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诗品笺注前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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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旭《诗品笺注前言》

前     言

作为「百代诗话之祖」，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锺嵘《诗品》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一〕，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双璧。

《诗品》中的诗学史观、诗歌发生论、诗歌美学和批评方法论，都垂远百世，沾溉后人，对我国文学理论、诗歌理论，以及日本和歌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上，具有奠基诗学的意义。

 一、锺嵘生平与《诗品》的写作

锺嵘（约四六八—五一八），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

根据已发现的《锺氏宗谱》和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

锺氏远祖是宋桓公曾孙，曾任晋大夫的伯宗，食采锺离，因以为姓。

楚将锺离昧之子锺接袭颖川郡公，居长社，始去「离」为「锺」，为锺氏得姓之祖。

此后锺氏官有世冑，谱有清显，遂成颖川望族。

十一世祖锺繇官魏相国、太傅，迁太尉；十世祖锺毓为魏侍中，御史中丞；九世祖锺峻为晋黄门侍郎；八世祖锺晔为公府掾；七世祖锺雅为晋侍中，护元帝过江，加广武将军；高祖锺靖为颍川太守；曾祖锺源为后魏永安太守；祖父锺挺为颖川郡公；父锺蹈为南齐中军参军。

兄锺岏，字长邱，为建康令，着《良吏传》十卷；弟锺屿，字季望，为永嘉郡丞，曾参与编纂类书《遍略》。

由此可知，锺嵘出身颖川世族，有着良好的家庭文化教育传统〔二〕。

齐永明三年（四八五）秋天，锺嵘入国子学。

根据当时的规定，生员入学，年龄必须是「十五以上，二十以还」〔三〕。

今天的研究者，便在「十五」和「二十」之间，选择一个比「十五」大，比「二十」小的数字「十八」，并由此上推十八年，暂定为锺嵘的生年〔四〕。

在学期间，锺嵘因「好学，有思理」、「明《周易》」〔五〕；得到国子祭酒、卫将军王俭的赏识，荐为本州岛秀才。

齐建武（四九四—四九八）初，锺嵘步入仕途，起家为南康王萧子琳侍郎。

萧子琳被杀后，改任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

永元三年（五○一），又改任司徒行参军。

萧衍代齐建梁，锺嵘为中军临川王行参军。

天监三年（五○四），萧元简被封为衡阳王，出任会稽太守，引锺嵘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

后改晋安王萧纲记室，不久，卒于任上。

据历史记载，萧纲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在天监十七年（五一八），又在任仅一年，由此确定锺嵘于公元五一八年逝世。

从国子学毕业以后，锺嵘不停地担任萧齐、萧梁诸王的「侍郎」、「参军」、「记室」职务，长期充当幕僚，做掌管文翰的工作，从年轻的锺嵘，一直做到岁月忽已晚的锺嵘；重复同样的工作，不免有厌倦和沈沦下僚，不得升迁的失意。

这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更广阔的思考，对选吏制度不公，不能「量能授职」和梁初以军功滥升职级的情况产生不满。

于是，他前后写了两封书奏，分别上书齐明帝和梁武帝。

这使锺嵘的作品，除了《诗品》以外，还留下这两篇书奏：

一是齐建武三年（四九六），他上书齐明帝，建议明帝「量能授职」，不必躬亲细务，应讲究领导艺术。

意见未被采纳，还招致明帝的嫌恶。

对太中大夫顾暠说：

「锺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否？

」恰好顾暠也赞同锺嵘的看法，回答说：

「嵘虽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

弄得明帝很不高兴，不顾而他言。

二是萧衍建梁之初，他上书武帝，谓不当以军功滥升清级，以致弄到「坐弄天爵」、「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

骑都塞市，郎将填街」的地步。

意见被武帝采纳，敕付尚书行之。

此外，锺嵘为宁朔记室时，还写过一篇《瑞室颂》。

当时，与萧元简交游甚密的隐士何胤，筑室隐居若耶山。

一次，山洪暴发，大水漂拔树石，而何胤居室安然独存，元简令锺嵘作文，颂其祥瑞。

锺嵘遂作《瑞室颂》，文章写得「辞甚典丽」，但没有流传下来。

却让唐初写史的人感到有风可采，进入了锺嵘的传记。

由于两封书奏都有不怕得罪皇帝的精神，且真的得罪了齐明帝，锺嵘这两封书奏中的鲜明性、尖锐性和不避亲疏，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写作《诗品》时敢说真话的科学精神。

