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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
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
——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
2016-05-0314:
41:
57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张凯
道咸以降，西学东渐，如何转化传统学术应对外来学术的冲击，成为萦绕于新旧学人心中的难题。
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枢纽，各种道统、派分由此而生，或被不断强化，浙东学派即是其中典型。
时下学界有关浙东学派及浙东史学的论著汗牛充栋，学者多认同宋代以来浙东学派一脉相承，并不断追认并重塑浙东学派。
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反思浙东学派的道统与派分，转向挖掘清代以来浙东学派学术系谱的构建历程①。
纵观晚清民国经史嬗递的历程，浙东史学特别是章学诚文史校雠之学，成为各派学人创新史学的重要媒介。
胡适对章学诚的推崇侧重于“六经皆史料”，何炳松赞誉浙东史学是南宋以后史学革新的代表，何氏所希冀的通史新义，是指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撰述，即“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②。
与此同时，巴蜀学人刘咸炘、蒙文通均以“兴蜀学”为口号，意图实现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化，浙东史学成为二人出入经史的关键。
刘咸炘、蒙文通过从甚密，往复论辩，相互推重。
1927-1929年，二人同时担任成都大学国文学教授，并协助唐迪风、彭云生创办敬业书院。
刘咸炘治学以浙东史学为宗，正是在他的启发之下，蒙文通“发现”南宋浙东史学。
不过，经史旨趣的差别导致刘咸炘、蒙文通史学观念迥异，二人建构浙东史学的主旨截然分流。
一、道家史观与今文学立场
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国学研究成为时尚，西学成为国学的参照物，“科学”成为整理国故的关键词。
当东部学人倡言国故时，巴蜀学人则纷纷“兴蜀学”，各张旗帜与东部学人相抗衡。
宋育仁主持重修《四川通志》，希望修成一部国学分门、蜀学研究的参考书，以此“维持旧学，以恢张国学”[1]23，进而改良社会。
蒙文通主张“兴蜀学”，应当本于礼制，分别今古家法，由传以明经，依经以诀传，弘扬廖平今文学，与以小学考据为本的清代考据学“各张其帜以相抗”[2]101-103；刘咸炘认为：
“蜀学崇实，虽玄而不虚”，“统观蜀学，大在文史。
寡戈矛之攻击，无门户之眩眯”[3]2102。
以重修《四川通志》而论，刘氏自称：
“咸炘于史学服膺会稽章氏，章氏分别撰述、记注，其所发明别识心裁，发凡起例，皆撰述之事。
今之通志似犹未可及，此旧制体例且勿深论，即言记注亦无所成，阙略孔多，考证之功几于无有”[3]2207。
蜀学“长于深而短于广”，若要弥补此弊端，“当复宋世之史学”，绍复章学诚所提倡的浙东史学正是中兴蜀学，“非吾蜀学者之当务乎”[4]1537？
宋育仁、蒙文通以今文学的立场，发扬蜀学；刘咸炘则以浙东史学为旗帜，发扬蜀学的文史传统。
20世纪30年代，蒙文通由经入史，这一转变得益于刘咸炘的启发与浙东史学的“发现”，但兴蜀学途径的区别暗示二人构建浙东史学谱系的立场各异。
