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湘军的大战略和小九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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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天京湘军的大战略和小九九

战天京湘军的大战略和小九九

　　克复南京是天下第一大功，当时诸人没有不知道的。

李鸿章诗云：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无疑是当事诸人的心声。

克复南京，可以名垂青史；倘若躬逢其盛，谁不攘臂而争，谁能袖手而让？

于是，南京攻防战，不但是敌我之间的战争，也是清军内部的博弈，既有浴血坚城的壮举，也有兄弟阋墙的机心。

　　曾国荃对老哥说不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十五日，回湘度假三月的曾国荃，率新募六千湘军至安庆，即日奉旨补授江苏布政使。

整军十日后，曾国荃领兵沿长江北岸，连克巢县、和州。

四月二十日渡江，次日，夺金柱关。

此前，在江南作战的曾贞?

忠芽宋吆?

，两人会师入江苏境，又连克板桥、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诸垒，而彭玉麟率水师夺江心洲与蒲包洲，泊南京护城河。

五月初四日，在水师配合下，曾国荃直逼南京城下，在雨花台扎营。

同时，水师控制了头关与下关之间的江面，曾贞?

衷诮?

东桥傍水设垒，保护后勤通道。

其时，金陵已被太平天国更名为天京。

曾国荃之师，合水陆不足两万人，围住金陵的南面与西面，是为湘军战天京之始。

　　然而，九?

?

洲未得手，不能防南渡敌军，不能保证粮道畅通；常州与苏州被太平军控制，既让天京留有一条通路，也让湘军时刻担心东来的强袭。

因此，时在安庆湘军大营的统帅曾国藩，并不赞成其弟曾国荃在外围未能肃清的情况下，贸然“长扎雨花台”。

他说，即使南京以外的太平军不来骚扰，围城湘军因兵力太单，火力不猛，并未完全阻断南京与外界的交通，则不可能发动攻城，无非是“终岁清闲，全无一事”的局面；而一旦太平军内外夹击，攻打围师，这支孤寄的湘军很有可能遭致“归路全断，一蚁溃堤”的惨败。

　　果然，闰八月十九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自苏州率领大军来攻国荃，“号称六十万众”（实数或在二十万左右），九月初三日，侍王李世贤率十万大军自浙江来，“旗帜如林，层层排列”，将湘军围了个密不透风。

太平军先以大炮与地道，继以肉搏，向湘军发起猛攻。

幸亏曾国荃谨守“扎硬砦”的心法，墙高且厚，壕深且宽，兼之将士用命，严防死守，在敌军人数、火力俱占优势的情况下，战至十月初五日，总算保住了阵地。

只是代价不小。

太平军来攻之前，湘军营中发生疫病，“死者山积”，太平军既来之后，伤亡枕藉，事后点名，竟然减员五千人，曾国荃自己也受了枪伤，所谓“军兴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也。

　　兄弟受到重创，曾国藩既揪心，更后怕。

若非天气转凉，太平军未备秋衣，此役结局如何，还真不好说。

于是，他写信给曾国荃，劝他“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不要利令智昏，“而昧于死活之势”，当前的上策，应该是暂时撤围，转战太湖西岸一带，肃清外围以后，再来攻打南京。

然而，曾国荃的回答很干脆，不。

　　当然，他有理由。

南京是“长毛老巢”，湘军起兵，最终任务就是占领南京。

现在从安庆到南京，水陆俱已打通，固应驻扎一支部队在南京城下，起到威慑作用，同时，还可以牵制苏、常、杭、嘉的太平军，令其在回救南京与扩张势力（例如进攻上海、福建与江西）之间难以取舍。

如果遵从“阿兄”的建议，解围南京，转战东南，倘若事机顺利，固如曾国藩所说“不过数月间事”，可以快去快回，继续围困南京。

但是，事机不顺的话，就有可能被太平军纠缠，而南京也能趁机与其他太平军取得联络，那么，再想回来围困南京，恐难如愿。

这是他对大战略的理解。

他也有小九九。

扬州、镇江分别为都兴阿、冯子材镇守，此二人都不属于湘军系统；如果湘军撤围，此二人奉到圣旨或自作主张，前来围攻南京，届时湘军只能作为“会剿”之师参与围城，主客易位，事权旁落。

所以，这个“茅坑”，不论便意之有无，他都得死死占住，不肯轻言撤离。

　　对此，曾国藩也无话可说，只能骂一声“呆子”，继续做好统帅的本职工作――对外，争取中央的支持，对内，协调各军的关系。

　　过分热情的李泰国

　　中央对湘军的支持，可以“李泰国舰队事件”为例。

咸丰十一年五月间，恭亲王奕?

