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续编》中的茅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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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续编》中的茅盾

《吴宓日记续编》中的“茅盾”

　　吴宓对新文学整体无好感。

由于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濡染，他有一套迥异于科学启蒙主义的世界观，抵制变革，对新文化运动充满敌意，将新文学喻为“乱国文学”和“土匪文学”，视新文学家群体为破坏秩序扰乱人心的“过激派”，特别是对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人充满怨恨，对有关“五四”纪念的活动也是不肯参加。

如1940年5月4日日记云：

“是日五四运动纪念，放假。

上午精神动员会，庆祝五四。

宓未往。

读沈从文等之文，益增感痛矣。

”1944年1月23日《吴宓日记》云：

“今晨读《中央日报》沈从文撰社论，力斥文言而尊白话，甚痛愤。

认为亡国灭种罪大祸极。

”1946年11月10日日记又云：

“胡适、傅斯年、沈从文辈之精神压迫，与文字讥诋，亦将使宓不堪受。

吴宓对白话文和新文学家的攻击，用词尖刻，言语激烈，感情义愤，仅从感性着眼，其批判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但他辩护的基础是出于维护、承继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因此，民国时期，吴宓很少或不愿去阅读新文学作品。

令人意外的是，对优秀的新文学作家和新文学作品，吴宓又不吝赞美。

笔者从《吴宓日记》发现的特例至少有三。

特例之一是老舍的《骆驼祥子》。

1940年5月23日，从早晨到晚上，吴宓沉浸在老舍的《骆驼祥子》里，感同身受，几欲落泪。

“晨至夕，连读老舍著《骆驼祥子》小说，甚感动。

以为此小说甚佳，脱胎于《水浒》，写实正品。

描叙人力车夫之生活心理环境，甚详且真，而不乏忠厚之意。

法之Zola等实不及也。

又此书能摄取北京之精神及景色。

留恋古都者，当深赏此书。

宓读毕叹日，宓昔以教授比妓、伶，今亦可以教授比较人力车夫。

其中之成败高下苦乐得失无以异。

彼祥子被诱，误娶虎妞。

晚爱小福子，终于离散。

甚似宓之悔娶心一而爱彦终失之也。

馀生何乐？

操劳以待衰老倒毙耳！

”吴宓知识渊博，视野广阔，以古今中外作家作品资参照，以“脱胎于《水浒》”“法之Zola等实不及也”来激赏《骆驼祥子》和老舍，并从祥子的婚恋悲剧联及自身的爱恋体验，吴宓算是将小说读到了“点”，读到了骨子里，这也是吴宓阅读和写作的“常态”特点。

　　特例之二是李�氯说摹端浪�微澜》。

吴宓一生持“文学道德观”，对作家得“高稿费”很反感，认为“卖文为生”会降低作品的艺术质量和道德力量。

他曾在1944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暗讽李�氯艘颉端浪�微澜》等得“高稿费”，称其为“一意营财以致富”的“诈者”，并写诗歌《旧识一首》表达不满，一二句即为“旧识多文士，群趋货殖营”。

吴宓当时有没有读《死水微澜》？

如果读了，读的状况怎样？

笔者暂时无法断论。

但迟至1958年11月18日，因需“接受新文学再教育”，吴宓此次确实是细读了《死水微澜》，是日记载：

“又读李劫人撰小说第一册《死水微澜》（叙1892至1901）成都近郊情事，有中国旧小说写实传真及深刻简练之美。

”由“反感”李劫人到衷心称赞《死水微澜》的内容和艺术“之美”，反映了一个谦谦老者的虚心和“以文说话”的严谨态度，从他以旧小说为参照系也可看出他对传统文学的终生挚爱。

　　茅盾则是另一个特例，大特例。

吴宓对茅盾作品有持续的关注。

解放前，吴宓对《子夜》就相当激赏。

茅盾写（（子夜》是1931年10月正式动笔，到1932年12月5日脱稿，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出版不过3个月，即1933年4月10日，吴宓就以“云”的笔名，在其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茅盾著长篇小说》一文，对《子夜》大加赞赏，称其为“近顷小说中最佳之作”。

吴宓为什么突然关注起他不感兴趣的白话文学？

并对《子夜》做出这么高的评判，这不是一个可以一下说清的话题，此处不展开。

就以评《子夜》的文本作分析，也能从字里行间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吴宓除简略叙述《子夜》的内容外，还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称自己最欣赏此书的地方有三点。