而「辞甚典丽」的《瑞室颂》虽然不是诗，但可以证明锺嵘有典雅的风格和斐然的文采。

结合其诗论推测，崇尚雅正典丽也许是锺嵘自己作品的风格。

  《诗品》的产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其必然性：

一是基于当时五言的蓬勃发展；二是基于社会上文学鉴赏、文学批评风气的兴盛；三是基于当时士大夫著书的文化风气。

所以，既是锺嵘富于天才的创造，又是社会历史、时代风气的产物。

中国诗歌经历《诗经》四言和「楚辞」骚体的时代，在形式上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诗经》中夹杂的五言句式，经过「楚辞」的「孺子歌」和秦代《长城歌》的演化，逐渐变成五言诗体。

这种五言诗体，在汉代民歌和乐府诗中一步步发展起来，并由两汉文人的「古诗」过渡，至魏晋已独领风骚，蔚为大国，成为以五言诗为主的时代。

当时人纷纷抛弃四言，转向五言，写作五言诗成了一时的好尚。

正如《诗品序》所说：

「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纔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五言诗的兴盛与发展，必然导致各种诗集和诗歌总集的编纂，如谢灵运《诗集》五十卷、《诗集抄》十卷、《诗英》十卷、《新撰录乐府集》十一卷、《回文诗集》一卷，伏滔、袁豹、谢灵运《晋元氏宴会游集》四卷，颜延之《元嘉西池宴会诗集》三卷，颜竣《诗集》一百卷，宋明帝《诗集》二十卷、又《诗集新撰》三十卷，江邃《杂诗》七十九卷，刘和《诗集》二十卷、注《杂诗》二十卷，干宝《百志诗》九卷，徐伯阳《文会诗集》四卷，崔光《百国诗集》二十九卷，应璩《百一诗》八卷，李夔《百一诗集》二卷，晋蜀郡太守李彪《百一诗》二卷，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一百卷，齐武帝命撰《青溪诗》三十卷，《二晋杂诗》二十卷，《古游仙诗》一卷，《元嘉宴会游山诗集》五卷，齐《释奠会诗》二十卷，《齐宴会诗》十七卷，《诗钞》十卷，以及沈约编选的《集钞》十卷等等〔六〕。

甚至还出现了以五言诗选摘，如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

正是由于有了五言诗的兴盛、发展，有了各种总集，包括五言诗总集的编撰，锺嵘《诗品》纔有了品评对象，理论上的总结和美学上的升华纔有创作实践的基础。

  几乎与总集的编撰同步，围绕文学创作和五言诗的兴盛，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亦蔚为风气，出现了不少专论和专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李充的《翰林论》、颜延之的《庭诰》、颜竣的《诗例录》、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对五言诗的评论。

这些评论不仅为锺嵘《诗品》开了先路，提供了美学上的借鉴，还留下相当丰富的成功与不成功的批评经验。

  锺嵘在《诗品序》中说：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

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的话，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写作《诗品》曾受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和刘歆《七略》的影响。

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分九品论人，启发锺嵘以三品论诗；刘歆《七略》追溯古代学术流派，开启了锺嵘「深从六艺溯流别」的批评思路。

「以类推之，殆均博弈」之语，更表明《诗品》与当时出现的各种《画品》、《书品》、《棋品》之间的文化关系。

由汉末的清谈，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迄于晋宋以来对人物品评的风气，以及品评人物的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所载《海内士品》等，更与《诗品》有亲缘关系。

史载锺嵘兄锺岏曾着《良吏传》十卷，今佚不传。

但从书名推测，当是品评有政绩官吏的著作，与后来阮孝绪着《高隐传》品评隐者的性质相同。

虽然有人以为这些是是杂史类著作，并不是文艺批评，但这种著书的风气，还是表明，则锺嵘之作《诗品》，有家庭的渊源，受到他哥哥锺岏的影响。

在锺嵘所评一百二十多位诗人中，齐梁诗人有四十人，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诗品》实在是一部当代的诗歌评论。

