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讲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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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讲解
第三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
中国传统哲学（24学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学习中国古代各派哲学及其思维成果，了解儒、道、释诸家的发展历程、主要观点、基本趋向及其精华所在，进而从整体上把握古代哲人的思想智慧，注意吸取时至今日仍然有用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
教学内容：
一、“百家争鸣”形成的背景
从周平王迁都（公元前722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原（公元前221年）这500多年间，习惯上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公元前476年以前为春秋时期，这段时期同孔子所编的鲁国史书《春秋》的时间大体上差不多。
公元前475年到秦统一中国为战国时期。
在春秋时期，诸侯各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战国时期发生大小战220余次，因此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期，就是在这动荡与变革的时期，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有关专家总结了中国历史，发现动荡与变革时期，是人们的精神发生变化的时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为各门艺术提供最佳素材的时期。
因此动荡出文学，动荡出艺术，动荡出辉煌的文化似乎成了一个规律，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辽夏金元时期都曾产生了辉煌的文化。
而安逸、舒适的生活可能意味着思想的僵化，文学和艺术的衰退，文化的堕落。
我们在这里称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文化史家借用了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的概念。
其主要含义是当时诸子百家创造的各个学派，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国民族文化从此大致确立了。
主要依据有
（1）在社会生产力上，由青铜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
（2）在民族方面，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与周边各族不断融合，形成了华夏族。
（3）在文化上进入了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
哲学思想尤为活跃，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为什么能达到中国文化的颠峰状态，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社会大变革，为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
由于战争不断，在战争中衰败的诸侯大臣们，他们畜养的家庭文人乐师流落四方，促使了学术下移，形成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的转变。
因而形成了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互相争辨成为可能。
第二，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动荡，使士阶层迅速崛起。
士阶层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生活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从此形成。
在周代，统治者分为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是处于最低层的统治者。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再加上诸侯争霸，渴求人才，养士之风大盛，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
战国“四君子”即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在当时都是以培养贤士，用人所长而闻名。
第三，激烈的兼并战争，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在相互兼并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传播和影响，各种不同的新文化应运而生。
第四，竟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观念。
学术环境活泼浓厚，滋养了不同的文化学派。
第五，宫廷文化官员周游列国，走向民间，推动了私人学术集团的兴起。
也进一步促进了当时诸子峰起，学派林立的局面。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原因，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二、儒墨显学
所谓诸子百家，“诸”是指各个；“子”是对“士”的尊称，百家是指学派林立的现象。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百家概括为“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刘歆又补充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形成了十家有影响的学派。
各学派都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和特征，我们主要介绍其中最有影响的四家。
（一）儒家
1、孔子生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家世: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
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
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
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
弗父何为卿。
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
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
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
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候，“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
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
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
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
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
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
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与颜徵在婚，生孔子。
孔子生平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
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
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
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
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
”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
他曾说过: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
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
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
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
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
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
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
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
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
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
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又说:
“政在节财。
”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
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
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
他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
“行之一年，四方则之”。
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
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
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
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
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
定公围之不克。
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
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
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
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
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
过匡地，被围困五天。
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
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
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
孔子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
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
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
据《史记》记载:
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
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
卫出公欲用孔子。
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
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
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
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
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2、孔子思想内容
孔子面对春秋末期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以“仁”、“礼”、“中庸”、“教”与“学”为主要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
孔子的学说内涵丰富，自成系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弟子辑录而成的《论语》一书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是研究孔子及原始儒家思想的最直接也最可信的资料。
（1）“仁”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
孔子以前已有“仁”的概念，但孔子丰富了“仁”的内涵，升华了“仁”的意义。
孔子的“仁”，其内容有四个含义，一曰“仁者，人也。
”认为“仁”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二曰“仁”即“爱人”（《颜渊》），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三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以“仁”治天下，象尧舜一样“南面而己。
”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
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
教导学生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
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提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其所谓“德”，就是“仁”的精神体现。
他又提出“道（治理）千乘之国”的基本原则，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他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就是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不以兵车”之力。
他称颂“殷有三仁焉”，指的就是“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他们都强烈反对殷纣王的暴政（《微子》）。
子张问“仁”，孔子更具体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
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五者的出发点，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关心和体谅上。
四曰: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颜渊》）他倡导以“孝悌”为基础的伦理观念，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学而》）。
甚至“仁”的精神也渗透到他的教育思想当中，提出“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指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孔子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
“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
“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
……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这是初步贯彻“仁”的精神的社会。
（2）“礼”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
“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
孔子曾经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为政》）还说过: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八佾》）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
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
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
在《礼记·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
“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所以，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
他曾感叹地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阳货》）当林放问礼之本时，他回答说: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八佾》）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
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
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
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他说: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理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泰伯》）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
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佾》）“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他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
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
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
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
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
“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在政治上，他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刑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
孔子崇奉、维护周礼，但并非泥古不化，而是根据情况变化，对周礼有所损益。
如周代的礼帽是用麻料做的，可是后来大家都用丝料做，对于这种改变，孔子说: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子罕》）按照周礼规定，童子死后，只能以简单的“殇”礼来办丧事。
可是鲁国的童子汪，死在抗击齐国入侵的战场上，因他大有功于国家，人们不愿用“殇”礼葬他。
当问及孔子时，孔子回答:
“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礼记·檀弓下》）
（3）“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
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
一是“中”，二是“和”。
他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
子贡问孔子:
“师与商也孰贤?
