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的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查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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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的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查考
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的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查考
[摘要]查考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两次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派遣，跟随我国天文观测队进行拍摄日全食电影的经过。
上篇通过查阅《宇宙》杂志刊登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魏学仁撰写的《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等文献及1936年《日食》彩色影片，厘清了1936年金陵大学魏学仁赴日本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的经过，以及北海道日食电影拍摄者、拍摄电影机、色彩片种等情况。
下篇通过查阅张钰哲撰写的《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世纪长镜头》中临洮航空日食电影的镜头片段，以及1941年《日食》彩色、黑白影片，厘清了1941年金陵大学理学院潘澄侯、胡玉章、区永祥长途跋涉赴甘肃临洮拍摄日食电影的经过。
[关键词]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日食观测北海道队；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日食电影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赵惠康（1954―），男，浙江绍兴人。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学教育技术学、中国科教电影史论研究。
E-mail：
zhaohk1970@。
2009年7月22日，上海，9点36分至9点41分，是21世纪范围最大、食延时间最长一次的日全食。
我国著名天文科普作家卞毓麟（2010年度中国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守望5分钟的壮观》整版报道，详细介绍了这次日全食的经过，以及日全食的来龙去脉，并且回顾了整个20世纪与我国有关的7次日全食的简况。
其中刊登的一张摄于1941年“日食观测西北队（TOTALECLIPSEOFSUNSEPTEMBER21.1941）”[1]的早年旧照片，激发我们重新投入查考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两次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派遣，跟随我国天文观测队进行拍摄日全食电影的经过。
亦是我们追溯教育电影历史渊源，缅怀前辈英绩，传承教育电影事业，并为纪念临洮日食观测70周年所献上的一份礼物。
为此，查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印的《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日全食观测报告》、《宇宙》杂志刊登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魏学仁撰写的《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印的《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观测报告》、张钰哲撰写的《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等文献报告，找到有关这两次日全食电影拍摄经过的详细图文资料，以及中国电影资料馆幸存下来当年北海道拍摄的《日食》彩色、黑白影片，临洮拍摄的《日食》彩色、黑白影片等资料。
70年后的今天，这些影片仍旧十分清晰，实属弥足珍贵。
全文综合梳理出1936年金陵大学理学院魏学仁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派遣赴日本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经过，以及1941年同样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派遣，金陵大学理学院潘澄侯、胡玉章、区永祥赴甘肃临洮拍摄日全食电影的经过。
厘清了这两次日全食电影的拍摄者，所用的电影机，所用的胶片，拍摄黑白和彩色影片等情况，并认为是日食观测队全体队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当局、军事部队、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
还认为金陵大学这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开创了中国教育电影史诸多先河，挖掘的许多图文资料有的还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首次重见天日。
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以飨读者。
――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
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上篇）
一、1934年，成立中国日食观测
委员会是两次日食电影的缘起
根据天文预测，1936年6月19日将在中苏边境以及日本北海道区域发生日全食；1941年9月21日又有日全食将经过中国中西部八省（市、地区），这是中国天文学者一次难得的观测日全食现象的大好机会，同时预料届时世界各国天文学者将会派人来华观测（笔者注：
实际情况是到了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相持阶段，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故世界各国无人来华）。
1934年9月，在余青松（1897―1978年，留美博士）所长亲自设计主持下，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建立，当时条件设备堪称亚洲第一。