刘咸炘尝言：
“吾之学，《论语》所谓学文也，学文者，知之学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
所从出者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
槐轩言道，实斋言器。
槐轩之言总于辨先天与后天，实斋之言总于辨统与类。
”章学诚将六经义理落实于以事明理的史学，这从道与器、统与类两方面启发了刘咸炘，前者演化出六经皆史观，后者则转变为文史校雠，这促使刘咸炘超越家学。
“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言本吾言末而已。
实斋名此曰史学，吾则名此曰人事学。
”[3]2124“六经皆史说”肇端于先秦道家，马宗霍认为：
“六经，先王之陈迹，此为庄生所述老子之言，陈迹者，史实也。
后儒六经皆史之说，盖从是出”[5]1。
“六经皆史说”是槐轩家学与章学诚学说的契合点，道家史观是刘咸炘学术的根本。
刘咸炘自称：
“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日道家，何故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此不可不说。
”他特著《道家史观说》表明史学宗旨：
“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
横说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谓之人事学可也。
”[6]32在刘咸炘看来，经在史学范围内，周秦诸子皆为史学，儒学也不例外。
治史要贯通事理，就必须疏通知远，藏往知来，通古今之变。
刘咸炘将此命名为“察势观风”，称此法得自章学诚，道家史观与浙东史学一以贯之，浙东史学成为融合文史、儒道，实践人事学的典范。
就方法论而言，刘咸炘强调：
“因者观变，道家法也，正者用中，儒家法也。
先观变而后用中，此其方法也。
所施者，子与史，于子知言，于史论世”[3]21-24。
无论治子还是治史，贵在能出能入，以治史之法治子，论子家所处之世；以治子之法治史，则贯通历史变迁之理。
治子与治史，知言与论世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据蒙默先生回忆，蒙文通认为刘咸炘“讲史学讲得最好”，就是指“观风察势”；相反，对于刘咸炘的道家史观，蒙文通“就不大同意”[7]45-46。
蒙文通认可刘咸炘“观风察势”的史学方法，以治子之法研究经史之学。
蒙文通屡次称道：
“从事六经，亦以从事诸子之法求之，而义理之途遂启”。
“以视清世之以治经之法治诸子，岂不霄壤间哉？
”[8]70“懂哲学讲历史要好些，即以读子之法读史，这样才能抓得住历史的生命，不然就是一堆故事。
”[9]51不过，蒙文通对刘咸炘道家史观的不满，源自他的今文学立场。
1915年，廖平主持四川国学学校时，蒙文通撰写了《孔氏古文说》，以今文学的观点来讨论晚周秦汉的六经与旧史之别，明确提出“博士之经同符孔籍”，并“考还博士之旧，肇复古文”[2]4。
此文得到廖平的称赞，此事或可为蒙文通自称“少好今文家言”的源头，今文学立场、扬弃廖平学术贯穿蒙文通学术历程的始终。
廖平为了重构道与六经的关系，一方面纵览全局地吸收经学研究成果，讲家法、重条例，重建古代文献的历史层次；一方面发展出极强的经世意志，将六经放在“孔经哲学”的框架上重新解释。
蒙文通在廖平《今古学考》的基础上，谨守家法、条例研究经学，力图恢复周秦儒学的原貌，寻求孔学嫡派，确立“道之所系”的经传，以穷源溯流的方式阐述经学流变，实现“通经明传”再“明道”的抱负。
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历经三变：
