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docx
《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docx（4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
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
诏安一中许式忠
中国古代侠客形象
侠客的历史背景多为中国古代，尤以宋、元之乱世为多，盖因乱世之中，人更加需要以武力证明自身价值。
侠客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乃是以武学为中心，兼以中国古代医学、佛学、道家、易术及各种神秘学等。
因此，侠客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武学的基本思想上的。
“武”，意为“止戈”，是以武力平息干戈。
也就是说，习武的目的是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正义与邪恶在侠客思想中十分明确。
以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为例：
陈家洛是第一个侠客的化身，但其内涵主要还是在民族主义的维度中展开。
之后，郭靖和杨过在互补的意义上比较充分的展开侠客的内涵：
郭靖是集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杨过是个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
郭靖和杨过身上所体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想已经开始超越民族主义的范畴而提升到人类主义的境界。
郭靖是正统意义上的大侠，杨过则是反正统意义上的大侠，但正反一体，两者都是至情至性者无别。
两者的内涵在张无忌身上得到融合。
张无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将正反两种意义的大侠化为一体。
通过张无忌，金庸将大侠的理想境界建立于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见精纯。
此后，侠客的内涵最为典型的在乔锋和令狐冲身上得以展示，两人分别是郭靖和杨过的更高意义、更为自由的发展阶段：
乔锋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无名老僧称赞他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萨心肠”，“大仁大义”，这一点与郭靖毫无二致，但金庸通过乔锋乃至江湖众生相的深刻刻画，将武侠小说的境界提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高度。
天龙八部就如一部佛学的史诗，饱含着悲天悯人的伟大精神。
天龙八部事实上是经典武侠小说真正的颠峰，虽然笑傲江湖更为飘逸自在，鹿鼎记更为透彻圆融，但都不如天龙八部博大精深——物极必反，从笑傲江湖开始逐步走向反武侠，直至鹿鼎记成为非武侠。
令狐冲则更能体现对于个性自由的自觉追求和人自身命运的自主把握。
杨过和令狐冲都是坚持自己个性自由的典范，但与杨过相比，令狐冲大原则把持得住，而小节则无可无不可，很好的统一了顺应世俗和坚持自己个性的矛盾。
令狐冲代表了侠客个性解放的理想境界。
侠之意义至此而极，故到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成为非侠韦小宝和康熙大帝。
虽然是非侠，实际上是对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说非侠首先彻底的、比侠客本身还要更好的实现了侠客的理想追求。
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侠的标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和造福苍生而言，则康熙乃至历代圣王励精图治，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侠。
比之于圣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说微不足道，如此说，可谓至侠无武也[天龙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风流，鹿鼎记是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
天龙八部是盛唐气象，笑傲江湖是魏晋风度，鹿鼎记是生活本色]。
所以武侠小说乃至于侠客的理想本身就终结了。
简单总结一下，金庸从民族主义（书剑恩仇录）写到人类主义（从射雕英雄传到最后都是，但逐步深化），从人的命运（天龙八部）写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后归结到最凡俗的非武侠、生活、历史本身，表明了一个最为简单但也最深刻的真理：
真正的理想主义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或建立，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又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
