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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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摘要：

本文通过回忆和比较已有研究中国资本存量的相关文献，考虑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的几次重大补充和调整，本文对各年投资流量、投资品价格指数、折旧率/重置率、基年资本存量的选择与构造以及缺失数据进行了认确实处理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补充和调整后的分省数据，依照永续盘存法估量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1952-2000年各年末的物质资本存量。

关键词：

省际资本存量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经济折旧率

一引言

正如许多利用总量数据运算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差不多指出的，运算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对产出与投入数据的科学计量，专门是资本数据的计量专门重要。

而关于那些直截了当考察投资相关问题的研究来说，资本数据更是不可或缺。

差不多有一些研究试图对中国的总量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在这一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按时刻顺序依次包括，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邹（Chow,1993），谢千里等（Jefferson,etc.,1996），任若恩和刘晓生（1997），胡和阚（HuandKhan,1997），王小鲁（2000），杨格（Young,2000），王和姚（WangandYao,2001），张军（2002），黄永峰等（2002），宋海岩等（2003），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何枫等（2003），张军和章元（2003），张军等（2003），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

然而，随着对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地区经济进展和地区差距研究的深入，实证工作对中国省际资本存量的数据提出了要求。

我们认为，准确估量各省区市的资本存量是一件专门有挑战性也专门有意义的工作。

这是因为，第一，已有对中国总量资本存量的估算在指标选择和运算方法上缺乏一致的结论，所估算的数据也有较大出入，见张军和章元（2003）在论文中对此所做的一个简要综述。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忆和比较，我们试图采纳更为合理的指标和方法，利用省际数据的丰富信息，估量出各省区市的资本存量数据，假如将它们加总，就能够对已有总量资本存量的估算进行有益的检验和补充。

第二，细分省际的资本存量数据关于地区经济进展和地区差距的研究专门重要，而这种研究正在也将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张吉鹏和吴桂英，2004）。

然而就估算资本存量的文献来看，除了一些近期的研究开始运算分省数据，如杨格（Young,2000），宋海岩等（2003）以及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大部分研究并未进行省一级的细分的估算；而即使运罢了分省数据的研究，也都没有公布其估算的最终结果。

第三，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补充和一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调整。

第一次是对改革开放后的1978至1984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6年至1988年间进行的；第二次是对改革开放往常的1952至1977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8至1997年间进行的。

而第一次重大调整是在中国进行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后的1994年和1995年间进行的。

这两次补充数据和一次调整数据的详细资料要紧发表在国家统计局经济核算司（1997）出版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一书上，见许宪春（2002）对此的一个介绍。

由于这本年鉴以及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都包含了分省数据，并首次公布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因此为估量省际资本存量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期望本文是对已有中国资本存量估算研究的补充和连续，并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数据支持。

在正式开始测算资本存量之前，有必要指出，资本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广义的资本能够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

尽管少数研究考虑或讨论了土地和人力资本，如邹（Chow,1993），张军和章元（2003）以及王和姚（WangandYao,2001），然而大部分研究在估量资本存量时，仅指严格意义上的物质资本，本文也将遵循这一传统。

目前已被普遍采纳的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是戈登史密斯（Gold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

由于中国没有过大规模的资产普查，因此我们在本文中所采纳的是在估量一个基准年后运用永续盘存法按不变价格运算各省区市的资本存量。

采纳相对效率几何递减模型，资本存量的估算能够写作：

（1）

其中i指第i个省区市，t指第t年。

（1）式一共涉及到四个变量，a.当年投资I的选取；b.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造，以折算到不变价格；c.经济折旧率

的确定；d.基年资本存量K的确定。

关于部分数据缺失的省份，还必须考虑第五个问题：

e.数据缺失的处理。

本文其余部分将分别讨论对投资流量、投资品价格指数、折旧率/额、基年资本存量和数据缺失的处理。

然后，汇报我们所测算的1952-2000年各年末的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的物质资本存量。

最后对估算数据进行比较和检验。

二当年投资I的选取

已有研究对当年投资的选取要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采纳所谓“积存”（accumulation）的概念及其相应的统计口径。

如早期的研究张军扩（1991），邹（Chow,1993），贺菊煌（1992），以及沿用贺菊煌（1992）方法的张军（2002）以及张军和章元（2003）。

第二种是采纳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totalsocialfixedassetinvestment），如王小鲁（2000）。

第三种是大部分近期研究采纳的资本形成总额（grosscapitalformation）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rossfixedcapitalformation）。

积存的定义是：

在一年之内，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以及增加社会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储备的总额。