余青松上任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安排两年后赴北海道观测日食事宜。
同时，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于“1934年11月19日9时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举行成立会。
中国物理学会，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青岛市气象台，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和私立金陵大学理学院等十团体机关组成之……公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会长”。
[2]但建议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发起人则是高鲁（1877―1947年，留欧博士），他1922年出任中央观象台台长、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早在1934年之前，就多次提议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
张钰哲语：
“斯会初由高鲁先生提倡复经。
”[3]高鲁先生利用他的身份地位，积极呼吁，多方筹措经费，全力支持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文学界的两次日全食观测活动。
包括下篇提到的临洮日食观测时，呼吁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借调军用飞机升空拍摄日全食电影事宜。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第一届常委会于1936年4月17日16时在南京首都饭店举行。
决定推选专员前往苏联及日本参加观测本年6月19日之日全食，每国各两人，嗣后决定余青松、陈遵妫为赴日本观测队代表，张钰哲、李珩为赴苏联观测队代表”。
[4]实际上，后来北海道观测队共有6人，而苏联伯力观测队依旧2人。
金陵大学理学院魏学仁（1899―1987年，留美博士）参加北海道拍摄日全食电影事宜，也有自叙记载：
“（1936年）五月中旬，张钰哲先生到我家里来，说他准备到俄国伯力去摄取日冕照片，并且告诉我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有意要找我参加观测。
我一向校务忙碌，原来难以分身前往，但是这次日食是教育影片很好的资料，而教育电影又是我近几年来努力的一种工作，所以虽在公私栗六（忙碌）之中，仍然愿意接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聘请，参加我国北海道观测队前往摄制日食影片。
”[5]1936年的中国，能够拍摄教育电影的只有寥寥几家，如上海大夏大学、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金陵大学等，其中金陵大学理学院则更胜一筹，有魏学仁、孙明经等专人司职，自备电影机，并已有拍摄教育电影的实践经验。
更何况，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紫金山天文台都在南京，人员之间相互熟悉，各自情况也都了解，应该说这是金陵大学魏学仁赴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的优先条件。
《中央日报》当年6月3日和21日也分别刊登两条消息：
“日食观测队赴日人员今出发除余陈两人外加派魏学仁张钰哲李珩时日可到伯力”，[6]“我观测日食队观测大获成功”。
[7]张钰哲、李珩一行于1936年6月上旬经海参威抵达伯力（即现今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一座中等城市），由于阴天下雨，无果而返。
所以，当1941年甘肃临洮日食观测时，张钰哲已身为天文研究所所长、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队长，因此，他一定要竭尽全力拿到观测日食照片、日食电影等资料，决不能再重蹈伯力覆辙。
二、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
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的查考
（一）北海道队日食电影主要拍摄者为魏学仁、邹仪新、沈?
v。
日全食拍摄时，余青松、冯简也接手或帮助过
1936年，中国日食观测北海道队队员共6人：
余青松、陈遵妫（1901―1991年，留日硕士）作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代表；魏学仁虽然是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但仍以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所派代表之身份参加；邹仪新（1905―？
，留日博士）当时正在东京天文台留学，但仍作为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代表；沈?
v（1899―1983，留日博士）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恰好从欧洲考察返程途中，顺道经过北海道来观测日食。
同时，魏学仁、邹仪新、沈?
v都已经是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委员。
陈遵妫还兼任日食观测队干事和翻译，他还是《宇宙》杂志主编，在该杂志民国二十五年九月、日食专号（上）刊登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中，将此次日食电影3位主要拍摄者、拍摄经过、拍摄所用电影机、电影胶片等情况，都作了认真详细的记载，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
所以，北海道日全食电影3位主要拍摄者是魏学仁、邹仪新、沈?
v。
日全食拍摄时，余青松、冯简（1896―1962年，留美博士）也接手或帮助过。
“至于摄取电影之工作，则由邹女士担任。
此种分工合作之工作日必练习数次，盖恐临时周章贲事故也。
魏君摄取电影，沈君摄取颜色电影，冯君则助魏君计时，事前全队六人，共同练习，亦有数次。
”[8]邹仪新在1941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第二次日食观测报告》中回述1936年北海道日食观测时拍摄35公厘（毫米，下同）电影情况：
“本人承本台（中山大学天文台）之派，偕同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余、陈二代表赴日本北部之北海道枝幸村。
值天气晴朗，如意观测。
当时本人所担任者：
食前为一切野外工作之数理计算，食时则以远镜定初亏与复圆时刻，及摄全食始末之活动电影。
”[9]
北海道整个日全食时间约2个小时，3部电影机。
从所记录情况看，邹仪新主要用35公厘蔡司电影机拍摄，期间，余青松也接手拍摄过。
魏学仁主要是拍摄16公厘的黑白电影，期间冯简也帮助过，沈?
