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唯一的林徽因愿我温柔如水也坚强如刚.docx

世间唯一的林徽因愿我温柔如水也坚强如刚.docx

《世间唯一的林徽因愿我温柔如水也坚强如刚.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世间唯一的林徽因愿我温柔如水也坚强如刚.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世间唯一的林徽因愿我温柔如水也坚强如刚

世间唯一的林徽因：

愿我温柔如水，也坚强如刚

框哥说：

“也许在很多人的心里，林徽因是那个“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人，是那个口口声声说“我要用一辈子时间来告诉你答案”的人，其实不然，林徽因在其夫君梁思成的眼中有着另一个身份——建筑师。

”（Fans互动请加微信号：

huangkuangdili）撰文：

陈学勇、王军

供图：

于葵　　林徽因身材娇小，又患严重的肺疾，便容易被人误识弱不禁风。

她不是纤弱的小姐，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在阴冷潮湿的李庄，谢绝了费正清为她出国疗养的安排；如果日寇打到李庄，她决心投身门前的大河以殉国难。

娇小病躯里是一颗怎样的坚强心灵？

！

清华师生熟悉病中林徽因日常生活里的不堪苦痛，可是她热爱生活，却又决非贪生苟且。

当医生预言她只剩五年寿限时，她置若罔闻，一如既往拼命工作，以非凡意志赢得了延长的五年寿命。

这五年，她创造了最后的辉煌。

1934年的夏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应费正清夫妇的邀请到山西汾阳峪道河避暑，并结伴考察汾阳、文水、介休等地的古建筑。

在汾阳小相村灵岩寺遗址上，一铁佛“低头前伛，现悯恻垂注之情”，与仰望的林徽因似有一种超越时空的交流。

　　林徽因有数年留洋经历，她的欧美文化素养，她娴熟的英语会话、英文写作似乎都可令人顺理成章地想象她亦近朱近墨；她熟读中国诗词，乃不少文学编辑、文学教员所不及。

她自己的诗篇纵然烙有西方诗歌印痕，仍根植于中国文学土壤。

若干感叹时光流逝的篇什，哀而不伤，纯粹是本土的审美旨趣。

至于她在建筑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的“建筑意”，则明显属中国特色的概念。

她，很中国。

　　毋庸讳言，粉丝们也太过美化林徽因，她不是人人誉美的“女神”，亦难免有些性格缺点。

脾气急躁是有名的，急躁得爆过粗口。

学生绘画作业不合格，竟当面斥责“不是人画的”。

这般失言虽仅偶尔有之，终究有损名媛闺秀气度。

她同样有名的是，与多位知名女士相处不大和谐。

固然事出有因，但她这边不会没有难以辩解的失当吧。

话说回来，缺点里也显见她的率直，不谙世故，总比八面玲珑可爱一点。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林徽因墓简洁、朴实、庄重，一方汉白玉浮雕花卉图案是她亲手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浮雕样品。

“建筑师林徽因”是与其相守一生的丈夫兼同事梁思成对她最知心的定义。

摄影：

杨昶　　在林徽因的墓碑上，夫君梁思成刻下铭文——“建筑师林徽因墓”。

其实，这位传奇女性还可以拥有更多“名号”。

1930年，她与梁思成一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携手调查古代建筑，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发现了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可以称她是建筑史学家；

　　她与梁思成先后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中国建设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可以称她是建筑教育家；

　　她致力于景泰蓝工艺的抢救、建筑彩画的研究，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雕饰图案设计——可以称她是美术家；

　　她还是诗人、作家、舞台美术设计师……

　　可是，在她的墓碑上，梁思成只为她冠以“建筑师”三字。

君子攸跻——1930年代林徽因考察山西古建筑时的留影。

这是营造学社境遇最好的时期。

尽管林徽因在很多领域都极富才华，但她一生所事主要同建筑相关，不论外出考察、整理史料、撰写文章还是建筑设计，她同梁思成一样，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建筑事业。