总结侠客的情结其实也无所谓终结不终结，起点不起点的，随缘任运，到什么境界干什么事而已。
中国古文中侠客形象的演变
中国古文中侠客的形象（主要是欲望方面）有什么转变，因为什么而转变的，什么时候转变的？
比如说，冯燕传中，冯燕被认为是豪侠，尽管他偷了情。
但是千里送京娘里面，侠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女性没有关系。
看到好的绝对加悬赏。
没有人知道吗？
中国武侠阶层的正式出现，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从平民分化出特殊的阶层“士”，而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作为武士之后又作为国士（国中战斗之士），充当统治者的精兵。
然而，王室衰微，政归诸侯，地方政权及政治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国士与国君的固定关系发生了动摇，形成了“邦无定交”“士之失位”的局面。
于是国士可以自由流动，成为游侠的主要成员。
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促进了侠的发展。
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等四君子门下的食客超过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兼备。
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形成了《韩非子·五蠹》中指出的“养士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
此时所谓的侠，显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不过，细按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司马迁已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
游侠、刺客，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
旧称急人之难、出言必信、锄强扶弱的豪侠之士。
《史记·游侠列传》：
“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唐元稹《侠客行》：
“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
”清许秋垞《闻见异词·侠客》：
“有一侠客，神剑术。
”郑振铎《论武侠小说》：
“于是在他们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
”李白有诗云：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可见侠客并不是受雇者，不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任何一部门，他们身手不凡，来去无踪，却从来没有企图用武力控制或者协助控制当时的社会。
侠客遵循的不是儒学思想中的“忠”，而是“仁”，这种差别单是从三者所用的武器上便可略窥一二。
骑士用长矛，攻击半径大，将自己包围在一个大圆中，以自我为中心；武士用太刀，刃锋利无比，刀身刚硬不可摧，一刀杀一人，刀一出鞘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侠客用剑，刚中带柔，舞时游刃有余，往往点到即止，处处留三分余地：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
”智化也说：
“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
”于是就连“钻天鼠”、“翻江鼠”的“钻天”、“翻江”的绰号有犯于圣忌，也只好改为“盘桅鼠”、“混江鼠”，可见在清人的眼中，侠客豪杰与绿林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绿林草莽“不知法纪”、“不顾国家法纪”，未能象展昭那样成为朝廷的“御猫”，《三侠五义》的侠们已是官化的侠了。
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做游侠。
这大约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者，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
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游侠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至于有任侠作风的豪暴之徒，靠“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不属于侠之列。
浅论唐诗中的侠客形象
提起诗歌，人们在潜意识里马上会联想到“唐诗”。
是的，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在唐代文学史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提起诗歌，就会让人们联想到“唐诗”的缘故罢。
