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解放军击毙42名驻港英军事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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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解放军击毙42名驻港英军事件
1967解放军击毙42名驻港英军事件
自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后，历史上“左派”工人从来都是受港英当局的排挤、压制。
因此，左派与右派工人的力量对比，前者显得势单力薄。
在暴乱的初期，左派工人受到严重的攻击，当时港英当局采取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放任自流让双方打架斗殴。
为此，我国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政府制止右派工人对左派工人的迫害。
与此同时，左派工人也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
双方除了使用器械打架斗殴外，还使用土制炸弹进行四处爆破活动。
斗争的双方互不相让、对立摩擦愈演愈烈。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港英当局对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置若罔闻，对左派工人一方进行打压，不但出动.和防暴队（装备精良的.），而且出动了英军。
名曰维持治安，实则偏重于.左派工人。
首先挑起事端的右派分子一方，由于得到了港英当局的偏袒而受到保护，气焰更为嚣张？
随着事态的发展，港英当局的武装力量竟然代替了右派分子的角色，从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逐渐退出了打斗，并在一旁看着港英当局.左派工人的热闹。
左派工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树起了“反英抗暴”的旗帜，不屈不挠地与港英武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反抗.。
1967年，正好是内地“文革”的第二年。
对全国人民发号施令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传达信息的权威报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统称“两报一刊”）。
当时的情况是，正在港英当局.左派工人的时候，“两报一刊”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在舆论导向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
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当时尚未升格为大使馆）。
惠州地区的宝安县县城深圳镇的民众亦频繁地集会和示威游行。
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了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
游行示威的深圳民众对边界上敌方炮楼的英警英军怒目而视，游行队伍久久不愿离开。
中英关系进入了极度紧张状态。
此后，我方深圳属下的罗湖、罗芳、莲塘……等地的农民在通过境界线耕作时，常常被英警无故刁难或打骂。
农民群众为此怒发冲冠，在英警无理打骂下亦不示弱。
于是，生产队挑选青壮年社员过界耕作，在遭到英警野蛮逞威时，就用锄头扁担作武器揍对方。
有一天，在文锦渡从事过境搬运工作的工人（头戴红帽子作标志，无需通行证件，双方守关人员都不用检查就可让他们自由进出，人们叫这些搬运工为“红帽子”）还将两个巡视边境的英籍警官捉了过来。
在这种双方互相敌视的气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香港英警防暴队和英军大量集结在边境线地区，从元朗落马洲至沙头角一带都驻扎了大量英军
。
我驻军7085部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的一个团）也做了相应的作战准备工作。
当时我任7085部队团部作战参谋，亲身经历了整个事态的发展变化。
上级指示要抽调一部分“三支两军”（支援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简称军管，军事训练简称军训）的军官归队，我就是被抽调归队的人之一。
我回到团部后，立即部署各营、连集结前沿。
由于我所在的边防部队——7085守备团长期驻守在边境第一线，边境地区的作战地形环境较为熟悉。
