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论司马迁之生死观与《史记》的自杀描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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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论司马迁之生死观与《史记》的自杀描写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论司马迁之生死观与《史记》的自杀描写
[论文摘要]“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有着鲜明的生死价值观。
他认为人应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时刻不忘其社会责任感；为了理想和道德标准，必要时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司马迁在著述《史记》时，倾注这种人格理想。
即使是《史记》中近百处的自杀悲剧描写，也洋溢着古代英雄主义豪迈进取的精神。
司马迁的积极入世和与强烈的批判性，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
他所接受的儒家观念，异于以董仲舒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正统”。
《史记》是我国最具人文主义光辉的历史著作。
[关键字]司马迁《史记》生死观自杀人格的崇高美
[Abstract]"Humanbeingsaredoomedtodiesomeday,buttheircontributionstothesocietywillcommemoratethemassignificantasmountains,orastrivialasfeathers."SiMaqian,oneofChina'sgreatesthistorians,possessesprominentvaluesoflifeanddeath.Hebelievesthatpeopleshalltaketheirsocialresponsibilitiesandtrytheirbesttocontributetothesociety.Tohiseye,everypersonshouldsticktoanoblegoalandtheirmoralprinciples,evenattheexpenseoftheirlives.SiMaqian'sgreatwork,ShiJi,hasnoticeablyreflectedhisbeliefinsuchideals.Eventhemorethan100casesofsuicidehedepictedinShiJicarryastrongadmirationfortheancientheroes'enterprisingsoul.ThougheducatedwithConfucianism,SiMaqian'scriticalpointofviewismoreclosetothatofMencius,ratherthantheconventionalConfucianism.Undoubtedly,ShiJiisoneofChina'smostsignificantliteraryworksthatshineswithsalienthumanism.
[Keywords]SiMaqianShiJivaluesoflifeanddeathsuicide
thesanctityofnoblepersonality
一．司马迁生死观的主要内容
历史充满血腥，是死亡与新生的不断交替。
人的存在问题，是人生的根本问题。
要修一部良史，司马迁就不能回避生死问题。
要深入了解《史记》，司马迁鲜明的生死观是一把很好的钥匙。
所谓“生死观”，指的是一个人对“生”与“死”的看法；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人“生为什么、可为什么而死”。
司马迁有一句名言：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⑴可见，司马迁对生死看法比较达观，也极为重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史记》和《报任安书》正让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司马迁的生死观：
（一）为理想而活
人活在世上应有所追求。
但这种追求并非仅是物质层面的，因为“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⑵。
人只能活一次，人应该有远大的理想，，时刻紧记肩上的社会责任，依靠自己的才智和不懈努力，从而名垂青史、以达不朽。
古人认为，实现人生不朽的途径有三种：
立德、立功、立言。
“士疾没世而名不称”，作为史官，司马迁要通过修史立言而使自己的思想和文采彰于后世。
可以说，修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良史，是其毕生的理想和精神支柱。
司马迁清楚地认识到，不朽的著作不仅让其生命免于同蝼蚁一般碌碌无为，还能减轻受到宫刑而带来的极大耻辱。
正因为心怀抱负，真正的英雄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坚强不屈、甚至在挫折和逆境中不惜忍辱负垢。
“苟活”，也是为了尽最大努力达到人生理想。
司马迁横遭“李陵之祸”，成为“刀锯之馀”。
这对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而言，可想而知是多么大的耻辱。
他终日不得不躲在暗室里修史，自觉“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⑶尽管承受如许巨大的耻辱和压力，司马迁仍“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乃害怕修史事业未竟、“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⑷。
因此他以前人发愤著书为自勉，支撑自己完成理想和先父的遗愿。