其物质形状为一年内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扣除固定资产磨损价值）和流淌资产。

积存按照用途能够分为生产性积存和非生产性积存；按照性能可分为固定资产积存和流淌资产积存两部分。

其中，生产性积存是指由社会产品中的生产资料组成，包括物质生产部门新增加的生产用固定资产（扣除固定资产磨损）以及各生产企业的原材料、燃料、半成品和属于生产资料的产成品库存、商品库存、物资储备库存等流淌资产的增加额。

（《中国统计年鉴199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即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筑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

按照治理渠道分为差不多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个部分。

按照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

（《中国统计年鉴2002》）

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加存货的变动，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购置、转入和自产自用的固定资产，扣除固定资产销售和转出后的价值，分有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和无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有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包括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减处置）价值，以及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毛、娱乐用牲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

无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包括矿藏的勘探、运算机软件、娱乐和文学艺术品原件等获得减处置。

存货增加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

（《中国统计年鉴2002》）

依照上述定义，我们能够发觉：

第一，积存是在物质产品平稳体系（MPS）下核算国民收入时度量投资的指标，同时差不多事先扣除固定资产磨损价值，从而在国民经济核算的意义下，它是一个较好的衡量每年净投资额指标，也无需再考虑折旧的处理，这也正是大部分早期研究都采纳积存或者生产性积存的缘故。

然而从1993年起，新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体系不再公布积存数据，也没有相应的价格指数，因此我们无法沿用此法。

而且，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在永续盘存法的意义下，积存就不再是一个合意的净投资指标。

其次，尽管积存的数据在1993年以后不可得，然而正如前文差不多指出的，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上有过两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补充和一次重大调整，其中“对资本形成进行补充和调整要紧是把固定资产折旧补充到国民收入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固定资产积存）中，使之形成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许宪春，2002）。

由此可见，“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与“固定资产积存”等价的概念，而1993年以后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能够被视作未扣除折旧的投资指标。

事实上，SNA体系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的运算公式是：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

（2）

而资本形成总额又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因此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不包括存货的投资流量，它与经济学研究中通常所指的I具有一致的含义，同时也是和国际上通常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一致的指标。

最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在MPS和SNA体系下都公布的一个投资指标，而且依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简要说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采纳的调查方法是，除农村集体和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统计采纳抽样调查外，其他均为全面统计报表。

因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要紧优点是：

有较长的时序数据，而且要紧采纳全面统计报表，数据较为全面可信；许多关于投资的具体统计信息，仍旧以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额为总体指标加以细分。

然而它的要紧问题是与SNA的统计体系不相容，是中国投资统计特有的指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统计局在编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数据时确实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基础，通过一定的调整运算而得（许宪春，2000；WangandYao,2001），这也是大部分年份这两列数据的值相差不大的缘故。

综上所述，我们在本文中采纳的当年投资指标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时认为它是衡量当年投资I的合理指标。

但在采纳这一指标时，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前文差不多提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并未扣除折旧，因此在运算时仍要进行折旧处理。

何枫等（2003）直截了当采纳这一指标作为当年新增净投资而不再考虑折旧，是导致其资本存量高估的一个缘故。

第二，采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而非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说明我们没有把存货增加记作投资的一部分。

存货包括产成品、在制品和原材料，要紧是厂商为便利生产衔接和销售及时供货而必须的储备。

然而正如杨格（Young,2000）和宋海岩等（2003）指出的，第一，进展中国家“存货变动”经常是一个人为编造的残差项，以填补生产和支出帐户两边的差异；其次，从技术上说，通过调整存货的现价和基年价的差异，对存货变动进行合理的估量远比估量流量的固定资本形成困难得多；再次，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形，将国有企业中未被出售的产成品视作具有生产性的一部分资本存量可能是一个严峻的错误，而省际数据中又没有对存货的构成进行细分。

因此，和大部分研究一样，我们在本文中也没有把存货计入资本存量。

只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存货正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存货变动和构成的深入分析能够成为衡量经济周期的重要指标之一。

因此，这是需要专文研究的问题。

第三，部分早期研究在估量资本存量时往往对当年投资进行一定的扣除，如王小鲁（2000）用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乘以固定资产投资交付使用率来运算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

一些估量国有企业TFP的研究通常会从固定资产中扣除住房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见张军等（2003）的一个综述。

然而我们在本文中使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这一指标时，不进行扣除。

理由是，第一，这些研究进行扣除的理由不尽相同而且程度也专门不一样；其次，已有研究说明，是否进行扣除会对一些研究的结果产生敏锐的阻碍。

再者，我们认为，进入总量生产函数的资本投入，为直截了当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截了当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张军，2002；Zhang,2003）。