同时，部队官兵也对英军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
全团都作好了随时随地作战准备。
除增加岗哨和巡逻以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战斗打响后，团部军官的家属小孩撤出深圳，到广东省北部的连平、和平等山区隐蔽。
6月26日，时值盛夏，天气格外的热。
酷热难耐，我在作战处忙了一天，感到精疲力竭。
傍晚6点半左右，我正端起饭碗吃饭，突然一辆吉普车急停在家门口。
通讯员陈德才进屋二话没说就拉着我的手，要我立即上车，说去沙头角有紧急任务。
听说沙头角有战斗任务，我即刻意识到问题严重，饭也顾不上吃，急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塞进军用挎包，背起军用水壶和手枪上了吉普车。
在开往沙头角的路上，团参谋长石长福歉意地对我说：
“老叶，叫你连饭都吃不成，实在对不起，咱们到了6连（沙头角驻军）后，我让炊事班给你做饺子吃。
情况汇报说沙头角镇有一民兵被英军开枪打死，我方群众无比激愤，看来要出大事。
团部领导班子刚才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
你是我特意点的将，因为你是老作战参谋，对沙头角的情况又较熟悉，担当此重任非你莫属”。
我听完参谋长的话后，对他开玩笑说：
“有什么样的'好事’，你总是忘不了我”。
他用拳头捶了我一下：
“谁让你是我的老战友呢”！
晚上8时，我们的车子到达沙头角。
临时指挥部由6个人组成：
参谋长石长福和我、两个警卫员、两个通迅员。
下车后，立即选房子、接通电话、布置作战地图和建立指挥系统。
一切就绪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
临时指挥部的人员和指挥系统已经就位。
接着连夜召集驻军干部开会讨论，了解敌军新动态和基本情况。
之后我们布置了任务。
刚刚散会，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中央军委打来的。
我当时真有点紧张，因为自从1949年入伍以来，打过交道的最高机关就是军区。
作为多年的作战、侦察参谋，我深知上级领导对下级机关发问时，从来不准下级军官说些模棱两可的话。
如什么也许、可能、或者、不太清楚等用语，而且数字也必须绝对准确无误，不能用模棱两可的话回答。
由于我们刚刚开始工作，人员刚到不久，生怕军委首长提出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
话筒里只听见军委首长问了我的姓名、职务后，接着问：
“你们现在有几部电话”？
我回答：
“3部”。
对方说：
“那好，你把它们编上号，l号直通中央军委，2号通团部和军区，3号是你们指挥部与所属战斗部队通话用的。
3部电话全都不用摇机，拿起话筒就能直接对话”。
军委首长接着又说：
“把你们的作战方案简要地说一下”！
我当时心慌意乱。
因为指挥部根本就没时间研究作战方案，但又不敢实说。
我只好用眼睛瞟了一下参谋长，没料到这时候的石长福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接过话筒嘴唇动了一下连话也说不清楚。
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我急中生智抢过话筒说：
“我们的作战方案主要有3点：
①目前敌人还没有动作，双方正在对峙着，我方正在严密监视，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并采取相应措施。
同时，不主动挑起事端，不打第一枪，部队多带些机关枪在阵地前沿隐蔽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②若敌人首先发起进攻，我军不要急于堵回去，要放进来打，诱敌深入后，则命令部队从北面的伯公坳向西南方向直插敌境内的沙头角与联和圩交界处的石冲坳，切断敌人退路和阻击敌增援部队，要多捉俘虏；
③我方群众越界惹事引起敌人开枪射击，并有向我发起进攻的迹象，对此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我军换上便衣越界出击，二是将部队的武器发放给民兵，让民兵越界战斗”。
听完了我的这番话后，军委首长说：
“很好！
你们团指挥部想得很周到。
但是，部队绝对不能换上便衣化装越界出击”。
通话完毕，站在一旁的参谋长听了我的这番话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他高兴地将我抱起来。
把我放下后，他指着我的鼻子说：
“我还不知道你小子有这两下子，快把你刚才说的写在作战日志上”。
当我认真地写完后，炊事班长端来了一大盆饺子，我刚吃了两个，1号电话铃响起。
对方说：
“军委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但要定具体实施办法。
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也同意你们的方案，他要求你们注意掌握分寸，掌握民兵的情绪，不要随便越境闹事，授人以柄”。