　　作为建筑师，林徽因的作品寥寥无几，能够确信经她手笔的是：

1934年至1935年，她和梁思成设计的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女生宿舍；1939年至1940年，在抗日流亡中，她和梁思成在昆明龙头村为自己的家修建的寒舍。

　　　她身逢乱世，体弱多病，专注于研究与写作，没有太多机会承揽设计。

可是，为什么在热爱她的夫君眼中，“建筑师”才是对她的终极定义？

　　一则史料为此写下注脚。

因如莲灯——1904年6月10日出生的林徽因幼年时便显示出早熟聪慧的特质，1916年就读北平培华女中，1920年随父亲林长民游历欧洲，并立下攻读建筑学的志向。

1924年和梁思成同时赴美学习，四年后二人在加拿大渥太华成婚。

回国后他们加入营造学社，奔赴各地考察古建筑，总结前人史料，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

于事业于祖国，她的才华和奉献令人敬佩；于家人于儿女，她真诚乐观、坚韧热情，极富人格魅力。

　　1932年7月，梁思成给“九一八事变”后流亡至上海的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写去一信，有言曰：

“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的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

间接的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

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的繁难，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

　　梁思成与林徽因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成为并造就在这个意义上的建筑师；他们探索中国建筑史也是怀着建设的愿景，希望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梁思成心中，林徽因是一名真正的建筑师，以“建筑师”来概括她的一生，才恰如其分。

　　也正是在梁思成为“建筑师”写下如上定义的1932年，年仅28岁的林徽因在学术界第一次登场，即以一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完成了“文化的记录”的一次跨跃。

并非预设了立场的论断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发表于1932年3月印出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

林徽因在开篇写道：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史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起复杂变化者。

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亚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就点。

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

　　这些基础性研究，足以支撑曾游学欧美、研习并实地考察西方古典建筑的林徽因，在写下上述文字之后，继续作出不是预设了立场的论断：

“大凡一系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

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

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

供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林徽因写作上文之时，可以参考的文献包括：

1920年出版之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敦煌图录》；1923~1924年出版之法国学者谢阁兰的《考古图谱》（上下卷）；1923年出版之德国学者鲍希曼的《中国的建筑与景观》；1925年出版之伊东忠太与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合著的《东洋建筑》；1925~1928年出版之关野贞与日本佛教史学者常盘大定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第1~5卷）；1929年出版之伊东忠太、塚本靖、关野贞合著的《支那建筑》（上下卷），同年出版之瑞典学者喜龙仁的《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

　　这些文献提供的内容，正是“流布甚广大的地面”，显示的正是一个“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的“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这些基础性史料极大丰富了研究者的视野，为进一步深入的建筑史探索打下基础。

高屋建瓴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顶层的十一面观音像与密集紧凑的硕大斗栱（下）。

　　1932年，梁思成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奠定了他在中国建筑学术史上的关键地位。

他在《绪言》中特别提到“归来研究，得内子林徽因在考证及分析上，不辞劳，不惮烦，与以协作”。

在之前发表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梁思成写道“斗栱发达史，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此时他又提出斗栱“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展现出新一代建筑学家超越前人学者的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

　　梁思成的第一篇建筑史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就建立在上述成果之上，他结合《营造法式》等中国文献，充分运用前辈学者提供的影像资料，对伯希和《敦煌图录》显示的建筑平面配置进行分析，对其中的建筑图像作分类研究，并对各部之结构特征进行详细研究。

　　《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与《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前一后，刊载于同一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有了梁思成的这篇史，林徽因的这篇论，才顺理成章。

彩画丹青　　

　　这是林徽因写给图书编辑的一封信，讨论中国建筑彩画。

匆忙的字迹让人感觉她似乎正急着阐述，既不乏幽默的比喻，也呈现出学者的严谨。

在她为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一书的序中写道：

“在高大的建筑物上施以鲜明的色彩，取得豪华富丽的效果，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建筑艺术加工方面特别卓越的成就之一?

?