v则是主要拍摄16公厘彩色电影。
我们从上面陈遵妫、邹仪新的记载，再从魏学仁的致谢中都看到了基本相同的记载情况：
“这次摄取日食影片蒙观测队诸君协助之处很多。
于是冯先生帮助我们摄取无色影片。
同时还有沈?
v先生原来奉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之派，赴欧考察天文，适于这时事毕返国；于是顺路到北海道观测日食，沈先生对于我国摄取彩色影片颇多帮助。
我们对冯沈两先生谨致十二分谢意。
关于仪器方面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与上海及东京柯达公司，或协同设计制造，或将贵重的出品借用，也是我们所非常感激的。
”[10]本文下面所查考文献及解释《日食》电影过程中都还会交叉看到魏学仁、邹仪新、沈?
v等当年拍摄日食电影时的情况。
沈?
v1946年从沪赴台出任台湾大学理学院院长，直至1983年在台北台大附属医院逝世。
冯简同样在战后出任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
1962年因心脏病骤发猝死于台大讲台。
由于政治时局种种局限，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没有看到有关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留下的记载情况。
（二）1936年拍摄北海道日食电影：
1部35公厘德制蔡司摄影机；2部美制柯达特式（CineKodakSpecial）16公厘摄影机，其中1部采用1935年刚发明的柯达彩色反转片
1936年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所用电影机，陈遵妫当时记载：
“至于摄取电影之机，则系借用上海礼和洋行之三十五公厘电影机，初拟将其连接于一百二十七公厘之小远镜上，以期日像增大；试验结果，知不合用，逐不用小远镜，仅用所借之电影机直接摄之。
”[11]陈遵妫50余年后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就1936年日全食观测一节中注释；“拍摄电影的三（十）五毫米电影机是借德国礼和洋行的，另外两具电影机是用金陵大学理学院的”。
[12]
魏学仁在当年《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中也明确使用了两部美制柯达16毫米电影机进行日食电影拍摄，其中一部用的是新上市不久的柯达彩色反转片（KodakChrome），所以说即使摄制成功，也只有一套日食电影片子而已，因为柯达彩色反转片无法拷贝。
“至于摄影机，是用柯达公司特式的（CineKodakSpecial），这种摄影机式样精巧，机构灵敏，且是我们习用的老牌子。
摄制日食照片或电影，皆须应用摄远镜头（TelephotoLens）。
我国市场中所有的最大摄远镜头，为柯达公司之F4.5之六寸镜头。
这种镜头是专为小型影片即十六毫米影片用的。
彩色电影是现在科学界的新发明。
但是彩色的日食影片，尚没有人摄制过。
我们这次决定了同时也尝试这种彩色日食影片的摄制。
这种彩色影片，还有一种限制，就是不能复制副本。
即令摄制成功，也只有原来底片一套而已。
”[13]《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插图第二图（如图1所示）是一张中国日食观测北海道队全体参加者6人都在观测现场的实景照片，自右至左依次是余青松、陈遵妫、邹仪新、沈?