因此扣除住房投资或非生产性投资在我们这项研究中并不合适。

三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造

正如张军（Zhang,2003）指出的，由于价格变动的因素，专门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投资品的价格上升得专门快，因此，各年的投资价值以及固定资产原值的数据是不可比较的，因此在采纳永续盘存法时，必须将当年价格表示的投资用一定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折算成以基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值。

在SNA体系下，核算中国不变价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riceindexofinvestment）用缩减法缩减现价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依照《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额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固定资产投资额是由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完成额，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完成额和其他费用投资完成额三部分组成的。

编制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应第一分别编制上述三部分投资的价格指数，然后采纳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总指数。

编制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能够准确地反映固定资产投资中涉及的各类商品和取费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幅度，排除按现价运算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中的价格变动因素。

即使是对中国的统计体系专门苛刻的杨格（Young,2000）在其论文中也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一个衡量投资品价格变动的独立的指标，它与官方公布的其他一些指数不同，它的构造方法从投资形成的物理分类动身，而其他价格指数更多地从经济类型动身。

只是，正如张军（2003）指出的，《中国统计年鉴》在1993年才开始每年公布这一指数，而且只有1991年之后的时刻序列数据。

尽管有省际细分数据，但此前的数据在《中国统计年鉴》上不可得，其他可能的相关年鉴，如《中国物价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也都没有这一信息。

这也正是导致专门多早期研究纷纷构造一些相应的指数来平减投资的缘故。

总的来说，关于1952年到1977年，大部分研究都借用邹（Chow,1993）估量的积存隐含平减指数（theimplicitdeflatorforaccumulation），或者并不考虑这一时期的价格变动因素。

在1978年之后，胡和阚（HuandKhan,1997）以及宋海岩等（2003）用全国建筑材料价格指数来代替；谢千里等人（Jefferson,etc.,1996）采纳建筑安装平减指数和设备安装购置平减指数的加权平均来运算；杨格（Young,2000）构造了一个隐含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把它作为GDP平减指数和其他构成GDP各部分的平减指数的一个残差；黄永峰等（2002）直截了当利用零售物价指数替代；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用《上海统计年鉴》中能够得到的上海市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运算出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然后用它回来出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张军和章元（2003）则直截了当采纳上海市的这一指数作为全国的相应指数。

必须承认，在直截了当的统计数据不可得的情形下，这些早期的研究通过某些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假设构造的相应指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只是随着两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补充和一次历史数据的重大调整，中国的统计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以及许等人（Hsuehetc.,1999）都提供了1952年至1995年全国和各个省历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

何枫等（2003），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以及王和姚（WangandYao,2001）确实是分别依照这两本年鉴中的这一信息运罢了1952年至199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然而，这些文献关于利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运算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合理性和具体运算方法没有给予说明，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一书中也没有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之间的关系给予说明。

事实上，我们能够假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提供的以不变价格衡量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的运算方法如下，以1985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为例：

1985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1952＝1）＝

（3）

1985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上一年＝1）＝

（4）

那么利用该书中提供的各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当年价格），以1952年为1和以上一年为1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这三列数据，我们就能够运算出各省各年的以1952年为1和以上一年为1的投资隐含平减指数（theimplicitinvestmentdeflator）。

我们把用该方法运算出来的各省1991年至1995年的这一指数与《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这一时期的各省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对比，发觉它们差不多一致。

因此我们认为，用（3）或（4）式运算而得到各省投资隐含平减指数能够视作各省的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的代替，关于1995年以后的数据则直截了当采纳《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然后用这一指数序列平减各年投资，将其折算成以基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值。

通过运算我们有两个要紧发觉：

第一，大部分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仅在1978年后才显现明显的变动，因此我们认为，部分估量全国固定资本存量的早期研究忽略1952年到1977年投资品价格变动因素是能够同意的假设。

图1给出了用（3）式运算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图1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52＝1）

