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劳动英雄与诗人孙万福的个体生活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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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劳动英雄与诗人孙万福的个体生活史
农民、劳动英雄与诗人：
孙万福的个体生活史
孙万福是一个淳朴而不识字的中国农民，以其求生的本能和渴望，与命运抗争，与剥削争斗，与灾害较量，与穷困搏击，其曲折、勤劳、拼搏的一生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演奏着一幕幕与芸芸众生相同又不同的个体生活史。
孙万福由一个普通农民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与劳动诗人，其个体思想观念、日常生活以及生产实践也深深地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
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的本质和变迁的真相，不是那个时代、社会中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更不是所谓历史规律的逻辑推演，而是作为社会主体的普罗大众的观念、日常生活和行为选择的细节变化。
“个人生活史注重微观历史和细节还原，聚焦一个个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态，就人论事、就事说理，真实地反映出普通人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历程，这有助于发现被宏观历史忽略或无法收纳的底层‘无言的群体’，厘清被意识形态化和‘革命阶段化’所遮蔽的中国社会真实的发展过程。
”[1]68-72恰如王笛先生所言：
“历史研究的价值不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重要性来决定的，而在于研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解释，一些貌似平淡无奇的对象，史家却能从中发现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深刻内涵。
”[2]30-33但史学界对于个人生活史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尚少①。
故笔者根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对孙万福个人生活史进行阐释，意在构建延安时期边区农民个体的思想观念与日常生活图景。
一、普通农人孙万福
孙万福（1883—1944），甘肃环县曲子镇②刘旗村人，祖辈以农为业，年少时因家境贫寒，无力入学即随父为农。
如时人记载：
“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分散落后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都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着广大乡村，成千上万的农民终日辛劳难得温饱。
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盲高达99%。
”[3]566“国民党统治时期，环县山区群众不但生产落后，非常贫穷，而且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
在旧社会没有文化人，人民群众封建思想迷信色彩浓厚，事事求神，听天由命，思想守旧。
……绝大多数孩子长到八九岁时，就让上山放羊放牛，拉柴压粪，开始承担着较重的家务劳动，这就是孩子的命运。
在旧社会，只有距环县90华里的曲子镇有一所高级小学。
……当时环县城附近没有一所正规学校，只零零星星有些私塾，但学费很高，穷人孩子还是上不起。
”[4]3891946年11月，土改工作组成员胡明来陇东时，仍然记载着：
“此地妇女大半缠足，天足在少年女孩里边都是凤毛麟角。
小农经济为主，加居住分散（一个村庄只二三户；一个乡两端相距30里，且高山深沟纵横），妇女每年除在有限的亲戚中走有限几次外，几全不与人来往。
文盲在妇女中是百分之百。
……，我走了一个乡，三四十岁的处男，已见到好几个。
”[5]18
青年时期的孙氏，家有土地30多亩，日子虽过得艰辛，但尚能生活。
其父去世后，家业日衰，田产典当无几。
为谋生计，除耕作薄田外，兼作小卖。
孙氏虽一字不识，但天资聪颖，能言善吟，出口成章。
解放前乡民每耍社火，必以万福为“春官”③，其吟唱诙谐幽默，语言质朴，比喻形象，深为群众所喜闻，方圆数十里皆知其名[6]411。
农村过红白喜事，他常为总管④，在曲子一带很有名望。
边区领导人周扬曾写道：
“孙万福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在他更善于把这些思想和情绪化为生动活泼的、带有丰富色彩的语言，不仅个别的句子带有诗意，而且通篇带有诗意的结构和风格的语言。
他没有念过书，也不认识一个字，完全凭着他的好记性。
他时常在话里使用着一些成语，形象的比喻，而且有时使用得那样恰当，使旧的成语获得了新的内容和生命。