故在《史记》众多人物中，他是很欣赏那些没有死节但又名垂后世的烈丈夫。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⑸因此，他赞赏前楚将季布为“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
”⑹亡将受辱不羞，是因为不甘未最大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同时，他对“倒行逆施”的伍子胥，更是知之甚深：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
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
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⑺这完全可视为司马迁自己的心声。
相似的经历让他与古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他饱含深情地肯定伍子胥是烈丈夫，也是对自己须臾不敢忘志、最终实现理想的肯定和激励。
人为了理想可以忍辱负重，百折不挠。
司马迁进一步在《史记》中肯定人对命运、对逆境的抗争精神，歌颂人不屈不挠、永不屈服的意志。
这种对理想、对人生价值的高度追求，显示了人不同于禽兽的高尚性。
（二）“舍生取义”
司马迁深受孔孟“舍生取义”观念的影响：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
至激于义理者不然，才有不得已也”⑻。
“义”的定义和标准有许多种，因人而异。
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献身，人可以为国捐躯，人可以为了报恩不惜其躯，人更可以为了尊严而死节。
为了符合心中的“义”，宝贵的生命也可舍弃。
这种状似不珍惜自己生命的活法，其实源于对人生质量的自觉追求。
只有真正热爱生命的人，才会不断追问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舍生取义”，人只要死得其所，其实就是对生命更高层次的珍惜和热爱。
（三）抉择有价值的“生”与“死”
总的说来，司马迁所追求的是激情洋溢、要求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生道路。
他尊重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同时强调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套用李清照的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来形容司马迁鲜明的生死观，也是相当贴切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生死标准是活泼充满生命力的。
个体在面临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应充分考虑客观情况和自身条件，从实际出发，衡量“生”与“死”哪一种选择更有价值。
不论选择的是生还是死，个人都要基于对生命认真负责的态度。
在《史记》中，司马迁这种生死观是得到很好的诠释。
伍子胥忍辱负垢的家族复仇，项羽英雄末路的自刎悲歌，同样是“烈丈夫”的壮举，他们的人生何同于蝼蚁！
二．《史记》自杀描写的分析
“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存在与否，不仅是哈姆雷特的思考，还是困扰绝大多数人的问题。
司马迁是一个高度关注“人”的史学家，这可以从《史记》的体例和内容中得到强烈的感受。
如前所述，历史总是血腥的。
然而，流血成河的历史，却能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歌颂和热爱。
《史记》中有近百处是描写自杀行为的⑼，只要我们细细分析，这种对生命的极端方式，却仍奏出生命最强之音。
司马迁笔下的自杀悲剧，有平淡无奇、也有惊心动魄的，其实已暗含他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褒贬之意。
所谓“自杀”，即自己杀自己。
我为它界定了一个更具体的范围：
自己自愿并亲手成功杀死自己。
据此，我的统计表把“赐死”排除在外，因为这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变相处死形式；我也把荆轲刺秦王这种简直是自杀式行为排除在外，因为他尽管明知去送死仍义无反顾、但终究身死人手。
因此，《史记》中直接描写其自杀行为的计有600余人。
⑽最早的记载是商纣王因大势已去，盛装赴火自尽。
自杀的方式计有自刎、自焚、服毒、绝食、投河、上吊、触树、用簪刺、自屠出肠、乃至殉葬窒息而死等。
自杀的群体以王侯将相公卿士大夫为主，其中包括五名女性。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为史书所记载的主要对象。
不过，也反映了春秋战国、秦汉交替时期那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现实。
这些古人自杀的动机不尽相同。
总的来说，他们的自杀可以分为两大类——“只得一死”与“不必一死”。
（一）“只得一死”
“只得一死”，指的是人在走投无路、始终要一死的情况下选择自行了断生命。
这带有或多或少被迫的意味。
帝王的自杀绝大部分属于此类。
商纣王明白大势已去，在他的玩乐场所鹿台自焚。
临死还要穿上他的玉衣，纣王真可谓腐朽至极。
秦二世面对赵高之徒苦苦哀求而不成，最终无奈一死以谢天下。
司马迁以白描手法勾勒出秦二世贪生怕死的懦弱相，入木三分，其态度不言而喻。
有的王侯将相因为犯了极为严重的罪行、可能要被诛数族，因此不得不以自杀谢罪，起码不用身受残酷的五刑。
汉景帝时有“八王之乱”。
造反事败，参与的齐王、楚王、赵王等深知已无可挽救，惟有自尽。
杀人如麻的酷吏王温舒也因所犯的奸利事东窗事发，罪至族，最后落得个自己了断的下场。
这些王侯将相的自杀，充其量只有历史意义。
此外，还有人即使不是直接面临生死关头，但已清楚明白难逃被杀的命运，他们还是选择自尽、也许还能换来家人的安全。
例如郑国的士大夫叔瞻，还有曾权倾一时的“仲父”吕不韦等。
这些走投无路的“自杀”行为，免去为他人戮所带来的耻辱，多少维护了其为“人”的尊严。