还原《诗品》中的史料来源，除一部分引自前人的著作，如引刘敬叔《异苑》，引《谢氏家录》、李充《翰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此外，相当部分是锺嵘收集的第一手材料。

得之于他和当时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刘绘、王融、谢脁、虞羲等人的交游。

永明年间，锺嵘为国子生，为卫将军王俭所赏识。

其时，谢脁正任王俭卫将军东阁祭酒，频繁的接触，当有机会讨论包括品评在内的一切诗歌问题。

至于虞羲，则是锺嵘在国子监一起读书的同学。

  如刘绘与他谈写作诗品的打算；王融与他谈声律的要义；谢朓和他一起品评：

「姚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七〕，评虞羲诗时说「子阳诗，奇句清拔，谢脁常嗟颂之」。

当即「与余论诗」内容之一。

社会、历史、时代风气、文化渊源，为写作《诗品》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作为写作直接触发点的，却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当时五言诗创作走火入魔，误入歧途：

「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

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脁今古独步。

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脁，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八〕。

于是，有必要指陈弊端，正本清源。

  二是批评不力，缺少理论和统一的批评标准，以致敝帚自珍，抑人扬己：

「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九〕。

」混乱不堪容忍，强烈的文学责任感使锺嵘萌发了撰写诗评、建立统一的美学标准和批评标准、以廓清时弊的著作动机。

  三是受彭城刘士章（绘）的启发。

刘士章博学盛才，是后进文士的领袖，诗人兼诗论家。

他对当时的文坛和评论现状，与锺嵘同样深恶痛绝，曾对锺嵘口头评论，并准备写作诗品纠正时风，虽没有写成，倒启发了锺嵘，成为锺嵘写作《诗品》的缘起：

「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一○〕。

」

  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原因是：

「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

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一一〕。

」此说人多未信，胡应麟《诗薮》、《四库提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古直《锺记室诗品笺》等辨之甚详，以为列沈约于「中品」，末为排抑。

《南史》喜采小说家言，恐不足据。

但对考察《诗品》的成书年代，却是有用的。

 《诗品序》称梁武帝为「方今皇帝」，可知此书撰于梁武帝时。

作为重要的编写原则，《诗品序》规定「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

表明所评均为谢世作古的诗人。

考书中所评诗人，卒年最迟的为沈约。

沈约卒于梁天监十二年（五一三），由此断定，《诗品》成书当在梁天监十三年（五一四）以后，这与《南史》嵘传「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记载《诗品》成书在沈约死后的说法倒是吻合的。

不过，《诗品》的写作肯定经历了一个过程。

锺嵘承认是刘士章「欲为当世诗品」触发了他写作的灵感。

刘士章卒于公元五○二年，其文未遂。

可知锺嵘「感而作焉」的时间当在此后不久。

又《诗品》评宋尚书令傅亮诗云：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

今沈特进（沈约）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美。

」明确表明：

锺嵘在撰写「下品．傅亮」条时，刚编选《集钞》十卷的沈约还活看。

由此推知，锺嵘《诗品》的写作，大概延续了十几年，最后在他的晚年纔告完成。

 二、《诗品》的称名、序言与体例

根据《梁书．锺嵘传》、《南史．丘迟传》的记载和隋刘善经《四声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引）、初唐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唐林宝《元和姓纂》等称引，此书原名《诗评》。

《隋书．经籍志》云：

「《诗评》三卷，锺嵘撰。

或曰《诗品》。

」可知《诗评》为其正名，《诗品》为其小名，或如名之有表字。

长期以来，二名并用。

唐、宋多用《诗评》，宋以后，往往正史艺文志系统称《诗评》，目录学系统和丛书系统称《诗品》，诗话系统则二名混用。

由于文化传播方式和流传系统的原因，目录学和丛书文化的发展，人们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和《吟窗杂录》、《山堂群书考索》的习惯，多称《诗品》。

一些研究者认为，此书当称《诗品》，《诗评》为讹，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同样存在错误而有待说明的是《诗品序》的形式。