提起唐诗，不少学术界的前辈们津津乐道，并且在边塞抒怀、山水田园、咏物咏史等类的诗歌研究方面收获丰厚。
然而，对于当时受到前朝咏侠遗风和当朝社会任侠风尚的影响下异军突起的，日益发展、成熟起来的咏侠诗及其诗中描摹的丰盈的侠客形象却几乎无人问津。
翻开《全唐诗》，我们会为那一个个鲜活的侠客而吸引，不禁让我们有一种探究的欲望涌上心头。
这里所谓的侠客，指的是唐代文人诗中歌咏或塑造的以游侠少年为核心和主体的并有着丰盈的侠行、侠气、侠节、侠情等具备侠的一切特征的游侠。
诗歌中游侠的形象并不是只有唐代诗歌里头才有的，早先在魏晋六朝时期的乐府诗中就已经频频出现了，只不过到了唐代，这一诗歌的传统题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拓延，使之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诗歌门类。
唐代社会承接了秦汉以来的侠文化和魏晋六朝的咏侠遗风，形成了满朝的任侠风尚。
换句话说，任侠风尚已经成为当时唐王朝最时髦的风气。
在唐人的意识形态里头，已经充斥着那股子侠行、侠气、侠节、侠情。
因此，人们（尤其是贵族少年）纷纷效仿前朝的游侠，不管是杀人越货、斗鸡逐猎，还是打抱不平、效死边地，在他们身上始终流着滚烫而且丰盈的侠行、侠气、侠节、侠情的血液。
这是唐代咏侠诗发展、成熟的必要基础。
从当时这类诗歌的源起上看，可以说唐朝咏侠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秦汉以来的侠文化和魏晋六朝的咏侠遗风以及全唐任侠风尚的影响。
这类诗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唐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也就是说，咏侠诗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上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评判个人的是非得失上有着重大的突破（算作一个评判的标准）。
因此，文人儒生极喜效仿游侠和创作咏侠诗篇。
比如我们最为熟悉的诗人李白，少年李白十分尚武，这大概和他出生地有关系。
据史料载，李白出生胡地。
因此，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剑术，崇尚任侠风气与游侠交往频繁，胡人的豪气与尚武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
形成他那奔放不羁、豁达自由的性格。
任侠使气对李白一生的生活方式造成极大的影响，加之他嗜酒如命，其诗作往往带有飘逸、狂放、自由的意味。
李白年轻的时候仗剑游历四海，所到之处并没有少做行侠仗义之事。
在他的《与韩荆州书》一诗中就提到了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
”虽说这是一篇自荐诗，但它却把李白自己少年时期的作为刻在了字里行间，并且希望能够得到韩荆州的赏识。
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也谈到了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的事情。
李白的侠行和《侠客行》一诗一样浪漫狂放之极：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筋劝侯赢。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由首《太玄经》？
诗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并不为虚，李白的豪情并不比他在诗中描摹咏唱的朱亥和侯赢逊色。
在那个时代，即便是隐逸心颇重的诗人贾岛，也会在《剑客》一诗中以侠自喻，把所咏的对象和自己的身世结合在一起：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试君，谁有不平事？
”这种笔法在唐人咏侠诗中是比较常见的，诗人在字里行间参杂着自身的是生活现实及其个人理想。
此外，“始以豪家于驰侠使气……尤重交友，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的陈子昂年少的时候也有一股浓重的任侠使气豪情，此壮心在文人中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还有壮年游历于南北的杜甫和揣着西汉遗风的韩愈、柳宗元也颇具侠情、侠节。
由此可见，侠的形象很多都是直接来自文人儒士个人原型，当然并不是所有这类诗歌都是咏己的。
按理推测，文人任侠使气，是向往侠客的自由和豪情，同时也是在为表情达志作一番言论，想从中获取出仕的“终南捷径”。
当时文人多有效仿侠行、觅取封侯的愿望。
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文人怀技也会任侠使气、杀人纵性，这是唐朝社会的风气使然。
这就使得年轻诗人狂放自由的野性和个性化的追求不谋而合，投合于社会任侠的大流之中。
由此可见，当时那些年轻人的行为秉性和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深受当朝任侠观念的影响。
在唐朝咏侠诗中体现出来的侠文化里面涵盖了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
也就是说，唐朝咏侠诗与儒、佛、道三教有着极深的思想渊源。