v、魏学仁、冯简。
图中邹仪新手持的电影机我们还能较清楚地分辨出是35公厘电影机大小样式，而魏学仁手持的电影机则明显要比邹仪新的那台要小，即16公厘电影机，为柯达公司30年代产16毫米特式（特殊）型手持式（CineKodakSpecial）电影摄影机，是当时一款流行的为学校、科研机构所用的电影机，操作简单，携带使用方便。
这张照片也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电影机实物的参照依据。
上海的“老克拉”①臧增嘉先生（系沪上名门望族后裔，太外公为同盟会会员，上海一代名医，至今家中仍高挂孙中山先生亲笔题词，也是我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家族的后代。
臧一生迷恋电影，秉烛之年，热情不减，至今家中仍收藏有各个年代的电影机和近百部旧时影片。
）曾经手头就有这样一部电影机，发条驱动，分为8格、16格、32格、48格、64格5档快慢速摄影，标准卡口镜头接口，可更换25F、50F、75F等不同焦距的镜头。
在今天的上海旧货市场，说不定还能淘到这种样式的电影机呢。
北海道日食电影遗憾的是没有看到第3架电影机照片资料。
（三）日食观测北海道队拍摄日全食电影时具体细节清晰可见
1936年6月19日下午观测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也是精确到分秒。
实际拍摄过程中余青松所长也接手拍摄其中一部分，从当时记载中看得很清楚。
（1）13时6分36秒半，由遵妫叫“预备”，青松准备摄取电影；8分25秒半，再叫“到”，青松开始摄取电影，同时邹女士用冯君之小远镜，眼视初亏时刻，而以停表定之。
（2）14时19分27秒半，遵妫叫“预备”，19分57秒半叫“开始”，是时邹女士即转动电影机，青松由肉眼视日光全消之时即食既之际，口中叫“到”，同时开始摄影工作，遵妫立即开始口数零一，零二……邹女士亦放大镜头口径并开慢其摇动速度。
遵妫数至113左右，青松眼视日光发见即生光之时，口中叫“到”，邹女士遂增快其速度。
至22分10秒，遵妫叫“到”，邹女士停止其工作。
诸人遂喜形于色，聚谈各人所见之现象。
（3）15时26分34秒，遵妫有叫“预备”，青松逐摄取复圆电影，邹女士亦用小远镜测复圆之时刻。
观测工作，于兹告终。
[14]邹仪新也详细叙述当年北海道拍摄时具体电影摄影技术情景：
“据上次民廿五年全食之个人经验，日食活动电影片在全食前10s开始摄制取影机较小光圈，即每秒摄片16张，迨全食产生，立即放大光圈，俾进光量增加，并每秒8张”。
[15]1936年五彩影片《日食》中有一个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邹仪新手持电影机情景，并能看清电影机的基本模样，为我们确认德制蔡司35公厘电影摄影机型号、款式提供依据。
今天我们若需要进一步查考，赴德国耶拿（Jena）60年代重新设立的艾森伯格厂（Eisenberg）的卡尔?
蔡司（CarlZeiss）光学产品陈列室，那里一定能够找到原机型。
（四）《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记载日冕照片张数，3部日食电影片种、色彩
陈遵妫在《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总结时就有关日食摄影照片、电影机、片种、色彩，拍摄用镜头以及天文望远摄影等情况都作了具体清晰的记载：
“（八）我队观测之结果我国此次派观测队之目的有三，一为摄取日食，一为摄取电影以增进民众智识，一为筹备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国所见日食之参考。
就第一点言之，此次共摄日冕四枚，普通三枚，露光时间为一秒，五秒，十秒；紫外线片一枚，露光时间三十秒。
前者以露光五秒者为最佳，一秒者有云，而日冕不完全，十秒者因留声机转动不灵，甚明朗；后者因阴云之故而失败。
余等摄取日冕，本拟测量其光度，因阴云不能达到目的，但可得知此次日冕呈五角形之状。
”[16]在该文报告插页中第一幅图中的日冕照片，五角形之形状十分相像，异常美观。
“就第二点言之，共摄电影三组，一为三十五公厘，一为十六公厘，一为最新之颜色片，亦系十六公厘。
前二片均已洗出，成绩甚佳；大者能见及金星，尤为难得，小者自初亏以至复圆之现象，均能毕见无遗。
颜色一片已寄美国显像，当亦成功。
第一组系用最大镜头，焦点距75公厘，F3.5,日像0.7公厘。
于食前十秒起，以一定速度开始摇动，至食既减为原有速度之半，至生光又恢复原有速度至其后十秒为止。
此组之镜，比第二组小而视野大，太阳小，且所用之底片感光速度亦速，故露光时间反长，而日冕之像大，且金星亦在片内。
有遇阴云于研究上虽无价值，但电影中反觉美观。
”[17]在此，我们看到陈遵妫将当年拍摄3部日食电影素材的影片数量、尺寸、大小、色彩等记得一清二楚。
甚至把邹仪新所用的电影机的镜头为75公厘的中焦电影镜头，最大的光圈值能开到F3.5等此架电影机镜头的最大通光量都交代得十分清楚。