其一，复古求解放，由今古之争上溯至齐学、鲁学之别；其二，破弃今古家法，探明周秦学术、民族和文化变迁的主旨；其三，以理想与事实分别今文与古文，以秦汉新儒学阐明今文学的革命理想和制度精义。
在经学三变的同时，蒙文通的经史观念经历了从以史证经到“儒史相资”的演化。
在《古史甄微》中，蒙文通以义理与事实分别经史，研究古史为“羽翼经学”，以“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③。
史学在其学术体系中独立的学术特质并未显现，刘咸炘就此劝诫蒙文通以“纯美者示人，必大过于炘，其功非考证古史之所能比”[3]2208。
20世纪30年代初，蒙文通读了刘氏的著作之后才在北平、南京等地四处搜寻南宋浙东诸儒的文集。
通过理解浙东史学，蒙文通得以体会史料与史学的差别，研史“稍知归宿”，进而发展为“儒史相资”的模式：
儒学立足于周秦两汉时代的变迁，并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儒学义理同时也引领和规范中国文明的演进历程④。
正所谓“义与制不相遗而后学明”，蒙文通曾说：
“《经学抉原》所据者制也，《古史甄微》所论者事也，此皆学问之粗迹。
制与事既明，则将进而究于义，以阐道术之精微”[10]15。
在经史嬗递的时代，蒙文通以秦汉新儒学与南宋浙东史学实践“儒史相资”的模式，以阐释与落实以“西汉家言”为中心的儒学义理。
蒙文通自称：
“余少年习经，好西汉家言；壮年以还治史，守南宋之说，是皆所谓于内圣外王之事，无乎不具也。
”[2]473南宋浙东史学是蒙文通学术发展的催化剂，而今文学立场则是蒙文通不认同刘咸炘“哲学”的根源所在。
刘咸炘侧重以史学察变通观古今历史变迁之理，进而衡量儒学义理的价值；蒙文通则强调“儒史相资”，考察儒学义理与历史变迁的能动关系，由此创造性地阐发儒学义理。
道家史观与今文学立场的分流促使刘咸炘、蒙文通构建浙东史学的方式各有侧重。
二、文史校雠与义理史学
章学诚曾言：
“鄙人所业，文史校雠。
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
”[11]398章学诚以校雠文史的方式论述历代著作的义例，考察经典的形成。
刘咸炘认为，章学诚文史之学“舍经、子、集而但言史，又加文于史上者，盖谓凡书皆文，文之原则史”[12]696。
刘咸炘以“读书人”自称，其文史之学是一种“学文之学”，即“博学于文”，而非《论语》首章所谓“学为人之道”之学。
文史校雠成为刘咸炘学术的门径：
“校雠者乃一学法之名称，非但校对而已，不过以此二字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
章实斋先生全部学识从校雠出，吾之学亦从校雠出。
”[6]23刘咸炘与章学诚有所差别：
“章先生之书至精者，一言曰为学莫大于知类，刘咸炘进以一言曰为学莫大乎明统，然后能知类。
”[6]8察势观风必须知言论世，读书又是知言的前提，明统知类成为刘咸炘“博学于文”的总归。
刘咸炘在“知言论世总于明统知类”的框架下，重新梳理经、史、子的关系。
古文皆以事言理，理在事中。
《礼》记载“现在事”，《尚书》、《春秋》记述“以往事”，《易》预测“未来事”。
经为明统知类的准则，六经统摄事、理、情，具备后世群书的雏形。
子“用中”以知言，史“御变”以论世。
“史、子皆统于经，史衍经各异之体，传其外”，“子分经一贯之义，传其内”。
史法统于《尚书》、《春秋》、纪传三体，“明于三体而后史可成”[6]8-10。
刘咸炘以三体梳理历代史法、史体衍化，论断各家史学。
《史学述林》以《史体论》为首，开篇就说：
“欲究真史学（不止考证事实、品评人物，一切治史之功力，不能为真史学），须读真史书（不止编纂材料、记载事实，一切记事书不能皆为真史书）。
故必讲明史体”。