前面提到的文人儒士的咏侠诗作描摹的大都是富含儒、佛、道三教味道的侠客，如李颀《缓歌行》里歌咏的一类敢于忏悔前失的侠性：
“……结交杜陵轻薄子，谓言可生复可死。
……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来任侠非。
”可以认为是佛家之顿悟之说下的敢悔前事的侠客。
再如吕岩《赠道士磨剑》中描摹的一个道教剑侠形象：
欲整锋芒敢惮劳，凌晨开匣玉龙嗥。
手中气岸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条。
奸血点流随水尽，凶膏今逐泪痕销。
扫除浮世不平事，与尔相将上九霄。
诗中表现了怀有铲除奸恶，敢于扫除不平事且又怀有“与尔相将上九霄”的无为的道家侠义者的形象。
受这三教影响的诗人还有如慕幽、司空图、卢照邻等等。
综观唐人咏侠诗，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
确切的说，这种题材的诗歌主要表现了两个区域的侠客形象。
一类是游离于市井闾里的斗鸡逐猎、任气杀人、放荡嗜酒的游侠。
市井游侠大多数是年轻的贵族侠客，他们轻狂放荡，游离于市井斗鸡逐猎、任气杀人、放荡嗜酒，出没在街市庙会、青楼妓院和斗鸡狩猎场所。
比如李白《结客少年场》诗中描摹的贵族侠少（可以从外貌、衣着、举止上来分辨）：
“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鬃；平明相驰逐，结客洛门东。
少年学剑术……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
……，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诗歌形象生动的把一个闲于逐猎、任气杀人、放荡嗜酒的贵族侠少刻画得深入表里。
李益《汉宫少年行》也描摹了一类典型的贵族公子哥形象：
“……才明走马绝驰道，呼鹰挟弹通缭垣……晚来香街经柳市，行过倡市宿桃根。
相逢酒杯一言失，回朱点白闻至尊。
……”。
这种市井游侠习气一直沿承到了晚唐。
晚唐诗人张承吉《到广陵》：
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宿倡家晓上楼。
嗜酒几曾群众小，为人多是讽诸侯。
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
今日更来憔悴意，不堪风月满扬州。
诗中描摹的也是此类满怀侠义而又堕落于市井的红尘之中放荡嗜酒，出没在青楼妓院等风月场所的游侠。
其诗中表现的侠客形象真有“狂来说剑，怨去吹箫”那份侠情。
此外，一些富有正气感的皇城禁军守卫有时也会到市井闾里来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这类人大都是为图安乐自由而放纵自我、轻狂不羁。
然而，当遇上不合世事人伦的事抑或面对有背道义的情形之时，他们敢于把一切不满与愤恨都宣泄出来，争着去伸张正义，解忧排难。
因此，这类游侠的表现难免会夹杂些轻薄狂放、个性张扬的性格，但却不影响其侠行、侠气、侠节、侠情。
在闾里还有充当劫富济贫的侠盗，民间还有四处闯荡的艺侠（指唐朝“瓦舍”里平时充当技艺表演富怀有侠肝义胆心肠的艺人）。
艺侠到了繁华的都市，就在历史上被称作“瓦舍”的地方摆摊设点进行各类技艺表演。
唐诗中所咏的这类艺侠中数量最多的是舞剑器的艺人，这大概和诗人有直接关系。
在当时，剑作为一种轻兵器的同时也被文人当作装饰品挂在腰间。
如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一诗中提到的艺侠公孙大娘，剑艺非凡其阴柔间又有阳刚之美。
类似还有一些表演拳脚的艺人游士等，这种表演类型就像我们现在见到的露天表演场的表演。
往往，这类平时靠技艺表演来营生艺人却怀着侠肝义胆。
他们四处飘零，有时落难异地受人恩惠，有的被权贵富豪领回家中“豢养”，他们感于主恩而终生为主子效命。
自古侠客多有“知遇”，即遇到了值得交往的人抑或“识货”的主。
像李白《结袜子》里提到的“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一类成为刺客的义侠也为数不少。
慕幽《剑客》也开腔咏唱：
“去往知何时，空将一剑行”。
这类义侠的身份隐晦，杀人见血，来无影去无踪，极富神秘色彩。
另一类是解救边难效死沙场的边陲游侠。
与狂放不羁、任侠使气图个自由之身潇洒行经的市井游侠不同，边陲游侠成熟稳重，爱国为民希望建功立业封侯加禄。
由于唐初，接管的是隋王朝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时代也要求文人侠客有自己的个性追求目标。
而唐王朝在不懈的抵御外夷入侵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向外扩张领土，因此边陲时常出现危急之势。
边陲游侠就是在边难中应运而生的，这与唐王朝的政治策略有着密切的关联。
也有违禁而被放逐或刺配的市井游侠与自愿请命的禁军中的侠士在边境危难之际能够凭借自身勇武的优势，义无返顾的去支援边境。
还有文人志士及其民间的勇武少年侠客，往往也会选择到边疆去建功立业，有道是“抱剑辞高堂”、“横剑别妻去”。
这类游侠在边陲驰骋恣意无稽，不太受军令的约束（只要不过分违禁），有的游侠干脆就辞去军籍抑或原本就没有军籍。
即便是如此，每遇边难，他们都会义无返顾的去第一线解围，救边民守军于危难之中，深受人们的爱戴，这也是唐朝诗人乐于歌咏这类游侠的缘故。
文人仗剑游历四海以及身临边地沙场，同时也在探寻封侯加禄的“终南捷径”。
杨炯《紫骝马》一改前朝诗人笔下传统的游侠形象：
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