”[7]
1927—1929年，不惑之年的孙氏，也与其他农人一样，经历了陇东百年不遇的大灾荒，孙氏本已清贫的生活一下陷入了绝境。
史载：
“甘肃情况已将无人迹，查灾者多不敢深入，恐粮尽水绝而不能生还。
”灾民寻找一切代食品，“凡树叶、树皮、草根、棉籽之类，俱将食尽[8]23。
环县“草山干枯，牲畜大量死亡。
贫苦农民乃至中户人家从十七年夏天开始吃麸、糠、树皮。
十八年春，演武、天池等地之饥民始向陕西逃荒。
全县饿死、病死者甚多。
麦、米每斗售价至十块银元。
”[6]273庆阳农会会长张精义也曾记载：
“大旱经年，夏禾中萎，粒如口稗，亩不盈斗。
……田产物什，减价出售，无人过问；卖妻鬻子，日号于市，甚至有仰药而死者。
黠者流为盗贼，老弱殆转沟壑。
若不设法急赈，变生不测。
”[9]849陇东民间传有民国十八年（1929年）“人吃人，狗吃狗，山里老鸦吃石头”之民谣[10]409。
在这次罕见的年馑中，孙氏一家与其他贫困乡民的命运一样，把土地典当一空，一家八口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1930年，孙氏租种地主川地20余亩，年终收获杂粮不足10石（5000斤），除过苛捐杂税和地租，剩余3石粮食，不够家人糊口。
为了维持生计，孙氏又借债办起磨坊，靠给别人磨面赚麸子度日。
到1936年曲子解放时，孙氏已负债6000余元[11]190。
可见，作为普通农人的孙万福，因在村中常担当“春官”与“总管”，而聊博乡村名望，但他与其他普通农人并无二样，以其求生的本能和渴望，与命运抗争，与剥削争斗，与灾害较量，与穷困搏击，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仅是一个默默无名的过客，并未受到历史的眷顾而名留青史。
二、劳动英雄孙万福 1936年6月，中共发动了西征战役，占领曲子，建立了革命政权。
在革命政府的领导下，曲子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活动。
孙氏分到川地20余亩，牲畜2头，生活大为改善，命运也开始转变。
如孙氏所唱：
“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
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
”[11]190
1939年，由于孙氏的忠厚朴实、勤劳能干，被刘旗村民推选为“优抗”代耕队长和小学名誉校长。
在孙氏的领导下，刘旗村5年为本村4户抗日军烈属义务耕地250余亩。
作为荣誉校长的孙氏，虽大字不识一个，但对本村教育极为热心，经常到学校修理桌椅。
如发现退学孩子，就亲自上门动员学生复学。
为了学生上学方便，孙氏用自家的木椽、木板先后在环江上架起了8座木桥。
尤其是对上不起学的孩子关怀备至，经常用自己的钱给他们买笔买纸。
孙氏热心公益的先进事迹，备受乡民的称赞和政府的认可。
1940年，孙氏经陇东分区专署专员马锡五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56岁。
1942年，边区进入了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作为党员的孙氏，积极响应边区号召，开荒50余亩，再加上历年开荒和解放后分配的土地，共种粮田180余亩。
“庄家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为了多积肥，孙氏常年坚持拾粪。
甚至去曲子街办事，孙氏也担着粪筐，拿着木锨，随时拾粪。
一年之内，拾粪500余担。
并且，对牲口圈、猪圈、茅厕等，孙氏更是天天用肥土垫一次，一年掏土肥3000余担[11]192。
庄稼离不开粪，更离不开精耕细作。
孙氏种麦子，麦地普遍耕3次，即头次粗，二次细，三次上粪耕的深。
麦子在白露前后种上之后，孙氏还要耢3次，即头次由北向南耢，二次由东向西耢，三次是待春雪融化后，再耢上一次松土。
孙氏种糜谷等作物更为讲究，特别是锄地，糜子刚长出两个“耳朵”，谷子长出得有针长，他就开始对糜谷锄草分苗，直到二次壅上土，三次净过地，才算满意。
辛勤的劳作，精心的管理，使孙氏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1942年，打粮20余石，达到了“耕一余一”⑤；1943年，收粮食60余石，饲草2万余斤，瓜菜3000余斤，棉花12斤，达到了“耕一余三”，并连续两年超交公粮700余斤[11]191。
自己过上好光景的孙氏，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更加心热社会公共事务，带头组织了刘旗村变工队，增开荒地400余亩，多打粮食60余石，使一部分村民生活大为改善。
同时，孙氏还督促本村5名懒汉二流子参加生产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2]。
如本村村民杨占琪，耍赌、抽洋烟，一年四季不回家，当了10年的二流子，但在孙氏的督促教育下，发生了转变。
此外，孙氏更是一位拥军模范。
1940年，他把自己的20亩川地长期借给驻防曲子的八路军三八五旅种菜。
逢年过节，他都提上自家的黄酒、猪肉、鸡蛋、蔬菜慰问部队战士。
1943年春季，驻防曲子部队开荒种糜子时，他充当义务“老师”，与战士们一起刷硷埂（地埂）、垒地畔、挖圪崂、填水壕，并亲手在挖过的荒地里散播上糜子，年终收获100余石。
对此，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曾说：
“这是孙万福的好处啊！
”并号召部队战士向孙万福学习农作法[11]192。
