第二路径”可考虑与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链接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

报告指出，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国际新机制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是可以挑大梁的。

报告最后指出，如果日本对此持否定态度，则解决中日长期争端的前景十分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