刘咸炘认为章学诚谈史体最精，其要点有三：
一为分别记注与撰述，“即真史书与广义史书之分”；二为“甄明《尚书》、《春秋》、左丘、司马演变之故”；三为“于三体之后，别创新体”。
若要明了历史变迁的历程，必须知晓史书的体系。
刘咸炘认为，从广义上而言，“凡记事书，皆为史”；真史书“必有寻常记事书所无之素质”，“真史书惟撰述足以当之”。
《史体论》明确指出不能把史料与史学混为一谈，而“今之读章君书者，犹混史料与史为一”[4]1410。
此论明显针对胡适所阐发的“六经皆史料”说。
钱穆对胡适等人将“六经皆史”说引申为“六经皆史料”颇为不满，赞誉刘咸炘是“近代能欣赏章实斋而来讲求史学的”[13]270。
刘咸炘以史体区分“广义史书”与“真史书”、“记注”与“撰述”的界限，认为单纯的考据只是治史的功力，一般的记事书只是史料，都不是真史学，真正的史学必须建立在“真史书”和“撰述”的基础上，与寻常记事书有质的区别。
金毓黻批评刘咸炘撰《史学述林》“盛推章实斋，多皮傅之语，而故高自位置，以六经为史书之准极，卑视马、班以下，殊昧史家进化之旨”[14]4602。
相反，蒙文通以“撰述”与“记注”区分“史学”与“史料”，强调贯通《春秋》大义的“撰述”才是“史学”，并重新阐释中国史学。
蒙文通在事实层面申明六经非虚构，“儒以六经为依归，六经皆古史”。
史学不仅是注重史籍、史迹的“记注”，更是通观明变的“撰述”。
就史迹、史事而言，“法家者流，最明于史，持论明确，亦最可观”。
若以“明变”、“论治”立论，法家史说“义有所难通，而治有所不验”，而“儒家之论又不可废者也”。
儒家井田论、谨庠序、申孝悌的学说比法家学说更知晓社会的多元，更适于“安世宁人”。
孔子编定《春秋》，因行事而加王心，所重在窃取之义；孔子洞彻三代之变，有所损益，以俟后王[8]30-33。
孔孟之学既“宗仁义、秉礼乐”，又通观史事，知晓古今的变易。
蒙文通撰《古史甄微》以三晋为史学正宗，著《中国史学史》则认为代表东方文化的孔孟学说比承继三晋文化的法家更懂史学，“传统史学，本于儒家”[8]19。
刘咸炘、蒙文通都以撰述为“真史书”，批评以考据为学。
不过，二人所言“撰述”各有侧重。
文史校雠首重分类，刘咸炘认为分类的标准不外体与义：
“体者，著述之体裁。
义者，学术之统系也”。
两者之中，刘咸炘更重视辨体：
“条别著述虽以义为主，而分别部居则以体为主”，“后世不知辨体，而执辨义，往往以义混体”[15]1592-1593。
在刘咸炘明统知类的体系中，“凡一切文字之体无不本于六经，故六经统群书。
辨六艺以辨群书则得其体，因所载之殊而后体殊，故辨体即以辨义，是谓校雠”[6]29。
若以史学论，当注重史体、史法与史识。
刘咸炘认为史学要分为四端：
史考（考证事实）、史论（论断是非）、史法（明史书义例）、史识（察势观风）。
史考与史论“为他学者所事”，史法与史识“则所谓史学专门之长”[16]2386。
真史学必须史法与史识兼备，察势观风，所以刘咸炘告诉学生史法“必人人专精”，史识“是人人的通课，才是真正史的功用”[17]370。
金毓黻评价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时指出，蒙文通“治史盖由经学入，其治经学，更以《公》、《穀》为本柢，故所重者为研史之义理，而非治史之方法”[14]4591，此语诚为见道之论。
蒙文通认为“记注、撰述，判若渊云”，史学必须“揆诸《春秋》所以为《春秋》之义”。
史学不仅是考察时代兴衰的事实，更要明古今变易。
若由史升格至史学，必须熔铸义理、经制和事功于一炉，兼备内圣外王之道方可称“学”。
所谓儒学义理不脱离历史，孔子“于行事洞见源流”，但义理可贵之处更在于“究发展之程序”，“为后王立法”[8]33。
宋育仁曾言：
“研经以求所载之道是之为学，而非即以研经为学”，史学“皆传述孔门经学之绪余，乃发挥孔门之学而非自辟一途为学也”[18]25。