（二）“不必一死”
然而，《史记》中写的最悲壮动人的，却是另一种自杀悲剧——在不是非死不可的情况下，仍义无反顾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做到“舍生取义”。
这种壮烈的死，占去《史记》中自杀行为的大部分描写，也倾注司马迁深挚的感情。
诚然，史传只能实录不容虚构。
但同样是文学家的司马迁，仍能用白描式的笔法、恰到好处的剪裁、置不同人物在历史活动中的对比手法，甚至为人物“度身定做”对话⑾，用生动的形象和细节寄托了其感情的倾向。
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历史真实性和叙述者倾向性的和谐统一，让后人更深刻地认识司马迁和他笔下的历史人物。
此类着墨颇深的自杀描写，真挚地寄托了司马迁对那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理想人格的向往和追求。
下面根据这些人物不同的自杀动机，分类叙述之。
1．英雄磊落——楚霸王项羽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慷慨悲壮的诗篇。
我国向来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偏见。
司马迁能不以成败论英雄，肯定这位西楚霸王的历史功绩并写入本纪中，足见其眼光之高和对项羽英雄气概的由衷敬佩。
短短一万多字的《项羽本纪》，描写了项羽起兵反秦、楚汉相争的七年风云际会。
值得注意的是，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在传记的最后，竟用浓墨铺陈渲染描述这位霸王英雄末路悲歌的慷慨激昂。
确实，作为单纯的历史记载，写项羽自刎毫无必要花上近千字的篇幅。
但作为文学作品，这近千字却是该传记的点睛之处，最终让项羽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
司马迁松弛有度地分三个部分，形象地再现这位西楚霸王的末路悲歌，催人泪下。
当时，项王的军队驻扎在垓下，兵疲粮尽，被汉军重重包围。
项王夜闻汉军四面楚歌，难以成眠，不禁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司马迁用简洁的笔墨，渲染了败军的悲剧气氛。
“垓下歌”既是项羽对自己戎马半生的回顾，也是对其理想无可挽留的感叹。
这种无奈，绝望但慷慨，既有儿女柔情更有英雄无畏，感人甚深。
于是，项王带着八百馀骑兵突出重围。
天明到了东城，项王只剩下二十八从骑。
“项王自度不能脱。
谓其骑曰：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
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这段话成为历来人们（包括司马迁在内）批评项羽的重要理由。
诚然，项羽不肯在自己身上找过错，是其势由强转弱、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不肯认错、甚至目空无人的自负，是由他那种勇往直前的无畏气概所决定的，也是项羽贵族英雄性格中不可或缺的。
项羽是一个能“万人敌”的天才。
英勇地战斗，是实现其人生最大价值的唯一途径。
否认他的战斗才华，等于否定他为人安身立命的所在。
因此，他最后指挥余部作以一敌百的战斗，表现其过人的胆识和军事才华。
这是项羽对自我价值的再次肯定和实现，绝不能仅视为是困兽犹斗。
正是出于对自己尊严的捍卫，项羽才会再三用言语和行动强调，“天亡我，非战之罪”。
最后，项王乌江自刎：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乌江亭长弋船待，谓项王曰：
‘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
愿大王急渡。
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项王笑曰：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乃谓亭长曰：
‘吾知公长者。
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
’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
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
项王身被十余创。
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
‘若非吾故人乎？
’马童面之，指王翳曰：
‘此项王也。
’项王乃曰：
‘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
’乃自刎而死。
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
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
五人共会其体，皆是。
故分其地为五：
……”（《项羽本纪第七》）⑿
一个“笑”字，凸现项羽英雄无畏的大气概。
一句“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表现了项羽紧守内心道德规范的高尚品格。
徒步的项王竟然在“身被十余创”的情况下，一人抵挡了数百汉军。
这些白描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即使身在穷途末路的王者气概。
项羽的自刎后，司马迁还用对比的手法再次含而不露地褒扬了项羽英雄豪气：
项王面对死亡，不但毫不胆怯，甚至戏謔地把自己的头颅恩赐给故人吕马童，尽显英雄面对生死的从容不迫；相比之下，汉军为领赏封侯争相抢夺项王，已自相残杀数十人，为利名而身死何足挂齿。
项羽宁死也不过江的选择，是其性格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项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
但总的说来，他骨子里是有一种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