不料我刚端起碗，3号电话又响了，是梧桐山观察哨报告英军炮兵调动情况，我只好放下饭碗将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在作战地图上做好标记。
然后，立即向上级汇报。
为此，又忙碌了一个小时。
这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
也许是饿的时间过长加上没有歇息——哪怕是短暂的歇息都没有，我这时候连饺子也不想吃了，只想喝水。
参谋长见此情景，细声地对我说：
“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尽量吃点东西，看情况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结束，别把身体搞垮了”！
他又吩咐炊事班长把凉饺子煎了再端上来，我只好胡乱吃了几个，便和他一道研究作战方案的细则并及时向上级汇报。
上级经过仔细研究后批准了我们的方案。
于是我们连夜召集营、连、排干部开会部署作战方案细则。
部署完毕后天已经亮了。
极度紧张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这时我刚想躺下合一下眼，又有连队干部进来报告：
“沙头角镇内有几十个青年人在追赶中英街的英警，把他们撵回炮楼后，还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
听完报告后，我急忙与连队的干部前往现场。
在现场，我耐心地规劝民兵们：
“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令自己有理变成无理，对方的暴行和挑衅行为，我们部队会处理的”。
民兵们听了我的话之后便很快散去。
其实，“文革”期间，军人说话特别管用。
可是，我们离开之后，一些民兵和群众还是照样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不分白天黑夜地扔。
所幸没有造成伤亡。
他们采取分散流动的打击方法，使对方的炮楼底下、街道和公路变成了垃圾堆，对方没有人敢出来清扫。
沙头角虽说是弹丸之地，但是其为名扬四海的世界上4个分裂地区（点）之一：
朝鲜三八线将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越南北纬17度一线也曾将南北方分成两个政权——南越和北越；德国的柏林墙又曾将德国分成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德国；再就是我国的深圳沙头角中英街了。
前3个分裂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以后形成的；而沙头角中英街则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定。
昔日朝廷所立的高1米宽0.4米的石碑立于中英街的分界线上，将一条长约300米、宽5米的街道分成两个世界。
我方当时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沙头角公社，是惠阳地区所属的宝安县境内地域范围最小、人口最少（约1000人左右）、地理位置偏僻的一个公社。
沙头角公社只有7个自然村：
径口、田心、沙井头、沙拦下、庵上、官路下和沙头角镇村，沙头角镇村内只有10多间商店和200个居民。
从内地进入沙头角镇从东向西经过一座长10米、宽5米的水泥桥便是中英街口，街口中间就立着那块分界碑。
南面就是大鹏湾，在大鹏海岸上，我部1营6连1排的营房就坐落在那里。
按规定，凡是海水所到之处均属于英方。
大鹏湾时常有英军舰和水上.的巡逻舰艇四处游弋，我方仅限于渔船能在大鹏湾海面活动。
英界香港范围内的沙头角仅有乡的建制。
在香港境内有一条水泥公路从上水向东直达沙头角地区。
公路两旁有很多商店，除了中英街有30余家商店外，从海旁街出沙头角往上水方向1000米处店铺林立，沙头角联乡办事处、警署和一些大商店就设在这里。
在双方的商店里，除了吃用的日常消费品应有尽有外，还有金铺、钟表店等高档商品。
在当时我方老百姓看来，黄金和钟表均属于奢侈用品。
英界沙头角乡附近的村庄分布大致是：
北部有山嘴、担水坑、盐寮下；南部有榕树坳、凤坑、鸡骨树下等。
南北部的村庄皆与英界沙头角陆地相连，而与中方沙头角则由小海峡相隔。
南北部的所有村庄与我方阵地相距很近，均在机枪和六零炮的射程之内。
香港居民历史上从未屈服和认同过英军的占领，祖先曾因反抗英军暴行而遭到大屠杀。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香港后在此肆意残杀老百姓。
于是，这里的青年男女纷纷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所属的武装力量），到内地参加抗日救国或在当地打击日寇。