刘咸炘文史校雠之学注重考察史法与史体的演变，并以道家史观、察势观风判断史家史识。
蒙文通对刘咸炘文史校雠与察势观风均给予较高评价。
在《中国史学史》“史识”一节中，他通篇引用刘咸炘的观点赞誉袁宏、干宝等史家以观子之法论史，兼容并包，史识宏远。
同时赞扬干宝、孙盛在儒说已坠、诸夷乱华的时代，秉持《春秋》之义，发明史例，维持社会风尚与民族正道。
不过，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侧重阐发义理史学的传统及其精髓。
刘咸炘与蒙文通学术立场的分歧导致二人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认知有别。
刘咸炘认为：
“六朝史学为专科，唐人犹多专习，至宋世则厄于经家义理之论，一被阻于王氏之徒，再被贱于程、朱之流，然后世一线史学之传则宋人所留遗。
”在刘咸炘看来，“经家义理”导致宋代史学“高言《尚书》、《周官》、《春秋》、《左氏》而不明于马、班，于《尚书》又惟知训戒，于《春秋》又惟求褒贬，其治史则重议论而轻考索，于史迹则重朝代之兴亡，而忽风俗之变迁，于史体则好编年之严而昧纪传之广，知书志之载实制而不知列传之载虚风”。
北宋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三苏三派“皆以经术为标，故皆轻视史学，一及于史，则惟持褒贬，正谊之旨盛而观变之风衰”。
刘咸炘认为，北宋诸家不过“儒家、道家论史之见”，“犹非以史为学”，“《春秋》之盛，则史学之衰也”[4]1488-1490。
浙东学人重视史学，摆脱经学义理的束缚，发扬史学通观明变的特长。
吕祖谦“兼容并包，近于道家，而为史家之特长”，“始脱经家之隘论，而明史家之本法，上及《尚书》，下取左、马，惜仍囿于编年之见”。
吕氏“不言《春秋》而讲《尚书》、《左传》”，“不斤斤于褒贬，而能加意于观大体”，所著《读史纲目》“实史家通观之要，而非儒者一概之量”。
永嘉之学偏重制度：
“永嘉诸儒说《尚书》、《春秋》、《周官》者最多，盖皆以治史法治之者也。
”陈傅良“知史书甚广”，“直道太史本旨”；叶适“不忽三代以下，乃浙东史学之异于闽、湘者”，“其《记言》一书以论史事者为长，尤在论东汉三国南北朝，颇能察其风习，为平允之论，斯不失为史学者”；陈亮“于史法考索皆不详”，然“其平生宗旨则下取汉、唐，不高亢圣道”，“经史通观，亦史学异于经学家之一大端”。
可见，刘咸炘以察世观风、史体广隘、史法得失评述南宋浙东史学，格外强调南宋浙东诸家史学与经学的分别，对上述诸家所涉“经谊”多有批评。
陈傅良认为《左传》乃传经之作，刘咸炘即批评：
“《左传》非主于明义，经本古称，非夫子所作，《国语》自是别记，然亦不尽以与不与经谊为断限，凡此皆君举之误说”[4]1493-1495。
蒙文通认为，刘咸炘颇有“自况之意，亦不免于有道家之见”[8]123。
在蒙文通看来，“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8]7；南宋浙东史学以女婺为大宗，犹为卓绝，集北宋三家之成。
蒙文通将南宋浙东史学分为三派六家：
义理派史学的吕祖谦、叶适二家，经制派史学的唐仲友、陈傅良二家，事功派史学的陈亮、王自中二家。
三派之中，蒙文通称“我爱叶水心讲史学”[9]51。
他认为叶适与吕祖谦二人“治史而究乎义理之源”，不过，“水心于伊洛多微词，则于东莱究异致”。
蒙文通称赞叶适能“稽合孔氏之本统”，论述时代变迁和历朝制度必本于儒学义理，“是则绝异于伊洛与东莱者”。
不仅如此，叶适深达古今之变，论史“恒多独造之言，远乎迂阔之习”，“举三代而不遗两汉，道上古而不忽方来”[8]86-88。
此或符合蒙文通所言：
“孔孟书中本来就有经（常）、有权（变）两部分言论，经是同于世俗之儒，是孔子经常谈到的，是局限于时代的一面。