D奏请购买英国军舰用于“剿贼”，奉旨谕允，并令湖广、两江、两广督抚妥筹。

两江总督曾国藩复奏，谓“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但是，他这么讲，却不是说只要购买了外洋船炮，就能在军事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想表达另一种意思：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

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也就是说，对这些洋人“夸其所独有”的“奇技淫巧”，咱们不妨聊备一格，作为摆设，及至日久天长，积少成多，君臣国人“见惯而不惊”，洋人也就“渐失其所恃”了。

近代史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颇为后来全盘西化者诟病，曾国藩此时的态度则顽固到“用”一下也不情愿，买来看看就够了。

　　这种表面同意、骨子里不以为然的态度，中央诸公自然看得出来，加之湘军旋即克复安庆，军情稍缓，于是，对购买船炮之事“迟之又久，未敢率行骤办”。

直到传来太平军欲购美国军舰的谍报，迫于军备竞争的压力，总署才重开谈判，签订合同。

合同主要内容为：

筹拨沪粤各地关税，作为购船款，合同签订即预付一半，交验后付清余款。

英舰驶至中国，由中国总兵官“总统”，兵弁从湖南、山东、满洲招聘，酌情聘用一些外国（不限于英国）人作为舵手、炮手。

合同从同治元年正月开始生效。

　　同治二年四月，自称“大清国唯一海军大臣”的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抵达北京，为交接军舰作准备。

由于对建设清国海军抱有过分的热情，他全盘否定了原合同除付款方式外的所有条款。

他任命阿思本（SherrardOsborne）为舰队“总统”，随船带来六百多名外国官兵，清一色“海龟”，根本没有放土鳖上船的意思。

总理衙门“不胜诧异”，迅即“严词驳斥”，“相持几至一月”。

李泰国做了让步，同意设立“汉总统”，将阿思本降格为“帮总统”，二人“均听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共赴国难，协剿金陵。

原订条款与此相悖者，尽行废除。

不过，总署在谈判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具体操作尚需曾氏兄弟、李鸿章诸人负责，故总理衙门咨发各处，妥议妥筹。

　　如何排除洋人争功

　　曾国藩机敏，发现新合同明确了李泰国舰队“协剿金陵”的任务。

若然，将来岂非要与湘军同分克复南京之功？

当然不能同意。

可是，仅自不愿分功立言，格调未免太低，让人笑话。

且看国藩如何寸土必争却又不失风度的反驳。

　　他先重复一年前与中央形成共识的原则：

“购买洋船之议，国藩叹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然后，谴责李泰国的毁约之举，说他巧立名目，搞什么“帮总统”，不过是排挤中国军人，而让外国人实际掌控舰队，若真如了他的愿，则“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结果则是中国花巨资购买轮船，却仍然“不得为轮船之主矣”。

对此，曾国藩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首先，我方应“虚与委蛇”，在对方“仪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阂”的情况下，“汉总统”率清军驻于我方习用的长龙与舢板，“帮总统”则率洋人驻于铁甲轮船，分船同泊，“徐讲统辖之方”。

但是，对方若“意气凌厉”，“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则应施行B计划，那就是“既不与之同泊，亦不复言统辖”，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

你不是仗着几吨铜铁，夸奇炫独吗？

我不是买定离手，不能撤注吗？

那好，我先照单全收，不伤和气；然后移赠友邦，另结交情。

东南大势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协攻南京，有什么脾气，有什么骄气，我让你发不到我身上。

唯一的损失，“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初一看，此番言论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是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要认识到曾国藩这么说的前提，是默认李泰国公然毁约为既成事实，不得不曲为弥缝。

而曾国藩所以大发怪论，更是因为看透了事件的本质：

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而非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

李泰国当时的身份是受雇于清廷的总税务司，他如此深地介入军购事宜，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

可以断定，李泰国此次改约，并非政府授意，而是个人即兴。

然而，曾国藩在给总理衙门的回信里，对这个判断没说一个字。

因为他真能体会中央的苦衷：

精通明断如奕?

D、文祥者，岂不自知？

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

所以，他们要向封疆大吏咨商，探听下情，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

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既保存对方颜面，又提供解决方案，这种智慧，实在令人佩服。

　　十月，在“博采众论”后，又经未来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居中斡旋，清廷乃痛下决心，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将英国军舰、兵勇全部退回，英国且须归还预付款；已经发生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方支付；奖赏阿思本一万两银子；撤销李泰国总税务司之职。

实事求是地说，取得这种成果，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外交胜利。

　　没有大炮，只好挖地道

　　曾国藩的另一项工作，协调各军关系，则集中体现在淮军是否助攻南京一事。

同治元年三月，经曾国藩密保，李鸿章授江苏巡抚，来到上海，组练淮军。

此后，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江阴诸城，并于同治二年十月，克复苏州，三年四月，克复常州。

三年二月，左宗棠率老湘营收复杭州，进规湖州。

至此，天京东面的屏障不复存在。

湘军方面，二年五月，水师克九?