第一，“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以下引文出自此篇者注释略）。

认为茅盾最初“得名”之“三部曲”（笔者按：

指《幻灭》《动摇》《追求》），虽“灵思佳语，诚复动人”，但结构上尚有“零碎之憾”，而此书较之以前之作大有进步，尤其是“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

”第二，“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

可以说是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尤其是在对主要人物吴荪甫塑造上表现极为出色，特别提到了几处细节描写之妙。

如认为吴荪甫为工潮所逼焦灼失常之时，抓住送燕窝粥的王妈，为性的发泄这一细节写得很好，“此等方法表现暴躁，可云妙绝。

”第三，“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

而其微细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对其文笔盛赞不已。

如此细微到位的评价使茅盾也极为感佩和惊讶，晚年忆及此事时，还念念不忘地说：

《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论及技巧者，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除了对《子夜》的结构设计、人物塑造、笔势特点进行称赞外，吴宓还特别指出茅盾小说的语言是“一种可读可听近于口语之文字”，决非当时文坛上一些欧化程度太甚之所谓白话作品所能比。

就此，吴宓再次“亮出”自己的观点，即“始终主张近于口语而有组织有锤炼之文字为新中国文艺之工具。

国语之进步于兹亦有赖焉”。

可见，随着时间的发展，吴宓并不是一味地反对白话文，而是反感欧化的白话文和新中国简体白话文；也并不是固守传统的文言文，而是用发展的观点，提出既有口语之便，又有文言之洁的新文言。

《吴宓日记》的语言就是证明。

　　进入共和国时期，吴宓对《子夜》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1965年“思想改造”期间，又将《子夜》作为他的“文化食粮”加以重新阅读和品评：

　　1965年2月17日：

上午9：

00服药后，乃往上班，借得茅盾撰小说《子夜》，叙1930五月至七月上海交易所投机竞争情事，凡十九章……此书宓于三十年前已读，并作评介。

今日重读，仍深为吸引。

　　晚……读《子夜》，写日记。

　　2月18日：

晨7时起。

早餐，二馒。

读小说《子夜》。

　　夕晚续读小说《子夜》。

　　晚……阅报，又读《子夜》。

　　2月19日：

上午宓未上班，在舍续读小说《子夜》，趣味浓深。

茅盾（沈雁冰）（今卸去文化部长，专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诚不愧中国之巴尔扎克，有志欲作中国此时代之社会风俗史，惜所成书仅三四部耳。

《子夜》一书，颇能综合表现1930夏全中国之真实概况，虽以经济（集中于上海市之交易所及工厂）为主，兼及政治、军事等。

然国民党巨头（书中之赵伯韬定即宋子文）利用军政权，与美国人联合，用金融资本并吞、垄断工业、商业，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吴荪甫不知映射何人，当不是虞治卿），摧毁民族工商业，造成“四大家族”之财富，致全国人民日益贫困，又有军阀大战，兵匪遍地，适足造成共产党方兴日大之势力。

后来历史之趋势，中国之局面，已可由《子夜》一书得知其大概；惜宓在当时犹未能知，且不欲信，昏昏度日，苟偷至老。

今兹回顾深思，既佩沈雁冰君描写之巧妙，尤服其观察之宏深。

　　2月20日：

上午，未上班，在舍续读小说《子夜》。

　　2月21日：

上午，读小说《子夜》完。

　　时隔32年后，重读《子夜》，“仍深为吸引”，觉着“趣味浓深”，可见《子夜》对吴宓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吸附力。

“惜所成书仅三四部耳”，殊以为憾，尚未“过瘾”，并以读《红楼梦》的“索隐”手法将《子夜》中的人物与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勾连”。