1943年11月，孙氏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
随后出席了延安劳动英雄大会，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三、劳动诗人孙万福
青年时期的孙氏时常担任村办社火队的“春官”，以博闻强识、善于吟唱而闻名乡里，但这并没有给他博得农民诗人的头衔与荣誉。
乡民仅认为孙氏“很会说话”、“嘴巧”、“记性好”，这既是每位社火队“春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又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稀罕。
1943年12月，边区政府给予劳动英模极高的礼遇。
大会会场的布置就很好地说明这点：
主席台前挂着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肖像，排列着吴满有、申长林、黄立德、李位、冯云鹏、张振财、刘玉厚、赵占魁、郭凤英、张芝兰、贺保元等十余位劳动英雄肖像，劳动英模与领导人肖像一起挂在主席台上。
会议持续20天，制定了1944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方针和办法，并表彰劳动英模185名，其中25名获特等奖，各得奖金3万元；34名获甲等奖，各得奖金2万元；8名获乙等奖，各得奖金1万元。
所有参加大会的劳动英雄都由边区政府发给奖状，由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词[13]56。
作为劳动英雄的孙氏，不仅参加了这次历史盛会，而且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其他被接见的有：
张振财、申长林、刘生海、张清益等17位劳动英雄）。
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孙氏即兴编唱了：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咋们的领袖毛泽东。
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谷万物生，
来了咋们的毛主席，挖断了穷根翻了身。
为咋们能过上好光景，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人人努力来生产，丰衣足食吃饱饭。
边区人民要一心，枯树开花耀眼红，
千年的枯树盘了根，开花结籽靠山稳。
当孙氏吟唱完之后，一语惊四座。
毛主席拍着孙氏的肩膀，问他是不是个秀才。
但孙氏却回答：
“我一字不识啊！
”随后，孙氏的“才慧过人”不胫而走，周扬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接见，并让孙氏在延安大学欢迎劳动英雄大会上现场吟诗，以飨听众。
孙氏连吟5首，其中两首为：
一
咋们毛主席比如一个太阳，
比如东海上来一盆花，
照到咋们边区人民是一家。
比如空中过来一块金，
边区人民瞅到一条心。
二
半辈子福——务树木，
眼前的福——压粪土。
七十二行，庄稼为强，
一粒落地，万粒归仓。
劳动英雄，夏秋二令。
做的大大地垛片一场。
打下来先完这一点儿救国公粮，
剩下的余粮吃起来比人家都香⑥。
周扬听完后，便说道：
“这个老头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他的讲话就像诗一样，简直是很出色的朗读啊！
比某些职业的朗读诗人还高明呢！
孙万福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诗人。
”[7]
孙氏的诗歌，不论从基本的语言修辞来打量，还是从严格的文学要求来评判，或许存有不少的毛病与缺点，但这些并不是本文讨论的主旨和重点，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吹毛求疵，重要的是孙氏是一个不识字的庄稼汉。
读者呀，请你细读，这些是一个不识字的诗人作下的诗，真正老百姓的诗！
这里面有对于人民领袖的歌颂，和对于人民压迫者的咒骂，有对劳动的赞扬，战斗的号召。
他的歌颂和赞扬，不是抽象的，空洞的。
他用太阳来比喻毛主席，又拿花和金子和空中连在一起，就根据修辞学的迂腐观点来责备他的隐喻的混乱，这些“照到咋们边区人民是一家”、“边区人民一条心”，这个他诗中的重要意思我们不能看漏了。
他又用了“盘龙卧虎高山顶”这样的句子来歌颂领袖，但又紧紧接了一句“高楼万丈平地起”，就更明确地表示了革命的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描出了无产阶级领袖的特点。
“劳动英雄积草囤粮”，说出了生产与战斗的任务的不可分开。
“打下来先完这点儿救国公粮，剩下的余粮吃起来比人家都香”，表现了老百姓与自己政府的关系，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拥护的热忱。
孙万福唱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战斗的政治的诗歌。
你看他每一句都是歌唱得多么正确，他唱的是道道地地的人民的观点。
”[7]
如时人所言：
“孙万福六十岁了，可是并不算迟，他看见了一种美满的世界。
他在劳动英雄大会上，一口气作了五首诗。
这是极可宝贵的事！
——他是农民，他在劳累中感受到种种形象；他不识字，可是他懂得语言的魔力，他用熟悉的生活来歌唱；他歌唱谁，咒骂谁，那都是人民最真诚的话。