在明正德元年退翁书院钞本、沈氏繁露堂本、《顾氏文房小说》本、《夷门广牍》本、《津逮秘书》及其系统的近四十种版本中，《诗品序》以三段的形式分列三品之首：

「上品」从「气之动物」至「均之于谈笑耳」；「中品」序从「一品之中」至「方中变裁，请寄知者尔」；「下品」序从「昔曹、刘殆文章之圣」至末「文彩之邓林」。

《四库提要》称锺嵘《诗品》评汉魏以来五言诗，论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

」即指此序言形式。

但这种形式明显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如中、下品序与中、下品无关，内容不符〔一二〕。

对这种形式的否定，导致清人何文焕《历代诗话》将不能致辨的三品序合一置之卷首。

这种错上加错的做法因古直《锺记室诗品笺》、许文雨《锺嵘诗品讲疏》、叶长青《诗品集释》、杜天縻《广注诗品》、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修订本）、汪中《诗品注》承袭而成了目前最通行的形式，以致多数读者以为，《诗品序》就是这篇连在一起的长文，大误。

因为三序合一不仅没有解决原来的问题，还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如「中品」序有「近任昉、王元长等」语，评王元长作诗「词不贵奇」，而下文又出现「齐有王元长者」，反倒改成介绍王元长的口吻。

可见两段文字原当分开〔一三〕。

目前，我们所见最早的《诗品》版本，为元代延佑七年（一三二○）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群书考索》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的序言形式是：

以《诗品序》列于卷首（此《诗品序》从「气之动物」至「均之于谈笑耳」。

与《梁书》嵘传所载《诗评序》全同。

后为明清本误植为「上品序」中、下品品语前各有序一段，冠以「序曰」二字，与《吟窗杂录》一系相同。

此形式当与古本《诗品》比较接近。

其实，今所谓「中品序」，既位于上、中品之间，内容虽与「中品」无涉，却与「上品」有关，是申明「上品」准则及入选要求，解释齐、梁无人入「上品」的原因，当为「上品」小序或后序（例同《毛诗》大序、小序或庾肩吾《书品序》之后序、小序），同样，位于中、下品之间，今称「下品序」的那段文字，内容与「下品」毫无关系，末举五言警策者，亦无人属「下品」，其旨乃在解释当今名公巨卿、文坛领袖沈约何以置之「中品」的原因。

兼明音韵之义，均与「中品」有关、当为「中品」之小序或后序〔一四〕。

清纪昀所谓「古人之序皆在后，《史记》、《汉书》、《法言》、《潜夫论》之类，古本尚班班可考〔一五〕」者是也。

整个《诗品》分序言与品语两部分，互为表里，互相补充，互相发明。

其整体框架，设纵横两种坐标——即以纵向时代发展和横向品评交叉而成。

横向以三品论诗；纵向则先溯其流别，追溯「上品」诗人和部分「中品」诗人分别出自《国风》、《小雅》、《楚辞》三种源流，再逐一品评自汉魏迄于齐梁的诗人。

这种结构形式，横向可见历代五言诗人之优劣，纵向可观五言诗歌之发展。

发展分建安、太康、元嘉三阶段，分别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轴心，辅之以刘桢、王粲、潘岳、张协和颜延之，使一百二十多位诗人连成一个流动的整体，勾勒出一幅锺嵘心目中自汉迄梁的诗歌史。

《诗品》的体例，除「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前已云及外，三品之中，「上品」为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诗人；「中品」略次；「下品」则为次要诗人。

在论述上，「上品」较详，「中品」次之，「下品」较略；重要诗人专论，次要诗人合论。

数人同条合论时，大抵以源流相同，风格类似，或以帝王、父子、君臣、女诗人、沙门僧侣为归。

同一品第中诗人排列，锺嵘自谓「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此亦大略言之。

实同品同时代诗人，「上品」诗人之间以优劣为诠次，如炎汉「古诗」置于「五言滥觞」的李陵和班婕妤之前；魏之曹植，置于刘桢、王粲之前；晋之陆机，置于潘岳、左思之前。

锺嵘把自己认为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诗人，置之这一「世代」的首位，以起到统摄、代表这一世代和警策人心的作用。

中、下品诗人均不以优劣为诠次，因为代表汉、魏、晋、宋的最优秀的诗人，已在「上品」列于各世代之首，中下品无需迭床架屋，又数人合评，易产生时间甚至世代上的跨度，在此情况下，不必，也不可能做到以优劣为诠次，此为三品不同排列原则及其原因。