从这些泛黄的字里行间，深深感悟到像陈遵妫等老一辈科学家们那种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它就像不管埋藏多久的金子，一旦挖掘出来，仍旧闪闪发光。
（五）中央电视台《世纪长镜头》展现1936年《日食》彩色影片片段
2003年3月7日《江南时报》披露：
金陵大学60余部“中国最早期电影资料片惊现石城”[18]始末。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2005年百年中国电影诞辰纪念活动时间的临近，这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年教育科学电影，受到各方关注，尤其是在中国高校影视教育领域。
张同道教授团队通过不懈的努力，率先从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的原金陵大学理学院影音部魏学仁、孙明经等所拍摄的几十部影片中间，将其中有关影片编辑成12集电视专题纪录片《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19]在央视1套、10套以及央视英语、法语等国际频道播映，引起广泛反响。
第一集《带摄影机的旅人》中播映了当年北海道日食彩色电影的片段，70年后的今天，仍精彩无比，使我们目睹了当年日冕时的壮观景象。
《日食》也为我们今天的考证留下了最好的文字注脚。
影片中“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会长蔡元培，与秘书长高鲁，及观测组主任余青松，会商观测计划”电影字幕，言明1936年北海道日食观察事宜，受到了当时中国最高科学机构组织和领导人的重视。
蔡元培（1868―1940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类似今天中国科学院）并亲自担任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会长，一同会商日食观测工作计划，可见其重视程度。
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天文观测队赴国外考察。
《日食》字幕还清楚地告知：
“本片摄于日本北海道，系十六毫米五彩影片摄成。
为全世（界）仅有之日蚀彩片”（如图2所示）短短30余字，凸现的是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社会经济与先进的教育电影并存的状况。
1935年，柯达公司将刚发明的彩色胶片投放市场，1936年6月，在中国北海道天文观测队摄影机中就已经采用这种新宠儿进行拍摄，拍摄结果十分完美，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彩色日食电影。
从《日食》落款中：
“民国二十五年之日食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合制”看到魏学仁虽为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但是以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北海道日食电影拍摄工作，影片出品时，还代表着当时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应该是教育电影领域最高学术组织机构了。
1936年北海道彩色《日食》影片现藏于中国电影资料馆。
三、1936年9月，蔡元培欣然题词，以致鼓励
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日食观测伯力队前往国外进行天文观测、拍摄《日食》自然科学电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创举。
当年9月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纂专辑《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日全食观测报告》，蔡元培欣然题词，以致鼓励。
全文如下：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由九个团体发起，经一年的组织，最后又得数月的筹备，前往日俄观测两队人员均得如期出发到达，而后得所在国政府优待及吾国使领馆各方的援助，方克有良好结果，留下重大纪念。
自今以后可以合（和）国内外成绩从事研讨，其有裨于天文及地球物理与其他电磁学术者何可胜道。
诸君备历艰辛，尤望继续努力，依总理遗教，迎头赶上，方不负历年的经营，兹值报告书成，特书此以志不忘。
廿五年九月蔡元培。
”[20]
四、孙明经在《回顾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中
提及北海道日全食电影、临洮日全食电影
1983年，孙明经（1911―1992年）在《回顾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一文中写道：