?

洲，肃清长江，八月，陆军攻下南京东、南面十处坚垒，三年正月，攻克太平军在钟山之巅修筑的“天保城”，并分守洪山、北固山等处，正式宣告合围。

而周边的军事要地，如镇江、东坝、溧水、宜兴、溧阳等处，也都处于湘、淮军的控制。

南京已成孤城，“外援将绝，粮米无多”，这才真正拉开战天京这出大戏的幕布。

　　曾国荃在南京城下围了两年，清廷还是有些着急的，三年三月，开始催他，谕云：

“金陵城大而坚，围攻不易。

诚恐各营将士号令不一，心志难齐，曾国藩能否亲往督办？

”一个字都没提到曾国荃，但每个字都是一记耳光。

前此，九江、安庆自合围至攻克，费时都在一年以上，南京之险固，甚于二城，比照前事，似不应过于催促。

但是，李鸿章收复苏州，只需三月，左宗棠克杭州，不过半年，然则今时不同往日，又未可拖延过久。

曾国荃率兵从安庆打到南京，其部下始终跟随，并不存在“号令不一，心志难齐”的问题，朝廷未尝不知道；但偏要以此为借口，让曾国藩亲临督战，用意即在于此。

曾国荃是前敌指挥，曾国藩为全局统帅，朝廷不直接催促曾国荃，而向曾国藩委婉示意，就是在不破坏行政指挥架构的情况下，暗示曾国荃应该力图进取，不事苟安，要以李、左为榜样，而不要援照九江、安庆的成例，尽早克复南京。

故曰，这道圣旨的每个字都是一记耳光，扇得曾国荃头晕眼花，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发动猛攻。

　　但是，湘军与李、左二军相较，在攻城装备方面，有一处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大型火炮（“炸炮”）。

李鸿章有常胜军，左宗棠有常捷军，两支部队的猛烈火力，能在攻城时发挥巨大作用。

戈登在常胜军解散后，曾赴南京参观国荃的围师，就说湘军“营垒坚固，号令严肃”，令人佩服，美中不足的则是没有“好炮”。

然而，国荃这会儿急眼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没有大炮，那就只好挖地道了。

　　二年八月间，曾国荃就已择地开挖，进行前期准备，三年正月合围后，更是全面开挖，路路并进。

但是，地道攻城，实在不是上策。

首先，炸药用量太大，难以为继，后勤部长曾国藩就屡屡抱怨，至云“无药可解，特此飞告，请弟莫再轰地洞”，“勿谓兄言之不早也”。

其次，在挖地道的过程中，艰险万状，往往损兵折将，徒劳无功。

地道是用来装药轰城的，挖得太深，爆破效果不好，但是入地太浅，则会伤损草根，草枯则渐作黄色，必异于周边草色。

李秀成登高一望，见城下黄绿相间，晰然可辨，而地道所在，了然于心矣，遂令太平军自城内“穿隧以迎”，“薰以毒烟，灌以沸汤”，而湘军工兵因此“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此外，不慎火烛，发生误炸，工兵“纵横聚葬于其中”，也不罕见。

就这么挖啊挖，一直挖了大半年，炸药费去十数万斤，工兵死了一两千，南京城还是完好无损。

曾国荃愤懑异常，却无计可施，加之肝病复发，身心俱坏，乃“逢人辄怒，遇事辄忧”。

　　曾、李师徒相声说得很默契

　　三年四月初，淮军克常州，清廷旋即下旨，有“会攻（南京）之说”。

淮军刚刚经历大战，士卒须稍作休息，未便即刻拔队西向，故谕旨仅示咨询之意，尚未敦促。

然而，李鸿章十分机智，立即向曾国藩，尤其向曾国荃表明立场。

他说，中央虽有“令敝军会攻之说”，但是，“沅丈（谓曾国荃）劳苦累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即淮军）亦须缓议”。

