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港办汉奸报纸 报馆工人罢工反汪.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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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港办汉奸报纸报馆工人罢工反汪

罢工纪念“八一三”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逐渐转向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也作了一些调整，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

12月18日，早已与日本暗中往来的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叛国投敌。

汪精卫集团在香港主办的《南华日报》《天演日报》《自由日报》竭力宣传失败主义、投降主义，是其叛国投敌的重要舆论阵地。

30日，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

31日，《南华日报》配合“艳电”发表社长林柏生撰写的社论《汪先生之重要建议》。

随后，又陆续发表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说老实话》等文章。

如此，汪精卫集团以《南华日报》为中心，《天演日报》《自由日报》为补充，围绕与日本亲善的“和平运动”同抗战派进行激烈论战。

汪精卫叛国投敌，激起香港同胞的无比愤慨。

香港报贩公会决定“罢贩”，不再售卖《南华日报》《天演日报》等汉奸报纸。

1939年1月初，香港民众几乎捣毁了位于荷里活道49号的南华日报馆。

17日，参与起草汪精卫“艳电”的林柏生遇刺受伤，使香港汉奸大为恐慌。

南华、天演、自由三家报馆的印刷工人，“整日从事于排字与印刷之间，目之所染，目之所濡，每读电文，目耳指裂，深觉此种汉奸言论，何只祸国殃民？

直欲陷我民族趋国亡灭种万劫不复之地而已。

至是铲绝疾恶如仇之情绪，常现诸同人等之颜色”。

他们的爱国热情迅速高涨，1939年8月13日，在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两周年的当天，《南华日报》《天演日报》共约60名印刷工人集体罢工离职，并向国民政府发出通电：

汪逆凭藉南华天演两日报，传播汉奸理论，实行危害祖国，全港报贩，激于义愤，拒绝定报。

我全体工友六十余人，由八一三晚起，一致停工，脱离该报，实行将两汉奸报封闭。

谨此呈报，敬候训示。

15日，《自由日报》部分印刷工人也参加了反汪罢工的行列。

三报印刷工人罢工后，“虽然汉奸方面以八块钱港币一天的工资来引诱（以前一个月只有八块钱港币），结果还是一个也没有动摇”。

奸逆们不得不高价雇用一些临时散工来维持报纸的出版。

反汪运动声势扩大

在三报工人反汪罢工行为的鼓舞下，香港各界纷纷开展反汪反投降运动。

1939年8月28日，香港电影界戏剧界联合发表宣言，对汪派爪牙渗入香港电影界、戏剧界开展活动严加痛斥。

9月1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通电全国，声讨汉奸报纸及报界败类。

香港其他团体也纷纷集会，声讨汪逆。

为进一步扩大反汪和反投降运动，三报罢工工人还组织了反汪回国服务团。

为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回国服务团在香港召开各界社团会议，到会的有香港洋务工会、余闲乐社、人力车夫互相社等团体代表和新闻记者。

在回国前，服务团对团员进行了教育培训，学唱救亡歌曲。

1940年初，回国服务团一行22人，肩背行囊，胸怀满腔热情，返回祖国，经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诸省，行程数千里，于1940年3月27日抵达重庆。

回国服务团采取向国民党军政官员献旗、参加各界为他们举办的欢迎会、召开各界座谈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形式，沿途开展反汪反投降宣传，扩大了国内反汪反投降运动的声势。

斗争获得广泛支援

香港三报工人反汪罢工，顺应了全国人民反对汉奸和妥协投降的要求。

于是，一场以援助香港三报工友和反对妥协投降为主要内容的运动，迅即在国统区、陕甘宁边区和其它地区广泛开展。

在战时大后方重庆，首先起来响应的是《新华日报》印刷厂全体工人和重庆市印刷工会。

1939年8月15日，他们以支援同业工友的名义分别弛电慰问和声援，并高度赞扬香港反汪工友的英勇斗争精神。

重庆市印刷工会在慰问电中称赞香港反汪罢工工友“大义勇为，不胜钦佩。

谨电弛慰。

尚望继续奋斗，本会全体工友誓为后援”。

16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援助香港反汪罢工工友》，指出：

“在全国同胞悲壮热烈的举行八一三这一伟大的纪念中，表现得最英勇，最有力，最可敬的，要算是香港的工友同胞”，“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22日，该报发表短评《扩大援助香港罢工工友》，再次呼吁全国人民积极援助香港三报工友的斗争。