……如果没有孙万福的诗，我总觉得在劳动英雄大会上的收获中，会缺少一颗发亮的星，或智慧的歌颂吧！
”[12]
四、一个时代与一个人
孙氏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但又是不平凡的一生。
所谓平凡，是因为作为普通农人的孙氏，与其他贫苦农人一样，共同经历了生活的贫困、艰难与坎坷；所谓不平凡，是因为孙氏是一个享誉边区的劳动英雄和劳动诗人，这是其他农人所欲得而不能得的头衔与荣誉。
作为普通农人，孙氏并没有想过甚至不敢想“劳动”可成为英雄。
他忍受着社会的压迫，顶着生活的困苦，辛勤的劳作，养家糊口，和其他许多陇东农人一样，都是劳动的好把式，盼望过上好光景，向往太平生活。
劳动、勤奋的劳动本身就是农人谋生的本分之责，是乡村中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可值得自豪的壮举。
作为社火队“春官”，孙氏博闻强识，善言能吟，并没有想过自己创作、写诗，甚至成为诗人而流芳百世，这些都是陇东乡村“春官”角色的基本功。
在乡人眼中，这仅是为了多获得一些收入，至多博得一个“嘴巧”、“能说”的名号，并不是什么诗歌，也不可能成为“劳动诗人”。
“时势造英雄”，同一人在不同的时代肯定有着不同的生活图景，孙氏便是延安时期成就的一个普通农人之一。
1936年6月，曲子被红军占领并成立了革命政府，政府实施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贫苦农人孙氏不但分到了土地，而且被选为“优抗”代耕队长、小学名誉校长与村长，使孙氏参与到这个与自己生活休戚相关却无关的世界——本村的公共事务，也使其社会地位与身份发生了转变。
孙氏曾感慨地说：
“大翻身哪！
有了吃有了穿，帐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您（毛泽东）给的，没有您，我们这些穷汉子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11]190随后，孙氏更加热心服务于政府与地方公益，被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边区的社会政治生活使孙氏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1938年后，中国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国共关系日趋紧张，于1940发生了第一次摩擦，国民党开始克扣八路军的军饷并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使本身经济薄弱的边区一下陷入困境，中共为了应对经济困难，全党上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劳动英雄与劳动模范便是边区发展生产的重要激励机制之一。
作为党员的孙氏，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成立变工队，多开荒地多打粮，于1943年11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参加延安劳动英雄大会，并获得奖金2万元及边区政府奖状。
这次劳动英雄大会期间，孙氏又获得一份意外的惊喜——劳动诗人。
对个人而言，这的确是莫大的荣誉与尊严，当孙氏踏上曲子街，群众就高呼：
“咱们的老英雄回来了！
”他立即被围在人群中，几十只热情的手朝他伸过来了，他不知道先拉着那只手好，自己手里拿着马缰绳也不知道给谁接过去。
一时之间，大街小巷笑语喧哗，乡亲们都拢过来，一条小街他半点钟才走出去。
回到家里已经天黑，村里又拥来十几个妇女、四五十个男人，满满挤了一窑，兴高采烈地一直谈到鸡叫三遍。
……人们都散了，杨世喜的老婆还不走，她说：
“孙二叔！
我能当劳动英雄吗？
”他说：
“谁个不能？
”她说：
“我也要去延安见见世事，见见毛主席。
”他说：
“这是咱们的日子，谁个不行！
”[12]如时人报道：
“各机关均派代表参加，完小全体师生排队欢送，妇联更发动城关妇女为劳动英雄献花，前面鼓乐齐奏，‘欢送兴县劳动英雄参加劳英大会’的横旗后面，各劳动英雄头罩毛巾（奖品），胸挂鲜花，在汹涌的队列前绕城一周，一路观众塞途，高呼口号：
‘尊敬劳动英雄’，‘劳动英雄是最荣的’。
”[14]这也诚如孙氏自言：
“只要把我名字留在世上，作为一本书，说是谁谁谁，陇东曲子县孙万福，在延安开劳动英雄大会上说的话，留着诗，那我死了后，你们一念起我孙万福种庄稼的办法，我的鬼魂一扑就跑来，很喜欢地站在你面前。
”[12]这句话，更能真诚而深挚地表达了孙氏的情感世界，作为一个从底层农人到劳动英雄和诗人的喜悦、甜蜜、自豪与尊严。
但从边区的角度而言，劳动英雄的意义与影响远远胜过或超过劳动诗人，政府通过劳动英雄的典型激励机制，激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发展生产，培育民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边区目下的经济困境，周扬曾一语破天机：
“但是孙万福是一个劳动英雄，一个庄稼汉，对于他，劳动比诗歌不知要紧多少倍。
我的简短的介绍也就在此停住吧，让我为他祝福，祝福他健康，祝福他明年的更好的收成：
第一是在粮食上，第二，如果他愿意，也在诗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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