他们和自己的祖先一样，历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英军、英警.香港左派工人和在边界制造事端的行径使他们怒不可竭，男女老少天天成群结队到防暴队驻地——联乡会大楼抗议，并到中英街附近地区游行示威，只要英军英警有什么新的动向，就及时派人过来向我方报告。
为了阻止双方老百姓的汇合示威，英警将处于中英街街口的一座高30多米的大炮楼，在楼下用铁丝网封锁起来，企图阻挡管界两方的群众汇合聚集。
可是，双方的群众经常派人去扒开，对此，英警就施放催泪弹或从炮楼下来用警棍追打群众，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7月5日。
我们临时指挥部的工作就是及时了解并掌握敌情，向上级机关报告。
在紧张局势最严重的10天里，团部增派了3个参谋，不然的话，纵然我是三头六臂亦难以应付严峻的局面。
7月5日下午，英军大量增兵，附近的村庄都住满了英军。
英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是轻、重机枪和炮。
这时候，英警的防暴队又增加了100多人进驻联乡会，加上原有人马共有200多人，而且配备了几十挺机枪。
我把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
与此同时，我军也采取了相应措施：
驻扎在横岗、盐田等地的野战部队视情况变化，随时待命出发增援。
处在第一线的仍然是我团的2、3营和机炮连。
我们在战地和阵地上进行了周密部署：
在沙头角镇所有高建筑物上都堆上沙包，架起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
此时此刻，火药味愈来愈浓，战事一触即发。
为了与民兵配合作战，我找来沙头角镇民兵连长罗九，要求他作好全体民兵和群众的思想工作。
一要做好战斗准备，二要严守纪律，千万不可先打第一枪和主动挑衅。
7月6日傍晚，我方有一家群众的小孩子得了急病，沙头角公社卫生院的医疗设备简陋而无法医治。
按当地人的习惯，要到英界内的香港医院医治。
但是由于进出口处被英警严密封锁，根本无法通行。
我方派出联络人员恳求炮楼上的英警放行，他们对此无动于衷、不屑一顾。
我方群众忍无可忍，于是派了10多个青年人用镐头去扒障碍物，英警见状随即施放催泪弹。
民兵张天生从商店里取出一桶火水（即柴油）浇湿棉被扔到炮楼底下，正准备点火时，炮楼英警用机枪向他射击，张天生立即倒在血泊里。
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我方军民极为愤慨。
但当时又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我军不能擅自开枪。
这天晚上，团长李廷阁来到前线，省军区某师白政委等人也来了。
7月7日，沙头角群众举行了集会抗议，甚至连沙头角镇以外的村庄和盐田公社的群众都来参加集会游行，整个篮球场挤得满满的，群情激奋地声讨港英当局的罪行。
当天，英界那边各村庄群众也自发地集合起来，数百人到联乡会前强烈抗议，他们不顾英警施放催泪弹，振臂高呼：
“打倒港英当局！
血债要用血来还”！
等口号。
一直坚持到下午才散去。
7月8日凌晨2时，我刚躺下床，突然电话铃声响，我立即拿起话筒。
电话里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
“我讲话的声音清不清晰”？
我回答：
“很清晰”。
之后对方什么也没说了。
我心里明白这是话务员在试机，同时也深知这个时候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沙头角。
因为长时期处在紧张状态，我感到十分疲劳，但又无法入睡，我躺下来强迫自己睡觉，哪怕是合一下眼也好，以防疲劳过度造成精神恍惚出差错，可不管怎样就是无法入眠。
于是干脆下床起来把行军水壶灌满茶水，军用挎包里装上一些压缩饼干。
此时，司务长走进来送来两只熟鸡。
我这时候根本就没有食欲，就对司务长说：
“你去把鸡切开7、8块，整只鸡太难吃了”。
司务长下楼去不久就加工好了，还送来几十个馒头。
自从进入沙头角以来，我们已经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反正感觉饿了就吃，不分白天黑夜。
最难受的就是睡眠不足，实际上是睡不着觉，经常觉得口干舌燥，只是一味地想喝水。
这时候的沙头角，各路人马汇集。
除了部队各级的军事指挥员外，还有地区、县、公社的一些地方干部（他们负责后勤供应工作），同时还有人民日报等报社的记者。
一切迹象表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7月8日早晨，我方群众又集会游行。
游行示威的队伍从中心球场出发，经中英街到海旁路，之后转到海边，然后再回到中英街。
大家摇旗呐喊直到中午。
在群众游行示威期间，有几个民兵经过悄悄商议，决定从英界中英街后面大菜园角（地名）插到距联乡会大楼400至500米处的稻田里观察动静。
不料很快被联乡会里面的英警防暴队发现，敌人见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立即用机枪扫射。
民兵就是民兵，他们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前进或后退，只好死死地卧在稻田里不敢动弹。