他在鸿门宴上轻信刘邦、为天下苍生要求与刘邦决斗，这与刘邦“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抔羹”的无赖相形成鲜明对比。
不怕千军万马的项羽，却害怕愧对江东父老；面对绝境丝毫不胆怯的项羽，竟然忍受不了自己良心的拷问。
项羽的自刎不是逃避、不是懦弱，而是基于内心的道德标准和荣誉感，同样是“烈丈夫”所为。
司马迁是赞赏其生死抉择的，不惜诗化其最后的自刎行为；因为生时轰轰烈烈、死得光明磊落的楚霸王项羽，是古代浪漫英雄主义的化身，更是司马迁心中理想人格的一个典范。
与项羽相仿的另一个悲剧人物田横，也属于司马迁着力描写的英雄人物。
汉灭楚后，齐王田横与客避难海中。
他如果愿意对高祖俯首称臣，小者封侯、大者封王，一般人眼中的荣华富贵随手可得。
但他对自己门客感叹道：
“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才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
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
”⒀最后自刭身亡。
田横追求的是战国时代诸侯并存的旧制度。
但历史的车轮已滚滚向前，田横所追求的注定要失败。
“知其不可而为之”，田横用极端的形式向命运作最后一次抗争、以身殉其理想。
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乌江自刎；田横放弃锦衣玉食的大富大贵，因理想失败的耻辱、毅然横刀自杀。
他们面对不可战胜的命运，最终还是用自杀来表明了对命运的强烈抗争，表现出磊落的英雄气概。
与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一样，他们的生命可以被消灭，但他们的意志永不屈服、他们的尊严不容玷污。
他们用生命恪守其人生的准则。
设想假若项羽东渡乌江、养精蓄锐以期东山再起，那还是行事光明磊落、勇往直前的西楚霸王吗？
2.将相不辱
在《史记》中，“士可杀不可辱”的观念深入人心。
秦将冯劫、右丞相去疾被捕后之所以要自杀就是因为：
“将相不辱。
”⒁所谓“刑不上士大夫”，被下狱案责，对将相公卿来说是一件耻辱之事。
李广、周亚夫、赵绾、王臧等都是不堪受刀笔吏的侮辱而自尽。
其中最能引起共鸣的，是“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的飞将军李广。
李广是汉武帝时代的抗匈奴名将。
他大半生戎马沙场，曾经历大小七十余战役，深受士卒和老百姓的爱戴。
尽管战绩彪炳，但由于种种原因，“李广难封”，终其一生最高官至二千石、两袖清风。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其战场上的叱咤风云与现实中的落魄受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来，李广因为统治集团的内部原因，所率军队迷路失期以致被军法责备。
为了保护自己的幕府同僚，李广对前来兴师问罪的长史说：
“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
吾今自上簿。
”但他终究没有去接受刀笔吏的问讯。
讷口少言的李广，在引刀自刭前仅仅留下两句话：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
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⒂话语看似平淡，但蕴含着这位驰骋沙场的将领深沉的愤怒。
李广可以从容面对战场上的凶险变幻，甚至可以顺从功名难得的“天意”，但始终不能忍受刀笔吏对自己的侮辱。
因为作为一名将领，李广是视自己的尊严重于生命。
为了尊严，李广处决了曾羞辱其为“故将军”的小小灞陵尉；为了尊严，李广最后愤然自刎，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名声和清白。
李广死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
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而李广的义不受辱与战斗精神都是源于其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
司马迁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谚语，表达对李广的同情和崇敬。
此外，也有不少败军之将自尽身亡，就如秦国的大将军章邯。
败将之自杀，基于军人尊严的不受辱，也含有以死谢罪的意味。
这种对死亡的自觉选择，归根到底也符合这些将相心中的“义”。
3.以身殉国
在王朝交替、诸侯争霸的乱世，有古人因为国破君亡而放弃独存一己之生命。
“义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几乎成为后世死节隐士的楷模。
战国时期，燕国曾大败齐国。
除了两座城池，燕国已经尽降齐城，几乎灭了齐国。
齐国有一贤人名王蠋。
他在威逼利诱下，坚决不肯当燕国统治齐国的傀儡。
他在触树自尽之前，凛然表明自己的立场：
“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
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
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
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
”⒃好一句“国既破亡，吾不能存”，在王蠋心目中，有一条界限分明的“义”的准则，那就是鲜明的家国观念。
因此在危急的关头，他能舍生取义、以身殉国。
他高尚的爱国节操，大大激励了当时齐亡大夫复国的斗志，可谓死得其所。
司马迁对其坚定的爱国节气，是颇为赞赏的。
而不论是诗歌还是人品都得到司马迁高度评价的屈原，其开创的楚辞体和最终投江自沉的爱国精神，皆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因为直谏，屡遭当时君臣的妒忌和排斥。
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诗人。