《诗品》的人数，亦存在混乱。

流传版本不同，计算方法不同，列目人数与实际品评人数之间颇有偏差。

如通行本为一百二十二人，但实际人数都少一人，因为同一诗人「应璩」出现了两次，一次在「中品」，称「魏侍中应璩」，一次在「下品」，称「晋文学应璩」，故实仅一百二十一人。

《吟窗杂录》一系人数又与通行本不同，「下品」重复「谢琨（混）」，「阮瑀」等人条下又脱「晋黄门枣据」一人。

自清人张锡瑜、许印芳，今人古直、叶长青等人，均在「下品．江祏」条下增「袥弟祀诗」标题，因「江祏」条品语有「弟祀，明靡可怀」句之故，此亦标题与实际品及人数不一引起混乱。

据笔者梳理，《诗品》共品评汉迄齐梁一百二十三位诗人：

「上品」十二人（古诗算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此数字实包含了锺嵘的结构思想与良苦用心。

《梁书．刘勰传》未提刘勰与《周易》的关系，然《文心雕龙．序志》篇自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

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锺嵘十一世祖锺繇、夫人张氏，十世祖锺毓之弟锺会，均对《周易》有精深之研究，撰有研究著作。

此事迹载《世说新语．言语》篇及《三国志．锺会传》，不赘。

时锺会与山阳王弼友善，在《易》学上并知名。

《隋书·经籍志》载会之撰《周易尽神论》及《周易无互体论》，梁时尚有流传，则锺嵘《易》学自有家族渊源，又《梁书》、《南史》均称其「明《周易》」，「好学有思理」，故其三品人数，当与《易．纬》「三十六节」，「七十二候」之类的《易》数有关。

「三」为天数，「四」为地数，天地合一，三乘四为十二，即「上品」人数。

此《易》数，或称「模式数字」，不仅具有内在规律，易于记诵，且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形成人们的心理定势，成为完美和系列的「群」的象征。

以此选择诗人，配置三品人数，就会产生「网罗今古，词人殆集〔一六〕」的整体感、系列感和完美感。

刘勰、锺嵘多受《周易》美学思想影响，而《文心》、《诗品》二书，亦均取《易》数为其构架。

后者多为人所忽视，故略加申述。

四、锺嵘《诗品》批评方法论

 《诗品》所以在诗论著作中垂式千秋，独秀众品，成为百代诗话之祖，除了它独特的诗歌史观，具有创意的诗歌发生论，刚柔相济和强调滋味的诗歌美学以外，兼收并蓄，集大成式的批评方法论，同样是重要的原因。

从总体上看、《诗品》既是一部诗学理论著作，又是一部诗学批评著作，这就把文学评论的广、狭二义融为一体，使诗学理论源于批评实践，是批评实践的升华和总结；而具体的批评，则又以文学理论为指导，是诗学理论坐标上的某一点。

在写作《诗品》的同时，锺嵘清醒地认识到批评方法的重要。

因为批评方法和批评目的、批评效果是联系在一起的。

有什么样的批评目的，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批评方法，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就会影响到总的批评效果。

锺嵘在说明自己批评方法的同时，对前人的批评方法及批评效果表示不满。

《诗品序》说：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

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

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隐《文士》，逢文即昼：

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锺嵘自称自己的批评方法是：

致流别；辨清浊；掎摭病利；显优劣。

致流别，实即区分诗歌的风格流派，追溯其渊源；辨清浊，原指分辨声调清浊，此指辨析不同流派及同一流派中风格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掎摭病利，主要指陈诗歌作品的利、病得失；显优劣，则为评定诗人地位的优劣高低。

在这裹，锺嵘是把批评目的和批评方法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

用今天的眼光考察，「致流别」，追溯师承宗派，时代源流，是「历史批评法」；「辨清浊」、「显优劣」，是「比较批评法」；「掎摭病利」中包含看「比较」、「知人论世」和「摘句批评法」，这些方法在同一条裹交叉运用，同时出现。