第二，不同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的幅度和趋势有较大差异，专门突出的是：

三大直辖市专门是北京的价格上涨幅度在改革前后都比较小；辽宁、云南等省份在改革前后的价格上涨幅度都专门大。

这种差异也说明，在估算各个省份的资本存量时，采纳各自不同的价格指数而非统一的价格指数是重要的。

表11978年和2000年中国各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省份

1978/

1952

2000/

1952

2000/

1978

比较列

省份

1978/

1952

2000/

1952

2000/

1978

比较列

华北

华南

北京

0.761

1.430

1.879

1.864

河南

0.942

3.106

3.297

3.211

天津

0.748

2.720

3.636

1.685

湖北

1.315

4.680

3.559

3.710

河北

1.113

3.181

2.858

2.834

湖南

0.812

4.567

5.624

5.512

山西

1.012

2.030

2.006

1.964

广东

1.081

3.824

3.537

3.639

内蒙古

1.005

2.591

2.578

2.531

广西

1.067

3.734

3.499

3.442

东北

海南

1.000

4.569

4.569

－

辽宁

2.873

9.472

3.297

3.801

西南

吉林

1.093

3.949

3.613

3.552

四川

0.721

3.248

4.504

4.302

黑龙江

0.963

4.784

4.968

4.898

贵州

0.978

4.414

4.513

4.355

华东

云南

7.239

32.683

4.515

4.443

上海

0.692

2.451

3.542

3.552

西藏

1.000

2.078

2.078

－

江苏

1.328

3.022

2.276

2.247

西北

浙江

1.119

3.591

3.209

3.196

陕西

0.764

3.391

4.438

4.13

安徽

1.721

8.925

5.185

5.143

甘肃

0.732

1.606

2.194

2.129

福建

1.005

5.909

5.880

5.839

青海

1.394

4.104

2.944

2.906

江西

1.682

4.239

2.520

1.897

宁夏

1.223

4.714

3.854

3.704

山东

0.875

2.714

3.102

3.046

新疆

0.864

3.752

4.343

4.211

注：

1978/1952和2000/1952分别指本文以1952年价格为1而运算的1978年和200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2000/1978指以1978年为1而运算的200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比较列”是“林毅夫进展论坛”提供的《1952－1999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中给出的他们运算的以1978年为基年的2000年或1999年各省的投资平减指数。

关于大部分省份来说，我们估算的2000/1978和“比较列”这两列数据的差异在10％以内。

四经济折旧率

的确定

官方对固定资产折旧（depreciation）的定义是“一定时期内为补偿固定资产损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或按国民经济核算统一规定的折旧率虚拟运算的固定资产折旧。

它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期生产中转移的价值。

”（《中国统计年鉴2002》）由于国家统计部门在1994年之前一直没有公布各省的固定资产折旧序列，已有研究对折旧的进行了处理，方法要紧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利用国民收入关系式间接核算各省的折旧序列，如邹（Chow,1993）使用公式：

“折旧额＝GDP－国民收入＋补贴－间接税”，来运算1978年至1993年全国的折旧额，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在运算1994年之后的全国折旧额时，是通过加总各省的折旧额而进行的；第二类是大部分研究采纳的方法，确实是估量一个合理的折旧率（depreciationrate），对历年资本存量进行扣减。

然而在折旧率的选择上，各个研究有较大的出入。

帕金斯（Perkins,1998）、胡永泰（1998）、王小鲁（2000）以及王和姚（WangandYao,2001）均假定折旧率为5％；杨格（Young,2000）则假定6％的折旧率，这也是霍尔和琼斯（HallandJones,1999）研究127个国家资本存量时采纳的通用折旧率；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对全国各省都假定了10％的折旧率。

宋海岩等（2003）则假定各省每年的折旧率为全国折旧率加上各省该年的经济增长率，其理由是各省资本实际使用情形不同，那些经济增长较快的省必定会比增长较慢的省更快地使用资本，从而更多的折旧。

黄永峰等（2002）对在一项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的研究中，估算出设备的经济折旧率为17％，建筑为8％。

从理论上说，第一，利用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时，

（1）式中显现的

应该是重置率（replacementrate）而非折旧率。

因为，重置是指生产能力的坚持或复原，只有在资本品的相对效率是按照几何方式递减的时候，折旧率和重置率才会是相等的。

而已有研究尽管普遍采纳本文中的

（1）式作为永续盘存法的差不多公式，然而除了任若恩和刘晓生（1997）以及黄永峰等（2002）之外，绝大部分研究并没有对重置率和折旧率加以区分。

第二，永续盘存法考虑资本品效率下降要紧有三种方式：

“单驾马车”法（one-hoss-shay）、直线型法和余额递减折旧法，分别代表资本品效率在服役期的最后一期完全下降、在各期直线下降和几何下降（乔根森，2001）。

从已有研究来看，由于没有严格区分资本品的效率递减模式，大差不多上依照体会而假定了一个折旧率，因此在数值和方法上有较大出入。

其次，即使直截了当采纳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中给出的固定资产折旧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因为正如《中国统计年鉴》所说明的，“原则上，固定资产折旧应按固定资产重置价值运算，然而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