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鞦。
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
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诗人在诗中描摹的游侠形象，不仅满怀爱国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够在边陲建功立业，并热烈期盼能够得到君王封侯加禄。
这里，不难看出杨炯笔下游侠的侠行、侠气、侠节、侠情，此间，还参杂着歌咏者自身的生活现实、个人理想和社会要求。
又如崔颢《游侠篇》中描摹的“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
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
”若非充满了爱国热情，就不会有这无畏的胆气和效死的精神。
在日常生活中边陲游侠看似与凡人无异，然而到了边陲危难之际却凭借勇武之躯和一腔热血爱国热情去解决危难。
可见，唐朝早期文人笔下的边陲游侠形象固然有些世俗化、理想化，然而这并没有降低侠的品位，反而更为现实地表现当时侠客的心理特征。
由此可见，当时的唐人的思想境界之高，爱国热情之高涨是无以形容的。
前面谈到的大都是男性侠客，然而唐朝咏侠诗中并不缺乏女性侠的人物形象。
除了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还有李白《东海有勇妇》里提到的“东海勇妇”式的怀有侠行、侠气、侠节、侠情的节妇、义女。
虽然诗人李白描摹的东海勇妇是古代游侠的形象，但是她却有激起妇女侠性的时代意义。
唐朝咏侠诗中的游侠很多都是世间人的形象，文人只要“抚剑独行游”，也就成了孤胆游侠；而游侠只要“慷慨赴国难”，也就成了国家的功臣。
由此可见，唐诗中表现的游侠并不是终生职业的，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转换身份，情急可进，功成可退。
在当时唐朝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需要非常多的忠烈侠义之士来维护公共道义，坚守底线伦理。
唐朝咏侠诗作为一种诗歌的题材，它拓延了诗歌的内容；作为一种时代风尚它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这就丰富了游侠的内涵与外延，成为一座独具风格的文学丰碑。
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特点
唐代传奇脱身于六朝志怪小说，起于初唐，在中唐时期达到巅峰，并于晚唐由盛转衰。
中晚唐时期豪侠题材传奇兴起，塑造了一大批各具风姿的豪侠形象。
豪侠小说的产生，与当时藩镇割据，时局动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使唐代的侠形象具有了独有的特点。
第一，在唐传奇中，侠的忠义往往从“报”的观念上出发，以知恩图报的形象出现。
不同于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侠以锄强扶弱为行事准则，唐代的侠形象有很多出于报恩，协助主人或恩人达成目的，属于“私义”，有些还具有较重的政治色彩。
如《昆仑奴》中为主人救出歌妓的昆仑奴，《红线》中的往来两州为主人打探消息并化解危机红线，《田彭郎偷玉枕》中为主人探明案情并抓住犯人的小奴，都是典型的忠仆报主的侠形象。
而《潘将军失珠》中的女孩则是为报达王超的照顾而帮他寻回宝珠。
唐中期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空前严重，藩镇之间互相争斗，弱肉强食，各地节度使纷纷搜集能人，蓄养死士，豪侠之风盛行。
唐代的侠热衷于入世建功，乱世的军阀也乐于利用侠去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为这一类型的侠形象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这些知恩图报的侠形象的出现，也表达了各藩镇希望借助侠的力量壮大自己的愿望。
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唐代侠的政治色彩较为浓厚，如《虬髯客传》里的主角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而其他篇章中的豪侠也多为藩镇所用。
第二，女性侠客形象大量涌现。
受六朝胡汉融合遗风的影响，以及多种文化交流繁荣，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大背景支持，女性地位提高，使得唐代传奇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与创作视野，女性形象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现了大量女侠形象。
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中国传统女性，唐传奇的侠女已脱离深处闺中的典型贤妻良母形象，论才智、能力与心性不仅与男性不相上下，甚至成为男性角色背后不可或缺的重要助力。
如《虬髯客》中的红拂、《聂隐娘》中的聂隐娘、《潘将军失珠》中的无名少女、《红线》中的红线，她们不依附于男性，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自主性、高远的见识与超凡的能力，在她们的帮助下，故事的男主人公才得以化解危机或成就事业。