除非湘军实在没辙，非请淮军炮队往助不可，届时，“只要吾师与沅丈一纸书”，淮军一定帮忙。

　　甚至为了情理上说得过去，李鸿章不惜得罪左宗棠，命淮军主力去“会攻”湖州。

湖州在浙江境内，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克复湖州是本分。

李鸿章是江苏巡抚，去打湖州就是捞过界了。

曾国荃不愿他人分功，左宗棠何尝没这个意思？

怪不得左宗棠听说淮军助攻湖州，便责备李鸿章忙于“越界立功”，对本省尚未平复的宜兴、溧阳置之不顾，“不可谓谋国之忠也”。

　　当然，淮军助剿之议，决不会因此中止。

一个月过去，南京军情依然如故。

朝廷只问成效，而不问功自孰成，因此，五月八日，降下一道谕旨：

“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

著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

w公。

著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

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

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见。

”这段圣旨，总结起来就是两个意思：

一，李鸿章别废话，赶紧去南京；二，曾国藩别废话，管好你弟。

　　曾国藩当然听懂了中央的不耐烦。

现在，老哥俩已经没有拒绝援剿的借口，唯一可指望的，就看李鸿章是否言行合一，实践他前此表明的立场。

李鸿章真是曾国藩的好学生，复奏先说淮军因养伤、接防、会剿等原因，暂时无法组织兵力去南京助攻，其次，本人须与“英酋”就近讨论防务，暂时也不能亲率援军，最后，还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话，即谓湘军现在不缺兵而缺饷，且又新开了十几处地道，至六月间可完工，“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

虽然不过是拖字诀，但要承认，这样拖法还是很有水平，更有“良心”。

　　当然，曾国藩也要复奏表态，不愧为李鸿章之师，他的水平就更高了。

他说，前接李鸿章来函，谓淮军将士太辛苦，应做休整，且正在会剿湖州的太平军，须待克复湖州后，再派遣将领来南京助攻。

对此，曾国藩大义凛然，进行批判，说李鸿章称只派属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显然这是将我兄弟架在火上烤，“犹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

为了避嫌也好，为了军务也好，曾氏兄弟都不能接受这样暧昧的决定，为此，“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

这招反客为主一出，皮球就滚回了中央，请慈禧太后与军机处各位大佬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办理才好。

　　而且，紧随曾国藩的复奏，李鸿章再上一折，列出一条更有趣味的理由：

“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后，即不能著手。

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亟须回苏修整。

以后节交三伏，战事颇难”云云。

于是，从目前形势看，曾国藩不断咨催，李鸿章则有各种“实在情形”，二人确系“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谁也没有“推诿”。

清廷再要紧催，确系无从下口，于是，六月八日的谕旨，口气就缓和多了：

“本日览李鸿章所奏，知该督、抚等志切同仇，毫无成见，为之欣慰，更需勉益加勉，和衷共济。

有厚望焉。

”显而易见，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很无奈，既然你俩相声说得这么默契，说等秋天才能打枪放炮，那这事就秋天再说吧。

　　天京陷落

　　不过，早在四月廿夜，曾国藩给曾国荃写过一封密函（未收入《曾文正公全集》，民国间才从曾国荃后人处流出），早已确定了对待援军的态度，云：

“弟愿请少荃（李鸿章）来共事否？

弟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

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

”我们看不到曾国荃的复函，然可想而知，他的答案还会是一个不字，正如两年前孤军深入驻扎雨花台时的态度。

这个不字，恰能表出曾国荃之志。

从表面看，无非是贪恋功名，究其本质，却又可说艰苦卓绝，较诸全无实际，沽名钓誉者，二者不啻霄壤。

正因为这份理解，曾国藩才不得不尊重曾国荃的意见。

此时此地，尊重曾国荃的意见，就是尊重五万湘军将士的意愿，更是尊重虽九死而未悔、历百折而不挠的精神。

最早披露此信的黄?

F，提醒读者，要正确理解“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这句话。

这绝不是仅仅照顾家门之内的兄弟私情。

倘若当日战天京者不是曾国荃，而是其他湘军将领，曾国藩也会如此表态，也只能如此表态。

　　而在写这信之后的第六天，天王洪秀全在天王府病殁，天京城的根基已经动摇。

再过两个月，六月十六日午后，一条填装三万斤火药的地道被点燃，“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然后听到“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坼之声”，然后看到“城垣二十余丈随烟直上”，“耸入云霄”。

　　烟雾弥漫中，李臣典（一说朱洪章）率队冲入缺口，天京陷落。

黄昏，李秀成护卫幼天王洪天贵福冲出，旋即分散。

十九日，李秀成被捕，七月六日，凌迟处死。

洪天贵福逃往广德，三月后被捕，凌迟处死。

　　湘军大队入城后，搜杀焚掠三日。

令人意外的是，风传天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而除了缴获洪秀全在长沙南门外所刻玉玺、金印外，湘军竟一无所获。

奏闻，中枢本着“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的高姿态，不再询问。

舆论则称“江宁资货尽入（曾国荃）军中”；而争议洪天贵福下落及逃出太平军的实际数目，又引发沈葆桢与左宗棠攻击曾氏兄弟；宿将功臣如彭玉麟、鲍超，纷纷告退，“人辄疑与国荃不和”。

故《湘军志》作者王?

]运说：

“大功虽成，然军气愤郁惨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