权是高出于世俗之儒，是孔子很少谈到的，是不局限于时代的一面。
”[2]165可见，南宋浙东义理派史家既探求义理，阐发内圣之道，又结合经制和事功，致力于外王之政，因而“于道之精粗，政之本末，皆于是乎备”，“于内圣外王之事，无乎不具”[8]163，义理与制度并举。
吕祖谦、叶适论述历代政治制度得失，“切事情而又得前人制法之义，尽有超越汉师处，乃清儒一概屏之，此真清代史学不讲之过”[8]126。
蒙文通视南宋浙东史学为“绝学”，非清代汉学考据家所能比拟。
刘咸炘认为南宋浙东史学是宋代史学的一线之传，有辨明史体、兼容并包、察势观风等优长。
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以义理派史学为中心，贯彻了“义与制不相遗”的学术精神。
此种差别根源于二人道家史观与今文学立场、文史校雠与义理史学等学术理念和方法的分歧，这决定了二人构建浙东史学系谱及其旨趣貌同心异。
三、“婺州史学为表，姚江理学为里”
汉宋之分与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发展的一大主线。
乾嘉以降，学界扰攘于汉宋相争。
民初整理国故运动与清代汉学不论是治学方法还是人员组成、师友关系、人际脉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乃至整理国故运动被时人冠以“新汉学”，视作乾嘉考据学的变相复兴。
刘咸炘称：
“近世汉宋两家之争最烈，然汉儒非不言义理，宋儒非不言考据，帖括狂禅非程朱之所有，掇拾考订又岂许郑之所有乎？
”“嘉道学者已多言考据而不毁程朱，盖汉儒自汉儒，宋儒自宋儒；狂禅只可谓之明学，考据只可谓之清学。
”[19]2300也就是说，清代以考据为学，非汉学，非宋学。
蒙文通也认为清代学术“只是反对宋明理学。
说是汉学，其实只是考证而已”[20]2。
刘咸炘、蒙文通批评清代考据学，所针对的正是“新汉学”一系。
考据学的末流与西学东渐相配合，导致“国学中斩，政教学术无不仰之异域，固早已全盘西化也”。
“治国学亦必以西洋汉学家治吾国学问为师。
所谓国学者，岂非徒具其名哉。
与此可知汉学宋学之异同，与清代汉学之非汉非宋，今日国学之非国学。
”[21]72那么，如何救弊并扭转世风呢？
刘咸炘构建浙东史学志在复兴宋学，蒙文通则以此宣扬秦汉新儒学。
刘咸炘首先区分宋学之中的“宋朱”、“明王”两派：
“有清之世，理学最衰，人皆谓汉学夺宋学，此粗概皮相之言也。
理学有宋朱、明王之异，人所知也，考据有汉派、宋派之殊，人所不知也。
近世理学之衰，王派也，朱派未尝衰，后乃变而为考据。
考据之盛者，宋派也，汉派未尝盛。
故汉宋之盛衰，毋宁为朱、王之盛衰。
”[22]1272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并未衰落，章学诚就认为清代汉学是朱子之再传。
刘咸炘强调：
“顺康以来，反王崇朱，乾嘉以来，大体虽反宋儒，而学风实承朱派。
”“近日欧化美风之行，虽似墨子，实承朱派，若胡适之宗戴东原，其明征也。
”因此，提倡王学是对症之药，王派学风是浙东史学的根基：
“浙东史学者，远始南宋之婺学”，“后至黄黎洲，史学始成，而黎洲之学则出于其乡先生王阳明、刘蕺山，兼采南宋朱、吕、叶、陈之学，王派圆通广大之风遂为史学之本，章实斋之态度与其所持原理皆出于此”。
刘咸炘认为乾嘉以来，王学衰落，考据盛兴，唯独浙东史学与“吴皖经学相对”，“独守宋学”；考据学风源自朱子，浙东史学则“独守王学”。
不过，浙东史学“传授稀润，竟少人知，然其绍宋承明，关系明白，隐然为一大宗”[13]1537。
这里，刘咸炘有意发扬浙东史学、陆王心学，与吴皖经学、程朱理学相抗衡。
章学诚晚年为追认自己的学术而构建出一个浙东学术的谱系。