”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
”又问:
“然则师愈与?
”子曰:
“过犹不及。
”（《先进》）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
所以《子罕》篇记载:
“子绝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四者讲的都是排除固执主观成见，尊重客观事实。
《子罕》还载孔子的话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指的就是引导人们排除认识上的片面性，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子路》）。
他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指不同事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一方依顺另一方，而是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
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
这一观点是由其弟子有子陈述出来的。
他说: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学而》）“礼”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人们身分差别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脱离开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内涵，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
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
他曾经感叹地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雍也》）所以提出: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雍也》）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4）“教”与“学”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教”与“学”的思想是他思想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学无常师，一生虚心好学。
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又说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孔子也向他的学生学习，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当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孔子回答说:
“绘事后素。
”又问:
“礼后乎?
”孔子说:
“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
”（《八佾》）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
“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卫灵公》）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
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
孔子自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他的学生来自十一个诸侯国，有各种出身的人。
对于学习目的，孔子通过弟子的言论提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
（5）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
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他提倡奋发学习，讲求学习方法。
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强调学与求的重要性，称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
他一再赞扬好学的颜回，称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
同时又批评白天睡觉的宰予，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公冶长》）。
他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
他说: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述而》）又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丰富提高自己。
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
他说: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认为只说不做是可耻的，“耻躬之不逮也”（《里仁》）。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孔子的教育实践与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儒家思想的学派特征
由上述内容我们知道，儒家思想是以“仁”为内在思想核心，以“礼”为外在行为规范，以“中庸”为其辩证思维方法，以“知、行、学、思”为认识论的一套严密的关于人伦道德的学说，他们重视血亲人伦，重视现世事功，重视道德修养，
（1）在天道观方面，儒家继承了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想，把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生的从属地位，
（2）在历史观方面，他们将捍卫三代的典章文物当作自己神圣的使命，同时也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修改。
（3）在社会伦理方面，他们以“仁”释“礼”，试图把社会外在的规范化为个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4）在修身论方面，他们设计出一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邦定国的方案，为巩固封建政权体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学说，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为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未艾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二）墨家:
其创始人是战国时的墨子。
1.墨子生平。
墨子，也叫墨翟，关于其生平，《史记》上记载的很少，关于他是哪国人，历来也有分岐。
一说是鲁人，一说是宋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写了几行: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
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可见，在西汉初年，墨翟的事迹己不能确知。
可是，各家的记载都说明，墨翟的学派是孔丘以后很有影响的学派。
墨子是手工业者出身的士，早年曾参加生产劳动，是一个出色的工匠，其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是“止楚伐宋”。
也就是制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楚国侵略宋国的战争。
这段故事如果是真的，倒是为当今世界解决两国争端，树立的良好的榜样，战争不必在战场上进行，只要两国的科学家、工程师把他们实验中的攻守武器拿出来较量一番，战争也就不战而分胜负了。
2、墨家的社会背景
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有他们的军事专家，当时军队的骨干是由世袭的武士组成，随着周后期封建制度的解体，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流散到各地，谁雇用他们就为谁服务，并以此为生，这些人被称为“游侠”。
《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巳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这些都是他们的职业道德。
大部分的墨家学说都是这种道德的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
第一点，普通游侠只要得到报酬，或是受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他们都打。
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参加自卫战争。
第二点，普通的游侠，只限止信守职业道德的条规，无所发挥，可是墨子却详细阐述了这种职业道德，论证其合理性、正当性，这样，一个新的学派就产生了。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源出于依附贵族“家”的专家，他们本身都是上层阶级的一个分子，到了后来，儒仍然大都出身于上层或中层阶级，而侠则不然，更多地出身于下层阶级。
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所以，在平民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墨子和墨家正是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及其维护者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的。
墨子创立的学派名为墨家，在春秋时期，墨子与孔子享有同样的盛名。
墨学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孔学，甚至有超过孔学的可能。
墨子虽然出身士大夫之家，但他是从庶民或曰贱人升上来的，而孔子正好相反，是从贵族阶层衰落下来的，这一点也许是分析孔墨学说的钥匙。
孔子出生于周公的封地鲁国，鲁国当时享有“周礼尽在鲁”的盛誉，孔子对于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的了解，他穷一生的精力都在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
墨子则相反，他认为它们即不正当，也不适用，并且力求用简单一些，在他看来有用一些的东西代替之，简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认为古代文化是合理的，正当的，甚至是尽善尽美的。
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则是战斗的传教士。
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规范，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墨子是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
他尖锐地批判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背）本弃事而安怠傲。
”并且讥笑儒者“因人之家以为翠，恃人之野以为尊。
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
‘此衣食之端也。
’”而孔学的后人子张、子夏对墨家学说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攻击。
当时，孔学和墨学并称“显学”，是两个对立的学派。
3、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墨子有十大主张
（1）尚贤。
就是尊重贤人，他以为凡是做官的都是贤人，他主张打破世袭制，不要父传子，而要贤传贤。
（2）尚同。
把天下的人组织起来，全国都层层向上同。
同时，对君主无须进贡。
（3）兼爱。
他设想如果诸侯相爱，兼爱各国之人，就不会打仗了。
（4）非攻。
他反对不义之战。
（5）明鬼。
墨子信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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