《新华日报》的号召，在重庆引起很大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写信慰问，多方捐款，“潮水涌来”，就连被解雇的工人，没有工资的学徒，送报的儿童，靠稿酬度日的作家，以及流亡的学生、乞丐、女佣、伤兵等也都踊跃捐款。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他的新婚夫人吴树琴捐款20元（旧币，下同），这是从婚礼的花费中省下来的。

他们在给香港三报反汪工友的慰问信中写道：

“我们婚礼简单而庄严。

证婚人赵老太太说我们有点像‘游击结婚’，如今和你们的光荣斗争发生一点关系，也可以算作‘反汪结婚’了。

”作家欧阳山把在《新华日报》发表《抗战必胜新文艺运动必成》一文所得稿费2.6元捐出。

《新华日报》全体职工将一日所得共133.55元捐出。

某国防厂一工人先后捐款达7次之多。

中国无线电业公司一位被解雇的工人两次捐出自己有限的解雇金。

在四川其他地区，成都市印刷业产业工会筹备会致电香港南华、天演两报印刷工人，支持他们的反汪罢工斗争，并表示声援。

成都市印刷工人和中国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也开展募捐。

自贡县18名苦力捐了两元钱——这是他们节食一顿饭省出来的，并在慰问信中写道：

“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爱国锄奸不敢后人，对争取抗战胜利具有坚决信心。

”内江县缝纫工人合作社社员在共产党员胡玉林的倡议下，凑集了10元钱寄往重庆《新华日报》转香港三报工友，支持他们的斗争。

中共内江县委书记闻化鱼代工友起草了致香港反汪工友的信，《新华日报》以《内江一群工友献血汗工资，发扬工人互助精神》为题，全文刊载。

在贵州，《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捐出24元，购买了油墨、蜡纸、草粉纸，印制了募捐启事，呼吁读者捐款和声援。

募捐启事写道：

“盼望大家都来响应和号召一切爱国的、同情的人士们，慷慨解囊，踊跃捐输，给八十余工友以极大的援助，俾使工友们早日回到祖国为抗战服务。

”贵阳民众积极响应，分销处门庭若市。

不到1个月，就有1400多人捐款，筹得1000多元。

很多读者还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表达对反汪工友的支持和慰问。

分销处把捐款和捐助人名单寄到《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以很大的篇幅作了报道。

被囚在息烽集中营的8名“政治犯”也凑足10元捐出，他们在慰问信中表示：

“亲爱的工友们，坚持吧！

拿出工人阶级坚强的力量来，打击和粉碎汪逆汉奸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活动。

”

在云南，昆明民生印刷所排字工人江海顺、王树基、邵家祥、马英钿节食3天，把节省下来的伙食费7.58元悉数捐出；开智印刷厂职工捐出一日工资；云南制革总厂工人也热情募捐。

在广西，桂林《救亡日报》发表文章对香港三报反汪工人给予支持，并呼吁各界声援。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及路过桂林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慷慨解囊。

桂林书业印刷业捐款50元。

《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同人捐出生活费。

柳州各界捐款260元。

1940年2月6日，三报工友组织的回国服务团抵达桂林，在桂林的新安旅行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广州儿童剧团等几个团体前往慰问。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香港三报工人的反汪斗争。

9月12日，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捐款援助香港反汪工友，并发出慰问信：

新华日报转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反汪罢工的工友们：

你们为进行反汪汉奸斗争而宣布罢工离职，很明显的你们是给了全中国人民一个模范的好榜样，而且更说明了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先锋作用和坚决不屈的积极斗争精神。