章氏认为浙东学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章学诚认为浙东学术以陆王为根底，同时兼备朱子与陆王之长，而将南宋事功派学人排除在外。
在《浙东学术》一文中，章学诚先讲浙东学派出自婺源的朱子，随后建构浙东学术的学统：
三袁、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万氏兄弟、全祖望、章学诚。
刘咸炘认为浙东史学从南宋直至清代一脉相传，他撰写《先河录》，以章学诚为核心构建浙东史学系谱。
“会稽章实斋先生之学，可谓前无古人，然实承其乡先生之绪。
所谓浙东学术者，今世罕知其详，盖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而成于黄黎洲者也。
”刘咸炘认为：
“圆通广大之论，北宋已有，至明尤多，皆可与章君之言相证。
至于校雠之学，史体之议，原本宋人尤为显著，今将明此绝学，幸得溯其微绪。
”[23]743南宋浙东学人正是宋代辨明史体、圆通广大学风的代表，浙东史学出于婺州。
永嘉之后，浙东学风传衍至元明，为史学大宗。
第一辈为黄溍、柳贯，第二辈为王志、宋濂，“皆以文章称，而兼长史学”[4]1498。
王阳明为浙东学术的大宗，影响后世，“其乡后辈刘蕺山宗周能发明之，黄黎洲宗羲宗阳明而师蕺山，讲学于四明，其学兼综金华、永嘉，文则师法戴宋，合诸派而一之，其传为四明万季野斯同、余姚邵念鲁廷采，其后则四明全谢山祖望，至实斋、邵二云晋涵则其复兴也，后此无所见”[23]743。
至此，刘咸炘构建出由南宋至清的浙东史学系谱。
章学诚将吕祖谦等人排除在浙东学术之外，而刘咸炘则认为南宋浙东史学乃中原文献之传，“浙东之学远出金华，其风博大，不以考据长”[24]388，吕祖谦史学的特长就是通观明变。
在浙东学术的起源问题上，刘咸炘强调浙东学术以婺州（即吕祖谦）为表，与章学诚所言浙东学派出自婺源的朱子有所差别。
如果说，章学诚有意以浙东学术调和朱陆异同，刘咸炘似乎更倾向以浙东史学弘扬姚江理学。
刘咸炘认为理不离事、道公学私是章学诚学术的核心，章学诚提倡浙东学术表面上于朱陆无所专主，实际上“得于陆者多”，章氏之论“多从阳明出”[24]714。
在朱子与阳明之间，刘咸炘明显偏向后者。
刘咸炘曾言：
“吾于性理不主朱，亦不主王，但以为王稍近耳。
顾独服膺浙东之史学。
浙东史学，文献之传固本于金华，而其史识之圆大则实以阳明之说为骨，即心即物，即道器合一之说。
道器合一，故学问、事功合一，而阳明则其验也。
”[25]1473朱熹、王阳明二人学术异同在于：
王阳明主张“理生于心，当以心贯物”，朱熹认为“理在于物，当以心合物”，二人并非“一废事一不废事。
”不过，在刘咸炘看来，二人的差异导致学术类别的分立：
“朱学功夫虽繁碎，而其致趋于狭隘，其流乃止于经书讲义；王学功夫虽简易，而其致趋于宽广，其流则通于史学子术”[26]135。
也就是说，王学更能广纳事物，兼容并包。
朱子及其后学多注重经书、义理，阳明学派多谈经济，倾向史学。
浙东学术圆通广大，导源于王阳明；浙东史学以姚江理学为里，已不在寻常史学范围之中。
然而，清代以来，学人讲宋学，多诋斥陆、王。
刘咸炘认为“近世之排陆、王者，直是无聊”。
清代汉宋之争，考据与义理之间，“大氐交互，有偏兼之异而非不相容”，其不能相容之处，“斥阳明而已”。
在排斥阳明学这一点上，“汉宋兼采，汉宋调和，与专宗汉师、专守程朱之所同也”。
刘咸炘强调“近人好利”的根源在于乾嘉以降宋学不振，所谓“轻忽义理，自足以败风俗”。
“阳明所见，自深于晦庵，其精刻之处，近三百年多忽略之，不可不发明。
”[2]1272-1279
也就是说，一方面，乾嘉考据学风“反王崇朱”，衍至民国，与欧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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