第三，侠客多以孤身立世，退隐江湖结尾。
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在帮助主人完成任务后，多飘然远行、不知所终。
如昆仑奴，红线，窃珠少女，小奴等形象，功成后并不要求荣华富贵，而是主动要求退隐，飘然远去，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唐代三教共同发展的情况下，侠客精神结合道术与佛道思想，呈现出的独特武侠特质。
且除昆仑奴后被崔家人看到在街上从商外，其他侠客多以不知所终为结局，体现出唐代对于侠客形象来去无牵挂，不为世俗情感所牵绊，潇洒又保有神秘性的普遍印象，带有唐代仕人所崇尚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浪漫主义色彩。
历史上著名的侠客介绍：
1.朱亥本是一位屠夫，因勇武过人，被信陵君聘为食客，以后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详细记载：
公元前257年，秦昭王派大军围攻赵国，赵国危在旦夕，派信使来魏国求援，魏国便派晋鄙率十万大军前去增援。
秦王知道消息后，开始威胁魏王。
魏王害怕了，急命走到中途的晋鄙停止前进。
信陵君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几次促请魏王坚持出兵救赵，魏王就是按兵不动。
信陵君不愿坐以待毙，就自己筹集了车马，带着门客们前去援赵。
经过城门的时候，侯嬴把他止住，面授机宜：
公子切勿鲁莽行事，我有妙计一策。
信陵君依计而行，从魏王的宠姬如姬那里窃来了虎符，把朱亥带着到晋鄙那里夺取兵权，朱亥当场把不听调遣的晋鄙一铁锤锤死。
于是信陵君顺利夺取了兵权，指挥大军前往救赵，终于击退了秦军，保全了赵国。
整个计划环环相扣，缜密有序，是一个绝佳的策划案。
这件事情成就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的盖世英名，这是与他发现和任用朱亥分不开的。
后来，信陵君派遣朱亥出使秦国，秦王不让朱亥返回，要求他为秦国效力，高官厚碌，应有尽有。
朱亥不同意。
秦王就把朱亥关进一个装有老虎的大铁笼子里，考验朱亥，威胁朱亥。
老虎看见有人被投进笼子，就猛扑过来。
朱亥大叫一声“畜生，你敢！
”那老虎吓得趴在朱亥的脚下，动也不敢动。
秦王无法，只好将朱亥囚禁起来。
朱亥见回去无望，就用头撞柱子，柱断而不死，于是用手扼喉，喉断而死。
2.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原南）人，汉善相人许负的外孙。
其父亲因为行侠，孝文帝时被诛。
郭解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性格沉静，勇悍，不喝酒。
年青时心狠手辣，恣意杀人。
他肯舍命助人报仇，还干些藏命作奸剽攻、铸钱掘冢的事情。
后来，郭解一改前行，对人以德报怨，厚施薄望。
救人之命不恃其功。
因此，他在当地声望很高。
郭解曾有一个外甥，在与人喝酒时，仗势欺人，强行灌酒，被对方一怒之下杀死。
郭解的姐姐陈尸街头，想借此羞辱郭解。
后来，凶手自归，将实情告诉了郭解。
郭解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还说，是我的孩儿作得不对，把他放走了。
随后，他又埋葬了外甥。
郭解如此公正，深得大家敬重，越发依附于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门，见有个人姿势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礼貌地看着他。
门人看见了很生气，想杀了那个人。
郭解说：
在家乡得不到尊重，是我的修行不够呀。
暗地里，他叮嘱尉吏说：
这个人我很看重，到践更时放过他。
践更是当时一种徭役，受钱代人服役者称践更。
每月一次。
践更数次，都没有人找他。
那人很觉奇怪，一问，才知是郭解替他解脱。
于是他袒胸露腹地前去谢罪。
郭解此举，得到少年们的倾慕。
雒阳邑有互相结仇的人。
邑中贤豪多次从中调解，始终不听。
郭解听说后，夜见仇家。
仇家听了他的劝解。
郭解说：
我听说雒阳诸公在这里调解您都不听，幸而现在您听了我的话。
但在您的地面上出了这样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合适。
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
他连夜悄悄地离开了雒阳邑。
郭解处世恭俭，在本县从不乘车，到邻郡为人请求事，也是能办则出，不能为则不为，从不为难人家。
因此，诸公争相为用，亡命者多归郭解，而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也经常把大车送到郭解家，以备投奔郭解的人来使用。
武帝年间，朝廷迁徙豪富于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以便控制。
郭解因家贫，不中赀，但也在迁徙之列。
大将军卫青为郭解向武帝求情，武帝说：
郭解身为布衣，能使大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
郭解仍被迁徙到茂陵。
临行之日，前来送行的人数众多。
可见郭解在当地的影响之大。
后来，他到了陕西茂陵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纷纷前来与他结交。
郭解迁徙茂陵，是
升级会员 