幸好稻田里有稻草作隐蔽，不然的话就会有去无回。
敌军机枪的枪声大作时，我们指挥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来我方没有弹着点，二来又不见敌人运动。
我用望远镜一看，联乡会大楼里人头攒动，知道那里是出事地点，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于是，我命令距离联乡会大楼比较近的十多挺机枪分别各就各位、一挺机枪瞄准一个窗户，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
不一会，民兵连长罗九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有几十个民兵越过边界，躲藏在稻田里现在撤不回来。
罗九问，怎么办？
团长李经阁听了很生气，问是谁叫他们过界去的？
民兵连长罗九结巴了。
遇到这种事情，真是棘手难办。
进军肯定不行，100多人的民兵出击也不行。
我当时提议：
“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民兵们潜伏不动，待天黑后再偷偷地潜回来”！
团长同意我的办法，就问：
“谁去通知”？
我听这么一说，又哑口无言了。
是啊，到达民兵的潜伏地点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它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派谁去通知都不合适，都有危险。
指挥部里的每个人都为此事伤透了脑筋。
对方打了一阵子枪后，见民兵没有动静，也就不再打枪了。
几十个民兵在稻田里泡了几个小时，心里非常着急。
到了下午4点，对方可能认为天黑后事情不好办，一来担心民兵会借助夜色偷袭；二来他们又想捉俘虏做证人，抓住我方入侵的把柄。
于是，从联乡会大楼里出来了几十人，分两路包抄民兵。
与此同时，大楼窗户前站满了英军在观看。
从大楼出来的英军向稻田里猛烈开火。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指挥部接到开火的命令。
于是，我向作战部队正式下达“开火”命令。
说时迟，那时快，几十挺机枪同时射击，子弹射向大楼的所有窗户和正在向民兵隐蔽地点进发的两路敌人，由于事先研究定下了战斗方案——每挺机枪对准一个窗口射击，命中率相当高。
我方的机枪足足打了15分钟，把对方打得鸦雀无声。
对方在公路上遗留下10多具尸体。
稻田里的民兵也撤回来了，没有任何损伤，只是有一个民兵摔得像泥猴似的，连枪杆里也塞满了泥巴。
当天晚上，我们获悉，共打死防暴.和英军42人，绝大部分是胸部中弹。
估计联乡会大楼窗户前的敌人一个不剩。
后来，香港同胞逢人就说：
“解放军真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打中胸部”。
第二天一大早，英方下半旗致哀。
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
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
《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其实，在我方的机枪响后，深圳梧桐山我军观察哨来电报告：
“英界沙头角几个村庄的炮兵阵地上大炮纷纷将炮口对准我方”。
在我身边的通讯员和司机两人得知这个情况后，惊恐地问：
“叶参谋，仗打起来后我们往哪退”？
我对他们说：
“不能退，也没有路可退。
我们全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的射程之内，唯一的退路就是去见马克思”。
他们听了我的话都低下头，深沉地咽了几下口水。
我知道他们害怕，就安慰说：
“你们放心，仗不会打起来的。
英国人真要发动战争，就不会在这个弹丸之地开战。
只要敌人的大炮一响，深圳正面就没有边界了。
我军只需用一个军的兵力就能彻底地占领香港，到那时，你们说英军往哪里退”？
他们听了这番话后，高兴地笑了。
当天晚上，野战军机关领导不断来电话询问：
“要不要什么支援？
如果需要支援可随时来电”。
我们说暂时不需支援，如果情况恶化，会马上请求支援。
这时，地方政府机关和群众送来了大量饼干和罐头，这在当时对我们军人来说，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为当时的市场上是买饼干凭粮票、买罐头凭领导的批条。
7月8号以后，双方都不愿将事态扩大，再也没有打枪了。
英警也不敢上中英街巡逻。
我们只是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直到8月9日，临时指挥部撤消，我才离开沙头角回到团部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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