又互相交融，形成批评方法的整体。

而用得最多的是「比较批评」、「历史批评」和「摘句批评」法。

广义的比较无处不在，离开比较就不能评论，对任何诗人的评论，都是对这一诗人与时代「关系」，及与其它诗人之间「关系」的评论。

例如，要在数百家诗人中选择一百二十三家进行评论，所谓「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就是比较的结果，所述各种渊源流派，无不以比较和相对而决定自己的存在。

但具体、狭义地说，《诗品》中的「比较评论法」，实包含两个层次：

第一是整体上、结构上的比较，第二是具体的同一流派和不同流派诗人之间的比较。

整体和结构上的比较，是把入选的一百二十三位诗人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个等级，故又可称之为「三品升降法」或「分品评论法」。

这种分品比较的方法，既受汉以来分品论人和裁士的影响，植根于古代文化学术传统，又是当时时代风气的产物。

《诗品序》明言自已的分品方法，来源于「九品论人，七略裁士」。

班固的《汉书·古今人名表》九品论人，启发了他三品论诗；刘歆的《七略》叙述历代学术源流，启发了他追溯诗人的风格渊源。

此外，曹魏以来设立选拔人材的「九品中正制」，魏晋以来品评人物的清谈风气，都对《诗品》的分品评论法产生影响。

早于《诗品》的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分六品评论画家，晚于《诗品》的梁庾肩吾《书品》，分三品评论书家，每品之中，又分三等。

梁阮孝绪的《高隐传》，亦分三品评古今高隐，表明分品评论已成为评论家的共识，已成为一种时代的评论方法。

第二层次具体比较，则贯穿于上、中、下三品评论的始终。

如「上品」评曹植：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评王粲：

「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评潘岳：

「嵘谓：

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

余常言：

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中品」评陆云等人：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

于其哲昆，故称二陆。

季伦、颜远，并有英篇。

笃而论之，朗陵为最。

」评颜延之：

「汤惠休曰：

『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

』」评鲍照：

「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

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

」评范云、丘迟诗：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

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

」「下品」如评曹叡诗：

「叡不如丕，亦称三祖」评曹彪诗：

「白马与陈思答赠，伟长与公干往复，虽曰以莛扣钟，亦能闲雅矣。

」评张载等人诗：

「孟阳诗乃远惭厥弟，而近超两傅」等皆是。

可以说，比较评论是《诗品》用得最多、最普遍的评论方法。

其次是「历史批评法」。

锺嵘自谓从刘歆《七略》裁士,叙述历代学术源流得到启发，其实，他没有说明的至少还有两方面：

一是从晋陆机《拟古诗》首开风气以来，南朝诗人常以「拟某某体」和「效某某体」的方式，学习前人的作品，或对前人作品的体貌特征加以品评，如王素的《学阮步兵体》；鲍照的《学刘公干体》、《学陶彭泽体》；《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谓萧晔：

「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

」《梁书·伏挺傅》谓伏挺：

「为五言诗，善效康乐体。

」为任昉所惊叹。

最著名的当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仿效了自古诗迄汤惠休等人的诗风特征。

故萧统《文选》专设「杂拟」一栏，录陆机以来十家诗六十余首，可见其风气之盛。

这种「拟某某体」或「效某某体」的时风，对锺嵘运用历史批评的方法，追溯某诗人的体貌特征和风格渊源，提供了重要的根据。

此外,在中国批评史上，最早产生文学史的意识并首先使用「历史批评法」的大概是沈约。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论文学流派的变迁说：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

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与锺嵘同时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运用历史批评的方法，把当时的文章分为「三体」，并指出其渊源流变。

锺嵘《诗品》无疑受了沈约的影响，但沈约主要论赋，锺嵘却用以论五言诗，又《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是在论文学，更在写历史，他们的「历史批评」，是在写历史的过程中涉及文学时产生的，多少带无意识的倾向，不像锺嵘专写五言诗评，追溯历史渊源，纯粹而自觉地运用了「历史批评」的方法。

在具体批评时，锺嵘把所有的诗人总属《诗经》、《楚辞》两大系统，分隶「《国风》」、「《小雅》」、「《楚辞》」三条源流，按时代先后，世有相因，人有嗣承，如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

如评《古诗》：

「其体源出于《国风》。

」评刘桢诗：

「其源出于《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