不管是政治家还是诗人，贯穿屈原终生的都是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高尚品德。
故屈原的理想就是希望在政治上以正道治国、通过贤君贤相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但是屡遭被贬的黑暗现实，愈发拉远他与理想的距离，却使他酝酿出《离骚》、《九章》等壮丽而哀怨的诗篇。
晚年，他听说楚国的首都已被秦军攻陷。
国强民富的理想和他所深爱的祖国彻底失败，因此屈原毫不犹豫地怀石投江而死。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屈原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须臾不忘国家人民。
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楚国的兴衰存亡之中。
因此，屈原的自杀不仅因为政治理想的破灭，更是由于楚国陷落而导致精神故乡的失落。
尽管司马迁对他称赞有加，认为其志可与日月争光，甚至“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但他对屈原的沉渊还是有点不理解：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⒄。
其实，屈原如果能轻易离开故国投入他国的怀抱，他就不可能有那种以死直谏的精神，更不可能创作出饱蘸激情的《离骚》。
对于一个视国家人民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来说，国家的灭亡，几乎等于摧毁了他的尊严和人生价值。
屈原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黑暗现实的不断反抗、乃至最后为理想的献身，构成他高尚的人格。
他的投江与他的楚辞一样，深深地影响着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后世知识分子。
4.两难困境何取舍
孟子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鱼与熊掌不能得兼。
”确实，人生总会面对无数的选择。
有时面对进退两难的困境，有些人既放弃鱼也不要熊掌。
他们用极端的自杀形式来回答人生的选择题。
晋国有个壮士鉏麑，他受晋灵公的命令去刺杀大臣赵盾。
正要在赵盾家行刺之际，鉏麑发现其即使在假寐时仍保持大臣应有的仪态。
于是他不忍下手，不禁感叹到：
杀忠臣自己良心难安，违背君主的命令更是难以宽恕的罪行。
最终，他用自杀来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愧疚。
晋国赵襄子的姐姐曾是代王夫人。
襄子成为国君后，用不光彩的手段杀害代王、兴兵平了代地。
他的姐姐听说后，哭得呼天抢地，在“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义也”⒅的两难下，摩笄自杀。
楚昭王的相国石奢，在街上发现其父杀了人。
他释放父亲，而自带枷锁去请罪。
在忠孝难两全的情况下，尽管得到楚王的赦免，他仍然自刎而死，以死来抵消自己为孝未能尽忠的过失。
类似的还有晋文公的官吏李离，那位不知名的燕国将军，张敖的忠臣贯高。
今人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古人竟然因为一些似乎并不严重的原因而了结自己的生命。
其实，古人并非视自己的生命为儿戏。
而是他们非常自觉地遵从心中的道德规范。
当自己的行为与道德相违背时，纵然没有外力的约束，他们可能也会因为愧疚而采取自尽的方式以求得内心的平静。
司马迁理解他们这种“舍生取义”的选择。
他让这些历史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去揭示他们毅然放弃生命的深层原因。
5.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古往今来，“舍己为人”都被公认为是高尚的行为品德。
《史记》中也有一类为保护、成全他人而放弃自己生命的自杀行为。
汉将王陵的母亲曾被项羽抓去作为招降王陵的人质。
王陵的母亲哭着对王陵的来使说：
“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
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
妾以死送使者。
”接着就伏剑而死。
这位深明大义、为了儿子的前途不惜牺牲自己的慈母，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占有一席之位。
战国时的刺客聂政，为了不使姐姐聂荣受牵连，刺杀成功后竟然自屠出肠、自毁容貌而死。
然而聂荣还是认出弟弟的残骸，明白到弟弟的一片苦心。
为了弟弟能留名，她高声呼叫天者三，最后悲哀过度死于弟弟的身旁。
弟弟是真勇士，姐姐可谓女中豪杰，是《史记》中较为光辉的形象。
此外，还有以自刭而绝他人祸的平原君朱建，以自杀来口绝郭解亡命踪迹的临晋籍少公。
他们可以说是为了保护、成全亲人朋友而死。
他们用生命，换取他人更好地生存。
这种奉献的精神，也是深得司马迁肯定的。
6.报恩守诺，不惜其躯
司马迁极为欣赏知恩图报、重言守诺的行为品德。
他在《报任少卿书》和《史记》中两次曾提及到“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
《史记》中不少着力描写的自杀现象，就是这类古人为了报恩守诺、义无反顾放弃自己生命的行为。
樊于期和田光是以死来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侯生以死来酬谢魏公子无忌的厚待；曾间接得到孟尝君之粟的贤者，用生命来证明孟尝君的清白、以报一饭之恩；程婴完成“立赵氏之后”的使命，毅然了结生命下报托付者赵宣孟和公孙杵臼，不肯独存；田横的五百门客听说田横之死，皆自杀，以死相随；刺客豫让为了替厚遇待己的智伯报仇，不惜忍辱负垢，甚至自残其躯。
尽管最终只能三击仇人赵襄子的衣服，他仍无愧于智伯、无愧于己而自尽身亡。
知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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