称赞茅盾是巴尔扎克式的大师，既佩其“描写之巧妙”，尤服其“观察之宏深”。

今日的现实，对照往日的历史沧桑，再资《子夜》的预证，唤醒了吴宓的人生体验，使他对历史这条大河有了更清醒的体认。

　　对《子夜》的兴趣，引发了吴宓对茅盾作品的阅读兴趣。

《蚀》是他解放后仔细阅读并有好评的又一部作品：

　　1965年2月5日：

11―12在资料室立读茅盾著小说《蚀》（1930印行）之第一部《幻灭》（写1926年事），今亦觉其饶有趣味。

　　2月8日：

上午8―12上班，写记录……中间偶在资料室翻读茅盾撰小说《蚀》，为工作组陈同志所见，问读何书？

宓举示日：

读旧小说。

陈日：

此新小说也。

　　2月12日：

10―12在资料室立读……茅盾《蚀》一段。

　　2月13日：

上午8：

00上班，借得资料室藏茅盾（沈雁冰）著小说《蚀》自读。

读完第一部《幻灭》。

　　夕，在舍读《蚀》之第二部《动摇》，至晚8：

00完，即寝。

　　2月14日：

自晨至夕3：

40，读《蚀》之第三部《追求》完。

按《蚀》全书分三部：

第一部《幻灭》，写1926六月至年底（上海）及1927春（四月十二日反共以前）（武汉）事。

第二部分《动摇》，写1927上半年湖北省某县（武汉之上游，近长江岸）城中事，至夏斗寅军到，反革命成功止。

第三部分《追求》，写1928上半年上海事。

书中二三人物虽出现于第一二三部中，然三部实各自独立，描写国共合作之北伐革命之三个时期。

作者茅盾是曾参加且同情支持此革命者，然迥非后来之马列主义及中国共产党之观点、立场，故尚能传述此时代中国之历史与社会真实。

《蚀》足为有价值之历史小说，一也。

此书兼写政治与恋爱，其写女性与恋爱特多，可誉为“二十世纪之《红楼梦》”（规模之大则弗及），故亦是有价值之爱情小说，二也。

至其文笔，虽用当代之新体白话，然尚是中国文化人及曾读旧书之知识分子所写之白话，我辈读之，犹能领受、欣赏（鲁迅、瞿秋白及《毛选》一二卷之白话，亦不同近年之白话），三也。

以上三者，为宓欣佩《蚀》之理由。

按宓有志撰作小说，终于无成。

《蚀》之作者，固是描写当时本地所见所知之人物情境，宓今以历史小说读之，参照宓尔时之生活、感情、著作，乃弥觉其趣味深长也矣。

　　由于资料的限制和时间的因素，我们无法得知吴宓在1933年第一次读《子夜》有着怎样的阅读过程，但阅读《蚀》的方式表明他绝对是一个茅盾“拥泵”者：

先是在资料室“立读”《蚀》，觉得“饶有趣味”；后在上班时间“偶尔”溜到资料室“翻读”；情不自禁之下，将之借出，上午上班时即在教研室“自读”完第一部，晚上又接着读第二部；第二天按捺不住，“自晨至夕”一口气读完第三部，并随后在日记中写了490字的读后感。

诚然，《蚀》绝不是茅盾最好的小说，更不是现代文学中最好的小说，但吴宓却誉之为“二十世纪之《红楼梦》”，何也？

一、可能由《子夜》而爱屋及乌。

二、小说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打动了吴宓。

三、他对白话文的态度是主因。

“至其文笔，虽用当代之新体白话，然尚是中国文化人及曾读旧书之知识分子所写之白话，我辈读之，犹能领受、欣赏（鲁迅、瞿秋白及《毛选》一二卷之白话，亦不同近年之白话）”，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至死坚持语言上的简洁精美之文言标准。

其中的一个插曲更是验证了吴宓的此种文化态度。

2月8日在资料室读《蚀》时为工作组陈同志所发见，问读何书？

宓举示曰“读旧小说”，陈回应是“新小说”，意趣横生的对话背后彰显的却是吴宓的语言、文学观及特定时代的特有之“阅读生态”。

　　从吴宓的读书笔记中，还可看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2月14日读《蚀》的笔记中提到：