特别是这种多色的建筑体形和优美的自然景物相结合的时候，就更加显示了建筑物美丽如画的优点，而这种优点，是和彩画装饰的作用分不开的。

”建筑学的立场　　梁思成与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是站在建筑学的立场上的。

建筑遗产承载的信息包罗万象，建筑学研究只是一途，却不能说这是偏狭一途。

　　《弗莱彻建筑史》从1901年第四版到1954年第十六版，皆将中国建筑归入“非历史风格”一类，正是当时西方学者从建筑学的角度所预设之立场。

该书印出一幅“建筑之树”，显示该树由地理、地质、气候、宗教、社会、历史之土壤滋养，主干为西方建筑，中国及日本建筑不过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一个次要分枝，且在早于古希腊的时代就停止了生长。

　　李约瑟指出，中国在公元3世纪至13世纪曾保持过一个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营造法式》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它在建筑材料的制造工艺，诸如“灌鼓卯缝，每一枚，用白锡三斤。

如用黑锡，加一斤”之类，在垒造窟、烧变次序、烧造用芟草之模数定量等诸多方面所包含的科学知识，正是那一时期人类领先文明的见证。

　　在人类文明的接力跑中，西方从东方接过了跑棒。

可在“建筑之树”上，东方的辉煌已无迹可寻，其欧洲一元化史观，与西方在武力与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正为一式。

中西贯通

华严寺大雄宝殿是典型辽代建筑。

1933年梁林夫妇到此考察。

受正统建筑学教育、研习如帕特农神庙（上）等西方古典建筑、研究《工程做法》与《营造法式》的林徽因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指出：

“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

”　　相比之下，林徽因给出的解释却是建筑学的。

她据《周礼》之“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的记载，结合《工程做法》之“举架法”原则，对中国建筑屋顶的功能、结构、造型作出分析，指出其内在的一致性：

“屋顶最初即不止为屋之顶，因雨水和日光的切要实题，早就扩张出檐的部分。

使檐突出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阻碍光线，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问题因之发生。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飞檐，用双层瓦椽，使檐沿稍翻上去，微成曲线。

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甚其仰翻曲度。

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在结构上有极自然又合理的布置，几乎可以说它便是结构法所促成的。

”在伊东忠太论“中国建筑之特性”之后，林徽因紧接着再“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其间原委，耐人寻味。

　　《支那建筑史》设有“中国建筑之特性”一节，其中对中国建筑最显著的特征——凹曲式屋顶给出解释：

“余以为中国屋顶形之由来，不可以一偏之理由说明之，只认为汉民族固有之趣味使然。

要之屋顶之形，直线实不如曲线之美，如是解释，则简明而且合理。

”

　　1905年，伊东忠太曾手抄藏在奉天（沈阳）文溯阁的《营造法式》抄本。

他在《支那建筑史》中评论道：

“中国人既不置重建筑，故此类书籍甚少。

余所知者，仅宋代编有营造法式，明代著有天工开物及现行之数种书籍而已。

此数种书，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憾。

”

　　《营造法式》确实“解释困难”，可是，称其“无科学的组织”，甚至是“隔靴搔痒”，实乃“隔膜和谬解”。

这或是因“解释困难”而生出之误。

甘之如饴

1936年，林徽因测绘山东滋阳（今兖州）隆兴寺塔时留影，尽显优雅之态。

此次梁林夫妇考察了山东历城、济宁、邹县等11县的古建筑，路途艰险，但所获颇丰。

而次年，当他们再次经过山东时，却已是在逃亡的途中……　　伊东忠太在书中断言：

“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

”

　　他亦承认：

“日本人之长处，亦即日本人之短处。

盖日本人所知者，中国之皮相也，因此不能得其真髓，不能有根本的新发见。

”

　　接着，他把目光投向西方：

“欧美人因在昔无中国之观念，故能以崭新之思想，突飞之努力，下独创的考察。

”

　　这当中，是没有中国学术的位置的。

可在1932年，那个枪林弹雨的关口，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改变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