“如1936年日全食，中国天文学家去西伯利亚的伯力和日本北海道观测，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物理系光学专业教授）曾参加观测队前往日本北海道拍摄了该次日全食的彩色电影。
我国科学界观测日全食，拍摄彩色电影这还是第一次，而其他国家的观测队都未曾拍彩色片。
事后影音部又制成《日食原理》教学片一本，片中插入了该次拍摄的日全食景象。
”
“1９４１年９月，在我国有更好的一次观测日全食现象的机会，日食从新疆开始，斜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到福建出海。
这次金大理学院又派潘澄侯教授、物理系讲师胡玉章和影专助教区永祥随天文学家们前往甘肃临洮县拍摄，其中有一部分是在飞机上拍摄的。
”[21]这是“文革”以后国内最早提及金陵大学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记载。
孙明经作为魏学仁同事，作为同时代人，据孙健三先生回忆，在南京时，他还积极参与1936年北海道那次日食电影拍摄前的模拟试验：
“为拍摄1936年北海道日全食电影，孙明经在当时也积极进行过拍摄试验。
在夜晚，即将一间房间用棉被全部遮黑，只露出电影机镜头对向夜空，并计算好三脚架的倾斜角度，进行模拟拍摄。
”①1940年至1941年，孙明经在美国纽约、好莱坞等地考察教育电影，所以无暇参与甘肃临洮日全食电影工作。
另外，笔者在2009年《金陵大学的三位联合国中国委员、顾问与教育电影》一文中就已经提出《回顾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是孙明经晚年集一生经历所撰写的一篇最重要文章。
高度概括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电影教育、电化教育的简况以及金陵大学教育电影近30年的史实，详细记录了国内主要参与者包括政府电影机构、专职官员、教育电影专家学者、师生等情况，中国教育电影重要历史进程，以及金陵大学全部电影目录等，已成为今天研究中国教育电影史及金陵大学教育电影史的一篇必读的文献指南。
沧桑巨变，宇宙浩瀚。
2009年7月所迎来21世纪最长的一次日全食，在当今影视传媒手段已飞跃进步的时代，人类甚至已经可以进入太空进行真正的航天航空摄影。
但当我看到1936年北海道五彩日食影片，看到从地面遥摄那原始的震撼人心的日全食壮观镜头画面，仍不免为之动情。
因为那是魏学仁、邹仪新、沈?
v等中国科学家、电影专家为中国天文学史、中国教育电影史留下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亦更是全世界第一部出自中国人之手的彩色日食电影，我们为之自豪。
余青松、陈遵妫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魏学仁的《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等历史文献，历经磨难，保存至今，使我们能够图文并茂读解并观摩当年北海道日食电影的精彩镜头和详实的文字记载。
今天，既是我们重温当年中国日食观察委员会暨金陵大学拍摄日食电影经过之情景，也是我们学习先辈励精图治、科学救国精神的一次难得机会。
日食观测发起人高鲁先生及日食观测北海道队余青松、陈遵妫、魏学仁、邹仪新、沈?
v、冯简等科学家也将随着本文而重现光辉，以此表达我们的敬仰缅怀之情。
――1941年甘肃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
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下篇）
五、1941年日全食的观测是自明代四
百年之后在我国的一次难逢机会
江晓原编著的《中国天文学会往事》附录胡继勤之《日全食观测义意》（义意，旧时用法，现代汉语为意义）开篇：
“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之蚀带横贯我国境内，所经过地方历新、青、甘、陕、鄂、赣、闽、浙八省，主要县份亦凡百余（一百一十二县）。
全程长达四千公里，越时八十五分钟。
此难得之机会，最为各国天文学家所重视；且横经我国腹部而近中午之日全蚀，四百年仅得二次。
据明史所载，上次之日蚀在一五四二年八月十一日，即明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己酉之日蚀，其机会之难逢可知。
”[22]这段日食简述，堪称经典，从40年代陈遵妫开始引用，连贯数十年，包括2009年卞毓麟《守望5分钟的壮观》里介绍20世纪中国7次日全食时，在讲到1941年甘肃临洮日全食时也是引用了这段资料。
总之，其一，1941年日全食是自明代四百年之后在我国的一次难逢机会；其二，当时我国已有余青松、张钰哲等一批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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