这一运动的继续开展与扩大，正是给予日寇和汉奸的最严重的一击。

我们特以最大的热诚向你们致诚恳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并每人捐资五十元（合共三百五十元），交付新华日报代转，以表敬忱。

此致。

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九月十二日

10月，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各分局及各职工部：

中共中央各分局及各职工部：

香港三报反汪工友的罢工斗争，尚在坚持中（详见各报章），在陕甘宁边区已发动了五分钱募捐援助运动。

中央职工委员会现决定全国各地应立即响应，使这一运动能成为全国性的反投降妥协的群众运动，因之，你们接电后，务须立即布置各级党委、各级职工部，在各群众团体中发动募捐援助运动，在这募捐中必须普遍深入，动员广大群众的参加，成为当前反对投降妥协反对日寇汉奸的具体工作之一为要。

中央职委

在陕甘宁边区，援助香港三报工人反汪斗争，是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的。

10月，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发出《中央职委发起募捐援助香港反汪罢工工友运动的通知》：

各机关各学校支部：

香港三报工友的反汪派汉奸的斗争，仍在继续着，并在各地已开始形成为反投降妥协的运动。

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在毛泽东同志的同意下，今特发起全边区的五分钱的募捐援助香港反汪罢工工友的运动，以推动全国反对投降妥协，反对日寇汉奸运动的开展。

望各机关、各学校的支部，在群众中立即发动这一募捐运动，使这一募捐成为一个群众的反汪派汉奸的运动。

各支部接得这通知后，订出具体办法，在最短时日内，完成这一工作，捐款请寄新中华报社代转可也。

特此通知。

并致

敬礼

中央职委

10月24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表《为声援香港反汪罢工工友告边区各界同胞书》，号召边区人民积极参加五分钱募捐运动。

边区各界群众积极响应中央职工委员会、边区总工会的号召，踊跃捐款。

《新中华报》全体职工捐出10月份津贴15元，抗日军政大学全体师生捐了61元，陕甘宁边区第二印刷厂全体职工捐出津贴。

全边区捐款总数达3000多元。

在敌后拥有10余万会员的山西总工会和晋东南的17万工友，都纷纷以捐款、集会、发电报等形式，表示对反汪罢工工友的同情和援助。

暹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华侨纷纷写慰问信并捐款援助。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青山和夫、鹿地亘都纷纷捐款。

援助香港三报反汪罢工工友的运动，持续了约8个月。

迄至1940年3月，仅《新华日报》代收的捐款已达近万元（不包括华北、香港、南洋的捐款）。

1940年4月3日，《新华日报》举行欢迎会，招待香港三报反汪工人回国服务团。

大会推举香港反汪工友黄峰、邓淇，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童小鹏，《新华日报》吴克坚、章汉夫、易洁光等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吴克坚代表新华日报馆全体职工致欢迎词：

香港三报工人不畏恐吓，冒着失业威胁举行罢工，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不怕困难的顽强精神。

他指出，8个多月以来，以函电、捐款向香港三报反汪工人表示慰问的个人有3000多人，团体有200多个。

香港三报罢工工友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当汉奸工具，抛妻别子，辗转数千里，回国宣传反汪反投降，沉重地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充分展示了香港同胞反对投降妥协的决心和力量，对动员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汪精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具有积极作用。

正如《新华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香港三报工人罢工“不仅给了汪派汉奸一个严重的打击，而且还给了所有沦陷区的被迫为敌利用的广大同胞以最大的觉醒，更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振奋！

”

然而，回国服务团于1940年3月抵达重庆后不久，便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案申请登记，以取得当局认可。

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批复：

“该团于法无据，毋庸组织，此令！

”由此，回国服务团被迫解散，大部分团员返回粤港等地。

（本文作者彭建新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广东联络部调研处处长、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