“第二部分《动摇》，写……至夏斗寅军到，反革命成功止”，吴宓已将国共之争中国民党一方的作为称为“反革命”，引人思考！

　　吴宓对茅盾另一部长篇小说《虹》也读得津津有味，谓其“亦佳书也”，并有阅读记载和评论：

　　1965年2月15日：

上午8-12上班，读茅盾撰小说《虹》（1929四至七月在日本作。

1930春出版）。

其所写之时代为1919五四运动至1925上海五卅惨案。

其背景则为成都、泸州、上海（曹慕樊云，在泸州之人与事，皆有所本），亦佳书也。

　　2月16日：

又借小说《虹》。

　　上下午及晚，均续读小说《虹》，毕全书。

书中女主人梅行素性气高傲而勇敢，终以崇仰共产党人之冷酷严肃、坚强弘毅而投入共产党，诚不愧为此时代成功之英雄也矣。

　　在吴宓日记中，还有对与茅盾创作相关的论著或茅盾其他小说的简单阅读记录：

　　1960年10月14日：

夕，在新华书店翻读《茅盾的创作生活》。

　　1962年2月18日：

在新华书店内……又见茅盾新著《霜叶红似二月花》。

　　1965年7月1日：

下午1―3寝息。

3―6中文系上班，在三楼自读《茅盾文集》七卷之短篇小说。

　　7月2日上午：

先在三楼读《茅盾文集》七卷，短篇小说（3）《色盲》（4）《昙》（5）《豹子头林冲》（6）《石碣》等篇。

　　可以看到，从1960年到1965年，主要是1965年2月到7月期间，吴宓几乎将茅盾的小说读了个遍，特别是1965年2月集中阅读了茅盾的几部长篇小说，并深有感触，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茅盾的小说既消磨了吴宓不知怎么打发的上班时间，应付了工作组的读书检查，纾解了他的心胸，也由此申述了他的语言文字、文学和文化观，彰显了其艺术造诣与艺术追求上的个人魅力。

　　茅盾毕竟不是吴宓的同道中人，因此他将茅盾作品与茅盾的人生分隔开来，对茅盾的人生不做评介，对茅盾删减《红楼梦》的做法却能率性批评，如“茅盾叙订之洁本《红楼梦》上下二册，开明书店印行，1935七月初版，1948十月四版。

盖将原书删削为五十章，另加标题，并增导言，凡书中

（1）序意明旨意

（2）宗教命运（3）诗词歌赋（4）肉体性欲之部分皆删去，仅称赏作者写实之功夫，而全书之精神理想全失。

呜呼，今后对中国及世界文化，皆将作如是之斩削耳！

宓取读若干段加”。

　　吴宓是“红著”痴迷者和“红学”大师。

据考校，他从14岁起开始读《石头记》，一直到“文革”末期的1968年74岁高龄时仍在读《石头记》，“阅读常态”是边读边“流泪不止”、“涕泪交流”，1966年4月3日的日记明述：

“读《石头记》43―44回，流泪，觉甚舒适（宓此情形，少至老不异）”。

吴宓的“恋石”情缘至死不渝，“红学”情结也终生不变。

为弘扬“红学”文化，吴宓一生作了大约71场“红学”讲座，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业余从事《红楼梦》学术讲座的第一人。

1944年，他去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时在遵义）、四川大学、燕京大学（时在成都）巡回作有关《红楼梦》学术报告，曾轰动一时，“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红楼梦》”，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事件。

解放后，他反感被尊为“花瓶”到大会上作报告，为数不多的几次学术报告，也大都与《红楼梦》相关，如应西南师范学院师生和重庆市政协、重庆市川剧院之请做“红学”讲座等。

据吴宓日记，1954年2月15日至22日，日后成名的“红学”大师周汝昌曾专程到北碚向吴宓请教“红学”。

吴宓在西南联大期间曾因一家小饭馆取名为“潇湘馆”而动怒、置气、较真，何况茅盾对《红楼梦》“斩首去尾折腰”，其义愤可想而知。

这是老夫子率性、可爱的一面，是一代“民国遗老”真性情的写照。

　　吴宓（1894-1978）与茅盾（1896-1981），两个都为文化“大将”和文学“干将”。

只不过，一个是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守护者，一个是五四新文化和文学的实践者；一个专力于旧体诗唱和，一个钟情于白话小说写作。

他们在生活时段上极其接近，但日常生活中鲜有个人交往，倒是有文学上的“隔空交流”。

这种奇特的“交集”使吴宓与茅盾有了“共同语言”，从中凸显的东西可谓多多。

一是茅盾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地位和其作品“悠远”的艺术感染力。

二是可以窥见吴宓广博的“阅读面”、精深的“知识力”及一切“以文说话”的开放胸襟与人格力量。

而且从他一以贯之的“文学文言观”和“文学道德观”中，可以体味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离不弃的坚守姿态，一代“民国老人”的“不老”文化心态和文化“良心”跃然纸上，令人感动。

三是在二人的文学“交流”和精神“对话”过程中（可能更多的是吴宓单方面的），可以直接或间接烛照出新中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生活、政治和文化生态，能引后人反思。

　　（责任编辑：

李明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